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之三】讲什么与怎么讲
会见毕业20多年的学生,说起中学的语文课,有位学生说,当年老师上课时说南霁云的“将以有为也”,他到现在还记得。我也记得,只要是上到《指南录后序》,我总会说说这句话的出处,因为当时的教材语焉不详。如果时间有限,就将南霁云的事略大致介绍一下;如果时间宽裕,则把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中有关南霁云的内容读一遍。我总是不放过一些这样的机会,引导学生去关注历史上那些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人,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是有很多男子汉的。我还记得,每当我说这些时,学生都很专注。当然,我未必知道,他们中间会有这么些人,长久地记住“南霁云”这个名字。
《五人墓碑记》是传统课文,我上过二三十次,也听过一些教师的课,还看过各种教案。《五人墓碑记》到底该教些什么呢?
曾听一位教师上《五人墓碑记》,第二课时,他仍然在“串解”上下了不少功夫,可谓“字字落实、句句落实”,末了还问学生:“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学生翻译一遍,再集体读了两遍,剩下一点时间,教师把重点句子作了一些解说,谈了“匹夫有重于社稷”的“意义”,便下课了。
这位开课教师很谦虚,希望“留下宝贵意见”。这节课乏善可陈,我感到很难说什么,他的学生可能已习惯这样了;而人到中年的教师本人,也已经轻车熟路了。我建议道:“要是能让学生了解一下文章背景,可能会更好一些。”又说:“虚词实词及语法现象,没有那么重要,可以留给学生自己去领悟。”教师忙解释:“这篇文章,每次考试都会考到的。”
于是我就很难再说什么了。因为总是要考这些死知识,教师有本钱反复教这些死知识,但若要稍稍作点拓展,往深处开掘,便捉襟见肘了。经典作品的教学,有时需要跳出文本,把作品放在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引导学生去观察,以期获取更有价值的记忆与思考。
《五人墓碑记》的故事发生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明朝末年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大致情况如何,党争与人心向背、江南地区民情几许,作者张溥何许人也,等等,如果学生能大致了解,经过学习和思考,《五人墓碑记》的经典意义就有可能让学生深深铭记。他就有可能联想到初中所学过的孟子的“民本”,想到“人皆可为尧舜”,想到“位卑未敢忘忧国”;同时,他会从这里具体地想到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想到读书人和社会进步的关系,想到他们的主张和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进而,他对《五人墓碑记》的认识,就多了一组直接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形象,他甚至有可能用同样的办法去阅读其他史传。至于那些“虚词、实词及语法现象”,本来就不是张溥想要告诉世人的。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就糟蹋什么,果真要考那些可有可无的知识,学生依据那铺天盖地而来的“教辅”足以应付。肢解经典,将之变作一道道死板的知识题,实乃暴殄天物也。
高中语文教材有《指南录后序》,课改后几种版本仍保留。以前统编本要求背诵第4段,好像没有什么道理,但不能不背。背了有什么用?无非是体会作者诉说的艰难。20多年前高考,有教师问,既然要求背诵,命题会不会考这一段的默写?我说不会,全国统考,这一段中有这么多的江苏地名,命题人哪里会让江苏学生讨便宜!但我们仍然按规定要求学生背诵。记得多年前,有一次让学生集体背诵,学生背到“死”字,有人用力吐字,带动全班来劲,22个“死”,读到最后,大家哄笑起来——经典的魅力竟这样被笑声消解。怪学生吗?我问过学生:“文天祥的九死一生,显示了坚贞不屈的气节,怎么你们一点不为所动?”——我提问时,并没有什么底气,因为我也没有十分在意这22个“死”。比之百姓遭受的苦难,文天祥的一路逃亡真不算什么,而且他把尚未发生的情况也算在内,他写的那些危险,非但在关羽、张飞、赵云那里不值一提,即便在命如草芥的乱世小民,也几乎是寻常事。那么,为什么他要那样大书特书呢?教材和教参上都没有提及。这时,就要看教师如何处理。教师有必要,也应当想到对学生说清楚:这是个先前养尊处优的文人、货真价实的状元(全国只能有一名,不似如今遍地的“高考状元”),这些苦痛,就很难为他了;纵然他有必死之志,但他何曾吃过那些苦头?而文天祥此后经历的苦难,又远甚于此,而很多读者竟不甚了了。谈谈这些,岂不是很有必要么?知道了他先前过得有多悠闲舒服,才可能深刻体会他那《过零丁洋》是何等的襟抱,他的一死是何等的壮烈了。
学生在课堂上知道了人物活动的背景,看到了一个人和他的时代,因而发现了文章的趣味,知道为什么历久弥新,他也并未因此认为知识是无趣的。
教师为什么要接受“继续教育”,乃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学工作的不断变化,教师必须不断地提高专业技能,多读书,建构个人的知识体系。中小学教师,懂得越多越好,因为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学生,想变得有智慧,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一个有知识、有经验的教师,他会把立在讲台前当作享受,他有能力、有信心与任何学生交流。
学生对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是怎样认识的?为什么学生对政治学科的相关内容越来越感到吃力?因为他缺乏时代体验,也没有阅读积累。上世纪80年代,学生能深刻地感受“改革开放”——在那个校园里能否穿牛仔裤都需要讨论、影片有接吻镜头都要删除的时代,学生亲身感受观念的碰撞,感受洪波涌起的变革。教科书上的“改革开放”,和父亲在单位领到了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奖金,和母亲告诉他,买饼干可以不收粮票了,有可能取消“肉票”、“蛋票”了……种种变化一同涌过来,他在政治课上通过教科书接受的信息远远不如他在生活中感受的强烈。那时的课堂教学,有多少活生生的教材!知人论世的能力,用简单的应试教学很难培养出来。
但是,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学生,不知道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状况,他没有任何感性认识,而教材上也没有告诉他“文革”是怎么回事,他自然很难理解“改革开放”的意义,如果他再遇上一名同样靠背教材上完大学的教师,他也只能死记硬背了。
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课堂,也必须引导学生对“课外”的社会保持关注,要让学生对社会历史文化保持兴趣,有个人的思考,并在社会生活中有个人的立场,否则,我们的课堂很容易造成思想的空白——甚至无须等到毕业离开学校,下课离开教室,所学的东西就无用了。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了无用的东西,造成对学习的厌倦,形成新一代的“读书无用论”,应试教学的弊端主要体现在这些具体的环节上。
能否引导学生掌握一定的思想方法,有没有可能让他们变得聪明一些?教师上课时,一定要明白自己要讲什么、怎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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