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边缘——作家老鬼与母亲杨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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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边缘》
——作家老鬼与母亲杨沫
马波，又名老鬼，自由写作者。1947年生于河北阜平，1968年从北京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1976年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社任编辑，1989年应邀赴美国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我的母亲杨沫》等书。
本文节选自《我的母亲杨沫》，作者老鬼，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母亲杨沫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母亲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母亲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
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母亲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
母亲杨沫
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她的日记中能看出来。
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亲不愿意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强，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战争期间，十来岁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学校。因为不习惯，思念母亲，一次她偷偷溜出学校，从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亲身边。母亲看见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结果手被打破流血。母亲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学校。徐然的手背上为此留下了一个疤。
母亲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
老鬼与母亲杨沫
举一个小小例子：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没有记忆，从我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母亲就没有去过一次。父亲也不去，总以工作忙，身体不好为由，让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个看大门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很多母亲总要亲自到车站送行。而我家孩子离开北京时，母亲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除了包饺子时，她会和保姆一起包，我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我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母亲童年时，她的母亲醉心于打牌串门，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捡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响，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亲虽然常在家养病，却很少到我的房间，陪我呆一会儿。我只能在吃饭的时候，与她见面。平日还不许我在她住处附近跑跳，嫌吵闹。我只好在后院里与一群鸡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来了客人，除了小胖，绝少让我和哥哥在场，既不愿意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也不愿意他们的朋友看见我们。
她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从没有给我带过点什么小纪念品。我记得唯一例外的是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顾不上管。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常见。
比如，我小时候患了肠粘连，肚子疼，疼得我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母亲认为是虫子病，一直没当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再三向她报告，她都说是虫子病，无动于衷，继续把我扔在东屋，任我疼得呻吟。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让哥哥带我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
她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不给她治。她拉肚子，她冻伤脚，她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着急，不大在意。
我12岁左右又闹过一次肚子疼，很严重，育才学校把我送到友谊医院抢救，后又在校医院住了好几天。这期间，尽管学校打电话通知了家长，母亲也没去学校看看我。可萧华的儿子萧云在《我的母亲》一书中说：当他发高烧后，一连7天不退，他的母亲王新兰寸步不离地守了他7天。相比之下，我的母亲绝没有这么强的母爱。我患重病时，不记得她陪过我哪怕一天。
当动完肠粘连的大手术后，我肚上的伤口剩下一窟窿，迟迟不愈合，出院继续在家养病。一天因为点蜡烛玩火，烧着了窗户纸，窗户冒起了浓烟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祸，又不敢说，怕挨打，躲到厨房。幸亏母亲发现冲过来，把火扑灭。之后她拿着鸡毛掸子狠狠抽我，连吼带骂，把我抽倒在地上。
老鬼（前排中）全家合影
对一个6岁的弱小孩子，刚动完手术，腹部伤口还未痊愈，还缠着绷带，这么毒打，痛上加痛，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忘。我哭了很久，怀念从没有打过我的姑姑。怀念老家农村，那里虽然穷，却充满亲情。
我刚上小学时，母亲为省钱，常让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为土里土气，总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还说我的妈不是亲妈……回家后也不敢说，只是再也不穿那些土布衣服。
幼时身心受过摧残，把母亲的心变冷变硬。她也不知不觉承袭了她父母的毛病，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没查出毛病。父母即认为哥哥是装病，以索取关爱。哥哥疼得无心听课，含着泪说：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痛。母亲依旧严词批判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娇滴滴，无病呻吟。
——其实这是一种神经性腹疼，来源于母亲的遗传。
哥哥还告诉我：他高二时得了急性腮腺炎，腮帮子肿得老大，头昏脑涨，连睾丸也肿了，发高烧39度8。校医给了他一些药后，让他赶紧回家治病休息。怎么回去呢？校医和同学们建议他让家里找个车来接。因为高烧，哥哥走路摇摇晃晃，想到父亲用车很方便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告自己发高烧，头很晕，请求父亲要个车来接一下。父亲与母亲商量了片刻后问：你现在能不能站起来？哥哥说能。父亲问：能不能走路？哥哥说头很晕，走路颤颤巍巍。父亲与母亲又商量了一番说，你能站起来，又能走路，还能打电话，病就不算重，你自己乘车回家吧。
101中学校园很大，从宿舍到车站要走很远一段路。发高烧的哥哥就只好自己一步一步，跌跌撞撞，从宿舍走到车站。
——换了一般的母亲，哪怕找辆三轮车，也要把发高烧的哥哥拉回来呀！
1958年国庆阅兵，清华大学搞了一个特种兵战斗师方队。哥哥手持步枪参加了游行。之后，立刻又赶到西郊百花山种树。其间，因为条件艰苦，劳累过度，哥哥得了急性痢疾，只好回家休息。父母一肚子不高兴，责怪哥哥为什么总生病，是不是怕苦怕累？哥哥一会儿一趟上厕所，最后拉得全身无力，要双手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到厕所。母亲也没当回事，只让保姆陪哥哥去医院看了看，拿了点药。以后转变成慢性痢疾，时好时坏，拉得面黄肌瘦。可父母总说他拉肚子不算病。家里来了客人常常当众嘲笑哥哥，说他娇气，小病大养，练武术练成了病包儿。
哥哥一肚子委屈，曾一口气写了3封长信给父母，解释自己不是娇气，确实是闹肚子，诉说了自己不被信任的痛苦心情。母亲却怒冲冲说哥哥写3封长信是“一连气向我们投了3把长矛”，把哥哥被冤枉、写长信说成是向她发起“进攻”，母亲只看了其中一封，其他两封连看也不看。她伙同父亲指责哥哥“变质了”，变得“自私卑微”，就“只知自己的吃穿”。哥哥是个病号，成天拉肚子，没人管，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关注一下自己的吃穿有什么错呢？那时，饥肠辘辘的我曾把哥哥的一包点心全给偷吃光，他尽管也饿，还饿昏过，却不曾埋怨我一句，这怎么能说“自私卑微”呢？
孩子生病或挨整，一般的母亲都会很着急，很担心。可我的母亲却出奇的平静，满不在乎。她为什么这个样子？我琢磨是受她父母的影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她的父母对孩子生病撒手不管，也无形中教育了她对自己的孩子也这样，以为这是不娇惯孩子。
困难时期，我正上初一，平时住校，饿得要命，整天就想着吃，回家也吃不饱。母亲知道我饿，有时也给我一点吃的，但次数很少（那时她总住院）。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什么补助也没有，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而我家的保姆却严格执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粮票不给吃饭。若少交几两粮票，保姆会追着屁股跟你要。我和小胖常为交粮票的事跟保姆吵架。父母自然总向着保姆。
父亲浮肿了，他们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有这待遇，他们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现在老百姓都挨饿，你们小孩子也应该挨饿，如给你们吃了，就是搞特殊化。
哥哥和我一样，回到家也吃不饱。他每次都主动交粮票，还带病帮父母干活，依旧老挨骂。他在清华大学饿昏过一次，回到家里也饿昏过一次。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顿饱饭。姑姑竟然还给过他粮票！跟父母一比，真让人感叹。
父母什么时候给过我们粮票呢？从来没有。
后排左起为老鬼、大姐徐然、二姐小胖，前排左起为母亲杨沫、父亲马建民。大哥缺席 摄于1958年
我曾用报纸上的宣传，衡量过自己父母：不关爱自己孩子的人能关爱人民群众吗？对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对人民群众热情吗？母亲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想着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
文革开始后，父母挨了整，成了审查对象，多年的受冷漠让我潜在的对他们的不满大爆发。再加上受极左思潮影响，决心离家出走，到越南战场了此一生。于是才有捆绑姐姐，砸家里大柜，抢一笔钱的举动。准备一去不复返，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
如果父母对我很好，感情深厚，关系融洽，我决不会打砸抢他们。
我这个极端行为当然是错误的、幼稚的，更加剧了父母与我的矛盾。
我到内蒙古没多久就给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过着被监督改造的生活。父母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父亲根本不指望。无奈中，我只好给母亲写信求救，常常是我写四五封信，她才能来一封回信，还总是要我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我连想也不敢想她能来草原看看我，帮我解决问题。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会来。
而我身边的一些知青母亲，别说孩子受了这么大冤屈，就是什么事没有，还能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赶到内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真羡慕，并渴望有这样的母亲。我常想，对孩子来说，要母亲就要有母爱的母亲。不管孩子，再有名气，再有钱的母亲也别要。
——小胖在唐山军垦农场被整得几乎精神失常，流着泪恳求母亲去唐山帮她一把，替她向领导求求情。母亲却没有理。只让大姐去了一下，没解决问题，后青柯去了，把小胖接回北京住了些天，才恢复了正常。
母亲年轻时，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让她妈非常气愤，曾与她断绝关系，停止供给生活费，这对她的伤害是终生的。她也变冰冷，不重亲情，与舅舅、叔叔、姑姑等亲戚的关系都相当疏远，极少来往。与自己的孩子也动不动就断绝关系。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块钱放在罐子里，埋在地下。等他们处境好些后，让哥哥去把罐子挖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父母马上怀疑是哥哥把钱贪污了。哥哥没有偷，当然不承认。为此产生矛盾，越积越深。一次，哥哥与母亲谈到这个问题时，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白眼狼”、“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之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但哥哥还没成家，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也没有。
哥哥后来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摔伤右臂骨折，养病期间，举目无亲，用左手给父母写信，字写得歪歪扭扭。哥哥再次说明丢钱情况，并检讨了自己跟父母争吵不对，说中国和美国都还谈判了呢，他们为什么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点不来往？信写得很长，但父母还是不理他。整整5年，父母不跟哥哥说一句话。最后，还是经过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点，母亲这才与哥哥恢复来往。
对我也如此，数次断绝来往，让我尝尽了冷漠的滋味。
我从内蒙古回到家那天，作家林斤澜正好在家里做客，目睹了我和父母见面的情景。他说，父母对我的态度及其平淡，只微微点点头，继续坐着，一点不像与孩子多年没见又重逢的样子。从谈话中得知，我在内蒙古被整成了反革命，劳改了好几年后，首次被允许回来，就更让他感到奇怪和不理解——我好像是才出门遛弯儿回来，父母毫无特别的表示。
孩子的婚事母亲也甚少过问。她认识那么多人，从没说帮孩子介绍一个朋友。与别的母亲相比，她对孩子的终生大事，缺少兴趣。据我所知，家里四个孩子结婚，她或则反对，或则不管。我结婚时很穷，向她要钱，她说，哪个孩子结婚，我都没给过钱，为什么就对你特殊？嫌我庸俗。经过反复跟她说，才给了我200元（100元买床，100元代她请客吃饭），这算相当不错了。我儿子生下后，她也从没给小孙子买一件东西。哥哥就更惨了，因受父母株连，而立之年找不着对象，母亲也不管。哥哥结婚时经济很困难，她仅仅请吃了一顿饭，一分钱没给，一件礼物没送。
你说她不懂这些人情常理吗？她身在珠海，却能给北京老战友的孩子买坐月子用的尿布等。夏天，还能邀请他们小两口住到香山自己的小院。她还曾送给朱述新的爱人（我育才小学的同学）一件高级水貂皮大衣。可作为她自己的孩子们却从来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即使对她比较喜欢的两个女孩小胖、徐然，也没有送过这么贵重的衣服。徐然要她一个收音机，还得付给她钱。
母亲有个女同事韩霭丽，1963年左右调到市文联工作。母亲见她总不穿袜子，以为她生活困难。一次开完会后，母亲悄悄把她拉到没人地方，塞给她几双袜子说：我给你带来几双袜子。
不料这位女同志笑了，婉言谢绝；自己从小就不穿袜子，连冬天也不穿。
弄得母亲有点尴尬，在文联传为笑谈。可大家都感到了母亲的善良，对同事有爱心。
然而她对家里人，就另外一副面孔。小胖临死前一段，常常也没有袜子穿，大冬天光着脚板穿双棉鞋，她却没说给小胖几双袜子。
在小胖的问题上，最能看出母亲的儿女情很淡。
杨沫之女 马豁然（小胖）
1980年新刑法颁布后，公安局因证据不足只好释放了杀害小胖的嫌疑犯。此人已坐牢5年，拒不认罪。有个公安局的朋友把这消息透露给母亲，让她赶紧活动，否则那家伙就放出来了。母亲却平静地说：随它去吧，小胖已经死了，再关再判，也解决不了问题。何况那个人还有三个孩子。算了。
朋友很惊异，说母亲太善良了，连凶手的孩子都那么关心。
——然而这对小胖善良吗？难道小胖的命就这么不值钱，杀了就杀了，凶手可以逍遥法外，照旧唱歌吗？如果说，小胖死时，江青尚在台上，你害怕，还情有可原，但这个嫌疑犯释放时，江青已打倒多年，以母亲的人大常委身份和影响，完全可以为小胖的事，找有关部门领导交涉，再给好好查一查。可她只给市公安局的张烈写过一封信，就再也没管，眼睁睁看着那个杀人嫌犯给释放。以后多年，把小胖命案置之脑后。当哥哥问起这事时，她让哥哥写信催，自己却撒手不管。
私下她曾对林斤澜说过：这个事算了。那唱歌的也是个人才，反正人已死了，网开一面吧，不必再追究了，干嘛非要以命抵命呢？林斤澜感到母亲非常的大气。但作为孩子，我却觉得她缺少母亲的责任感，心目中留给孩子的位置太少。
孩子无辜被杀，这可是个人命关天的大事。母亲坚信小胖是那个唱歌的杀的，看电视时，一看见有他，马上换台，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她醉心于帮助刘亚光打官司，她有时间为刘亚光，给这个中央领导，那个中央领导写信，却没有心思管小胖的命案，从没有为小胖的事给中央领导写信。
相比之下，一个农村妇女若遇见这种事，肯定会为孩子不顾一切地奔走呼号，哪怕豁出去啥也不干，也要上访申冤，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可小胖出事后，母亲难受是难受，却没有为小胖的案子花什么大气力。这是比一般老百姓水平高呢，还是不如一般老百姓呢？
母亲自己在1977年4月28日日记中说：
小胖，我的孩子，我对不起你！为了写作，我没有精力为你去奋斗，去打官司。也许今生你就这样冤枉地死了。
有位部长夫人说：1975年小胖出事后不久，曾在柳荫街碰见了杨沫同志。当杨沫同志说到自己的女儿出事时，口气一点也不悲伤，似乎还兴致勃勃的，满面红光，让这位部长夫人感到大惑不解。
其实，母亲当然难过。小胖是她亲手带大的，她为小胖付出的心血和金钱最多。但她是情绪型的人，感情冲动得快，消失得也快。过了那一阵后，就平息了。
小胖文革中为保护母亲使尽了力气，可小胖被害后，母亲却是这等表现，令孩子们凄然……她总以写那个很糟糕的《东方欲晓》为借口，逃避做母亲的义务，逃避为小胖之死伸张正义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她绝对是个有欠缺的母亲！
她后来让家人把小胖的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出来，放在家中，说将来要跟她一起埋在香山。可许多年后，不知什么原因，又吩咐秘书把小胖的骨灰给处理了。秘书去外面转了一圈后，说是把骨灰撒在了香山卧佛寺的一个坡上。
从此，小胖的骨灰荡然无存。
母亲长年在外写书，把小胖的孩子禾禾一个人扔在小红楼那空洞洞的家中。这个孩子从十来岁就感受着说不出来的孤独和悲哀。
直到晚年，母亲才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小胖，可能她有负疚之情吧。
多年来，我常常思忖，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
除了战争年代，确实有顾不上的问题之外，恐怕与长期以来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有关。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爱，人性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而大加讨伐。冰心就因为宣扬“母爱”而受到批判。全社会提倡为革命不讲亲情——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母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就要表现得更极端。那时儿女情长被认为是觉悟低，受到舆论的批判和嘲讽。毛主席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导已深入骨髓和血液，结果就有母亲这样的革命者，认为应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以为母爱越少越好，这才算觉悟高，思想好，对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远比对自己的孩子关心和热情。外人不穿袜子都要帮忙，自己的孩子明显地遇害，却撒手不管。在单位里笑容可掬，回到家却动辄打骂孩子，冷漠粗暴，照顾粗疏——谓之曰：严格要求，不娇生惯养。
可以说，那对种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的极端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
另外，与她早年受邓肯的影响有关，崇尚叛逆女性。刚开始叛逆封建礼教、传统观念，后来啥都叛逆，连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缘意识、母性本能等全叛逆掉，否定掉。以为重亲情落后陈腐，母性是动物本能，格调不高……所以，她与亲戚甚少来往，对幼儿缺少怜爱，对孩子生病和挨饿缺少同情；极其蔑视姑姑的浓厚亲情意识，认为只有家庭妇女才那样，没水平。
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自从动了两次手术，过早地摘除了卵巢、子宫，母亲性情变得烦躁易怒，为一点小事就生气。她自己就是个病人，需要别人照顾，自然对孩子缺少耐心和关爱。
还有，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传染了她。她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埋怨父亲不管孩子，让她感到心理不平衡，最后导致跟父亲一样也讨厌孩子，疏远孩子。
不过，据我看，最重要的是与她童年时的遭遇有关系。如果她的父母很爱她，很关心她，她绝不会这个样子。——母爱能传染，“不母爱”也能传染。
她可能觉得，她这样对待我们比她自己小时所受到的待遇要好多了。
母亲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她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潜移默化教给了她“自己第一，孩子第二”的观念。在她的意识里，把正常母亲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为孩子宁肯牺牲自己的母爱统统当成了“娇惯孩子”。记得六十年代她去看望了一位朋友后，回家对我们说这个人太惯孩子了！为讨孩子欢心，竟让小孩用小手打自己的脸。小时这么惯，将来大了，还得了？不把你给杀了呀！
母亲曾告诉我：刚解放时，哥哥因为穿着破旧，总给家里跑腿干活，被邻居误以为是家里的勤务员。认真想想，当时穿的破，总干活的孩子很多，不都被认为是家里的勤务员。真正原因是父母对哥哥冷冷冰冰，缺少亲情，才让外人有这个感觉。我也屡屡碰见过人们询问杨沫是不是你亲妈之类的问题。而母亲对自己近乎冷酷的行为总用“不惯孩子”来解释，说她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教育方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把孩子置之死地了，命都难保，还怎么能教育好？
母亲的家庭是特殊的，因此心理也比较特殊。她的慈母心也有，我当反革命后，她救了我。为哥哥调动工作，姐姐调回北京，她都找了人，帮了大忙。所以她也不是一点母爱没有，就是比较少。三年困难时期，她和父亲眼看着孩子吃不饱，甚至饿昏了也不管，自己心安理得吃高级点心；她最疼爱的女儿不明不白死亡，嫌犯抓住后又给放了，她却没有劲头去奔走，上告……
——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娇惯孩子也不能走极端，否则就成了冷酷。姐姐徐然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曾说她“爱也温柔，爱也冷酷”，尽管委婉，也道出了她对子女有冷酷一面的事实。
所以，很多女作家的孩子都对自己的母亲有一肚子意见。
1989年5月，经人介绍，她认识了李蕴昌叔叔，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巨变。
在李叔叔这样一个特别重亲情的老伴熏陶下，母亲也恢复了亲情。
左起：大姐徐然、母亲杨沫、老鬼
现在，母亲不再像候鸟一样年年冬天去南方，春天再返回。受李叔叔的影响，她愿意与孩子相处在一起了。她潜在的母爱苏醒，非常关心我们及孙子辈的情况，时不时写信或通电话，问长问短。我和哥哥此时都已是四五十岁的汉子，重又感到了母亲的温暖和慈爱。逢年过节全家又能团聚一堂，享受浓浓的亲情，和和美美。
母亲说这时候她才感受到了天伦之乐的幸福。
一次，李叔叔曾问她：过去经常去外地写书，一去数月半年，想不想家？
母亲回答：“哪有不疼爱儿女的母亲？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了儿女们。他们自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住校，节假日回来也未必能见到我。他们缺少母爱和母教，好可怜哇！”
母亲认识了自己做为母亲的不足，晚年加倍地弥补。她总是挂念着徐然、青柯和我。她为小胖写了文章鸣冤，常与徐然切磋写作并合著了一本《青蓝园》，还写了怀念我的文章。她热心帮助青柯为中华武术呐喊，协助四民武术社复社，并担任了社长。母亲明显地变了，变得关心孩子的冷暖，对孩子的困难和要求，能管就管，特别通情达理，善解人意。
“慈母”这两个字是什么滋味，我在母亲的晚年终于尝到了。
老鬼：毕生中与母亲最亲密的一张照片
她越来越重亲情，重友谊，多年来往很少的亲戚朋友全恢复了来往。过去疏远了的老战友重又密切起来，如胡开明夫妇、李宝光、罗云等。她并多次看望金肇野、崔璇夫妇。
1990年夏母亲参加一次会议，在人大会堂西门内，遇见了路扬。他们已经十多年没有来往。这次相会使母亲万分感慨，在日记中写道：他虽满脸白癜风，但白的是一个颜色，不难看，人也不显老。对我热情问候，并不因我曾责备过他而计较。人总是有感情的，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一条缝，这次重逢，使我一下子抹掉了对他的不满，他还为我介绍了当年晋察冀的老领导杨成武同志，还见到张帆夫妇；意外遇见这些老战友，很高兴（见1990年8月9日日记）。
但母亲比较“自由化”。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母亲更喜欢接触学者，更能和做学问的人谈得来。她的朋友圈子中，知识分子大大超过了党政军官员。所以，她跟李叔叔情投意合，非常能说到一块，连个人爱好也变了，能跟着李叔叔看足球赛了。
母亲的晚年返璞归真，可敬可爱。
老鬼极不寻常。
他不寻常，不是有什么“伟大”品行，而是他性情特别。
他生下后因在战争年代，我们把他送到农村老家，五岁时才接回到我们身边。刚来时，成天坐在大门口哭，想农村，想他农村的“娘”，跟我们很少说话。以后，就给他送到托儿所。
十来岁时，他父亲带他回了趟河北老家，住了不过半月，他回到北京时又变成了个小土包子，恢复了对农村的眷恋，喝生水，因为农民喝生水；不洗澡，不刷牙，因为农民不洗澡，不刷牙；爱剃光头，因为农民尽是光头。对我的称呼也变了，不叫“妈妈”，叫”娘”。有许多天，他连衣服也不换，喜欢这身沾着故乡泥土气息的脏衣服。不仅如此，小便时，他总是面朝南。我发现后，几次问他为什么这样，最后他才结巴结巴说“要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了老家”。因为老家在北京的南边。
赤子炽热的乡情，使人可气又感动。暗想，此子性情笃挚，不同寻常。
这孩子从小就特别，又胆怯，又大胆；又害羞，又粗野；又老实，又淘气。他最大的特点是脏，不爱说话。
在小学时，老师就不断找家长诉苦。他住校，学校有严格的卫生要求。他老是破坏，不洗脚，常被老师从被窝里揪出来，强迫他去洗。可他仍屡教不改，时不时被罚站。
他不喜欢穿新衣服，我给他买的新衣服，他都故意往墙上蹭，把衣服蹭出好多道子，满是灰土才穿，或者把新衣服上撕个口子。他甚至还把自己的新衣服跟同学的有补丁的衣服换，以此为美。有一次，他穿着新衣服，在下完雨后的一个积水洼里打滚，像马一样，左右来回翻滚，把新衣服弄得一身泥巴，他才满足，才自豪。老师也常向家长告状，说他很怪，以脏破为荣。
他从小就喜欢脏，崇拜脏，认为脏才质朴，脏才像老家的八路军。我曾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他不喜欢，把鞋耳朵给剪了下去，不知什么意思。还故意用石头磨，想把它磨旧了，认为伤痕累累才好看。
他把对农村故乡的依恋化作对脏的保持。
他性情孤僻，沉默寡言。每星期六回到家，从不主动与我们说话，见了生人更是默默无语。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他上四年级时，课后，这位鬼儿子不知为什么爬上了教室外的大树上。好高好高的大树，老师发现后，急忙到树下劝他下来，他一句话不说，不知他要干什么，反正就是不下来，最后把个女老师急哭了，他才下来，一声不吭。
在家里，他有什么事不和我们直接说，而是写信，用信跟我们交谈，好像他是个哑巴。不过小时候，他大舌头，说话含糊不清，很晚才会说话。
稍后，上初中时，不爱洗脸的脏孩子，为了鼻子上长了一个小包，怕老师、同学笑话，竟有一个多星期逃学不上课。他也不敢回家，清早一起床，就在北京的街头流浪，晚上才悄悄回到学校宿舍，第二天大早又溜了。这个情况，我和他父亲哪里知道。直到学校老师有一天找到家去，我们才知道。他宁肯流浪街头，也不让同学们看到他鼻子上的小包儿。
他很想入团，虽然他群众关系不好，功课也不好，还特想入，请看他的行动：这一天，他从学校回到家中，捂着一只手，崩着脸，默不作声，看他那样子，像是出了什么事，我们问他：“你怎么了？”
“手指头破了。”这时，我才发现他的左边裤子上被一大片血浸湿。
“怎么破的？”我赶忙问。
半天，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割破的。”
“ 为什么要割破手？”他爸爸接着问。
“为了入团，写血书。”
他爸听了，气得打了他几个耳光（此后，他给周总理写信控告他父亲打他。有好些年，他都记着他爸这次抽他耳光的帐）。
为了入团，他每周都写思想汇报。连对异性有了向往，也向团干部认真忏悔，自觉肮脏龌龊。这样的怪僻，虽然写了血书，自然还是入不了团。
他不喜欢读书，功课中下等，一心想当兵。十四五岁时，连着两年到宣武区征兵处报名参军，人家说他不够年龄，不要他，他就一整天站在征兵处不走。晚上被赶走了，第二天大早又去。征兵的同志见这么个脏孩子总来缠着，就耐心向他做说服工作，他不哼声，还照样去。他有中等近视，怕人家依此为由，就缠着我要配隐型眼镜。那是大约一九六二年，配这种眼镜很贵，我还是给他配了。但因为眼睛近视，他的参军梦最终没有实现。
高中，他到了座落于西郊温泉的四十七中学，是个住宿学校。他平常回到家一声不吭，很少理我们。无论我们说什么，他既不顶嘴，也不唯唯诺诺，更不会像他胖姐姐那样，爱洋洋洒洒地发表一同自己的见解。但是他有主意，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常常令我们吃惊。
高中时，有一次他父亲在他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小盒胭脂。我俩都十分奇怪。他从小邋邋遢遢，不讲卫生，很少洗澡，脚很臭。脸都常不洗，黑乎乎的，脖子也老有一大圈黑，像黑车轴。这样的孩子怎么会抹起胭脂来呢？等他星期六回家问他原因时，他淡淡地说：他要学关公，关公是大红脸。
一个黑脸脏孩子却常常抹红胭脂，这又是一个奇闻。
他喜欢读书，古今中外的小说他看了不少，像《红肩章》、《小儿子的街》、《真正的人》、《斯巴达克思》、《牛氓》、《悲惨世界》、《青年近卫军》、《恐怖与无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是他最喜欢的书。他看了书就模仿，于是怪事不断。我们柳荫街家大门的一个过道，是块水泥地，暑期的三伏天，这里太阳最毒。水泥地热得烫脚。可是“斯巴达克精神”却使鬼儿子光着赤膀躺在这块滚烫的水泥地上，一躺就一两个小时。开始全家都睡午觉，并不知情。后来我发现了，看见儿子大汗淋漓地在赤热的阳光下晒，我又气又恨，批评了他。可是说他也没用，挨了说，第二天中午，儿子照旧不变地躺在阳光下狠晒。
高兴时，他也谈谈他的思想：想当英雄，那就必须锻炼自己能吃苦耐劳，他苦晒太阳是模仿《红肩章》主人公的做法，为了培养意志和耐受力。
冬天，他在鹫峰下的四十七中也有出人意料之举。那是冬夜，高高的鹫峰顶上，冷风凛冽，荒寂无人。只有阴影幢幢的松树，发出低沉的啸声。他一个人大步登上山，找到一个巨大石块，把带来的毛毯往身上一裹，倒头便睡。有时冻醒，似乎听见什么神秘的野兽走动。他抖地跳起身，原地踏步或练练拳脚，暖和一些又裹着毛毯团缩一团，偎依在冰冷的山石上。直到快天亮了，才跳过学校的围墙，回到自己床铺上。
他的床上没有枕头，只放着一块石头，铺着块枕巾。
四十七中地处郊外，离北京市内的家有七十多里，坐车要两个小时。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常常步行回家，这一趟单程就要七个小时。有一次，他步行七个小时到家后，只喝了口水，又连夜返回学校，一天走了近一百五十里。说是学习解放军，练铁脚板。这种苦行僧般的举动，在四十七中里很少见，让人莫名其妙。为此，他父亲骂过他，嫌他把宝贵时间全浪费在无意义的走路上了。他默不作声，依旧我行我素。他后来能在内蒙忍受非人的痛苦，能跟蒙古牧民摔跤，能有韧劲地，向他的目标不屈不挠地进发，跟他高中时这种大运动量的严格锻炼很有关系。
为此种种荒唐事，他小学入不了队，中学入不了团，高中甚至还得了两个处分。先是因为他去水库游泳，破坏了学校的纪律。老师让他写检查，他不好好写，胡乱写了几个字，也是不说话，跟哑巴一样。最后，学校给他了一个警告处分。
后来，又因为打架得了记过处分。他一直都想入团，周周都写思想汇报。有个同学说他假积极，他就怀恨在心，假装要跟那个同学谈心，把那同学骗到一个僻静处，痛打一顿。之后，老师让他检查，他又敷衍了事，不当回事，还凶狠巴巴地瞪老师。结果学校以打人，态度恶劣为由，又给他了个记过处分。他更加不服，谁也不理，孤孤单单，见了老师就瞪人家。学校考虑他已有两个处分，还这样顽固，认为他不适合在一般的学校环境，准备把他送到温泉工读学校。我们跟学校求了半天情，才赦免了他。
我那儿子这类行动还有不少，有的忘掉，且不说了。还是说说这孩子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了肥厚的土壤后，他的“英雄”行径吧。
一九六七年四月的这天，我到单位参加运动去了。老伴被单位叫去开会。家中只有两个女儿，一个侄女，一个老姑姑四个女人。突然有十个十七八岁的红卫兵叫开门（其中还有两个女的），冲进屋里，分头行动起来。有的切断电话线，有的用带来的一瓶墨汁，飞速地在院墙上、地板上，涂写比斗还大的大标语。其中有个最壮的小伙子，先把姑姑和侄女锁在东屋，然后窜到北屋，把里面的大女儿用绳子倒绑双手，勒得紧紧，又往嘴里塞了满满一嘴臭袜子，几乎把她的嘴撑破，推倒在床上。然后他从包里拿出一把新买的斧头，猛地劈开了我的大衣柜，把柜里的几百元钱，二百斤粮票和一个不错的半导体拿到手，冷冷地对倒在床上的大女儿说：“告诉你，不许报案！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负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你懂吗？”
这壮小伙子就是我的儿子。以他为首带了九位同学来砸抢自己的家。他另外的两个同学把他小姐姐胖胖也双手给倒绑在她住的南屋里，但同学绑的没他那么狠。大约一刻钟后，这场突然袭击嘎然停止。老鬼带着九个同学，飞快地夺门而走，直奔北京火车站，上了去凭祥的特快列车，奔赴越南抗美前线。
老鬼（左）
他大姐嘴里塞满臭袜子，呼吸困难，双手被反绑，无法掏出口里的东西。她只得慢慢地自己移动下床，瞥见床旁小柜上有把水果刀，背转身子把水果刀拿到手，一点一点才把绑她双手的绳子割断，这才赶快把堵在口里的臭袜子扯出来，深深吸了几口气。又到东屋打开屋门，放出了姑姑和表妹，又到南屋把吓得一动不敢动的胖胖松了绑，她们面面相觑，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应该赶快给父母打电话。可是家里的电话机不翼而飞，电话线也给切断一大截。她们姐妹俩急忙跑到附近的北师大化学系传达室，先给父亲单位打电话，可她爸爸并不曾被单位叫去开会，原来是儿子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怕父亲是个男人，砸他抢他不容易，于是装成单位的人打电话把爸爸骗走。
她们又给我打电话。先找到当时的革委会副主任浩然，告知我家里发生的情况，浩然大吃一惊，怕我得此消息受不了，没马上告诉我。老伴骑车到单位一问，并没开会这件事。等他回到家中看见发生的情况，急忙骑车来到我单位告诉我这件事。老头儿气坏了，想不到养了这么个儿子。我听了开始也很生气。不过很快我就想通了。他既如此无情，那就不是我儿子。当时打砸抢是常事，心想叫那些造反的红卫兵抢走点东西算什么。平常我怕胖，每顿午饭顶多吃二两，这天中午，单位正好吃我爱吃的窝头，对儿子的绝望，我反而一顿吃了四两大窝头！
午饭后，我回到家中，好家伙，不论院中的四面墙壁，还是我住的屋子地上，到处涂满了杀气腾腾的大黑标语：“打倒刘邓陶！”“打倒杨沫！”“打倒《青春之歌》!”“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杨沫必须低头认罪！”“砸烂杨沫狗头！”“《青春之歌》是大毒草！”……好不醒目，好不吓人。到处都是标语，实在不舒服，于是家人急忙动手，刷洗院墙、地板。费了好大力气，那可怕的大字依然墨迹斑斑，无法洗净，只好任由它去。
几天后才找到了电话机。原来被这些造反的红卫兵扔到房顶上。我给被劈坏了大衣柜换上了玻璃门，倒也蛮漂亮。文革中，我十分幸运，单位里有浩然、李学鳌等一些同志暗中保我，家中并没有被抄过家。只是我儿子却带人抄了我，砸了我。
此时，老鬼的故事并没有完，遭劫后不到一个月，他给我们寄来了一封信，抬头不写父母亲，而是直乎“马建民，杨沫”，界限划得好清楚。信是从南宁发的，他说他们要支援世界革命，执行毛主席“抗美援越”的指示，去越南打仗。要“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现在抄家拿走的钱全花光了，命令我速寄南宁某邮局五百元，“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你们将遭到比上次更惨重的打击”云云，署名是“毛泽东抗美铁血团”。我们这个儿子啊，怎么说呢？他和一些同学抢了自己的家，弄些钱，然后去越南抗美援越，想当英雄，这完全是年轻人的狂热，我们不赞成他这样做，更不能屈服于他的恐吓勒索，决定不给他回信，不再理他。到了指定时间，他没收到钱后，这孩子就指示他北京的同学到他父亲单位贴了揭露他父亲是“法西斯暴君”的大字报。
以后，有一年多，我们对他的行踪不闻不问。可是有关他们的事迹仍不断地传来：他们多次跨越中越边境，都被越南边防军或我们的援越部队抓住，给遣送回国，可他们依旧往越南那边跑。最后，被当地民兵抓住，狠狠揍了他们一顿。这十位“英雄”开始分裂，多数不再想闯边境，只有老鬼和两个铁哥儿们还不死心，还要伺机偷越国境。当时厌倦了国内轰轰烈烈的运动，却又没出路的中学生们充满了天真的幻想，想去越南打仗的年轻人非常多，凭祥市委住满了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越方无法招架，只能全部遣送回中国。老鬼是个倔强固执的人。他挨打受罪最多，手表、半导体等东西丢个精光，最后还是没去成越南。又想跑到云南，想从那边过去，仍没成功。后跑到西藏，因为偷了昌都公安局武器库里的藏刀，被发现后遣送回北京。以后，他又与朋友合伙从河南搞了三把手枪，带回北京，很快被举报。他们订立攻守同盟，死活不承认。于是被海淀公安分局拘留，关了七十五天，这时已是一九六八年春天了。他从牢房里给我们捎来纸条，又管我们叫“爸爸妈妈”了，说牢里非常饿，每天只两个小窝头，吃不饱，他给饿昏了两次。饿得全身无力，走路颤颤巍巍，得扶着墙。恳求我们帮他找人，救他出来。
我们想，这孩子一冲动起来，天不怕，地不怕，总闯祸，应当叫他在牢里受点苦，煞煞他的性子，仍然没有理他，不给他任何援助。公安局审查他搞枪只是想跟苏修打仗用，没干什么不法行为，就释放出狱。
以后，学校分配他去山西插队，他觉得在农村干农活儿没劲头，就没去。终于有一天，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决定去内蒙古，想在茫茫草原上干番事业。那地方非常冷，六月天还能冻死人；冬天年年都有人冻伤或冻死。可是这伙青年，就是千方百计要到这样令人生畏的地方，甚至还割破手指写血书。
临去内蒙时，他曾答应我不打架，好好干，可不出一年，他就给家来信，夸耀战绩：“妈妈，我为民除了一大害，打服了一个复员大兵，我们的班长。他一贯欺压知青，动不动就对知青吹胡子瞪眼。那天，我冒着严寒出车，上山拉石头。回来路上，一个轮胎被石头扎破，只好把石头卸了，空车回来。这个班长却到连长那儿汇报我撒谎，说石头根本扎不破大车带。我气坏了，与他争吵起来，最后他先骂我，先动手打我。我奋起自卫，把他打倒，直打到他缩在屋角，哭泣起来，才罢休。”
因为打架，又因为开门整党时，给指导员提了点意见，于是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就扣到了儿子头上，一戴就是五年。儿子去内蒙八年，有五年都是在现行反革命的专政下渡过，他最好的一段锦秀年华，变成了血泪斑斑，伤痕累累，不人不兽的岁月。
老鬼在兵团牢房经受到的残酷对待(《血色黄昏》里有所披露)，我在国民党折磨共产党人和日本法西斯残害中国人的书籍中，都从未见过。眼看着一批批人包括个别知青，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镇压，桀骜不驯的老鬼，为了活命，渐渐变得老实，变得俯首贴耳。后来，兵团宽大了他，没给他判刑，交回原单位监督改造。这时，过去的朋友全不再理他。他成了毒蛇猛兽，人人见了都躲得远远，谁也不敢跟他说话。连我们——他的父母也都不理他。
一九七一年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况也不很好，他父亲曾被隔离八个月，以后虽放出来了，仍要没完没了地写检查。我呢，因为写了《青春之歌》大毒草，被靠边站。后来，又成了“假党员”，再以后又被当成了隐藏最深的准“特务”，成天价被大字报催促着“坦白交待”。这时候，那顾得上儿子的事，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那时对解放军领导的内蒙古兵团还十分的相信。儿子被打成反革命后，以为他的问题一定很严重，罪有应得。有一段时间没有同情他，也没有多理他，这当然更加重了儿子内心的痛苦。
可是后来，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们从切身体会中，从许多老帅、老将军、老干部的遭遇中，渐渐明白了“反革命” 的帽子无论多革命的同志都可能被戴上。更何况孔武强壮，好打架，又敢直言不讳说实话的老鬼呢？
大约从一九七二年以后，我对儿子的问题就开始有新的认识，写信鼓励他好好干，不要悲观。接着，我又像乞丐般的，打躬作揖地给他的连指导员、团领导、师领导，一封封写信，不论大小官儿，一律称之为“首长”，请求他们对儿子的问题进行复查，我为儿子的事费尽了心机，可内蒙古兵团却没有一丝反响。无奈，我又在北京到处活动。找国务院接待室，托魏巍同志找北京军区，登门找王震同志却未得见面……
这一段时间，儿子常常给家中写信要求帮助他。我们努了许多力，但无济于事。进入一九七五年后，儿子仍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被监督改造，服苦役。我的心也越来越不安。这时，许多“走资派”、”特务”、”叛徒”、”反革命”等老同志都陆续平反，可内蒙古兵团怎么对一个不过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却没完没了地整五年，还不肯饶了他呢？某天，一位负责信访工作的朋友给我出主意说：“你给周总理写封信吧，我能帮助转到总理办公室。”当时，我知道总理处境也不好，批林批孔，矛头暗暗指着他，但为了儿子的前途，我终于给周总理写了信。果然，不多久，我就得到消息说，周总理把我的信转给了当时内蒙古第一把手尤太忠同志，尤太忠同志很快批复内蒙古兵团复查儿子的问题，这消息给了我极大的欣慰。
终于有一天，连长通知老鬼兵团决定撤消对他监督改造，改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即使给他留了一个长长的尾巴，却已使得他欣喜若狂。实在是这种被专政的生活太苦了。紧勒的笼头，能给稍稍松一下，就是天大的快乐。
为了给儿子翻案，我也很不易。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内蒙古兵团五师四十一团曾向兵团党委正式打报告，要求严惩马波，同时也要求“惩办其母杨沫”，请看该文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他四处活动，诬蔑兵团是法西斯专政。一九七二年冬，利用在外打石头之机，逃跑上访，后被发现抓回……先后四次在团部张贴大字报，攻击谩骂兵团领导同志，妄图进行翻案，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马波之所以敢公开站出来为自己翻案，是与其母杨沫分不开的。在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后，杨曾通过各种关系为马翻案，并将中央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机密向其透露，多次来信为其出谋划策……建议：上级党委给马波其母杨沫所在单位党组织发函，指出其支持其子翻案是错误的，应进行必要的教育或组织处理……”
儿子在多年后，搞到了这份材料。我也是多年后才知道了这个构陷。我不知道我在挨整时，是否也有内蒙古兵团的一拳一脚。后来内蒙古兵团解散，在内蒙草原奋斗了七八年的十多万知识青年先后自找门路，纷纷离开内蒙各奔前程。我们不会走后门，没给儿子办回北京，托一个在大同当劳动局长的老战友，把他调到了大同矿山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
儿子本来就不讲卫生，内蒙缺水，他经常不洗脸，根本不洗脚，在内蒙八年从没洗过澡，他穿的衣服又破又烂，补丁落补丁。他那个倔劲儿有时还很凶，怪吓人的；而且在连里，他的岁数又最大，于是知青们给他起了个外号“老鬼”。而儿子对这个外号不但不恼，反而以此为荣。以后写成了长篇记实小说《血色黄昏》，还用它署名。这个名字是内蒙草原给他留下的一个纪念。
一九七八年，儿子在大同干了一年多工人后，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当起了大学生。这时，他才正式回到北京。上学期间，依然不忘写他的自传体小说，这部小说，在草原上时，他就动笔开始写了。中间，我们担心他再惹事生非，要求他给我们看看。他没同意，他父亲就偷偷地把他的一打手稿拿走了，想看看他都写了些什么。不料，却把儿子气坏了，给父亲写信，威胁要跟父亲拼命，说什么“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不还给稿子，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等等……把我们气得够呛，我们好心好意关心他，怕他出问题，他却恩将仇报，又有好长时间没和他来往。
他的个性太偏执，说翻脸就翻脸，一点不合他的意，就把你恨得要命。他心胸狭隘，对自己受到的侮辱损害，一点不能容忍，刻骨铭心。他不会说话，就写在纸上，用笔来发泄。
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中国法制报当了一名记者，他仍在工作之余为他的小说拼搏，经过了将近十二年的努力，经过了十六家出版社的碰壁，经过无数次修改，他的书，终于在一九八七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
出版后，一炮打响，供不应求，连续再版。一些青年人都争着抢着读。北京的个体书摊上，也卖起了这部书。报上介绍这本书的文章此起彼伏。台湾、香港等也印了这书，还有人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写的比我好。
评论家冯牧同志是这样评价他的书：
“这部作品确确实实很强烈地打动了我，我觉得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当然这可能和我比较熟悉、关心、惦念我国那数千万计的青年知识分子命运有关。……我感到，这部作品的真实与真诚是我过去读过以知青为题材的作品所没有的。赤裸裸的真实，不容怀疑的真诚，没有任何虚伪，没有任何矫饰，没有任何美化…”
冯牧同志也指出了该书尚有一些粗糙，不够精细的缺点，但他总的评论还是说：“老鬼的处女作是这样的出手不凡。他没有辜负自己的长达十年的经常和鲜血、汗水、眼泪混在一起的生活。对这段独特的，在世界上可能是独一无二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经历，做出了现在已经达到了的概括或表现。”
坦白说，对于他这本书，我没有参加过一点意见，因为他从来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对儿子曾有过许多不满，许多的气恼，许多的失望。经过文革，我有了某些改变，我明白了自己有不少观念是陈旧的，过时的，对创作缺乏新颖的独创的见解，因此我的写作才走了弯路。这样，我对儿子的不满，气恼，失望又减少了许多。
当他的《血色黄昏》出版后，通过他的书，我对他的了解更多了一些（虽则这本书中有些地方丑化了我，骂了我），不满，气恼，失望又减少了一些。例如，他把全部稿费，又借了一些钱，买了一台电脑，此外什么享受品也没买。穿的非常大众，简直寒酸。他妻子不在家时，他就会吃炸酱抹馒头，或是蒙古式的白水煮肉，从不在生活上有任何享受的念头和习惯。他自己有双三接头皮鞋，不爱穿，送给了他姐夫。
前几年他去了美国，在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从他寄回的照片上看，衣着，神情和在国内没有两样，依旧土里土气。不穿西服，不穿皮鞋，依旧不爱洗澡（因为他很少上街，终日在家改稿，和美国人很少来往）。
他在生活上还是瞎凑合，不做饭，都买现成的熟食吃。每天吃面包抹果酱或夹片火腿肉就着胡萝卜和芹菜。他说这种洋插队的日子比土插队好多了，起码有电视看，有汽车开，但就是孤独，寂寞，像内蒙草原上一样的孤独。他还是常常怀念故乡，怀念他的大草原。人家到了美国，生活都是大变样，拼命挣钱，而这个老鬼，却依然故我，继续埋头写书，修改他的《血色黎明》，与周围人不来往，完全隐居。他说也喜欢钱，却没有真正用心思去挣。没有去做买卖；没有到处拉关系，找资助：没有出风头，说些标新立异的话，卖身给有权势的人……他最近来信说他给一家美国人看狗，每天早晨遛遛狗，喂喂狗，中午把狗放到院子里撒撒尿，一天可挣十美元，他很满意这份差事，他喜欢狗。
他的来信中常常流露出他对祖国，亲人，朋友，草原的思念。他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说：“妈妈，月是故乡明，每逢我听到—首歌唱到：‘归来吧，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吧，四处飘泊的人……’，心就咚咚直跳，常常热泪盈眶。”他还说：“我当然要回国当个记者，远胜过在这里当个最底层的卖苦力的二等公民。虽然这里比国内挣钱多一点，但这儿不是属于我的地方。”
他希望回来。我也希望他回来。一个作家离开故土，离开了与自己的人民同呼吸，共患难，能成功的例子太罕见了。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暮年更加迟暮的到来，我对老鬼的人品，对他的个性上的特别，对他的不寻常，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于是我的气恼，我的不满，我的失望，也更加减轻，减淡……当读到他的“月是故乡明”那段话时，我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儿子直到年届四十有了自己的儿子后，才对母亲有了深挚的情感。
我也常常怀念远在地球那一端的儿子。
知青老鬼： 我的血色青春北京电视台《非常说名》来源：吉林卫视、知青作家老鬼文库、北京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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