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梁从诫先生 ——回忆梅里雪山下的一段往事

2000年10月与梁从诫先生留影于梅里雪山上

初冬之际，惊闻“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先生于2010年10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我很惊愕！我一直觉得梁从诫先生应该更长寿些的，直观的感觉是因为2000年我们一起登梅里雪山，我觉得他精神健旺，身体也不错。他多次到西藏、青海和云南的藏区，在海拔很高的高原能如此奔波，可见他的身体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和梁先生的相识缘起于1999年和2000年的两次相遇和同行。1999年，由云南省社科院等单位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发起，并得到云南省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在云南召开了一个“云南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及经济协调发展高级国际研讨会”，声势很大，美国副国务卿芭尼·柯恩女士也来参会。国内外学者来了不少，梁从诫先生也应邀来参会，在大会上作了讲演。他在大学毕业后曾在云南大学教书（1958年至1962年），对云南有较深的缘。记得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讲了对云南文化保护和发展的一些观点，我印象较深的是他提到了文化的变迁和保护之间的关系。

2000年10月，我和梁从诫先生再次相遇在云南德钦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下，我们是来参加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和迪庆州和德钦县政府联合召开的“梅里雪山保护与发展国际研讨会”。

我在上世纪1989年以来多次到云南迪庆州从事田野调查。1990 年12 月，发生了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卡瓦格博而遭遇雪崩而全军覆没的大悲剧，在可以远眺卡瓦格博峰的飞来寺附近，立起了一座纪念这17个登山壮士的纪念碑，他们的骸骨，无一能够收回，都埋葬在了雪山上。

我在迪庆州感受和听到了不少藏民对攀登卡瓦格博神山非常反感的情绪和言论，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藏民对这座神山的崇敬之情。过去，人类常常把登上一座山的顶峰说成是“征服了山”，我觉得非常可笑！在中国，过去受“人定胜天”观念的影响很深，人类不自量力地在大自然面前所变现的狂妄自大和虚荣，常常导致悲惨的结局，如果说人以自己的渺小之躯挑战大自然还多少表现了一种英勇悲壮的精神值得嘉许外，我感到像登顶卡瓦格博神山之举，已经牵涉到了一个是否尊重当地民众的信仰和民俗的问题，这座山是他们的至尊，那登山者是否应该尊重世世代代与这座山相依为命的藏民的感情呢，还是一味由着人类的某种征服欲望和虚荣心，无视别人的感受而一意孤行！

2000年10月，“梅里雪山保护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我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高级顾问Ed.Norton 与梁从诫先生合影。

我的观点是认为登山者也应该尊重当地人的信仰和意愿。我很理解很多登山壮士的一腔豪情，就如流行在他们中的那句名言：“山在那里，所以我要攀登！”而对德钦的藏民来说，神山是他们的灵魂和生命皈依的圣地，怎么能这样亵渎。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登山家们，可能还从来没有考虑过，一座他们梦寐以求要想“征服”的雪山，在千百年来，却与当地民众生死相依，与他们的生命和信仰不可分割。他们是否在举步登山前，应该思考一下应该尊重本地民众的情感、信仰和文化传统的问题。

据说，1991年初卡瓦格博山难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登山协会接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登山申请。对于登山者来说，雪山只是一个高度和海拔，攀登一座从未被攀登过的山峰，看来是很刺激他们的，尤其是这座山峰发生了登山史上如此著名的大悲剧。据说出于对死难者的感情，云南省为京都大学登山队保留了五年的首登权。1996年首登权期限的最后一年，京都大学登山队再次进入卡瓦格博。而这次登山使得争论再次升级。卡瓦格博山下很多村寨的村民以他们的方式捍卫神山的庄严。有些村庄的人全部下山，有躺在路上的，躺在澜沧江桥上的，告诉登山队如果要攀登卡瓦格博神山，那就先从他们身上踩过去。

卡瓦格博峰一瞥（杨福泉2017年摄）

最终199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再次克服来自藏民的阻力，再次攀登卡瓦格博，但这次登山还是失败了。这也更刺激了登山壮士要征服这座山的激情，而围绕它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争论的焦点是：“登山是否需要尊重当地文化？山峰除了自然属性，是否有文化属性？登山除了海拔高度，是否存在文化的尊严？”

鉴于广大藏民对攀登卡瓦格博强烈的反感情绪和反对意见，德钦县和迪庆州政府也在重新审视和思考攀登卡瓦格博这一行为，最后坚定了禁止攀登卡瓦格博的决心。

1999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短文，醒目的标题是《中国人将攀登梅里雪山》，文章称：1999年与2000年这个世纪之交，由中国人发起、以中国最优秀的登山家为主体的梅里雪山登山队，已确定好路线，将在近日出发，对我国云南省内闻名世界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做出本世纪末最强有力的一次冲刺。该文还称指挥本次梅里雪山冲顶活动的是西藏最优秀的世界级登山家仁青平措。

这个消息再次惊动了云南的藏民和很多关心卡瓦格博的人士，以及云南省和迪庆州各级政府，报载，云南省体委等有关部门提出异议。云南省政府也给西藏自治区政府致函交涉。认为梅里雪山三分之二的山体在云南，所以攀登梅里雪山有必要事先同云南协商，并征得当地信教群众的同意。经过激烈的争论和交涉，最后，在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等部门的协调下，决定梅里雪山登山活动暂缓举行。

卡瓦格博峰（杨福泉2014年摄）

    接着，在2000年10月，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民间环保组织“绿色高原”和迪庆州和德钦县的政府联合召开了“梅里雪山保护与发展国际研讨会” ，30多名中外各种专业的知名专家以及当地干部、活佛、群众参加了这次会议，梁从诫先生也从北京赶来参与此会。我当时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云南项目的文化顾问，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本地的很多藏民代表也参加了此会，发表他们的看法和观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在参与性的讨论中，当地藏民所表现出来的对卡瓦格搏雪山那种深沉的信仰和情感。后来以卡瓦格博神山等为核心区域的“三江并流“地区被评上“世界自然遗产”以及日后蓬勃发展的以朝拜卡瓦格博神山的旅游，证明了这座山对广大旅人的吸引力主要是它的神性、信仰的神秘因素，而它的外观之美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卡瓦格博（杨福泉 2014年摄）

在会上，根据与会代表的倡议，我和藏学家王晓松、民间环保组织“绿色高原”的史立红3个人受大会全体代表的委托，起草了一封写给当时的温家宝副总理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温家宝副总理：

   我们是参加于10月11日至14日在云南省德钦县召开的“梅里雪山保护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的代表。这个会是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的 “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 项目的进程而召开的。梅里雪山因其独特的以藏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和丰富的生物和景观多样性的价值而不仅成为中国的，也成为全人类的重要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目前，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在积极将包括梅里雪山在内的这一区域申报世界与自然遗产。因此，这个研讨会标志着一项以保护梅里雪山的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和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示范项目的开始。

    在这次会议上，保护梅里雪山成为与会者的共识，禁止攀登梅里雪山也成为所有与会者关注的焦点。梅里雪山是藏族地区著名的神山，在藏族同胞的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我们不断听到当地群众代表、宗教界人士、政府部门代表和学者的强烈呼声：不希望任何国内外登山者来攀登他们心中这座至高无上的神山。我们也了解到，自1987年以来国内外有关机构多次组织的攀登梅里雪山的活动给当地群众的心灵和情感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也给这一藏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造成了消极的影响。1997年初，国务院有关部门曾經表示:今后此类活动要事先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并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见。”1999年底，德钦县人民政府曾向云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民委递交过要求劝止梅里雪山登顶活动的请示。

    因此，我们给您写这封信，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关注和过问关于攀登梅里雪山的事情，希望有关部门能按照国务院曾经做出的正确决策来执行，并敦促有关部门尽早公开宣布梅里雪山为中国境内的禁登山之一。

    此致

 敬礼

2000年10月14日

   这封信经全体与会代表签名后，请来参会的全国政协常委、“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转交国务院领导。

 梁从诫先生（采自“自然之友”网），觉得他笑起来如孩子一样。

   后来的结果如何，我从“自然之友”的网站上，看到了如下信息：

            全国政协对梁从诫关于梅里雪山建议的回函

梁从诫委员，您好！
　　您关于"建议宣布梅里雪山为禁登山"的重要意见，已专报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国务院有关部门就此事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与相关省、州、县进行了协调。现在各方面已达成共识：鉴于缺少法律依据和国际先例，不将梅里雪山宣布为禁登山；但考虑到有关情况，将继续暂缓攀登梅里雪山。
　　您可以采用适当形式，将此情况和意见转告当地同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也为了我国登山运动的健康发展，尽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

全国政协信息中心
2001年9月24日

　　附：梁从诫致关心梅里雪山的朋友们：

　　2000年10月，我在德钦县参加"梅里雪山保护与发展国际研讨会"期间，曾受各位的委托，向中央领导反映大家出于对梅里雪山的爱护和对当地藏族同胞宗教感情的尊重，希望有关主管部门能正式宣布梅里雪山为禁登山的建议。回京后，我通过全国政协将各位的签名信呈送给了国务院领导。据我所知，领导十分重视，亲自作了批示。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主管部门为此也多次派人到云南省和德钦县与地方主管官员就此进行磋商，并曾与西藏自治区有关方面进行过协调。最后形成了一个处理意见，由全国政协信息中心以书面形式正式给了我一个答复。在答复之前，还专门邀请我到国家体育总局，就他们的处理过程和思路与我交换了意见，解释了他们不能完全满足呼吁书中的要求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中央领导对各位的呼吁是重视的，全国政协信息中心和体育总局处理此事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目前这样的处理办法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基本上能够达到劝阻继续组织攀登梅里雪山的效果，也许是目前仅有的可行方案了。
　　我个人为此尽了最大努力，希望没有辜负德钦县各族父老乡亲和关爱梅里雪山的朋友们交给我的使命。
　　现将全国政协信息中心给我的答复的复印件寄上。请各位一阅。
　　敬祝我们的梅里雪山 永远圣洁无瑕 屹立苍穹！
　　敬祝各位 吉祥如意 扎西德勒！

  全国政协常委
 "自然之友"会长　梁从诫
    2001年10月16日

2014年参加了“梅里约定”和“梅里咏恒”大型公益行活动

这次会议后不久的2001年，德钦县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禁止任何登山队伍再攀登这座永远的神山,这可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唯一一座因为神圣而禁止人类攀登的山，是一个创举，中国的云南德钦首先在尊重本地神山文化的举措上率先走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那次在德钦，梁从诫先生和我们一起爬山来到雪山明永冰川附近，梁先生精神健旺，一路拍照。我和他还谈到云南藏区的一些民俗和文化，特别是本地藏民保护山川河流的信仰和村寨保护山林的各种习俗，梁先生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片赤子之心，使我深受感动。想起他的父母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保护北京城墙等古建筑文化遗产奔走呼号，最终却未能说服政治家们，使中华失去了辉煌的一宗文化遗产，我曾读到梁思成先生在北京老城墙即将被最后拆除前夕抚墙砖而哭泣的记载，也曾使我深为震撼和黯然神伤。

卡瓦格博峰，杨福泉2014年摄

梁从诫先生多年倾力致力于保护中华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创建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虽已年迈而不辞辛劳四处奔波，与梁氏家族的忧国忧民、虽战而败但屡败屡战的家风一脉相承。听云南本土环保著名人士奚志农友讲起，梁先生在北京出门骑自行车，从我做起身体力行实践环保信念，也使我深为动容。

岁月如风，2000年至今已经10年过去，我再没有见过梁从诫先生，而他的行踪和言论却常常从“自然之友”网站和相关媒体获悉。不料他过早地离开了他所为之奋斗不息的事业，离开了他并肩战斗朋友们。我感到心情沉痛。

逝者已去，而其高洁之志将长留人间。更多志士仁人会继续梁先生的事业，呵护中华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和野生动物，呵护我们赖以存身的大自然。

谨记下这段往事，曼写数句，纪念我尊敬的梁从诫先生！

一生奔波为青山，

梁氏家风一脉传。

为赢神州一片绿，

赤子苦心护山川。

云南之行已十载，

冰雪清风忆当年。

今日先生凌风去，

归去青山绿水间。

神山有情亦默哀，

满山清音送归帆。

              2010年11月6日

载《自然之友》通讯，2010年第6期（总第71期），“纪念梁从诫先生专辑”，  

      “麽些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先生的二公子李在中兄读了这篇博文后寄来一信，附寄来梁从诫先生小时候画的一幅飞机图画，真是珍贵，特此登在博文里，也是对梁从诫先生的一份纪念之情：

               在中的信：

   福泉,

    在你的博客上拜读到你写的一篇有关梁从诫先生的大文, 在平庐纪念册上有一幅梁先生在民国32年冬天在宜宾李庄画的一幅飞机的画, 我们都觉得很有空气感, 就是流体力学吧.

寄上这张画, 或许给你多增加一些梁先生的资料.

另附小文一篇, 也是些童年往事, 万勿见笑是盼.

问安,

在中

在中又来一信，有新的发现：

福泉,

又在平庐纪念册上, 找到两张更早期的梁从诫先生和他姐姐梁再冰女士的照片.

 一张是在昆明龙头村的"梁林故居"照的, 他们显然是在作功课, 时间应当是民国29年, 同样的地方, 我在2008年元月去寻访中央博物院在昆明时期的资料时, 去过"梁林故居", 内部完全与这张照片一模一样.(1201)

另外一张是梁思成先生与梁再冰, 梁从诫在李庄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门前照的, 时间大概是在民国31年前后.(1202)

这些照片, 算算都有70年的岁月了.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 此只谓也.

谨颂冬安 !

梁从诫和姐姐梁再冰在昆明龙头村的"梁林故居"，他们显然是在作功课, 时间应当是1940年,

梁思成先生与梁再冰, 梁从诫在四川李庄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门前，约在1942年。

梁从诫慢走，慢慢走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03日03:45  中国青年报

　　他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也是耿直敢言的环保斗士。秉持着“饮冰室主人”梁启超那份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独立人格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他率先以公民的名义为环境发声，为“无告的自然”请命。

　　梁从诫

　　在这个环境异常脆弱的国家，梁从诫无疑是一个坚强而固执的存在。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这位78岁的老人在与疾病抗争数年之后，因内脏器官衰竭，撒手人寰。

　　他过世的消息，就像一枚小石子，激起些许波澜，但很快便沉没在大型盛会闭幕、房贷政策波动，以及一系列中国式的社会新闻里。11月2日，在位于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灵堂里，梁从诫的告别仪式简单而略显冷清。依从他生前的心愿，仪式婉拒花圈、花篮，前来悼念的人们手执单枝鲜花，向他进行最后的告别。

　　有人评价，梁从诫的离世，代表着中国环保一个时代的结束。1994年3月，梁从诫创办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时，环境保护还只是一小群社会精英的想法。短短十多年过去，一小群人的行动已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尽管人们在提起他时，总是习惯性地加上“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的头衔，梁从诫的种种行为却显得颇为“寒酸”。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印在用过的废纸上，事先剪成一小叠，做成“名片”。每次外出吃饭，即便是赶赴香槟酒晚宴，他都随身携带一个大布袋，里面装着勺子、筷子。他拒绝纸巾，只使用一方发黄的白手帕。

　　“自然之友”副会长梁晓燕回忆，无论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报到，梁从诫从来都是骑着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有一次，他甚至被会场的门卫拦住：“你给谁报到？”“我自己！”门卫不信，直到梁从诫掏出委员证，对方才放他进入。

　　到过“自然之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工作人员待客，只倒半杯水，“免得浪费”。办公室里的打印机、文件柜、保险箱是梁从诫的朋友淘汰下来的。黑色的沙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椅子套则是工作人员在家里缝好带来的。即便是梁从诫的生日，工作人员亲手制作的贺卡，也仅是一张小小的签满名字的绿色纸片。

　　梁从诫明白，环保主义者光做到“身体力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力、有策略去影响他人。然而，十几年中，人们常常看见梁从诫单薄而无奈的身影，在一个工业发展狂飙突进的国度中显得格格不入。他像一个孤独的老人，“可他依然坚持着，淡然而从容”。

　　一名“自然之友”的工作人员记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梁从诫经常在国家机关、大学和社会机构进行演讲。有一次，全场只有5名观众。他却笑着说：“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的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他甚至感召了一名在五道口服装批发市场摆摊的小伙子。这个染着金发，崇拜切·格瓦拉的年轻人，每天收摊时，总会穿梭于市场的各个角落，捡拾废弃的塑料袋。

　　然而，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在许多场合，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一段时间里，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梁从诫，总是这样一个老头：执拗、脾气火暴，不撞南墙不回头。

　　1999年，他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原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我们剩下一堆鸡毛蒜皮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

　　2001年，在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他因为河床干涸的缘由，与一位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他当面斥责：“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以至于这位官员气得拂袖而去。

　　在川西一个小县城，他指着前来敬酒的县长，放大嗓门呵斥：“这里的水跟酱油汤一样，你们还好意思喝酒！”

　　然而与外界给予的高度评价相比，梁从诫内心一直有着深深的挫败感。“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者。”他私下不止一次跟友人感叹。

　　有感于败多胜少，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梁从诫曾把环保比作“一场难以打赢的战争”。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屡败屡战。他说：“不能因为赢不了就不打，就像你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好好活了。”

　　唯一让他欣慰的是，“自然之友”开始受到足够的重视。一次，在全国人大有关环境立法的会议上，作为唯一一家被邀请的NGO(非政府组织)，邀请信的抬头写的是“自然之友”，而不是“梁从诫”。

　　然而，从2003年起，朋友们渐渐发现，梁从诫变得沉默了。在他多年的好友、新华社记者王军的记忆里，曾经爱说话、情绪活跃的梁从诫陷入了长期的抑郁之中，甚至有了老年痴呆的症状。

　　他开始拒绝一切公开的宣传方式，不参加公开的签名活动，对通过广播、电台进行宣传的方式，持“保留态度”。在NGO年检的时候，这名“勇敢的抗争者”一度甚至感受到生存的危险。他成了某些官员眼里的“危险人物”。

　　为此，他严格将“自然之友”的工作集中在“没有政治风险”的环境教育方面。除了演讲、培训班，梁从诫还买入中国第一辆环境教育教学车“羚羊车”，派志愿者去贫困地区的“希望小学”分发资料、开展环境教育。

　　不断有人质疑：梁从诫只将矛头对准环境教育，而不去关注环境污染，是不是“懦弱者的表现”。也有人责备他身为梁家后人自甘“平庸”，沦为“体制内的好人”。甚至，一些“自然之友”的元老级会员，为此黯然离去。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梁从诫只能独对友人落泪。

　　有人评价，很大程度上，梁从诫是利用他的家族名望促进了“自然之友”的发展、壮大。然而，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都知道，其实，梁从诫十分抗拒贴上“名门之后”的标签。每有学校请他演讲，打出“梁启超之孙，梁思成、林徽因之子”的横幅，立即都会被他拿下。他跟人解释：“我都70多岁了，每次一介绍，我还是别人的儿子，甚至孙子，我不喜欢。”

　　“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一次专访中，梁从诫认真地说，“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在多数人眼里，这个出身名门的老人一定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从诫一家只依靠老伴方晶的薪水维持生活。在“自然之友”成立之初，他去华盛顿开会，甚至舍不得吃上一份附带培根的早餐。

　　不过，这位老人依然保有世家子弟的优雅。即便在被病痛缠身的时候，他对门童、服务员，甚至清洁工，都会直视、微笑，说一声“谢谢”。

　　他经常会花上很长的时间，和陌生的来访者交流关于环境、社会的看法。这些来访者里，有拿着网兜的家庭主妇、穿着文化衫的大学生、戴着眼镜的退休教师，当然，也有卷着裤腿的农民。

　　在一些朋友眼里，梁从诫始终怀念着远去的那个时代。他曾和友人一起探访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故居，看到颓败的院墙、拥挤的大杂院，忍不住落下眼泪。他指着一棵残败的马樱花树，默默吟起《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那是他的母亲林徽因送给新生儿子梁从诫的诗歌。

　　新华社记者王军还记得与梁从诫的最后一次相见。今年4月份的一个下午，阳光很好，微寒，有一些风。梁从诫穿着白色衬衫、蓝色马甲，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从2006年开始，他受到疾病困扰，什么都不记得，基本上不认识人了。

　　有人无意提起梁思成故居的拆毁。王军注意到，这个78岁老人的眼里，忽然泛起些许泪光，只是已经不能言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