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何山：上课不记笔记，考试答对了也只得个"良"

Original 2018-01-23 何山新三届

人物名片

何山

何山，1948年出生，河北遵化人，1968年参军，1975年转业到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分配至全国人大法制委从事立法工作，1988年被评为副研究员。现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会长，亚太消费者法研究联谊会主席，中国卫生法学会.南方医科大学卫生法学国际研究院院长。何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的领军人，著述甚多，贡献不菲。

原题

为法律而生，为法律奋斗终生

讲述人：何山

虽然年近七旬，何山仍然奔波在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道路上。2017年5月27日，《法制日报》记者拨通他的电话联系采访事宜时，他正在宁夏调研，时间不方便，信号也不好。5月28日、6月1日，他抽出空闲跟记者回忆他报考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点点滴滴。

我为什么报考法律系呢？跟过去的一点经历有关，人要走自己的道路。

我1968年在罗浮山当兵，1969年当排长，1970年部队派我到广东惠阳法医专业班学习法医、刑侦，并在惠阳专区保卫组工作，1971年回部队后任政治处保卫干事，部队保卫工作行使公安职责，从那时候起我算是开始从事政法工作了。人要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走下去，因此我第一志愿就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

我们班凡是报法律系的，都与他当年从事的工作有关，如陈兴良、谢思敏是公安局民警，赵汝昆在法院工作，庄宏志毕业于警察学校。法律在当年是不被人们看重的冷门，大多同学都没报法律系，而是从别的系调剂过来的，“应祸得福”，调对了。李克强不仅没报法律系，还把北京大学报为第二志愿。

我的第二志愿是中山大学中文系。1975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了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开始在劳动科管调配，职工从两千人增至5千人，翻倍进人。那时风气也好，真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像现在，一些人以权谋私，吃拿卡要。工厂政治处主任马全民原是人民大学的教员，认为厂工人理论组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与大厂的身分不符，就让我写稿，从劳动科调到宣传科。

因在我部队机关工作过，写文章是件简单的事，一小碟儿。我写一篇报纸就登一篇，从未白写过。那时也没有走后门的事，也不认识编辑，都是正常投稿。最快的一次发稿是写抗震。当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副厂长王振荣住平房，房上砖头塌下砸破了脑袋，他第一个念头是工厂怎样了，不顾个人安危，简单一包扎就从家里跑到工厂组织抗震工作。我把他的事迹写出，下午送到北京日报收发室就回家了。第二天同事告诉我：报社随后就打电话到工厂，找我，说第二天见报。

或许是在宣传科的缘故，我报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大中文系教授杨荣国很有名。几十年来，我写的文章、书稿，凡投稿的，没有被退回的。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分别被《法学研究》《法学杂志》《北京律师》三家杂志刊载。

我酷爱中国古代历史。上小学时就经常到同学武坚平家看《三国演义》的小人书，1至60册。记得还在路边儿书摊上花一两分钱看水浒、杨家将、岳飞的小人书。上初中时，在学校图书馆借过《说岳全传》《水浒全传》《杨家将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四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图书赏阅。

1970年在惠州学习法医时抽空仔细端读了清人吴乘权编著的《纲鉴易知录》，这是一部从远古至明的纲目体通史。那套书是从惠阳地区韩专员家借来看的。1991年随法工委民法室主任胡康生到四川做《收养法》的调研，大家坐了一辆越野车纵穿四川盆地，每走到一处，我就给大家聊侃当地发生的三国故事。比如到了落凤坡，道路左右两边儿都是连绵的小山丘，车在两丘中间谷底走，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不久就看到一个牌子写着“庞统墓”。

回到北京，在机关就看到同行的年轻人李文阁在休息的时间抱着一本《三国演义》看。李文阁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分配到法工委，当时在我直接领导下工作。李文阁后官至行政法室副巡视员，不幸英年早逝。

出于这种爱好，考大学时还特别想报一个考古专业，找了半天，结果没有考古专业，就报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作为第三志愿，北师大历史系有著名教授白寿彝，他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影响很大。上大学时，教法律思想史的饶鑫贤老師还跟我谈过留校教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制史的事。我说：我只是业余爱好，古文基础也不行，同室的武树臣当过语文老师，他教法律思想史行。

后来武树臣真的留校了，教法律思想史，当然，这不是我推荐的缘故。武树臣现在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大家，尤其他的大作《独角兽》，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武树臣后被选派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任常务副院长，我总对他说：老武是大学者，怎么当起法官了。

我从事立法工作后，撰写了《继承法概要》等十几部法学小册子，每部书都有这部法律的历史沿革史，如民法、物权法、合同法、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亲属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一些内容是我从十三经中挖掘出来的。

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我填了“不服从分配”。不上则已，要上就上名牌儿大学。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况且还得上班。好在我是老高中生，文化基础还算牢靠。看初中的数学，就跟翻小人书似的，一带而过。

文革前的中学，学习是比较扎实的。记得初二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七门考试，六门（语文、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均得满分，100分。数学得了97分。那道题，(x+y) ²，我直接写(x+y) ²=x²+2xy+y²，答案没错。嫌我没写步骤，即没写“（x）²+2xy+(y)² ”,被扣了3分。这是道很简单的题, 被扣了3分,我至今记忆犹新，不然七门功课全都100了。

可能是这个原因, 以后同学们选我为班里的学习委员。上初三时班主任刘心武介绍我入团，又被选为团支部书记。文革前我只读到高一，没有学过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就用这一个月时间把高中的数学看了一遍。高考数学卷，最后一道题是解析几何，20分，我全答对了，数学得满分。

历史地理题，我也都答对了。记得最后一道题是从上海乘船到伦敦，走最近的路，经过哪些海、海峡、海洋、运河，按顺序答。我写了从上海出发，经太平洋、东海、台湾海峡、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到达伦敦。

接到录取通知后的一段时候我在广州。回京后交接工作，厂工会主席还特意给学校打电话请假，说“何山是厂宣传科副科长，厂里有一些事情需要交接。”我就晚报到了几天。朱启超老师让某一天上午报到，结果那天上午有事，下午才去。骑着自行车，驮上行李，迳向北大。

很多年后，我向朱启超老师解释了那天上午我去做什么事，我当时知道朱老师的不满意，朱老师听后说：“噢，原来是这样。”报到地点好像是在12楼。在等朱老师时，看到一位老师在写标语，我说“魏书”，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还懂魏书”。后来，知道了这位写大字的就是我们敬爱的李志敏老师。朱老师到后，打电话让武树臣带我到17楼宿舍。

因为到得晚，就睡在上铺，下铺是小陶，陶景洲，一个架子床共寝四年。小陶说：“老何一扯呼我就摇床，一摇他就不打了。”小陶很讲卫生，用一个漂亮的脸盆。我发现他洗完脸不倒洗脸水，很奇怪。后我得知，他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其余六个是姐姐妹妹。在家不用干活儿，连手绢都是姐姐妹妹洗。

记得溥仪在改造时，进屋推门，老是忘记关门，原因是宫里有太监给关门，不用关门都习惯了。我跟大家说，要“改造”小陶，可不能让他惯这个毛病。大伙儿就把剩水也往他脸盆里倒。很快，小陶洗完脸就倒洗脸水了。

小陶聪明伶俐，对外语有悟性，不像我，真记不住单词。小陶不仅掌握了英语，还能说几个俄语单词儿。一次，他见俄语老师走，就说了句俄语的“再见”，dacbudahur, 俄语老师惊讶地回头看他。毕业后小陶到法国留学，半年就通晓了法语，连骂人的话都会说了。

法兰西人向小陶展开爱的胸怀, 华人取得法国国籍是凤毛麟角。打下法国基础，小陶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律师，为高特取得了司法部颁发的001号。经常见小陶在全世界飞他，他说小马拉大车。20年前，我推荐小陶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20年后，他推荐小陶我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2008年北京奥运会，小陶一展国际仲裁员身手。

小陶在家乡很有名，我在界首谈起陶景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西方亮，月亮升，界首出了个陶景洲。毕业后，小陶为77级同学会做出很大贡献。成立77级同学会时，也可能是毕业10周年时，中午大家到北大的一个餐厅，我把菜单交给一位同学，记不清是谁了，让他点菜。他点了几个，小陶说：“别点啦，菜单上所有的菜，一样来两个。”

毕业20周年时，小陶出了5万块钱，为大家编辑了那本响彻中外的《未名的七柒》。书中那句“我们以母校为荣”、“母校以我们为荣”，是多么贴切。一次，我约克强参加班里的一个活动，克强就说：“让小陶请客。”以后的一次活动克强参加，但小陶不在国内，我就给凤鸣打电话，凤鸣周到达地张罗了。

一次见面，我对小陶说：“见一面少一面。”小陶说：“见一面多一面。” 以后小陶经常招呼大家聚会，他做东。刚毕业那几年，克强、维宪、淮海和我，春节期间四家轮流坐庄。第一年在我家，第二年在维宪那，第三年在淮海家，第四年是克强。当时克强住在前门东的团中央宿舍。这几年，四组的老武、凤鸣、小陶和我，也是春节轮流转，到老武别墅那儿多些。北大的同学情谊长青。

晚到的还有浙江的徐杰，第二天我俩一起去体检。别的还好，就是耳聋。测听力时医生让我伸直手臂听跑表，我说听不见，又让我半屈手臂，我还听不见，他把秒表放到我耳边，我说听见了。我这耳聋是被火箭筒炮震的。

那时我当火炮排长，集训全师的火箭筒兵射击火箭筒弹，打坦克。打火箭筒非常非常响，震耳欲聋。别人震一次，我趴在旁边辅导，纠正动作，被震几十次。落下个耳聋，当时也不知开个残疾证。医生说，以后上课你就坐到前排。因我从不记笔记，上课总坐到教室的后排，也听得见。

也讲段小插曲。由于不记笔记，第一学期上党史课引起授课的刘老师不满。她讲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点名让我回答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我旁边坐着袁塞路，我说让老袁答。刘老师气冲冲地说：“不行！就要你答。”我不紧不慢地说：“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是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先两头后中间。” 刘老师一下楞了，看了我一会儿，说“请坐下”。

当时同学们学习党史的热情很高，我还说过泄气的话，“法律系主要是学法律，怎么花那么大功夫学党史。”并向刘老师建议把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党史考试，76级一位很活跃的江西女生，拿来她们那年的考题，说党史课每年的考题都是这些。党史考试我自认为都答对了，但得了个良，良就良吧。

若干年后，国家安全部请了三位专家携家人到烟台疗养。其中有沙健孙老师，那时沙老师已任中央党史办副主任。他携夫人，我把广州的妹妹和外甥女请来。77级的党史课，沙老师先上，后来是刘老师。见到沙老师，我说：“我叫何山，是您的学生，您还记得我吗？我们班党史考试，您说他上课不记笔记，考试答对了也得给他个良。”沙老师说：“哪记得那些。” 我说：“您上党史课不也是从屁兜里掏出个小红本，侃侃而谈，也没有讲稿。”“邓小平也不记笔记。”大家哈哈一笑。

讲课是讲的艺术，听的艺术，不要念讲稿。记得教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那位女老師讲课念稿子。我拿着一本批林批孔时期梁效编的政治经济学跟她讲课对，发现她念的标点符号跟梁效的书都一样。而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另位女老師不拘于传统教科书，思想解放，讲课很受欢迎。政治经济学课的考试是写篇论文，我写的是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位老师很感兴趣，说她教政治经济学课，还没读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这位学生就写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论文。

我出生的日期是12月4日，恰巧和国家宪法日是同一日，似乎在说我为法律而生，为法律奋斗终生（笑）。

篇幅的关系，就先说这点儿吧。

原载《法制日报》，记者陈磊、实习生陈佳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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