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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丨感谢林乎加,新三届分校毕业生的再造之恩

新三届2 2018-11-16

1979年,林乎加在北京市人代会七届三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摄影:王振民 


追思林乎加


本号收集整理



应该感谢林乎加!北京大建分校扩招,是当年北京市市长林乎加做的一件好事——将当年的大批北京籍落榜考生录取(但不提供食宿),1985年一堆分校联合组建北京联合大学。从这些分校毕业生中,的确涌现出来一些著名人物,比如刘鹤、郑晓龙、于丹、何家弘等。


享年102歲的老市長老林乎加今天逝世,令人動容。如同當年我們入學座談會上大家發言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感謝市長林乎加。我們每一个大學分校畢業生都應該感謝他,是他改變了我們這些当年工农兵学商們的人生軌跡,也才有了聯大四十年的輝煌。祝老市長一路走好。


16800多名青年,在1979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我妹妹就是其中之一。她上学前是售货员,毕业后成了出版社编辑。她不认识林乎加,但林乎加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她虽然上的是北大一分校,但给她授课的全是北大名师。我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念叨:“多亏了林乎加”。就规模而言,北京市1978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比如时下鼎鼎大名的导演郑晓龙,就是我妹妹的同班同学。历史已经证明,财政支出优先用于培养人才,是利国利民的正确选择。林乎加在北京任职时间只有三年多,但在许多北京市民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好书记,好市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典范!多少年,我们一直在念叨林乎加,却不知长者高寿,真应该在他健在时向他表达敬意啊……


我个人的经验是,如今,当有个北京人说“我是北大78级的”或“人大78级的”,最好到此打住,再多问一句,涉及“分校”一词,时常引发交谈中的几分尴尬,有些当事人会觉得不光彩。比如于丹,就从来不愿意说自己是北师大某分校毕业的。算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吧!


”李冬民事件”平反,虽然主持人是邓与胡,但具体的关健是时任市长的林乎加操作的。镇压”李冬民事件”时,吳德为了给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发言指控”保王洪文上台”提供证据,采取了抓左不抓右的高招,即关押李冬民、刘龙江、秦喜昌等25中2中”四.四”红卫兵领袖及首钢造反派头头,而我们和钟加仑等文革老右,却留在单位整。林乎加主持北京市后,调查认定”根本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的”。依林乎加市委的公正认定,胡耀邦下达全国平反文件。谢谢林乎加先生了,老先生100多岁了,真是好人有好报啊。


在林乎加上台前,北京市民吃早点特别难,林乎加上台不到两个月,北京出现壮丽一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到处早点亭和早点车。甭说小吃店了,林乎加下令大饭馆也不能闲着,连东来顺、鸿宾楼都出了早点车。那段时间,早点铺林立,早班前吃点烧饼、油条、豆浆、老豆腐、炸糕……可方便啦。


看简历,林乎加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属于“一二九”运动投身左翼革命的一代知识青年。这批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放异彩,包括胡绩伟、杨西光、曾彦修、杜润生、李锐及一大批“两头真”老人。


林乎加老先生一生为官正派,为人有德。孔老文化是观察了生物科学的文化。孔老的道德哲学的一个精华是"以德养身”,很简单,以德与人,以德视已为,则身体精神宽松舒展,生物钟不乱,全身血脉平衡周流,长寿的概率自然增长。乎加先生至102岁寿终,另一为官为人正派的凌云老先生也100岁寿终,两位德高望重长者天年归天,正是说明着,”以德养身”有利于人类生存延续。



晚年林乎加


文字选自微群,版权事务请与编辑沟通


小资料


分校扩招生中的

新三届知名毕业生



刘鹤:1952年1月生于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工业经济系78级。


何家弘:1953年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法律系78级。


郑晓龙:1952年11月生于北京;知名导演、编剧、出品人;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78级。


萧延中:1955 年生于北京;党史研究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中共党史系78级。


魏加宁,1958年1月生于北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国民经济计划专业78级。


张宝瑞:1952年8月生于北京;曾任新华社北京分社总编辑;著名作家,“文革”期间手抄本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新闻系78级。


        刘北宪:1955年1月生,中国新闻社原党委书记、社长;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一分校中文系78级。


另外,比新三届稍晚,1980年代入读北京各分校的知名毕业生,还有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长尤权(80级);北师大教授于丹(82级)等人。


(资料不全,期待新三届学友留言补充)



链接阅读

林乎加去世,40年前高校扩招的大功之臣




延伸阅读

感谢1978年,我第一次知道

人世间竟有如此崇高的享受



作者:梁刚建

原载《人民日报.民生周刊》2017-06-05


  1978年,梁刚建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然后被录取至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毕业后,梁刚建进入光明日报社,在报社工作近10年后,他创办了《中华读书报》,并出任第一任总编辑。


  2002年,梁刚建被调到国家广电总局,2013年退居二线,担任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会长。回首过往,梁刚建感慨万分,高考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他必须感谢那个年代,那次难得的机会,让命运有了不同的可能。


  他向记者分享了他不一样的高考人生……

当年的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


高考


  我出生于1953年,小学是在北京弘善寺小学,当时按照学习成绩编号,我小学六年一直是01号,我打小就认为我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我小时的梦想是,考到北京南四中,当时最著名的学校,然后上清华大学。然而,小学毕业时,十年浩劫开始了,我的大学梦碎了。


  1969年,我还未满16岁,插队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八团,在那里,我待了6年多,兵团里有个同学,他是北京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特别爱藏书,带去兵团的行李箱里,大半箱是书籍,均是世界名著,受他的感染,大家每天都熬夜点着灯轮流看。


  我在我的一本书里写道, 我小时候患的是精神饥饿症,也叫青春期营养不良。从十几岁到二十出头这段人生最好的时光,我离开书本,离开课堂,到祖国北部的一个盐碱滩上去种水稻。那里不但是一片不毛之地,精神生活也是荒芜一片。我学会了骑马,学会了抽烟、打牌,学会了在无休止的繁重劳动中不吭一声。本来已到了大学毕业的年龄,我却外国字只认得ABC,中国字只够写一封平安信。待到终于返城时,我带回的是强壮的筋骨和空虚的头脑。人家管我叫“知识青年”,我脸都没地方搁。


  1975年春,我入伍参军,隶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军分区警卫部队,1977年从部队转业回北京,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北京市朝阳医院,一个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厂址就在现在中央电视台新址。当时工人阶级比较吃香,我就选择了北京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镗工。


  1977年12月10日,中国570多万不同年龄的人一起走进了考场,参加了共和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最终27.3万人被录取。


  遗憾的是,当年忙于工作,我错过了。特别鼓舞人的是,1978年4月,教育部决定在夏季再次招生,教育部还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良好的条件,积极热情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


  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的短评。


  工厂车间领导都比较支持,工友们利用业余时间,争分夺秒,加紧复习备考,我实际是小学六年级水平,每天下班后,我骑车来到中山公园河边,在长椅上复习,河对面有老人在唱京剧,练嗓子,我就在河这边大声诵读考试内容,回家很晚,也不觉得累。


  7月20日高考,全厂二十几个工友参加了高考,考试科目共有5门,分别是政治、语文、史地、理化、英语,每门100分,满分500分,考试下来,我得了318分,能够考到318分,实属不易,5门功课,相当于我只考了4门,放弃了理化的复习,当时复习把全部精力放在另外4门,理化成绩,我还记得只考了12分。


  当时北京报考人数非常多,学校录取名额有限,确定了两条杠,300分是及格分数,320分是录取分数,我差2分,没有录取。工友们参加考试的一半都考上了,还有一半都在及格分数与录取分数之间。当时没有被录取的,大家心情都很懊丧。



上大学


  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1978年10月,林乎加从天津市委书记调任北京市委书记,他特别爱护年轻人,尊重知识分子,发现录取名额有限,他在天津就做了一个试点,找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天津高校,“扩招”了8000人,邓小平同志出访朝鲜时途经天津,林乎加当面作了汇报,邓小平也表示了支持,明确表示,你们可以先试。


  林乎加来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北京市委扩大会,在会上,林乎加首先介绍了天津的做法,然后问大家,北京未被录取的学生比天津还多,能否也和天津一样做?大家研究这个做法的可行性。但是,当时学校没有地方,老师也没有,林乎加说,大家共同克服想办法。很快他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北京各个高校校长开会,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他在会上说了几句话,特别动情,他说,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人不能进学校读书,不能上大学,对他们不公平,这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机会,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国家不能再等了,年轻人也等不起了,大学老师也不能再等了,现在要抢时间把教育抓起来!大家共同想办法,这件事一定要办!


  当时,北京高校校舍严重不够,最后想到的办法是,腾出了北京15所中小学,还有一些机关党校、工厂厂房,北京市委拨了一些钱,把这些地方利用起来,建起了36所分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甚至还各有两所分校,扩招了16000名学生,4个月时间里,这些分校都弄起来了。1979年2月份入学,我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地方在哪儿呢?在北京丰盛胡同,以前是丰盛中学,300分至320分的落榜生,一律进!


  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入学迎新会上,面对一万多学生,林乎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仍然记得,他说,虽然你们少考了几分,但你们并不比他们差,虽然条件很艰苦,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百废待兴,各条战线上都急需人才。


  我是中共党史一班,五亩三分地上没有宿舍,没有操场,没有食堂,没有图书馆,大学必备的基础设施都没有,就是这种条件,分校硬是办起来了,学了四年。体育课时,租借月坛体育场,班上40人,男生30人,女生10人,娱乐活动怎么办呢?自办。我们一班比较活跃,年轻人嘛,都特别好玩,经常是周末下午,一帮同学把桌子椅子挪开,中间腾出来跳舞,学校各班的“班花”基本上都来过。


  我们这些人特别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北京市为了支持这些学生,凡是工龄够3年、5年的,带工资上学,这是有文件的。我们班有一半带工资的,有一半不带工资的,吃饭聚会都是带工资的掏钱,我当时是带工资的。我们班上同学年龄相差大,我是1953年生的,在我们班算是中等,1948年出生的最大,最小的1959年,有结婚带着小孩的,有应届生,有工厂的科长,有食堂的大师傅,还有现役军人。我们课程内容的设置和本校一样,老师也是本校的,两个校址来回跑,比较辛苦,特别敬业。


  当时丰盛中学忽然安排进来1000多人,很挤,什么都很拥挤,关键还没有地方谈恋爱。我们学校门口有一棵老槐树,后来,这棵老槐树就变成了约会的地方,恋爱表白,都在那棵树底下。


  扩招的这些学生,后来好多都成了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单位的骨干,我们班部级干部有两位,司局级有三位,大学教授、一些报社主编、校长……还有一些后来出国留学的。


  1977级以及后来的1978级大学生,多数都是从社会走过来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生中成分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作为恢复高考的受惠者和幸运儿,在学习氛围特别好的时代里成长历练,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人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并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 “金七七,银七八”,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银一样珍贵。1977、1978级大学生集合了十几年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较为集中也就不足为奇。


  30年后,无论是在政界、学界、商界,都有许多领军人物是1977、1978级大学生,有人将之称为“七七、七八级现象”。


临时改造出来的大学校园,简陋而又充满朝气



毕业后


  1983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光明日报》,这是我心目中神圣无比又高深莫测的地方。安排工作时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想去“史学”“哲学”或者“文学遗产”,被断然拒绝,说那里的编辑不是著作等身至少也是术有专攻,我退一步要求去“百家争鸣”,也被婉拒。领导觉得我是中共党员,又是大学毕业生,希望我去光明日报社人事处工作,我说不行,我要有专业的,我的理想是写点东西。领导说那你只能上夜班,至少5年,我说可以。领导说那你还得帮我找个党员大学生来,我后来找来同学刘鑫武,他当时已经分配到昌平区党校,刘同学后来成为有名的摄影记者,我则在光明日报社上了5年夜班。不过这5年并没有白过,我研读每一篇好文章,体会前辈们的思想和文风。


  进入《光明日报》时,整个报社那时还不到10个大学生,值夜班时,我是头版编辑,我也没办法采访,我就写评论,投给各个报社,包括《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我当时家住在团结湖,我就跟我夫人说,我要在团结湖比一下,哪个灯最晚灭,我就坚持在那里写。后来写出名堂了,最早是单位收发室有了动静,说我是全报社稿费笔数最多的,平均两天发表一篇稿,《光明日报》领导就说,哎哟,这小伙子还挺能写,就把我调到了评论部,专门写评论,担任主任助理。


  评论部的同志们都热爱读书,1993年底,大家在一起就想,全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读书报纸,我们几个干脆办一张报纸得了。大家想法很简单,说干就干,一下子就办起来了,1993年底筹备,1994年创刊。我那时刚过40岁,《中华读书报》一举成名,火得很,一时洛阳纸贵,2014年7月9日,《中华读书报》出版了二十周年特刊——《创刊那些事》,我应编辑命题作文要求,回忆了当年创刊的一些事,文章里,我说,当年哪有什么办刊理念,无非是闲得发慌加上心血来潮想干点喜欢的事而已。我则从普通编辑一下子就提升至副局级干部,担任总编辑。


  《中华读书报》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量起用实习记者,除了几个编辑外,其他的全部是学生,北大的,清华的,北师大的。让我骄傲的是,这批人,现在都成才了,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传播系主任翁昌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审、《读书》杂志主编祝晓风,《北京青年报》总编辑余海波,不到40岁就破格成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的张毓强,朗朗书房创始人呼延华、人民日报社海外版办公室副主任张永恒,太一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珺,等等,薪火相传。


  2002年,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国家广电总局,2013年我退居二线后,任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会长,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现任中国传媒大学MBA导师,工作闲暇之余,我还受邀到全国各地高校作讲座。


  感谢1978年,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我爱上了书的年代。我仍然记得,那年的“五一”劳动节,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出售解禁后的世界文学名著,闻讯赶来买书的人们夜里开始就排起了队,蜿蜒几里。我也是这个队伍中自豪的一员。今天,当我伫立在书橱前审视我的藏书时,我总是第一眼就看到那最尊贵的首批客人:《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唐诗选》《宋词选》……这些书,在我面前展开了一片奇妙的天地,使我第一次知道人世间竟有如此崇高和美好的享受。




1977年11月,(左起)韩哲一、林乎加、苏振华、许家屯、彭冲在无锡



新闻报道

北京老市长林乎加去世


        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农牧渔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林乎加同志,因病于2018年9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林乎加曾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都担任过市委(第一)书记:

  1977年1月至197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1978年6月至10月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委会主任,市警备区第一政委;

  1978年10月至1981年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其间曾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1980年,林乎加在大兴县东方红公社参加植树造林活动。摄影:叶用才 图片来源:北京日报图片库

  

林乎加简历


  林乎加,男,1916年12月生,山东长岛人。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高中学历。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至1939年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路指挥部中队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胶东区党委青年部部长、民运部部长。

  1939年至1940年任鲁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1940年至1942年任鲁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

  1942年至1943年任鲁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

  1943年至1949年任中共山东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

  1949年起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省委宣传部部长。

  1950年8月起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1952年12月至1957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

  1955年8月至1965年2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

  1965年至1967年为国务院“小计委”领导成员。

  1972年至1977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1977年1月至197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1978年6月至10月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委会主任,市警备区第一政委。


林乎加在北京工作时,将日本友人赠给他的高级照相机转送给北京日报记者使用,这是1992年5月他与北京日报工作人员谈报纸宣传工作。图片来源:北京日报图片库

  1978年10月至1981年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其间曾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1978年10月至1979年12月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1979年12月至1981年1月任北京市市长。

  1981年2月至1982年5月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1982年5月至1983年6月任农牧渔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任农牧渔业部顾问。

  1988年4月至11月任农业部顾问。国务院“三西”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

  中共八大代表,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十三大分别增选、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晚年林乎加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周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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