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档案丨为什么是百塘？——谈谈我的田野边界

前些日子，在一场评审会上，我被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不遵循民族学传统，按要求“至少30户以上”选取研究对象？被这样提问时，我曾经被问到的另一些问题，突然一并回到脑中。

“这个村子有什么代表性？”

“为什么他们看不出是壮族？”

“她们织的布很普通，为什么拍她们？”

……

这些问题，带我回到了2015年初遇百塘的那个冬去春来。在相守的第8年，有些初衷早已淡忘，也许正是时候回想一下，再次确认那些不曾言说的抉择。

01

百塘太小了。整个村子曾经安躺在群山环绕的脚下，红水河的支流末梢轻轻划过村中，村里男女老少至今还记得，可以在溪上跳跃而过的欢喜，和收割稻田后厚厚软软的谷杆堆。

百塘全村原有49户，当年未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这个数据是按照未分家时全村有多少间房屋计算的。2001年龙滩水电站开工，为了保障这个“西电东送”的重要标志性工程顺利进行，天峨县境内红水河两岸村屯随即移民，同时完成户籍管理和身份登记制度。百塘是2006年完成搬迁的，一部分人通过在县城开厂、购房等方式，集群为百塘小区居民，共15户，另有4户在附近购地自建房；搬至外址的还有天峨县连迁安置点3户、天峨县那龙街1户、贵州省边阳3户；不脱离原生土地的大部分村民，上移到原址半山腰的宜居之处，分为凤凰坡组的24户（2017年底银百高速修建，再次征地，又有4户搬去天峨县城），和琅仗组的14户。柳的家就在琅仗组。我问她：“为什么搬到这里？”她说：“因为板栗在这里啊。”我又问舅舅卜辽：“你们是怎么选到现在这个地方的？”他答：“当时嘛，我们的指标是后靠的，考虑到还要种板栗啊，不然没有收益啊，要方便干农活，不能太远，所以选这里了。”

这两组在水淹上来之后剩余的山林地，一部分在现居所的后背山上，一部分在河对岸，近的步行十分钟就能到，最远的则需要一个多小时。柳告诉我，她小时候经常要去最远的叫做zou55gan45的地里干活，特别辛苦，近年母亲妈柳在那里种了茶油树，至今仍往返护理，很辛苦，她和弟弟定都劝母亲放弃那块地。妈柳却舍不得，因为村里很多荒地未划分到户，全靠谁家勤快先去开耕，就归谁家，妈柳害怕如果不去种，又会变成荒地被别家拿走。移民搬迁部分地改变了当地的生计方式，原先一跃可过的小溪，变成了深达470多米的水库，各家用补偿款买了船。柳家是百塘第一个买船的，买的是二手船，当年的价格是1.8万元，载重量达2-3吨。柳家试过载重最大时是2吨，用这船运板栗去乡里赶街。下老街圩5天一次，以柳家的劳动能力来算，一天能捡200斤板栗已是极限，所以捡4天，第五天运去卖，收获季节便是如此反复。从2017年开始，天峨县旅游推广工作重点打造垂钓乐园相关服务，琅仗有两三家村民便自发在河边开设钓鱼房，做成简易标间的样子，吸引了不少垂钓爱好者。钓鱼房收取每晚120元房费，周边县市游客较常来，又因为离贵州黔东南近，来自那里的消费者也不少，还曾有四川人开车组队前来，生意还算红火。但做钓鱼房，需要前期投入资金，建一个房子至少2万元，后续还得花时间精力往返服务。组里青壮年劳动力极少，留守的中老年较多，这个事情没有推广开，至今仍是那两三家在经营着。

琅仗和凤凰坡挨得近，沿着土路，绕过4个“沟”就到了，开车要不了十分钟。坡、沟和岭是当地特有的描述山体的名称，用来标识重要位置。“沟”是山与山之间的夹缝，多用于标识划界，壮话叫θ/ri44（注：“/”为我自己的记音方式，意为这个辅音介于常见的θ和r之间）；“坡”是指从山脚连到山顶的成片区域，多为重要的生产生活所在地，壮话叫nang45；“岭”相当于小山包，多为坡上鼓出的区域或山脊，壮话叫mou52。比如：凤凰坡用当地壮话叫nang45 gei23，gei23是凤凰，该组由此得名。从琅仗出发往凤凰坡，需要经过θ/ri44 fa52（新庙所在地）、θ/ri44 d/ra11（旧庙所在地）、θ/ri44 xao52和θ/ri44 d/rian23这4个沟。因为这片区域是重要活动场所，所以每个沟都有名字，如果要标示不那么重要的、没取名的地方，一般只说第几个沟、第几个岭即可。柳所在的农姓，在琅仗仅她一家，三个同宗的堂叔则都在凤凰坡，倒是走动频繁。去县城就没这么方便了，初时南天高速还没建，从村里开车过去最快也要两个半小时。村里人还每次都担心地提醒我，要特别注意龙滩水电站厂区周围那几公里“魔鬼弯道”，特别湿滑，事故很多。

面对这样一个已经被撕裂成好多块的村庄，我曾经非常头疼，不知道怎样确立这个田野的边界才好。后来发动逃避型人格的技能，选择搁置问题，先从本心出发问问自己，到底来这干嘛来了。

02

我始终忘不掉的是，2015年第一次来百塘拍女人们织布。大家以为是拍电视，又羞涩又吵闹，后来发现我怎么时时都在跟拍，又有点疑惑，问：“拍电视这么辛苦的吗？要拍这么多的吗？”我们离村前，大家拿出自己手工缝制的鞋垫，在那分码数。后来翻译影片时我才知道，阿姨阿姐们打趣：“脚太小了，没有合适的鞋垫，只能选个大的，给我们女婿（意指我们未来的丈夫）好啦！”从那时起，我就被纳入柳家人口来讨论了，柳每次回村，人们总问：“你们家小燕没回来吗？”

人真的是好奇怪的一种生命体啊！简单几句话，随便几个动作，就可能烙紧一辈子。我跟柳虽同事几年，却一点不熟。村子第一次被拍摄，被记录，还可能被更多人看到，柳是兴奋的。有一阵子，下班后她跟我回家，在电脑前一句话一句话地翻译素材，讨论村里的人情世故，为剪辑做取舍。最终在影片里，既能看到她们，也能看到我们。如果不是这相遇，我也不会发现她是这么特别的女孩。心善，坚韧，带点笨拙的真挚，我们原是一类人啊。那时，我才开始独立做片子，还不知道一辈子能遇到多少个合适的拍摄对象。现今却早已不想，一个足矣，得之我幸。

没有过因纯粹感动而全力以赴做一件事的人，大概永远无法体会我的境遇。跟百塘的交集，从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后来也没再变过。我始终相信，如果没有原始的感情冲动，让人总想靠近，那就一切讨论都没有意义。试着想象，一个你总不愿去的田野，一个你总盼着逃离的拍摄对象，你在那能干出什么好事吗？“自下而上”当然也是寂寞的。这些年来，我没有去攀附什么项目，或用影片去换什么钱；我也从未找过官方，实际的支援都来自村里人的理解；我自知不擅长观察大事件，日常便成了最得心应手的切入点；我毫不介意暴露自己的无能和无助，所以影像里有他人也有一个现实的我。这个过程中，至少对得起自己。至于要预设一个意义，那很简单。我想至少为百塘的个人、家庭乃至社区留点档案，现在它不重要，但要是没人做，将来就不可能找回来。无论现在和以后，他们随时想起了，拿去干嘛都行。

03

凭着感情决定要留在这里做点事了，那什么是我力所能及之事呢？这不得不绕回田野边界的确定问题。恰时，一连两年跟拍拜土地仪式之后，我突然解惑了。

百塘的移民搬迁，改变了村子的布局，以前聚落式的住屋，必须适应新的地貌环境。山坡上平地很少，又为了方便出行，住屋便沿路一字排开，凤凰坡和琅仗两个组都是这样。因此，公共区域被重新定义，扁平化为一截窄窄的乡间土路，没有了以前宽阔舒展的休憩空间。为守护村子而生的土地庙，原本有两个。一个处于半山腰的密林中间，水库搬迁后未受影响，那是一个三四棵大榕树相抱繁盛的地方，用石片搭一个简易小屋，里面摆放颇具神形的石头，2021年腊月期间又重新翻修，继续供奉。另一个原在溪边，早已跟旧村一起沉入水底，村民于2006年底重建了一个，在琅仗入口第一个岭上。为方便表述，前一个称为旧庙，后一个称为新庙。每年拜土地庙的仪式，旧庙那边一如往常，拜新庙却逐渐微妙起来。这首先涉及新庙当时搬上来的原因。2006年底，原任副乡长的卜宜突然病重，由于他是村里户口，又恰逢水库移民工作，村里的魔公便算了一卦，决定将水边的土地庙（当时未淹没，是后来水库慢慢提升水位才淹没的）搬上来另立新庙，以化解灾祸。于是，凤凰坡组的村民认为新庙离自己比较远，是主要保佑琅仗那组的，便不来拜祭了。另一个原因，凤凰坡组常住人口少，很难组织集体活动，于是每逢新年只拜旧庙。琅仗组则保持两个庙都拜的传统，先去新庙做完仪式，收拾祭品拿去旧庙重复一遍，才回村聚餐。

当我访谈到这个信息，异常兴奋。新土地庙的建立，意味着新的组群心理和行为机制形成，以前以村为单位开展的部分公共活动，有意识地转为以组为单位。从村寨差序格局来看，这是一个新设的节点，而原先以村为单位的节点向外移动了。每年拜土地仪式，琅仗组14户自行组织，每户一两百块钱，加上近年沿岸开辟了钓鱼停车场，获得的一些公共收入，集合起来买鸡、猪肉、鞭炮、纸钱、香、酒等祭品。司神职的卜辽负责念唱，大家轮流上来敬香祈愿，最后每家带来一碗米，放进大锅一起煮成粥，集体分食才算结束。被现代化所裹挟之后，村里的公共活动本就非常少见，拜土地更成为仅存不多的传统仪式。它依旧留存请神-敬神-送神这一清晰的仪式环节，村民们虽不一定说得清这个事情是为什么而做，却大都自觉主动地从年节里挤出必要的时间，完整地参与进程。拜土地在他们心里，是一年之初求获保佑的象征，同时也是恢复生产劳作的开始。此事建立了一种共同信念，无论后续留在当地还是外出工作，心理上始终维系共同体的模态，如此反复强化关于“我”的认知。

然而，社会变迁的力量不可小觑，拜土地仪式也必然受到强烈冲击。盖新庙时，村民们在庙边栽种树苗，希望将来长成大树，延续以往的景观。但他们逐渐发现，新庙所在的岭头，土壤过于干燥贫瘠，且紧邻道路导致工程垃圾堆积过多，是栽不成树的。所以至今“村口聚生的大树下是土地庙”这一传统被打破了。作为心理补偿机制，村民对这件事进行了重新解析，于是“方位更重要，这里毕竟是村头向东之地”“土地庙背山向水，风水还是很好的”“开辟了沿岸便道之后，这里形成三岔口，又有土地公公保佑，也是很好的”这类言论反复出现。虽然客观条件打破了某些规定，但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其他条件进行合理化，使信仰体系重新圆滑完整。另一方面，有些家庭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放弃参加拜土地仪式。舅舅卜辽这样解释：“没论的，这个土地庙，是保佑全村的，无论去哪里，都可以管到的，只要是我们村的，家家户户都保佑的。”柳也说：“我从小就听说我们村这个土地庙，是比较温和的，不介意那么多，有人供就可以了，每个地方的土地还有点不一样的，有些土地很凶，我们这个倒是很好讲话的。”通过这种拟人化的想象，和对情境的反复练习，是土地信仰具象化到个体或家族身上的信息加工过程，它有助于当地的一些社会关系问题解决。

我由此“意外地”确立了自己的田野边界，顿时心安不少。它竟暗合了我初遇百塘的直觉——想要凭一人之力能够做到“尽量小”的边界，为的是腾出时间精力去做“尽量深”的研究。这个过程，有点像科幻作家特德·姜笔下的外星人“七肢桶”带来的哲学思考，作为渺小人类，究竟是行动导向了结果，还是先看清终点再用行动去让它发生呢？总之我坚信，这么走，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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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访谈内容来自农梅柳、农妈柳（韦氏柔）、农天振。此为第一手资料，引用请注明出处，保障信息提供者的权益。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