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 丨陈红：逝水红颜
作者简介
陈红，女，1953年生，福建福州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日语专业，1989年毕业于日本广岛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山东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教授，著有《日本语与日本人》等。
布朗运动（注）
1995年深秋的一天，我先生从日本来电话。当时他在日本山口县县厅当国际交流员。挂电话前他冒出一句“听说丁谦得了癌症”。消息是县友协的椙山先生从丁谦的父亲丁民先生处得来的。放下电话，心情许久不能平静，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天哪！她才37岁啊！
东语系恢复高考后于78年招收第一批学生，丁谦是北京人，那年应届毕业坐直通车考入北京大学。
我们十名年龄各异、乡音不同的女孩，生活学习在一个屋檐下倒也融洽。就寝前十张嘴凑到一起，大家纸上谈兵，你一言我一语探讨何样的男人有魅力；何样的男人可以托付终身。
一段时间后，出现了固定小组合。基本上是外省人之间或北京人之间的组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自由组合”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个“法则”。丁谦和张晓云都是新时期“宅门”子弟，有一种优越感，她们有很多共同语言，自然走到一块。外省人的我由于姨姨家在北京，故每到周六下午，也和那些北京人一样，收拾东西进城；周日晚上又风尘仆仆赶回校园。所以，不论在外省人还是在北京人眼里，我算是半个北京人。
第一学年结束后，我们被分散到两个寝室去。大家自由结合，结果是，我和丁谦、苑复杰、肖红燕四个喜欢晚睡的住到215室。除了我是外省人，其余都是北京人。
世事难料，后来我犯了神经衰弱症，只要她们亮着灯，我服安眠药也睡不着。晓云侠气，毅然和我对换，搬到 215室去。为此，我一直很感谢晓云。
215 寝室里我最喜欢晓云和丁谦。晓云古道热肠，我和她投缘，我们经常交换对人对事的感受以及自己的情感世界。我决定和朱晓晨恋爱，第一个告诉的是她。与晓云来往，可能是因为欣赏她那我自身没有的豪爽气质。而与丁谦往来则是因为喜欢她的缘故。
丁谦
丁谦是班上女生最吸引人的一位。论长相，刘岸丽要出其右。但刘岸丽的气质太冷，而丁谦则不同。她的气质里没有那种生硬的成份，有着足够的亲和力。温润平和，待人接物很得体，你从她那里感觉不到使你不愉快的东西，你会觉得她整个人就像一只温顺的、毛质很好的小猫。
丁谦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她的眼睛和笑容。她父亲是朝鲜人，所以，丁谦的脸型是朝鲜人常有的扁圆面庞。但是，她的鼻子长得姣好，不像鲜族女子鼻梁趴着。眼睛是她脸部最动人的地方，眼睛大，眼睫毛长，黑眼珠部分大且晶莹透亮，看上去水汪汪的。我觉得她的笑容之所以美，全然是因为眼睛美的缘故。
另外，丁谦爱笑，真是未启齿已见笑容。她有一对姣好的酒窝且声音也好听，是一种脆亮脆亮的感觉。所以我最爱看她的笑，她说话时的面部笑意以及带脆亮笑声的笑容，一直刻印在我眼中。她去世已八年有余，我还经常梦见她的笑，现在坐在电脑前写这篇回忆文章，脑子里还清清楚楚地记着她的笑容。
与晓云的侠女气质不同，丁谦是个小女子，是个很让人疼爱的小女子。
姨姨和姨父是1950年代的北大人，在我的成长道路上，他们倾注了很多心血。上北大后，他们依然关心我的可持续性发展。1979年初冬的一个周末，我约晓云和丁谦到姨姨家去。本来想让北大中文系出身的姨夫讲讲唐诗宋词。大家初次见面，聊着聊着，时间就晚了，那次没有听成唐诗宋词。但是姨姨的一句“不知将来这双大眼睛的归属是谁。”在以后的岁月里无数次回响在我的耳际。
我们三人有时也会把班上的男生拿出来评头论足。后来，一个男生进入我的视野，我锁定了目标。丁谦和张晓云还迟迟没有找到目标。
那时，晚上我们总是去外文楼的自习室学习，累了就走到外面，围着外文楼散步。
到了三年级，丁谦和班上的一个男生交往渐多，大约也是从那时开始，感觉晓云和丁谦的关系变得微妙，两人关系越来越冷淡，越来越疏远。我不清楚她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她们没有告诉我，我也一直没有问。
1981年下半年，一天傍晚，我和丁谦在宿舍，突然，丁谦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我妈妈见过他了。我一回去就跟我吵，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对丁谦的母亲任虹不陌生。她在文化部演出公司工作，法国里昂乐团来时，靠着她的帮助我和晓云才得以一饱眼福。任阿姨是个很情绪化的女人，和人一见如故。听了丁谦的话，我心里想：要让任阿姨点头同意，愉快地接受她的那一位，丁谦要做好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最后一面
后来，我和朱晓晨被分到济南。1983年春节过后，收到丁谦从北京寄来的明信片，告诉我们，他们春节旅游结婚到了黄山。明信片正面是黄山铺天盖地的雪景照，而写在明信片背面的短文却语调热烈。最后丁谦这样写道：火车是半夜时分经过济南的。我趴在窗边看着外面的站台，心里想，陈红在干什么呢？一定是在睡梦中吧。看到这段文字，我的眼睛湿了，眼前浮现出丁谦的笑脸。
1985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时，在她家见了一面，严格地说是在她父母家。当时丁民夫妇在东京使馆工作，房子让丁谦住。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婚后的他们。同学们高谈阔论，我没得空和丁谦说上几句话，但感觉他们过得还融洽。
后来他们去了日本，我和丁谦再次见面则到了1996年，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东京聚集了一大帮同学，忘记是何时从何人处得知丁谦已离婚的消息。1996年一月我带女儿去日本探亲。我们从日本最西头的下关出发向东京挺进，知道丁谦在东京住院，去医院看她也是我们东京之行的目的之一。
通报了探视病人的名字，我们三人坐在沙发上等候。此前，知道丁谦已经动了手术，这次住院是回来复查。“陈さん、朱さん。”丁谦从病房楼处转出来，喊着我们的名字朝我们走来。这不就是我11年前所见的丁谦吗？！哪像个癌症病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丁谦虽穿着医院的病人服，但气色很好，没有消瘦的样子。最让我难以相信的是她的笑容仍然那么灿烂，还是那样的能打动人。我不能明白被告知得了绝症的人，如何能有这样纯粹的笑容。
丁谦坐下后掏出香烟来，说“没想到我会抽烟吧。”我这才发现她手里捏着一个精致的小袋子，里面放着香烟和打火机。她点上烟抽开了，样子很熟练。我看到一个熟悉的丁谦和一个陌生的丁谦。她可能看出我的困惑，笑着说“你觉得奇怪吧。我从来就不讨厌烟，我父母都抽烟，我自然而然就接受了。”
我们一直不敢问她的身体情况。没想到落座一会，她就嘻嘻哈哈地说“我得了肝癌你们知道吧。”她这是给我们解围呢。我顺着说“听说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她得的是多发性肿瘤，不能手术根除。她说到自己病情时表情轻松，就像说的不是自己的事情，那些治疗的痛苦都不是她亲身体验过似的。什么时候这个甜妞变得这么达观，这么坚强。
“你这么乐观一定没问题。”我对她说，心里也这么想。
“我的痛苦早已过去了。现在是认真面对。”她接着说“当医生告诉我需作详细检查时，我的心都哆嗦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书店去的。我到处找医书看，想确定自己是否得了绝症。”她告诉我们，每次做手术他父亲都设法从国内去日本陪她。
我们坐在沙发上谈了很久她的病，谁也没提她的婚变。后来，大家来到医院里的咖啡室，要了饮料和点心，边吃边聊。还是丁谦自己打开了导火线，上来一句就是“将来你们的女儿找男朋友，如果你们不满意，我劝你们千万不要使劲阻绕。只会起逆反作用。我妈妈非要把我们分开，我就非要和他好。”
过了一会我问她，“为什么分开了? ”
“医生怀疑我爸爸得直肠癌，为这事我天天和家里通电话。而他却照样看电视，听歌。当时我想，怎么能和这种人生活在一起。”丁谦说这话时，微微有些激动。我心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可能只是一个诱因罢了。
夜幕降临时，我们离开了医院。看着丁谦心里想“这是最后一面了”，心中很是酸楚。两个月后朱晓晨出差到东京，和丁谦一起吃了一顿饭。当时她的病情较稳定，又回到公司上班。分手时，丁谦笑着对我先生说“不知道还能见面否。”
微笑依旧
1996年七月中旬，晓晨来电话说丁谦已垂危，在国内父母处。我辗转找到任阿姨的电话，问询了丁谦的情况。被告知已经卧床不起，人已经消瘦得不像模样了。当任阿姨知道我想去北京时，善意地说“陈红，你不要来！你就记住她最美好的样子吧。”对着话筒，我直想哭，一股不可名状的悲哀袭上心头。
在大学时丁谦就爱打扮，毕业后她的眼光越来越成熟，穿着越来越得体，一年四季几乎都是裙装。上次在医院还见她画着淡妆。我听东京的同学范菲说，丁谦最后回国时，东京的同学到机场送行。她还是盛装打扮，并对同学说，“这是你们看到的我的最后形象了。只要活着，我就要把自己弄得精致一些。”
我害怕看到丁谦面容枯槁、病入膏肓的样子。几天迟迟不决。后来，我决定不去见垂危的丁谦，希望将自己对她音容笑貌的记忆永远定格在过去。
丁谦去世后我和任阿姨又通了一次电话，听说他们給丁谦很好地化了妆，让她依然以最美丽的样子离去。后来我再也没有给任阿姨去电话，因为我不忍去撩拨老人失去爱女的凄楚破碎的心。
我是个多梦的人，每觉必梦。丁谦走后八个多春秋过去了，我还经常在梦里见到她。“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梦里的丁谦还是那么漂亮、年轻，依然一脸的微笑，微笑依然动人。我心里庆幸那年的夏天没有赴京见到临终的她。
2004，11，14
注：布郎运动泛指不断进行着的自由组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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