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镜头下的成都郊区：这座城市的巨大变迁使我拿起相机
城市影像
极光视觉“城市影像”系列关注长期调查、报道与拍摄城市的摄影师以及以城市为创作对象与实践场所的艺术家，旨在通过对不同题材、风格与方法的影像作品的呈现，提供新的观看视角与创作方法。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投稿邮箱：914127901@qq.com，请附上图文与联系方式。）这是“城市影像”系列第11篇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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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从小镇到城市生活的异乡人，我自懂事开始就感到一种对故乡的怀念，一种面对都市生活的格格不入，同时也对都市的郊区充满好奇和向往。
烂尾的楼盘，成龙路三段
我发现这些城乡结合地带所呈现出的城市景观与乡土景观之间的不和谐感，以及人物和景观之间的疏离感，给人一种错位的熟悉感，但这些关于乡村的回忆又随着都市的发展和扩张不断地被抹去，被边缘化。
边郊成为一个承载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无法被定义的区域，我希望通过我的观看和行走，以摄影的方式来定义我个人所经历的边缘地带，同时寻觅一种在都市和乡土之间的归属感。
作品以我在都市中的居住点成都南门出发，向四方进行拓扑式的田野调查，并用影像纪录下在城市化进程中成都边郊的变迁。我对当地的文化、民俗、生态与地形进行了考察和记录。
我希望以一种冷静的方式去讲述边郊地区的变迁，通过影像去搜集和寻找城市变迁中的乡土痕迹，从而使摄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记录，而是成为一种田野考察的方式。
在出行拍摄的时候，除了相机与120胶卷，我也会带上三脚架和测光表。相机我使用了宾得67中画幅相机，这样在拍摄作品时能够让画面的细节更加丰富，色彩还原度也更高。为了拍到更加平稳和工整的画面，我在拍摄每一张照片时都用到了三脚架。
《翡翠半岛》是我拍摄的第一张郊区的照片。当时由于朋友刚搬了新家，我去他们家玩，打开他家窗帘就看见楼下有一条河，周围都是建筑工地，而远处的天府新区却高楼林立，形成了郊区与都市的强烈反差。
翡翠半岛，南郊
于是当我第二次再去他们家时，便带上了中画幅相机，在河边架上三脚架，拍下了这张照片。如今这里早已经成为繁华的住宅区，河道周围也建起了湿地公园，早已经看不到照片里的这幅景象了。
拍摄这些郊区的照片需要长途跋涉，所以开车是必不可少的，但也不能完全没有计划地去找拍摄地点，所以在拍摄之前我做了一些调查和计划。
最初的计划开始于我在东郊居住的那段时间，我的住所周围最开始都是农村，之后逐渐被城市入侵。我看着这些村庄一点点消失，于是拿起相机走进了这些正在拆迁的村庄里。
在此之后，我更加仔细地了解周围的区域，发现从东郊沿东一直到龙泉驿，还有很多正在消失的村庄，包括跳蹬河、杨柳店、二仙桥、三洞桥等。
后来由于工作原因，我每周都要去郫县上班，在去工作的路上，我发现西郊同样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于是后来我又拍摄了郫县的石材城、跃进村和世界乐园遗址。
跃进村是大跃进时期建设的样板村，如今也面临着拆迁；我童年记忆中的世界乐园也早已不复存在，变成了今天的四川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沿着这样的个体与集体记忆，我又开始了对西郊的调查。我和居住在那里的居民进行交流，收集他们在村庄里拍摄的老照片，希望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更多关于这些村庄的故事。
村中居民，西郊
极：在拍摄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与调查工作？你是如何将田野调查的方法具体地运用到摄影中的？
王：在前期的田野调查中，我对拍摄地点进行了考察，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经济和自然环境，之后再到这些地方对其进行拍摄，这样我才知道要拍什么、去哪儿拍、怎么拍。在调查过程中，我通常会使用网络搜索的资料、地图和数据。如果有些资料没办法在网络上找到，我会直接和当地的居民聊天，从而了解一些信息。
极：你提到“应该避免田野调查成为一种噱头或消费”。除了详实的调查外，你如何将自我身份与拍摄对象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共情于“他者”？或者你只是追求一种基于充分调研的冷静客观？
王：田野调查或人文纪实摄影项目都容易陷入对“他者”的消费。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一个摄影师首先要学会和“他者”进行深入的沟通, 要懂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方言)、他们所处的社会阶级、意识形态，摄影师要学会用“他者”的习惯和方式与“他者”交流，甚至需要和他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
对我影响较大的摄影师都是能和“他们”进行深入交流的摄影师，比如约翰·汤姆逊、奥古斯特·桑德和埃里克·索斯。其实我的《乡土边郊》比较偏向于桑德的拍摄方法，比较追求一种基于充分研究的冷静客观，想要通过影像去研究乡土的文化、社会与自然。
极：在调查或拍摄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是怎么克服的？
王：最困难的主要还是和人交流。在拍摄时，我会遇到很多当地人，很多时候要和他们进行交流后才能拍摄他们的肖像或者居住环境。
我通常会克服自己的胆怯，主动跟当地居民打招呼，礼貌地跟他们交流。在对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便会与他们有更加融洽的交流。通常来说，郊区的居民都喜欢被关注、被尊重，当我去主动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很愿意和我交流。
极：除了拍摄的照片，你还搜集了一些老照片、录音与文献资料，有考虑过将这些资料编辑进作品中吗？
王：我正在思考如何将这些资料更加自然地运用在作品当中。最近我在整理这些档案，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更好的编辑方式。
极：其实这组照片本身已有自足的记录与美学价值。在表现形式上，你如何权衡背后的调查过程与摄影本体上的美学呈现？
王：我认为调查过程和摄影本体上的美学呈现是密切相关的。在每一次拍摄之前，我都要做一系列计划，这样才知道如何去拍。
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初次接触到埃里克·索斯的作品，我认为他的作品在美学上是非常成熟和独具一格的，但他在拍摄前都会做一系列详细的拍摄计划。由于他总是以一种项目的思维去拍摄作品，所以他的作品看起来都是具有联系性和整体性。我那时深受他的影响，所以我把拍摄之前的调查过程看得很重要。
拆迁的房子，东郊
极：这组作品拍摄的缘由是你看见居住地周边的村庄正被拆迁，由这个点扩大到整个成都地区的边郊地带。在场景的选取上，你如何把握好地方性与普遍性、私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平衡？
王：最开始拍摄时，我缺乏对郊区的深入理解，为了不陷入对郊区景观和人文的陈词滥调，我开始阅读一些关于乡土社会和景观的书籍，包括约翰·杰克逊的《发现乡土景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等，这样才慢慢开始我的拍摄计划。
我希望从作品中体现出农耕文化、乡土、民间记忆与现代化都市的冲突与融合感，通过对大环境与个体的拍摄，达到集体记忆与私人记忆的平衡。
极：这几年你一直在关注城郊边缘地带或者城市化的议题，为什么会对此关注？这与你之前的几组作品探讨的问题、创作的风格有所差异，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王：我是2008年去的美国，那年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成都遭受到很大的破坏。2015年，我回国时发现成都很多地方都变了，比如小时候读书的地方华阳已经变成了天府新区的一部分。童年记忆的逝去与城市的发展让我有些难以适从，也许是记忆的断层和对城市变迁的离奇感促使我拿起相机。而法国摄影师查尔斯·马维尔也影响我对城郊地区的关注。如果没有他对巴黎城市变迁的深入拍摄，我们今天就很难全面了解巴黎的历史。
这组作品和我之前的作品在形式上有所差异，但延续了我长期以来关注的议题：乡愁、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
废弃的足球场，龙泉驿
极：从2018年开始，这组作品的创作已持续了两年时间，之后的拍摄计划是什么？
王：我还会持续拍摄《乡土边郊》的有关内容，之后会去拍摄龙泉举办的大运会。
下一个拍摄计划是关于我祖父以及鼓浪屿华侨的历史。我祖父是在鼓浪屿出生的，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工作, 他父亲是印尼华侨。我对于祖父的童年以及家族历史知之甚少。祖父去世后，我重新翻看他相册里的老照片，于是我想回到祖父故里，对他的身世和我的家族历史进行一次“田野调查”，希望通过这组作品讲述个体与家族、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记忆。
摄影师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