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1990-1991：改革开放四十年里最沉闷、最平庸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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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时政记者凌志军曾述说过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细节：

“那一段历史啊”，党内大理论家、大笔杆子胡绳有一次对友人说，“就是90年代初期的那两年，应当总结，不能留下空白啊。”说完这话，胡绳总想做点什么却什么都没做，又过了几年，就去世了。他周围的人说起这事，不禁扼腕叹息，都觉得这老人有点死不瞑目。

遗憾的是，胡绳不幸言中，这段历史在很多人脑中是一段空白。在公开的出版物上、在学校的课本上，这两年都是着墨甚少，很多普通民众和年轻一代，对1990-1991那两年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所知寥寥。

 1990年的北京

政经深读是80后，若不是写这篇文章看了一些材料，对那几年的印象也就是1990年的亚运会、1991年的华东水灾以及1992年南巡讲话。了解这短短几年的历史，你会发现中国事情之难办，很多事情不仅牵绊着利益之争，还有名分之争；会发现争论和分歧也是好事，充分争论之后，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更加深入人心；会更加理解一个耄耋老人为何颤巍巍的毅然南下，用心良苦又斩钉截铁的说了那么多影响国运的话；同时也会更加感叹改革开放之不易、中国发展道路之曲折。

翻看材料，那两年里，改革者逡巡不前，守旧者傲然挺立。不夸张的说，那两年是改革开放40年里改革者最无力的两年，是40年里最沉闷、最平庸的两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重温这几年的历史很有必要。那两年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我们从1990年的“毛热”开始说起。

01

 突如其来的“毛热”与刻意制造的“邓冷”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19捌玖年11月中央批准了邓的退休申请，1990年的邓几乎没有公开露面，一直住在米粮库胡同，绝大多数中国人也逐渐淡忘这位老人。而彼时的胡同外，却是另一番世界。

这一年起，《红太阳》录音带在各大城市热销，包装图案上写着“毛ZD颂歌”，录音带里的歌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有《毛主席的光辉》，有《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出版这盘带子的时候，他们说也就能卖个七八万吧。北京王府井书店订了两千盒，一天就卖光了，书店急电打来，说再要两千盒。还不到一个星期，七八万盒就卖光了。出版商都低估了毛的力量，他们还以为“小虎队”的告别磁带《再见》会占领市场。出版社赶紧又制作了三十万盒，不够，五十万，还是不够，结果一个月卖了一百万，开创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

那个冬天，北京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其中属李玲玉的歌声最为嘹亮。一时间，举国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先前的时代。在“毛ZD热”的潮流中，电影导演们到处寻找长相像毛的人。他们一口气拍出《巍巍昆仑》、《开国大典》、《毛和他的儿子》、《毛和他的乡亲》、《开天辟地》这些电影。还有一部更辉煌的电影《大决战》，耗资巨大，规模空前。那时候的电影院的确是毛的天下，半数以上的电影与他有关。一个相貌和毛有几分相似的人，古月，因此也“伟大”起来。他在体育场里提高嗓音，学着毛的步态手势和声音，喊了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于是全场都激动起来，掌声雷动。他在北京晋见党的高级领导人，却被请到中间座位，那位子过去一向是毛的。

上世纪80年代，“革命圣地”被冷落而“旅游胜地”走红，而90年代开始，至少有一个“圣地”重新辉煌起来，那就是韶山冲。1990年，平均每天有2500人，到了1991年，就有2850人了，总计这两年增加的人数，比整个80年代还要多。1990年12月26日，毛诞辰纪念日，“毛ZD热”达到高潮。这一年来参观的人首次突破百万。这些人大都来自社会底层，从留言簿上就可看出来。

总之，“毛ZD热”已经席卷全国了。这一年，离毛的“百年诞辰”还有三年，离他的“十五周年忌日”也还有一年，实在不是什么关键日子。凭空出来这么一个热潮，让很多人看了不免奇怪。

凌志军曾在书中说：对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随着他的时代而辉煌，也随着他的时代而逝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克敌制胜的武器，无论世事怎样变幻，只须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战斗。当年还有一位评论家说，现在有人极力鼓吹“毛ZD热”，“它的另一极自是在制造‘邓小平冷’。”当毛热邓冷的时候，国家自上而下的“两种声音”、“两种道路”之争，日渐分明。

02  

高层持续发出针锋相对的“两种声音”

1990年11月24日，宋P在中央党校说：“每个高级干部不仅要搞好本职工作，还要关心意识形态问题，防止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袭。”怎样防止“错误思潮”呢？宋说，进一步加深对射会注意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客观规律的理解，尤为重要。这一年来，他大力主张对国民开展射会注意教育，并且组织一批人撰写教育提纲。

当宋在北京说这些话的时候，乔S在四川讲了不少话，和宋所说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不说“关心意识形态问题”，而是说“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说“射会注意教育”，而说“进一步深化改革”；不说“防止错误思潮”，而是说“一定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个人的意见针锋相对。

11月下旬，江在广西考察，言谈中间，大有深意。他说，必须充分肯定十多年来我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以来所制定的重大方阵政策的正确性”。离开广西，他就到了广东，参加11月26日深圳召开的特区成立10周年纪念会。令人惊讶的是，他将在广西说过的话，几乎一字不变的重复一遍，并且又说，“用改革的精神来解决存在的问题”。19捌玖年后，第三代领导人公开提到十二大、十三大，这是第一次。

按照国情党情，总舒寄最终表态后，全党应该统一意见，然而，“两种声音”还在继续，分歧一直延续到次年。199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着“双重任务——接机斗争和全面建设”，大有要将“一个中心”变做“两个中心”的味道。

四个月后，杨SK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时候发表讲话，借近代中国落伍的教训而论未来国家的前途，告诫人们在今日当把经济扭住不放，始终不渝地干下去，决不能让其他的东西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亦不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于别处。

然而，就在杨讲话之后大约两周，《人民日报》继续发表文章，说国家目前的接机矛盾和接机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大有将接机斗争的旗帜重新招展起来的意思。

03 

盲流、温州与接踵而至的中央大员

在上层展开路线之争时，各大城市的街头出现了一群被称为“盲流”的人，“盲流”其实80年代末就已出现，但90年代初，其数量突然增加。究其原因，随着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政策趋向保守，广大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或主动关闭，或被动倒闭，就业机会急剧减少，“盲流”遂大规模出现。

作为私营经济的重镇，温州在19捌玖年6月到1991年6月这两年间，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两年里，国务院四次派出调查组赴温州调查取证。就次数之多来说，在中国是仅有的。其直接的原因是，不断有揭发温州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材料上呈中央。其中有一件说，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

有了解内情的人说，如此三番五次地不放过温州，是因为赵在做总理的时候去了温州，对于温州模式表示赞成。第一次调查于1989年12月初提出报告。结论是，温州总体上符合射会注意原则和发展目标。后来一位中央领导提出疑问，要调查组再作补充报告。补充的结果是仍然维持原来的结论。对温州的追究遂告一段落。

1991年，“温州风波”再起。风波又是起于一件报告材料，其中谈到温州的股份合作经济发展很快。再一次引起中央领导的注意，时为2月。 两个月后，乔SHI视察温州。温州人颇寄望于他，陪他左看右看。他也看得高兴，但却什么也没说。

又一个月后，即5月，李RH视察温州，说了一些在温州人看来非常痛快的话。他说：“温州发展到今天这样是不容易的，我们从现实出发，不要怕人家议论。”“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还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如此多的中央领导来过问温州，实在是一件奇事，然而事情还没有完。温州一位离休干部写信致人民日报社，揭发温州的私营老板如何耀武扬威，以及雇工们如何的毫无保障，并且还能列举不少事实来证明他的揭发不是虚妄之词。此信写于5月，其背后也许并无他人的支持甚至怂恿，只是纯粹出于个人的义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民日报》对于这样一个材料的反应也异常迅速。编者迅速将其编印成册，上达中央。

6月初，一位中央领导看到此件。尽管“编者按”说明此信“本刊未经核实”。但他坚信不疑，且异常震怒。他在这份信上批示，查处温州市严重散失革命政权的乱无法纪诸多后果，不然将大乱。这个批示，对于温州人以及全国的私营企业主来说，造成了严重的压力。

04 

邓：“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

当温州处于风口浪尖之时，邓无疑也在观察着高层对温州的态度和处理。面对“毛热”和“邓冷”，邓倒是很超脱，因为这些都是虚名，邓是最务实之人，并不在乎这些。但是当看到国家的左顾右盼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分歧，看到改革开放的逡巡不前，他着急了。

这三年，除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他还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1990年3月，上年经济数据统计出炉，19捌玖年经济仅增长3.9%。得知这一数据后，邓立即找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邓说，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就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当时面对经济疲软，中央号召人民过紧日子）。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

这是19捌玖年以来，邓第一次就国家发展和经济形势发表看法。但是他的话似乎没有溅起多大浪花，有的人听进去了，有的人在顶，有的人在拖，按照他的想法干事的又遭遇重重阻力。邓在北京枯坐了一年，发现自己在北京说话不大管用了，于是，1991年在上海过春节时，用《解放日报》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向保守的北京发起了冲击，但是似乎还是不大管用，北京的报纸杂志纷纷发文反击“皇甫平”。

就这样，他又等了一年，1992年1月，他选择了南巡。14年前，面对“两个凡是”时，他在东北、成都、广州四处“点火”、到处“放炮”，终于扭转了国家发展的方向。14年后，面对“一个凡事”（凡事都要问个姓资姓社），耄耋之年的他毅然南下，再一次四处“点火、放炮”。这一次，他再次赢得民心和绝大多数干部的支持。

如果说1990年、1991年是毛ZD年，那么，从1992年春天开始，历史又回到邓小平手中。春天和夏天的几个月里，有一百万官员去了深圳。最多的一天，深圳同时接待了60批考察团。进出深圳的飞机火车人满为患：国务院的部长、省委书记和省长、市委书记和市长、县长、乡镇长、村支书，还有38位少将和26位中将。

凌志军在《沉浮》中说，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长时期的遏制这种欲望。

1992年7月的一天，邓接到一封信，上面有几百人的签名，都是大学生，有北大的，有清华的，还有另外十几所大学的。学生们在信里向他问好，祝他身体健康，还说他们忠心拥护他的“南巡讲话”。邓小平一生接到百姓来信无数，但是考虑到19捌玖年的事情，此信的意义不同寻常。

3个月后，十四大胜利闭幕，最高领导班子发生变更，宋、姚离任，改革派乔S、李RH继续留任，被邓认为“懂经济”的朱和最年轻的胡，也一道入常。邓不止一次的说过，中国的事情，关键看有没有一个好的正志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长尾会。十四大闭幕时，邓来到会场，只说了一句话：“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可见对1992年的这一届长尾和正志局，邓是满意的、放心的。说完这句话后，他转过身去，摆一下手，飘然离去。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一个名叫“过客”的网友曾写到：“人们要在很多年之后，才能完全明白他南巡时的力挽狂澜。如果没有他，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痛苦很长时间，那不是‘文格’的痛苦，而是在看到现代化的曙光之后，又被打瞎的痛苦。”

80年代改革的参与者吴JIAXIANG，对中国政治运作有着深入洞察。邓喜欢且擅长打桥牌，邓的政治艺术被吴称为“桥牌政治”。吴认为，邓上台打改革这副牌的时候，所有被他压在手里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是手中的牌，为了改革的成功，要战胜对手，他的对手不一定是个人，还是旧体制，所有的牌都必须打出去。所以他不会救任何人，因为他自己都是要牺牲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两任宗舒寄、两个省委书记都牺牲掉了，最后把他自己这张王牌打出去，1992年他南巡实际是把自己最后一张王牌抛出去，假如这张王牌抛出去不能成功，中国的改革也就失败了。

1992年之后，人们把“扶大厦之将倾”和“挽狂澜于既倒”送给了邓。在四川老家邓小平的旧居，堂屋正门两侧立柱上，这两句话被镌刻成楹联，供世人瞻仰。1978年、1992年，邓一生两次扭转国家航向，这两句话他是当得起的。

参考书目：

凌志军：《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

凌志军：《变化：十三年大脉络》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年谱（1975—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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