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哲学简史》| 思想菜
前言：这是我喜欢的一本哲学入门书籍，它用轻逸的口吻，把高深的道理讲得透彻且通俗。全书没有川菜的鲜香麻辣，没有粤菜的精细典雅，却像妈妈的家常菜红烧肉那样，存在得深刻又平和。
1947年，冯友兰先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的授课讲稿便是《中国哲学简史》[1]的英文本。自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伦（Macmillan）公司出版以来，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这半个多世纪里，该书先后有法、意、日、韩等十余种语言的译本出版，而这个期间，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同于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完成的《中国哲学史》，该书的篇幅瘦削很多，全书二十八章，不仅介绍了中国传统哲学重要的各家各派，而且阐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背景、处身现代世界可能作出的贡献。全书的资料是古代的，眼光却是现代的，运用的材料是史家的，探讨的思维是哲学家的。先生在自序中说：“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2]作为了解中国哲学的导引，该书虽非鸿篇巨制，却“小景之中，形神自足”。
一、小像
先生首先是一位哲学史家，然后才成为一个哲学家。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告诉我们“过去的哲学家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说这些话时时什么意思，而不是我们认为这些话应当意味着什么”，后者则“把过去哲学家的思想予以澄清，并把这些思想引申到它们的逻辑结论，从中表明它们是正确或是谬误”[3]，显然后者超出了历史工作者的研究范围，进入到发展创造阶段。先生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个哲学史家，他是自觉接着中国哲学史往下讲的哲学家。
在先生看来，所谓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是一种对于思考（想）的思考（想）。可以看出，基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学术训练，对于先生的哲学观形成有深刻的影响。因为，说到“史”，大抵包含三个层级：事件、制度和观念，其中观念史又主要包括思想史和舆情史。对于哲学史而言，其更多指向的是思想史，“哲学”从词源上追溯为“爱智”，本身就关乎智慧和思想。无怪乎先生将哲学视为对人生的反思，对思想的反思。
在方法上，先生十分重视分析方法的使用，尽量用分析方法来阐述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从方法论的角度，他是这样来界定哲学的，他说：“照我们的看法，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哲学之有靠人之思与辩。”而“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都是以分析作为基础的。在先生看来，分析的方法不仅是哲学工作最主要的方法，其被引入中国哲学界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因为在其看来，真正的形而上学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的方法，即以逻辑分析方法来讲；一种是负的方法，即不能讲（所谓不能讲，本身亦为一种“讲”之道）[4]。对于中国人来说，略为玄妙的负的方法道家早已有之，但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方法的传入，便是极其重要的大事，这是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
二、从“思”到“反思”
（一） 对物的“思”
对物的“思”，是一种认识，是获得某种知识。先生在谈中国哲学的背景时，开篇即指出，“人在思想时，总不免受到生活环境的制约，处于某种环境之中，他对生活就有某种感受，在他的哲学思想里，就不免有些地方予以强调，而另一些地方又受到忽略”，这样的坦白，在我看来是很真诚的，直面了个人的局限性和知识的地方性。中华民族传统靠农业维持生计，国家任务上，耕战之术作为首要，社会行业中，耕读世家引以为傲。这样的经济背景决定了农民的眼界，塑造了农民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进而制约着中国哲学的内容。
先生援引诺斯洛普教授（Prof.S.C.Northrop）提出的对概念的分类，认为概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来自直觉，一种来自假定，前者的完整意义可从某个事物中领会到，后者的完整意义是根据另一种假设，由演绎法推演而来[5]。其后进一步解释道，农民日常打交道的，多为一看就认识的事物，如田地，庄稼，直接认知的东西是思维的出发点，也是对物思考的起点。同时这种淳朴的认识方式使得人们倾向顺乎自然，追求纯真，在这样的思考过程中，并不明确区分主观和客观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也还是浑然一体的，这或许就是认识论在中国哲学里未得到发展的原因之一。
秉持这种观点的不只先生一人，清末时期学博中西的辜鸿铭，曾在《中国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一书中认为，真正的中国人的精神就是赤子之心，乐于像孩童一样过心灵的生活，这使得我们在许多方面显得有些幼稚，在许多领域甚至根本没有进步，包括自然科学和纯粹抽象科学方面。我们对这些没有兴趣，因为心灵和情感才是我们的长处，在中国人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心灵与头脑的冲突[6]。申言之，在对物“思”之中，我们历来重视心灵的感受，头脑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与之对比的是商人，比如生活在海洋国家里的希腊人，其更多与账目，抽象的数字打交道。希腊哲学家则以假设的概念作为思维的出发点，他们发展了数学和逻辑的思维，且语言严密明晰，认识论成为他们要严肃面对的问题。事实上，一直以来西方哲学家们极关注知识的可靠性，孜孜不倦于想把人类知识建立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上，近代以来，这方面的探讨成为西方哲学的主题，在康德之前，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就吵个不停。但知识的可靠性似乎面临着这一难题：
与对象符合的认识才是真知，对象本身又永远不能在我们的意识中出现，一旦出现，其又成为认识，那么判断二者是否相符如何可能？
（二） 对人生的“反思”
如前所述，按照先生的哲学观，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在我看来，“反思”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是“关于思索的思索”，即thinking on thinking。如果说，对物的“思”是知识，关乎实用价值的话，那么对人生的“思”则是反省，关乎精神价值。我们本是个没有反省习惯的民族，历来以世界中央自居，不把蛮夷放在眼里。后因挨打开始觉醒，为了富强，中国先进分子想西洋寻求真理。寻求的过程，从器物到制度到理念，对物之“思”不断深化，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反思”始终匮乏。
周国平曾在《人间学术》中指出，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不但逃脱了反省，而且成了不可动摇的前提，这个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重实用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一接触西方哲学，就急于从里面找思想武器，而不是先把理论弄清楚。中国人是很少有纯粹的理论兴趣的，对于任何理论，都是看它能否尽快派上用场而决定取舍。”[7]先生也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人生进行反思，作系统反思的就更少，但一个哲学家必须这样做。将人生置于宇宙中思考，这个“宇宙”，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实体，而是“至大无外”泛指一切存在的实体，并且在思想之前，首先弄清楚人能够思考些什么。
除了对思考进行思考，对于“反思”，我认为还有第二层含义，即“反向”之思。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道两家都有一共同的理论思想，就是无论在自然范围抑或人生领域，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有一种趋向，朝反方向的另一端移动。无论“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这样最直接的自然观察和生活体验[8]，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样充满禅思的辩证法命题[9]，都蕴含了相通的理：即道的一种运动变化形式是“反”，循环反复，朝自己的对立面发展。用黑格尔的哲学术语，那便是：任何事物都包含了对它自己的否定。受此启发，对人生进行“反思”时，除了将思考（想）本身作为对象进行观照和追问之外，或许还应多些“反向”之思，体味对立双方的依存转化，领悟物极必反相反相成。
三、从“用”到“无用之用”
（一） 哲学之“用”
在中国哲学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主流，可以称之为中国哲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先生给出了四个字——内圣外王。这是圣人具有的品格，而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这样的品格。在我看来，这是哲学之“用”，积极面向的作用。其中，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休养，是谓“内圣”；在社会活动中好似君王，是谓“外王”。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单纯的出世或入世，出世因其过于理想而消极，入世则因其过于实际而肤浅。中国哲学的使命是在两种对立中寻求统一，“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10]，这便是努力的方向。[11]而能平衡这两点的，就是圣人，其品格可以用“内圣外王”来描绘。
哲学之“用”除了“内圣外王”，我以为还有一点是“相通为一”。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任何人和物都在这个“大一”之中。《庄子·田子方》言：“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肢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宇宙中万物本为一体，若人能修养为与万物一体，则死生终结，世俗得失，时运好坏，皆不足挂齿。“相通为一”一者让我们多一份豁达，另一则在于让我们多一种思考方向。“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2]任何物都没有绝对的大小，相对来说才有大小，而且是大也是小。
不知从何时起，世界逐渐积累了很多经验和价值判断，从而形塑了一套套对世界认知的模式：泰山是大的，秋毫是小的，彭祖是长寿的，夭折的婴儿是短命的，柳岩姐姐是美的，芙蓉姐姐是丑的……这些认知模式只允许一种标准答案，一旦有相反判断，便被斥为荒谬。事实上，在“大一”的世界中，蕴含无限之可能，秋毫之小，在于与泰山相比，若比之于细菌，其亦大；泰山之大，在于比之秋毫，若比之于天地，泰山亦甚小。哲学所言之“至大无外”和“相通为一”不在于故弄玄虚，而是为宇宙人生提供另一种思考方向。
在当下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不追求唯一的固定的模式，允许“参差百态”之多样可能，这种“相通为一”之道，我亦认为是一种积极面向的哲学之“用”。
（二） 哲学之“无用之用”
讨论内圣外王之道，探求相通为一之心境，是哲学积极面向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增加关乎客观事物的信息，因此对现实问题并不试图去具体的解决。比如，哲学不能告别单身，不能发家致富，不能药到病除。它能做的仅仅是给人一种观念或思想的“出路”，使人看到人人都是独立个体无所谓单身双身，纯粹的富比贫所胜无几，病痛也并非全是祸患，人所失去的就是他所得到的，反之亦然。
因此，从实际的视角看，哲学“无用”，即使是前述“内圣外王”和“相通为一”之道，也因不切实际而略为飘渺。事实上，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时当事之用，其“用”，实乃“无用之用”，是谓“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13]通俗的讲，哲学不在于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14]，人不满足于现实世界而追求超越现实世界，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这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价值追求。
而纯粹的精神价值，似乎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被放逐。我们少有以纯粹精神价值或理论价值为目的而不问效用的研究，以效用为目的的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一旦觉得够用或眼前问题已解决就会停下来，中国人不喜欢追根究底，我们满足与模棱两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论的思维不发达。在这个层面上，中西追问的人生根本问题是不一样的。
西方人追问的是，为什么活？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时向自己的整个人生提出的问题，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以宗教为核心的，是一种关乎生命和灵魂的哲学。苏格拉底被认为是西方哲人最优秀的灵魂，就在于在他之前，希腊人的观念把知识当作技能看待，苏格拉底批判这样的传统观念，把对知识的追求定义为每日的自省自问——一种面向心灵反观人生的哲人生活。
与之相异，中国人追问的人生根本问题是：怎么活？怎样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世？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寻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国人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以伦理为核心的，是一种关乎道德和人伦的哲学。《孟子》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先生亦指出在此，人伦关系和基于人伦的道德，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兽的地方，包括社会和国家的起源都要追溯到社会中人伦关系的存在。[15]
重实用性，泛化道德性，让我们易于忽略哲学“无用之用”的同时，也为达到更高的智慧关了一扇门。在我看来，精神性的意义在于：
一者倡导理性，这要求我们有自己的头脑，在知识的问题上严肃；另一者在于看到超越性，这要求我们有自己的灵魂，在人生的问题上认真。
哲学“无用之用”与纯粹的精神价值之使命在于，为生命寻求一种意义，来确立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直面人生的本质追问和根本问题，从而寻求以某种方式超越有限肉体生命而达于更高的不朽之存在。
结语
从哲学联想到法学，自从上帝被人类从认识论中祛魅以来，人类就开始了对法律帝国的意义进行追问。法学不仅是一门关乎知识的学科，更包含了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性，“规则之治”的愿景凝结着人的价值追求——即人应该生活在怎样的社会中，拥有什么样的秩序，人应该被如何看待。
这些问题背后的理论关怀不是案结事了定纷止争便可以回应的，它需要研究者除了“实用性”和“策略性”视角之外，能以“反思的”和“无用之用”的心境去追问，进而做出更深层的回答。所有研究都关注具体问题具体回应，眼前问题眼下解决并不是明智的，正如所有的知识如果仅仅是一种技能，我们便不会有经由反思和自省而来的智慧。我们的人生，不仅需要小聪明，更需要大智慧。
周国平在《人间学术》的序中说：“从事人文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其一，学者的方式，严格地做学问，讲究规范和方法，注重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解释。其二，才子的方式，潇洒的玩学问，讲究趣味和风格，用文字展露机智和才情。其三，思想者的方式，通过学问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关切。学者的方式可信，才子的方式可爱，思想者的方式可敬。”[16]《中国哲学简史》就是这样一份可信、可爱、可敬之作。
（本文首发于“约法”公众号，2016年2月20日，获貌美如花约法编辑部许可再次归集于菜园，提裙谢过。）
注释：
[1]有多个版本，图为北大出版社2013年版，此外三联书店出版过2009年版和2013年版，本文引用均出自三联书店2009年版。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66页。
[4]负的方法致力于消泯差别，告诉人：它的对象不是什么；而正的方法则致力于突出区别，使人知道它的对象是什么。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62页。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页。
[6]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7]周国平：《人间学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8]前者出自《易·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乎人乎！”后者出自《易·系辞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
[9]出自《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10]出自宋代哲学家王阳明《别诸生》中的两句诗，大抵意思是说：那些平常说的大道理，就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在他们与身俱来的行为习惯里。全诗为：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混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
[1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页。
[12]出自《庄子》第二篇《齐物论》。
[13]出自《庄子·人间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1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页。
[1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0页。
[16]周国平：《人间学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