当代社会面临的三大价值困境

摘自《核心价值观视野下的社会建设》

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困境不仅仅来自本国，还是伴随着世界性的全球化浪潮与现代化发展进程出现的。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价值理性的边缘化，以及人们精神世界的对象化，共同勾勒出当代社会的价值困境。

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

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是新世纪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价值境遇，在同一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不再是由单一的价值观所统领，而是由多种价值观共同发生作用。这种价值多元化的状态，一方面对特定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造成冲击，

另一方面容易使社会成员在价值选择中陷入迷失与混乱的状态。

在中国，价值多元化主要表现为中国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等主要价值类型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主流与核心。它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基础上的价值观，也是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

西方价值观主要是指西欧各国、美国以及继承西方传统文化的各国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它起源于古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传统，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为基础，经历了以上帝为轴心的中世纪、以个人为轴心的近代和以个性自由为轴心的当代价值体系诸多阶段。

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它以封建小家经济体制与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为基础，起源于先秦儒学，扎根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奠基和培育作用。

历史地看，与传统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大众不同，西方价值观对当代社会成员的影响更为明显，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较大冲击。

造成当代中国价值多元还有其时代原因。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将整个世界带入“地球村”时代。合作与多元成为世界趋势。经济上，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结成不同类型的利益共同体。政治上，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多元往来，促使世界达成求同存异的共识。思想文化上，留学人员和团体性交流爆发性增长，各种思想文化交流更为频繁。

同时，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将整个世界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起来，世界各地之间的距离被无限缩小，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脱离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洪流，思想多元、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特征。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则成为当代价值多元的现实原因。为了谋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及时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从此。中国也全新的开放姿态，面向世界，积极吸收来自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理念和先进文化，寻求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交流中的合作共赢。

与此同时。西方的思想文化、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也随之进入我国，原来一元的核心价值观为多元价值观所取代，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主流与非主流价值观多元并存的价值观状况。

二、价值理性的边缘化

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挤，直接导致价值理性的边缘化。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的过程。其中，理性可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是指人们用数学形式进行量化和预测行为的后果。价值理性则是指人们不是也功能效用和成败得失作为行为的评判标准，而是服从道德良心的感召，关注行为背后所包含的道德上、宗教上或者政治上的义务责任。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现代化原初时期保有一种相互推动、相互支持的张力。但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加深，逐渐呈现出以价值理性为主导转向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趋势。

近年来。我国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综合国力空前强大，2010年中国总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有低收入国家要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

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无声无息的改变着，以工具理性为内核，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评价体系，成为社会中主导性的价值取向。占有物质财富数量的多寡，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成为人们的唯一旨归。

据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有近半数的人赞成“财富是个人成就的反映”，不赞成的仅1/5左右。这种一味地以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评定个人的价值取向。让人们忽略社会行为的道德良心，转而专注于社会行为的功能效用。

工具理性在当代逐渐突破了与价值理性的张力，反客为主，将价值理性边缘化。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自从禁欲主义着手塑造尘世并树立起他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早已逃出这个牢笼，但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也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

三、精神世界的对象化

近代以降，工具理性在帮助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极大丰富的物质世界，但也给人类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重视公用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逐步对象化。

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所指出的异化状态，仍然是当今社会个人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他说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械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予以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在工具理性全面膨胀，价值理性边缘化的价值背景下，人们“痛彻地感到人生的无意义”，个人与其本性之间则被“烦恼”和“忧虑”隔离开来。在现实中，人们与其本性不是处于应然的结合状态，而是处于分离的状态。

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利希，将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烦恼和忧虑称之为“存在性的焦虑”。他指出，所谓焦虑是“一个存在者意识到其自身可能不存在的那种情况”。同时，蒂利希按照在“非存在威胁存在的三种方式”将人们的焦虑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对于命运与死亡的焦虑，即对死亡的焦虑；二是对空虚和丧失意义的焦虑，即对无意义的焦虑；三是对罪过与谴责的焦虑，即对谴责的焦虑。

这三种焦虑之所以成为是存在性焦虑，是因为他们是所有的人都必须面对的精神困境。除非人们早也在心中坦然接受死亡、无意义以及谴责。而且不同于弗洛伊德所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蒂利希认为，这种“存在性的焦虑”不是病理性的，因此是无药可治的。人们面对存在性的焦虑，所能做的，只能是接受，运用勇气，通过辩证的自我肯定的方式，来达到坦然面对的精神境界。

三种类型的焦虑虽然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但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类精神所体验的重心略有差别。在生产力低下、人类自我认识比较模糊的远古文明时期，对于身体的焦虑及对死亡的焦虑占支配性的地位，在人类逐渐认识自我与周遭生活的古代文明时期。对道德的焦虑即对谴责的焦虑占支配性地位。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类对自我有比较清晰认识的近代后期尤其是现代文明时期，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成为困扰人类精神的最主要的问题。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人类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围绕对自我的认识不断探索，逐渐从远古对自我外在存在形式——身体的认知，上升到现代对自我内在精神的认知。而在当今科技不断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主动或被动地将对自我的认知印刻在所取得的成就、所面对的对象和所拥有的事物里。人们不断地将自己的精神本性对象化到世界物质中，将“我拥有什么”当作是自己，而在“我是什么”的自我本性的追问中，迷失的越来越远。

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价值理性的边缘化、精神世界的对象化，成为当代社会面临的三大价值困境。

在社会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工具理性当道而价值理性边缘化，成为当代社会的重大价值问题。而人类精神世界的对象化，即人类自我的迷失，是隐藏在价值理性边缘化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价值问题。

物质世界越是辉煌壮丽，核心价值观就越面临重大考验。只有重新回归人性，高扬价值人性的大旗。核心价值观才可能在多元的价值洪流中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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