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国富人的海外求医之路

海外医院和新兴的医疗旅行公司，正在招引有钱的中国病人离开不堪重负的中国医疗系统。——《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是一家日报，于1851年创办，是美国严肃报刊的代表。由于风格古典严肃，它有时也被戏称为“灰色女士”。2017年，《纽约时报》对厚朴方舟及其客户郭先生进行了采访报道。

▲《纽约时报》原文

译文如下：

北京——中国的医疗系统无法阻止癌症侵蚀郭先生的胃。在这名现年63岁的房地产开发商辗转两家医院，历经了手术、化疗和放疗之后，癌细胞卷土重来。

他的女婿随即在网上发现，一些公司愿意——以不菲的价格——帮助身患重病的中国患者去海外求医。很快，郭先生到了波士顿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得以使用一种在中国找不到的免疫疗法新药——吉舒达(Keytruda)。将近四个月后，也就是今年四月，他的肿瘤缩小了，体重也增加了。

“来的时候，感觉差距是非常大，非常大，”郭先生谈及医疗方面的差异时说。

花费约为22万美元——全要自掏腰包。

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日益富裕的大国，将近14亿中国人所依靠的却是一个不堪重负、勉强维持的医疗体系，这让其崛起黯然失色。但渐渐地，富人们找到了一条出路。

西方医院以及新涌现的一批掌握丰富资源的公司，正向一些中国富人伸出橄榄枝，他们需要接受国内医疗机构无法提供的治疗，以保住性命。此种趋势让为了省钱而进行医疗旅行——通常是做些并非危重的处理，比如看牙或整容——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医疗问题只是中国巨大贫富差距的一个缩影。新一代富有的中国人可以到私立医院或国外寻求帮助，其他人却不得不忍受漫长的等候，而且无法得到应有的治疗。

根据携程旅行网的数据，去年，中国人出国看病的总数为50万人次左右。一些医疗旅行中介称，其中大多数旅行都聚焦于整形手术和常规检查，但出国求医的危重病人数量正在增长。

“据我们所见，来自中国的患者是人数增长较快的群体之一，”梅奥诊所(Mayo Clinic)高管健康保障项目和国际医药部门负责人斯蒂芬妮·L·海恩斯(Stephanie L. Hines)在电子邮件中表示。

在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有雇员为患者提供旅行和住宿方面的帮助。麻省总医院、梅奥诊所和波士顿儿童医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均提供翻译。

▲患癌症赴美求医的中国公民郭淑师，在厚朴方舟波士顿的一套公寓内，治疗期间他一直住在那里。（托尼·卢对 《纽约时报》）

北京的一家名为厚朴方舟的公司称，它去年（2016年）帮助过1000余名患者——它说这个数字比前一年多了一倍——郭先生是其中之一。厚朴方舟会把病人送到美国或日本，病人一抵达这两个国家，该公司的雇员便会在机场迎接，并将其送到一套租来的公寓里。病人去医院时，厚朴方舟的一名翻译会随侍左右。

近至1970年代，中国的医疗体系还提供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支持。尽管该国实施了一个庞大的医疗改革计划，但其公立医院目前依然不堪重负，床位和医生都太少，难以提供被很多西方人视为理所当然的那种医疗服务。《柳叶刀》(The Lancet)在2015年按照联合国相关标准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以居民健康状况论，中国在188个国家里排名第92位，名次低于古巴和墨西哥。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增加投入，并鼓励私人投资者参与其中。据官方媒体报道，2015年，中国共有430万人被确诊罹患癌症，也就是说，每天确诊约1.2万例，相比之下，2010年的数字是240万人。根据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中国癌症病人的五年存活率约为30%，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是70%左右。

患者常常不得不到香港和澳门——即适用它们自己的法律的两个中国地区——购买外国药物，在内地，那些药物要等三至五年才能走完准入程序。郭先生正在使用的药物吉舒达，直到去年才获批在海南岛的一个医疗旅游试点区使用。

在中国一线城市的知名公立医院里，午夜刚过就有人排队。知名医生的预约号在清晨之前便被会抢夺一空。有经济能力的人可以从黄牛处买预约号。北京当局今年三月称，将禁止公立医院收取诊疗费，试图以此缓解公众的不满情绪。

相比之下，郭先生在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的体验“更为人性化”。郭先生的医生让他充分表达想法，食物和饮料易于获取，等候区设有长椅。

“中国，我们顶多是一个铁椅子，”他在位于波士顿的公寓里参加视频会议时说。“连喝个热水都很不方便。”

但患者可能无法长久享有这些好处。“我们面临的很大挑战，就是在病人回到中国以后确保治疗的连续性，”麻省总医院特殊服务部(Specialized Services)负责人米斯蒂·海瑟薇(Misty Hathaway)说。

▲31岁的赵晓青，在南京的办公室。她把她5岁的女儿带到德国进行质子治疗。 （《纽约时报》Patrick Wack）

所以就是导致很多问题，很多患者去海外了，确确实实在一两个月内，两三个月内还算不错，但是回来了以后，其他的治疗如果跟不上，一点用没有。

住在南京、现年31岁的桥梁设计师赵小晴，去年曾带着患有脑瘤的五岁女儿菲菲，到德国的埃森大学医院(Essen University Hospital)接受质子治疗。在上海，这种疗法只面向14岁及以上的孩子。她花了大约14万美元，超过一半都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

菲菲的肿瘤缩小了。赵小晴说，即便让她花费多一倍的钱她也愿意。

“去过以后你就觉得其实中介没有夸张，”她说。“它甚至说的还没有我们体验的好。”

原标题：China’s Ill, and Wealthy, Look Abroad for Medical Treatment

作者：黄瑞黎(Sui-Lee 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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