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我为什么只给鲜花，不给狗屎
按：这篇文章需要冷静理性的阅读，带着情绪阅读你会得出相反的印象。文章中任何让你干到不适的语言，请不要第一时间跳起来开骂，而是在脑子里先想几分钟。
如果你能仔细阅读本文并且深入思考，毫不夸张的说，对于你的认识水平与思考能力绝对是一大提升。
另外愤青或者理想主义者或者有道德洁癖的建议不要阅读本文，因为本文会让你们非常不舒服。
近年来写了一些所谓“正能量”的文章，天天被人骂五毛，或者怀疑我被喝茶策反的，什么都有，反正阴谋论在中国深入人心。
那么，为什么一个过去能写《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经济真相》的作者，现在开始大量写“正能量”的文章？
为什么我从愤青变成五毛？
原因很简单：因为层面站得更高。
冰冷地方时候我大概是2，现在是3。从愤青变成五毛——我个人的定义就是从牛顿走向爱因斯坦。
我任何一篇文章的初衷就是开启民智，用理性的思维看待世界，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
以宏观管理社会治理为例，我大概清楚宏观管理的基本思路与原则，同时深知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一些动辄喊打喊杀的键盘侠与公知，开嘴炮容易——别看某些公知挂着什么教授、智库的头衔，真让他们实际操作治理，连一个镇长都干不下来。
什么是宏观治理？
就两条原则——
其一，把资源投到该去的地方。
其二，控制并忍受投放资源过程中必要的成本。
这两条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真干起来很难。普通人能够接受第一条，却很难接受第二条，但是没有其二就没有其一。
我可以负责的强调一点——有道德洁癖的或者过于理想化是做不成事的。（这两条原则可以应用到任何领域，想一想，企业经营是不是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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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坤和纪晓岚牢中经典对白
是的，在封建社会的官僚体制下要将救灾粮最快的投放给灾民，首先做的就是要放纵官员贪腐。只有这样干，才能让官僚系统以更高的效率运行，才可能在灾年少死人。
古代农业社会出问题，从来都不是官员贪腐更多的是官员懒政不作为！满腹诗书的纪晓岚是永远不懂这个道理的。所以，皇帝是用“大贪官”和珅当宰相干具体工作，而“一身正气”的纪晓岚只能在皇帝身边当一个清客。
中国十几亿人口，基层治理远比满清时代更复杂，很多人看到阴暗面就骂政府，实际上你们看到的大都是宏观治理第二条的“成本”。如果你站得更高，就能看到第一条，那才是管理层的目的所在。
随便举几个被狂喷的例子！
比如公务员加工资，以及退休薪金双轨制（就是政府部门人员不交养老金但是退休工资远远高于企事业单位的人员）。
这个问题——比如退休金双轨制摆在道德的层面是不合理的。但是国家治理过于强调道德是要出问题的。
为什么要提高公务员待遇？
这是为了保证两点。
其一，更好的推动反腐倡廉，把官员的灰色收入尽可能的挤压出去。（只可能把腐败与灰色收入挤压到可以容忍的程度，完全消灭是不可能的）
其二，任何一个行业有什么样的平均收入，就一定对应什么样的人力水平。让公务员平均待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就是为了保证公务员人员素质水平高于社会平均素质水平，这样才有可能给社会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公共服务。
按：看不懂这两条的自己回家读书去，不接受任何抬杠。
看得懂的童鞋可以自行去比较一下中国与发达国家政府工作效率，比较一下18大之后公务员系统贪腐与工作作风的变化。
我们的处方药品价格虚高，原因就是医生开药方要吃回扣，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那么，为什么政府不大力治理这个问题？
还是那句话，这个问题摆在道德的层面是不合理的。但是国家治理过于强调道德是要出问题的。
为什么？
任何一个行业有什么样的平均收入，就一定对应什么样的人力水平。
你要给社会提供高水平的公共医疗服务，就得有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才队伍，就得有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光靠财政拨款，是远远无法让医疗人员获得超越社会平均水平收入的。
一个普通人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不仅时间长而且成本很高（大学本科是5年，实习再花2年左右，整个时间周期就是7年起），上岗后工作压力非常大（中国三甲医院医生在门诊一天要接待几十上百个病人，经常节假日得不到休息，其工作强度是发达国家同僚的十倍以上）——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你不让他拿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上的收入，是完全不现实的。
所以，在相当长一个阶段，只能通过“医疗产业化”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执政者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医疗“腐败”——也就是必须容忍医生通过药品回扣（或者检查费用提成）来获得补偿性收入。（容忍医疗人员的灰色收入不代表可以容忍医疗监管人员有灰色收入——这是两个概念。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医疗卫生官员因为腐败被抓，但是几乎没有见过医生因为收回扣被查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在计划经济时期，教师与医生的收入都是靠财政拨款。结果就是教师收入不如摆地摊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读书无用论盛行一时——这种脑体倒挂的现象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怎么办？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搞民生产业市场化就是权宜之计——包括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展开）
用财政拨款+“产业化收入”来维持教师与医生较高的收入，以保证维持一个较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与医生队伍。然后等经济发展了，国家财力强大了，慢慢扩大教育与医疗的财政投入，一点点把“产业化收入”挤出去。
对于老百姓看病而言，就是用医保+自费为医疗系统买单。国家经济发展得越快，医保买单的比例就越大。
历年教育经费投入
历年医疗费用投入
想一想，现在医保覆盖病种与报销比例是不是这些年一直在逐渐提高？高中以下学校教育负担是不是在逐渐减轻？
治大国如烹小鲜，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治理手段，只能是循序渐进一点点的推动社会的进步。
这些宏观管理的方法还摆不上台面，只能做不能说。
喊几句漂亮的口号容易，真顺应民众情绪来治理是要出大问题的。比如，彻查医疗腐败，把药品回扣彻底干掉，甚至抓一批收受药品回扣的医生——看上去很痛快，但是会有什么后果？
后果就是医疗人员收入大幅度下降，公共医疗机构的医疗人员大面积流失，私立医疗价格奇高，公共医疗水平降低到让人无法忍受的水平——这不是我臆想，这是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现实！
现在中国医院能够做到当天看病当天就医，做到及时手术——放眼全球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到，被公知吹嘘的美国，真正要类似中国2甲、3甲医院的医生给你提供医疗服务，首先得预约，然后等待几个月甚至一年！
中国一个2甲、3甲医院医生一天要看几十上百的病人，你让他只靠财政拨款拿农民工的工资，这不是扯淡吗？
所以，大多数药品价格虚高，医生吃回扣就是维持现有的较高的公共医疗水平——“必须容忍的成本”。
顺便说一下，为什么财政不加大医疗投入？
任何财政的专项投入必须与财政收入水平相匹配。现在我们的宏观百分之二十几的税负已经让很多人叫苦连天，要财政加大投入可以，但是加税你能不能接受？
先不论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财力远不能与高福利要求所匹配，就算是所有高福利国家一定对应的是高税负。北欧国家人民月收入1万欧到手6000，月收入3000欧到手2000，美国月收入1万美元到手不到7000美元（还得另行支付各种保险费用）——这样的税负水平中国老百姓能不能接受？
所以，中国“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通过经济发展，财政收入提高才能慢慢解决很多问题。
再讲一个案例，让大家看看基层治理的复杂性。
比如“三鹿奶粉”事件。这个事件很多人都表示对国家处理结果非常失望。
首先列举一下被处理的人员。
三鹿前董事长田文华被判处无期徒刑，三鹿集团高层管理人员王玉良、杭志奇、吴聚生则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5年、8年及5年。
三鹿集团作为单位被告，犯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罚款人民币4937余万元。
涉嫌制造和销售含三聚氰胺的奶农张玉军、高俊杰及耿金平三人被判处死刑，薛建忠无期徒刑，张彦军有期徒刑15年，耿金珠有期徒刑8年，萧玉有期徒刑5年。
石家庄市分管农业生产的副市长张发旺等政府官员、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冀纯堂也相继被撤职处理。河北省委也决定免去吴显国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李长江引咎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职务。
讲一讲这个事件背后的逻辑链条。
婴儿奶粉有两种，进口的很贵，广大农村市场喝不起的。国产的呢？又要价格便宜又要蛋白质含量达到国家标准。怎么办？
奶制品企业就去压奶农——限定收购价同时硬性要求蛋白质指标。这是奶制品行业的基本规则，具体执行有一定差别，比如蒙牛、伊利这些大企业就适当把收购价提高一点，三鹿这类二线品牌就把收购价压得低一点。奶农为了保证蛋白质指标合格就在牛奶中加三聚氰胺——这几乎是当时所有奶农的潜规则，所以后来所有的国产品牌奶粉都查出三聚氰胺，只是含量的区别。三鹿的奶农加的最多，结果就出了事。
大家对照一下上面的处理结果，奶农抓了几个典型——真要彻底处理就得将全中国所有在牛奶中加三聚氰胺的奶农抓起来判刑——这个加三聚氰胺的奶农数量级是几十上百万！但是这可能吗？
怎么才能彻底解决包括奶粉在内的食品安全问题？
从源头上讲，就得在农业领域搞产业集中化，那种分散式养殖是很难监管的——举个例子，中国每年出栏生猪6—7亿头，如果是农户分散式养殖（每家养个几头猪），你就很难控制猪肉安全——总不可能配置几千万个检疫员。然而不监管也不行，稍一松懈就会出食品安全的大案子——然后公众就铺天盖地的骂政府。
这里讲一下，我们基层农村法制观念、道德观念还很淡薄，为了赚钱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是什么都敢干。
包括现在还有整村整村贩毒、做假药、买卖人口、扒火车抢物资等等（著名的莆田系医院就是福建一个农村全体村民的杰作），与这些严重违法相比牛奶中加三聚氰胺，农作物使用违法的剧毒农药，喂猪掺杂有害的化工原料在有的农村真不算个事。
基层政府也很头痛——这些违法的农民不仅家徒四壁，而且涉及面太大，真要较真依法处理，那就要抓几千上万人，造成基层农村大面积动荡，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抓几个典型，更多情况下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基层农村治理的复杂性与阴暗面是城市人无法想象的，这里就不展开了。（有兴趣的童鞋可以随便找几个村镇干部聊一聊，看看我们基层的生态）
所以，我们现在养猪国家政策就是扶持规模化企业，养猪补贴999头起，数量越多补贴标准越高——这就是用经济手段逐渐淘汰散养的农户，从源头上解决猪肉安全问题——集中化养殖检疫什么的就很好管理。包括奶牛养殖也在搞规模化集中化，七八年下来很有成效，所以，现在国产牛奶、奶粉安全性也是有保障的。
这些政策是不是很好？为什么过去不这么干？如果过去奶牛养殖也搞产业集中化就没有三聚氰胺事件。是不是政府不作为？
哪有这么简单！
中国农村人均耕地只有2亩，农民要提高收入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养殖，如果搞农业养殖集中化，必然让大量农户失去养殖收入，光是土地那点种植收入糊口都难！
所以，在农村推动产业化、规模化首先要配套政策跟上，要把扶贫工作真正开展起来才有实施的基础。
而农村要解决脱贫问题根本上还得国家经济取得相当大的发展，城市（城镇）能够提供足够的岗位吸纳农村劳动力。
同时还得国家财政有相当大的增长，才能给予农业领域足够的财力支持。
现在搞农业产业集中化还主要集中在猪、牛等大型家蓄类，家禽类以及淡水养鱼还是以农户散养为主，所以这一块就经常出问题。比如最近爆出江浙千名儿童体内抗菌素超标——主要就是家禽与淡水鱼抗菌素使用超标导致的。
你看看，一个食品安全问题治理起来就是这么艰辛，需要花费这么多时间——这个远远不是什么严峻刑法，抓几个贪官，砍几颗脑袋就可以解决的。
一些公知与键盘侠天天喊漂亮的口号——什么国家要减税，要消灭退休双轨制，要加强监管——这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对于国家治理一点用处也没有，偏偏还被誉为“敢说真话”，“中国的良心”。
这里强调一下，很多漂亮的口号很可能还是治理的陷阱。
是不是很流行？是不是看上去很有道理？
讲一个常识——权力与责任一定是相等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隐含的意思也是把责任也关进笼子里。
这里讲一个我思考了几年才得出的观点（这个观点不接受任何抬杠，也不希望每一个读者能理解，不理解以后可以慢慢去理解），在当前人类科技水平与生产力水平——把公权力与公共责任关进笼子里是绝对要出问题的。
中国模式的成功其实就是少数精英用更大的公权力承担了更大责任，推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回头看看改开40年，中国模式更象是接力赛，真正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西方那套更像是拳击赛——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一个上台都另搞一套，政策很难有什么较长周期的延续性。所谓的“顺应民意”其实大多时候都是扯淡。
对老百姓最悲催是，有时责任关进笼子里，权力还在笼子外——比如美国警察制度就是典型，参考我的历史文章《重磅：美国禁枪为什么这么难？》，与美帝相比，中国警察就很悲催——警察权力是关进笼子里了，警察责任还在笼子外面。参考我的历史文章《警权不张，次序不立——现在已经有很危险的苗头》。
所以，公务员加薪的原因之一还可以认为就是对一线的警察的补偿（中国700万公务员，警察占200万）。现在管理层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最近也在修改相关法律，给警察适当的扩大执法权。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听闻这样那样的黑幕阴暗面。但是你不能只看阴暗面就否定一切，你得有更积极的心态站在更高的层面去看主流。
主流是什么？
从宏观层面来讲，就是改开40年，中国从一穷二白而日新月异逐渐走向强盛，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于其它的什么阴暗面绝大多数都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必须忍受的成本”。
满地鲜花，为什么要盯着狗屎不放？
为什么我要写正能量的文章？
我只给鲜花，不给狗屎。
最后看了本文如果觉得对你看问题的层面有所提升，那么就出一道题目大家思考：为什么不能对贩卖儿童妇女一律死刑？
按：基层治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大家有兴趣就给本文点赞1000+，我就再写一篇基层治理的文章《基层治理的“土办法”》,让大家开开眼界。
执政党在基层治理时面对各种头痛难缠的问题，用了些什么摆不上台面却非常有效的“土办法”来解决的。回头再比较一下，一些嘴炮公知喊一些漂亮的口号，其实在基层治理这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口号一点屁用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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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浩，来源：猫哥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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