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丨送别林乎加：新三届扩招的首功之臣
林乎加遗像
今天上午9时，北京医院送别厅。数百北京市民在这里送别他们的老市长林乎加。
林乎加9月13日在北京逝世，距他年满102周岁，只有三个月了。
林乎加是硕果仅存的8位原中顾委委员之一，唯一一位曾主政京、津、沪的市委书记。
林乎加也是新三届扩招生终身铭记的恩人。他在1978年给邓小平写信建言高校扩招，促使当年的10.7万名考生通过扩招途径进入大学深造。在随后的1980年代，各地大学分校扩招，数十万高考学子改变了人生命运。
北京的一位78级分校生动容回忆：如同当年我們入学座谈会上大家发言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感謝市長林乎加。我們每一个大學分校畢業生都應該感謝他，是他改變了我們這些当年工农兵学商們的人生軌跡，也才有了（北京）聯大四十年的輝煌。
今天的告别仪式上，政界人士蔡奇、刘延东等亲祭。
林乎加生平
林乎加图集
1961年，林乎加（前右）、田家英（左一）在浙江调研
1977年11月，左起韩哲一、林乎加、苏振华、许家屯、彭冲等在无锡
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林乎加（左二）等陪同下，视察天津市河北区黄纬路居民住宅建设工地
1979年，林乎加在北京市人代会七届三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
1980年，林乎加在大兴县东方红公社参加植树造林活动
1985年10月16日，林乎加（左前）于甘肃省临洮县和当地同志探讨脱贫大计
1992年5月林乎加与北京日报工作人员谈报纸宣传工作
晚年林乎加
晚年林乎加向记者回顾大学扩招
晚年林乎加谈扶贫
晚年林乎加
延伸阅读
远去的世纪老人林乎加
（主政京津沪部分）
作者：宋春丹
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70期
9月13日早上7点零6分，林乎加在农业部期间的秘书、农业部兽医局原局长贾幼陵接到林乎加小女儿林大建发来的短信：老爸今早4点43分去世了，走得很安详，特告。
林乎加，硕果仅存的8位原中顾委委员之一，唯一一位曾主政京、津、沪的市委书记。此时，距他年满102周岁，只有三个月了。
他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开，网上开始出现悼念文章，多是感激他在恢复高考的时候扩大了京津两地的招生名额，改变无数青年命运的。
但是，了解林乎加的人都认为，这其实并不是他最显著的政绩。
改革开放初期，他临危受命，在两年之内接连主政上海、天津、北京，都是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被戏称为“灭火队员”。此后他调任农业部，贡献卓著，有人说，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出了两位老人，一位是力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杜润生，另一位就是力促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林乎加。
林乎加没有留下任何专著和文选，没有回忆录，没有传记。很多人对这位世纪老人已完全陌生，但这个名字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能分开。
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出中央工作组，由彭冲、苏振华、倪志福负责，接管上海市。倪志福到国家计委找余秋里，希望他推荐一位懂经济工作的副主任，余秋里推荐了林乎加。
这是因为，林乎加在“文革”期间表现非常好，对“四人帮”斗争坚决。而且，懂经济，业务好，能力强。还有，他在浙江工作时间长，如果上海需要浙江支援，就地联系方便。
最终，中央、国务院二十多个部委及北京市委共100余人组成了工作组。10月23日，苏、倪、彭分别回去参加中央和江苏省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大会，林乎加和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暂时负责中央工作组的日常工作。
时任轻工业部计划组组长陈锦华、机械局局长谢红胜等是首批参加工作组的。今年100岁的谢红胜向记者回忆，当时中央工作组集中住在延安饭店，这是部队的招待所，条件简陋，房间少，除部长外都是两人一间。林乎加性格直爽，有话就直说，有意见就讲，工作安排也明明白白，没有听到谁工作中跟他有矛盾。“我很喜欢这样的干部，相处起来很好。”
工作组进驻上棉31厂后，一进厂就被群众围住了，两派的人都去找，逼工作组表态。有人扬言：“工作组进厂12小时给他颜色看。”12小时后，厂里就着了火。
林乎加马上召集工作组开会，听完汇报，他说：“工作组的同志要深入群众，各种意见都要听，这些单位领导绝大多数是执行问题，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把他们拉过来，让他们揭批‘四人帮’，即使有严重问题的人，也要争取过来，集中火力对准‘四人帮’。”
1977年“五一”前夕，中央工作组成员大部分相继撤离上海，返回原机关。林乎加、严佑民留下，担任上海市委书记。8月，林乎加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2010年，严佑民的儿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研究员李海文为写《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去林乎加家中访问了他。
当时林乎加已94岁，但脑子非常清楚。采访完，林乎加不让李海文走，非要留她吃饭。林乎加身体不错，能自己慢慢走到饭厅，吃饭时还给她夹菜，要她多吃点。并拿出一个大本子，要她把自己的名字、电话、单位等写上。见她先吃完，林乎加说：“你可以走了。”李海文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笑了起来。
当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各地都在争取上钢铁厂项目。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陈锦华等上海市领导都去做工作，一到北京就去找有关领导，中央领导一到上海就汇报，终于争取到宝钢项目落户上海。
为了落实宝钢项目，1978年三四月间，中央派出以林乎加为团长、房维中等为副团长、段云为顾问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到日本考察。
6月1日，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听取了林乎加等的汇报。考察报告总结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三条主要经验是：大胆地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考察团认为，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后来居上，我们在技术上也可以采取“拿来主义”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拿过来。日本可以充分地运用国外资金，我们在保持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运用国外资金。
华国锋说，林乎加同志提了很好的意见。他还说：“我认为，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也要大一些。”
随后邓小平讲话。他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林乎加同志说得对，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
当月，林乎加由上海调任天津，接替“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解学恭，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委会主任。
林乎加工作起来不分昼夜，白天在区内查看民情，夜间听各局委主要干部汇报，而且不许他们带秘书。7月，新华社报道称，调整加强后的中共天津市委短期内扭转“一年零八个月”的被动局面。
到天津上任后，很多人向林乎加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
得知主要原因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而教师资源是足够的，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来解决宿舍问题。大多数与会者都非常支持，但教育部有顾虑，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坚称，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
恰巧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天津住了两天，林乎加便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
于是，天津依托已有大学，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一天，林乎加正在主持天津市委会议，中途接到电话，让他马上到北京去。他说：“我正在开会，开完会再去吧。”对方说不行，要他马上赶到。
10月7日，中央决定免去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职务。9日，林乎加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时任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曾说，林乎加来得很突然，北京市委常委都不知道他要来。
2001年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傅颐在林乎加家中采访了他。傅颐告诉记者，林乎加记忆力很好，对细节记得很清晰，说话带一点山东口音，人很风趣。采访结束时，傅颐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林乎加指着她的录音机说：“别忘了收好你的武器，这就像我们打日本鬼子时候的武器。”之后，林乎加审阅核实了傅颐的采访记录，说准确、认真，没有意见。根据这次采访，傅颐写成文章，披露了当时的情形。
到北京后，华国锋找林乎加谈话。他说：“刚刚到天津，现在又调你到北京。”林乎加说：“屁股还没坐稳呢。”华国锋说，北京市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有的干部对吴德同志有意见，有些问题要让他讲清楚。吴德同志又讲不清楚。他怎么能讲得清楚呢？那个时候是上面命令的，他是奉命执行。吴德同志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主持工作了。你过去在上海，现在在天津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城市各方面的工作是当务之急。中央研究的意见，认为你到北京工作比较合适。
林乎加说，天津的工作到现在还焦头烂额，没什么头绪，北京的情况自己接触很少，很多情况不了解。华国锋说，全国都是这样，中央考虑过了，已经决定了。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听了林乎加的汇报。林乎加谈了面临的困难，李先念说：“哎呀，这些事情我天天都能碰到。你解决不了，你找我，我给你想办法解决。你过去在计委工作过，有什么问题你自己去和计委打交道，大事你找国锋同志、小平同志。”邓小平说：“大家都熟悉了，都知道了，有事商量就是了。”
林乎加到职后，开始为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复会做准备。11月上中旬，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吴德到会作了补充检讨。当时社会上议论最尖锐的是“四五运动”的平反问题。大家都对林乎加寄予厚望，希望市委能对“四五运动”有个新说法。
北京市委开始没有表态，很慎重，在会议结束时才做出决定。11月12日左右，林乎加和时任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给华国锋及几位党中央副主席写了报告。报告说：“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就已经准备平反，现在会上又提到这个要求，我们是支持的。”并附上报告稿和报道稿。中央予以批准。
11月13日晚，最后拟定会议公报时，又添加了带有平反含义的一段文字（此前华国锋的基本态度是不涉及定性、解放大多数）。14日上午，林乎加、贾庭三又将事情原委以特急件方式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获得同意。
14日下午开总结会。贾庭三讲到后面就开始脱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贾庭三的这段话。新华社又更进一步，以鲜明的标题发出通稿。在这样的形势下，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为“四五运动”平反。
唯一让林乎加觉得遗憾的是，贾庭三讲那段话时，应该加上“经中共中央批准”。
林乎加调到北京时，1978级高考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
林乎加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经广泛协商，北京市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建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从1978年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36所分校。1978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500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16800多名青年，在1979年春天入校。
林乎加又与负责农业的领导谈话，提出了大城市的郊区农业不能以粮为纲，首次提出了菜篮子的思想。
北京公共交通常年亏损，林乎加在任时，月票从原来的每张5块涨为12块，所涨部分由单位报销，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每月补助两块。于是，林乎加落了个“林胡加”的名声。
时任北京市经委主任王大明常陪着林乎加到处跑厂子，他很佩服林乎加，觉得他懂行，工作能力强。“总的来说，我认为林乎加是实干派。”王大明说。
他记得，那时林乎加一个一个口地听汇报。有一段时间，全北京市各口都在讲“乎加指示”，他的威信很高。
林乎加当时孤身一人来北京上任，换了几个秘书都不太满意，就向国家计委提出派一位秘书。
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郑家亨从国家计委调到北京市委，开始担任林乎加的秘书。
今年85岁、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任上退休的郑家亨告诉记者，当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早已如火如荼，而北京一直没有开展。他建议林乎加说，北京应该开始了。林乎加表示，中央还没有下结论，正在讨论期间，自己不好表态。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段柄仁曾说，林乎加来北京做了大量工作，对平反冤假错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都是积极的，但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却顾虑较大。
郑家亨看来，受“文革”十年的影响，那时干部的思想还尚未统一。当时有种说法：“林乎加的头，别人的手。”林乎加的很多理念贯彻下去很困难，有颇多无奈。
林乎加1978年从日本考察回国后，决定引进香港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有人无法接受，认为这样会学到香港“花花世界的那一套”。而这种做法导致物价上涨，很多人也接受不了。
但林乎加不在乎。他说：“干部思想的混乱以及推诿的工作作风使得很多该做的事没人做，即便做起事来也瞻前顾后，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其实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从来就不是怕事的人。”
郑家亨说，林乎加是山东人脾气，对工作人员非常严格，稍微有一点松懈，就会严厉批评。如果对于上级的批评想不通，也会直言不讳。
秘书几乎没有假期，周末也经常和林乎加去跑工厂、农村。郑家亨和另一位秘书轮班，一人在办公室24小时值守，另一人全天跟随林乎加左右，晚上住在林乎加家里，值守在电话机旁，因为突发事件时有发生。
一次，北京下暴雨，一个大使馆被淹，打电话到外交部抗议，外交部又打电话到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把电话打到林乎加的家里，问怎么回事，林乎加马上布置下去立刻解决。
1981年，林乎加给中央写了一份辞职报告，请中央派一位得力干部接管北京。曾有传闻他要去国家经委，但最终去了农业部。1981年2月，他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后任合并后的农牧渔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在北京市干部的印象中，林乎加来得突然，走得也快，来去皆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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