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大清新法令》：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

商务印书馆在线学术论坛 2021-12-20

《大清新法令》

《大清新法令》
(1901—1911)点校本
(全十一卷)

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即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的大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维新运动，史称“戊戌变法”。在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书的指示下，短短103天之内，维新派人士颁布了上百个“新政”法令，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个方面，开启了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先端。“戊戌变法”最后虽然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镇压之下失败了，谭嗣同等“六君子”也壮烈地血洒刑场，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立法成果却被后人继承了下来。1901年，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全国民众奋起反抗、统治阶级内部日趋分化、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清政府不得不任命沈家本为修订法律大臣，宣布进行修律变法。统治阶级嘴上虽然没有承认，但实际上修律变法的基础，就是“戊戌变法”的立法成果。这说明，以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模范，修律变法，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无法抗拒。是年，光绪二十七年是也。

修律大臣沈家本

1897年，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宣告成立。在张元济、刘崇杰、陶保霖等一批法政精英的带领下，商务印书馆紧密结合中国的宪制改革和修律变法实践，应预备立宪之须，在推出《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全81册，1907年)之后，将光绪二十七年以后(1901—1908年)和宣统朝(1909—1911年)的法令汇编成册。前者于1910年出版，取名《大清光绪新法令》，共有20册；后者于1910—1911年出版，即《大清宣统新法令》，共35册。两者基本上涵盖了开始“清末修律”至“辛亥革命”这十年间清政府推行“新政”所颁布实施的几乎所有的法令、法规，不仅成为民国时期法律改革和法律发展的重要历史资源，也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珍贵文献。

张元济(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1907年《新译日本法规大全》

《大清光绪新法令》和《大清宣统新法令》(以下合并简称“法令汇编”)，作为中国近代出版的规模最为宏大的法规汇编，具有如下四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内容丰富、规模庞大。“法令汇编”涉及领域广泛，有宪制、官制、任用、外交、民政、财政、教育、军政、司法、实业、交通、典礼、藩务、旗务、统计、官报、会议等十几个门类，在每一个门类里面，又有若干个种类，如在“任用”里，还有升转、截取分发、选补、调用、保奖、荫袭、举贡生员出路、毕业学生任用、捐例、俸给、考核惩戒、京察、守制、议衅等，总计成文立法的数量已达2000余件，其规模是空前的。原编辑者强调：之所以这么“不厌其详”地收录所有已经制定的法令包括立法说明，就是因为试图让举国上下“永远遵守”这些“新政”的立法成果。

第二，贴近社会、体现变革。“法令汇编”收录的法令，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比如，在分类上，它将宪制列入首位，体现了清末统治阶级高唱立宪主义、迎合全国民众要求民主、制宪的呼声的社会现实。又如，在财政领域，它强调的是赋税、盐课、土膏捐、印花税、货币、银行、公债、拨款、清理财政办法等规范，反映了清末社会转型期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法律政策。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变革的宏伟历史场景，如在教育方面，它突出了对旧式教育的改造和新式教育的推崇，用了大量篇幅强调学堂章程的规范，并首次规范教科书、劝学所、教育会以及留学生等事项，体现了追随世界潮流、着力新式教育的理念。又如，在实业方面，它所收录的注册、商会、农会、劝业、度量权衡、赛会、陈列所、矿务等法规，以及商律和破产律等，不仅在当时属于变革旧事物、建设新制度的成果，就是在当前也仍然是我们所要追求、完善的法律制度。

第三，模范列强、重点仿日。中国近代的法律体系，是在模范西方列强的基础上建成的，并且主要以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为主，尤其是大量地照抄、照搬了日本的立法成果。如果我们把“法令汇编”和《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对照一下，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除了一些日本特有的名称和规定，如天皇、大藏省、永代借地、神社、华族和士族、(作为行政单位的)道和府等之外，其他大部分内容都与日本的名称和制度相同或相近、相似，如宪制、宪法大纲、选举、议院、内阁、章程、条约、各国使馆、领事、照会、商标、违警律，民政部、外务部、陆军部、法部等(日本称“部”为“省”)，大学、高等小学、初等小学、教员、师范、教科书、留学生，警察、审判，等等。“法令汇编”与《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的相似性，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最大特色。而此特色背后所蕴含的中国近代大量移植日本法律文明成果之现实，则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重要特征。

第四，继承传统、开启未来。“法令汇编”在彰显中国近代模范列强、变法图强的法制建设实况的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代历次变法运动的传统和成果，如以制定颁布成文法令来推进各项改革(宋代王安石、明代张居正等的改革均是如此)，在保留旧制度主干的基础上建立“新政”，以及通过渐进式的路径来达到改革的总体目标(如宣统皇帝即位后在预备立宪的时间安排上就有至宣统八年)的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因而民政部吏部、法部、学部、农工商部等纷纷将各部从宣统元年至宣统八年的逐年拟筹备事宜“按年开列缮具清单，恭呈御览”，等等。在这一继承传统的过程中，不乏对旧制度的内容和形式的“温情”传承，如仅就名称而言，中国封建制度中的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度支部(即财政部)、军机处、宗人府、京官、外官、大理寺、都察院、御史、给事中、秋审、知县、县丞、京察、举人、贡生，等等。但就总体而言，清末光绪、宣统时期的“新政”立法改革，追随了世界法律发展的潮流，它对中国传统政制、官制的变革，对中国司法体制的改革，以及在宪制、军政、财政、教育、实业、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法制追求，都既传承了中国传统的法律文明传统，也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法律发展的道路。虽然，由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中断了光绪、宣统两朝修律变法的进程，但其基本方向是进步的，是符合中国乃至世界法律发展之潮流的。

正因为“法令汇编”具有如上特征，因而它也具有了相当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对学术界而言，它不仅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转型期法制变革的珍贵史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教育、工矿产业、交通、人事、外交等一系列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国策，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的立法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但是在此过程中，立法落后、偏离乃至违背社会发展的问题也随处可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完善我们的立法活动，就不仅要直面当前社会现实，注重调查研究，也要加强对历史上好的、至今仍然有生命力的立法经验的吸收和借鉴。“法令汇编”中所收录的数千法令及相关文献，因社会变迁而兴、处社会发展而变，在适应、引领社会发展方面还是有相当之现实意义的。

【本文节选自《大清新法令》点校本序二，标题为编辑所加】

简目

光绪新法令

第一卷谕旨宪政司法法律草案

第二卷官制任用外交

第三卷民政教育军政

第四卷财政实业交通典礼旗务

藩务调查统计官报会议

宣统新法令

第五卷己酉(1909年)正月至五月

第六卷己酉五月至十月

第七卷己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