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玥：告密与仇恨——从大学女生的“钓鱼举报”说起

昨日有条新闻说，四川一高校女生在食堂吃饭时，发现没带饭卡，就用微信转账给食堂阿姨，转头就把阿姨给举报了，因为学校饭堂规定只能用饭卡，用其他方式支付会被罚，结果阿姨被罚两万，而该女生获得了2000元奖励。

这个女大学生，不是感谢食堂阿姨在她没带饭卡的情况下给她打了饭，而是吃完饭就举报食堂阿姨，这样阴暗的心理在人群中并不少见。听说过有“钓鱼执法”的，“钓鱼举报”倒是开了个先例。作为一个朝气蓬勃的、被给予了一个国家和社会之希望的青年人，感恩之心去了哪里？只是为了获得不菲的两千元钱吗？

这个只有100字的新闻，能够折射出很多问题：

首先，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从来就不是爱的教育，从幼儿园起我们就常听到小雷同志的名言：“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不留情，像冬天般的严酷。”古巴革命家格瓦拉将他的经验总结为：“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孩童的心里没有爱，他的人性是缺失的，当纯真和美好被仇恨一点点侵蚀后，自我意识和独立思想就矮小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就高大了，逻辑不彰，又怎能将世界看得明白？仇恨消耗了生命能量，孽生暗黑和虚弱，个人的仇恨聚集起来，就成为了社会戾气，成为整个社会对生命的漠视甚至仇视。

仇恨蒙蔽了理智，它的本质是野蛮愚昧的。仇恨教育看似有着崇高的爱，鲜明的恨，实际却是拒斥了文明，制造了野蛮和虚伪。一旦爱的信仰破产，就足以使道德败坏人性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源于爱的感恩之心荡然无存。

其次，千年来的专制社会造成了国人典型的权威人格，既有遗传的因素，也有环境的因素。这种人格的特点就是奴性、扭曲、仇恨、戾气。对于权威是服从、屈服，甚至自觉维护；而对于比自己更弱的，便忍不住地要去欺压一下，以显示自己的“强势”地位。欺压到了极致，亦会产生一种期望看到他人倒霉的黑暗心理，这种心理发展到极致，亦会产生自己去主动作恶，让他人倒霉的行动。

第三，整个社会缺乏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社会保障不彰，自身的物质利益比什么都来得重要，为了获得物质利益去做脱离道德底线之事实在不算罕见。但出现在大学生身上，还是令人心寒。

最后，整体的社会环境也是鼓励人们揭发告密的。当下，有不少学校安装了摄像头，既可以监视老师有什么不当言论，也可以监视学生上课是认真听讲了还是搞什么小动作了。摄像头都已经不算与时俱进了，AI加入了监控大军。更有学生信息员监控老师的言论。不少高校老师因为“不当言论”被学生举报。

在监控和揭发告密制度之下，人人处于福柯所说的圆形监狱之中，在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的同时又充当管教，注意着他人的一举一动，以便在告密中获得自己的权力控制感，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加分，甚至直接得到金钱奖励。

监控和告密之下，人人自危，尊严扫地，信任丧失，道德沦地；在监视和告密风下成长起来的学生不会有是非善恶观，在胆怯中失去青春热血和做人的精气骨气，变成冷酷、功利的社会工具和卡夫卡笔下物化的机器。

监控和告密，对于我们这个族群而言，自古已有之。比如弹劾，自秦代就已产生，到了魏晋之后，弹劾之权达到“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行”的地步。唐代时期，御史还可以根据风闻弹劾。所谓风闻，就是御史可以根据道听途说，片言汇报，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仍可提出弹劾。也就是说，人人可以议论，被议的人不需要证据就可以丢官、下狱甚至被砍头。所谓封章奏劾，说的就是弹劾者将被弹人罪状写入章疏，密封后转呈皇帝。

监控告密风一脉相承，我们离爱远，离仇恨近，离道德人性远，离切身利益近——一句话，我们离文明社会还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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