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丨宋红：随贻焮师驾游巴蜀

2017-09-11 宋红新三届

老编的话：教师节前后，本号推出“教师节”专题，刊发新三届同年朋友缅怀老师的文章，敬请关注。

作者简介

宋红，女，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作为中文系文学专业77级的学生，我是1978年春天走进燕园的，从此在未名湖畔度过了四年难忘的时光。其中最难忘的便是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深挚的师生情谊。

陈贻焮先生是我们班第二段（魏晋隋唐段）文学史课的授业老师。他平易近人、如话家常的授课风格深得同学们的喜爱和欢迎。作为“文革”后第一届考试入学的大学生，我们恐怕得到了老师们最多的关爱，几乎每一位任课老师都曾到学生宿舍来，在课外为同学答疑解惑。陈先生是来得勤的老师之一。每当先生来时，拥有六张铺位的宿舍里便挤得满满的。大家争相提问，先生即兴作答，较课堂教学更多了几分亲切、轻松和随意。全班同学对陈先生都怀有一种非常亲近的敬爱之情。

陈贻焮先生

我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编辑，与先生在师生之谊外又多了一层编者与作者间的工作关系，所以仍时常得领謦颏，受益匪浅。先生那篇功力深厚、令学术界击节称赏的论文《论曹孟德》，便是由我约来，在我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上首次发表的。

1986年，我只身赴成都，参加在杜甫草堂举行的杜甫研究年会。报到后，我放下行囊，便准备冲向街头，去领略成都小吃的魅力。刚一出门，便惊喜地看到贻焮师和师母迤逦而来。问过我的行程打算，说：“好，我们可以结伴而行。”陪先生、师母办完入住手续，时间已近中午，我们拿着一张成都地图，直奔“陈麻婆豆腐”老店，一份价廉物美的正宗麻婆豆腐，令人心旷神怡、回肠荡气。接着我们又去找“龙抄手”、“赖汤圆儿”、“夫妻肺片儿”。

那是一个旅游热初兴，而旅游服务尚嫌滞后的年代，出门在外的人们竟是抱着哄抢的心态进行消费，所到之处无不是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于是我便发挥了“冲锋陷阵”的本领，挤进人群抢购食物。因为如果持谦谦君子的温良恭俭让态度，便一定要饿肚子。然而先生不肯让我掏腰包，在抢购食物的乱阵前，一定要师母抢在我前面付账，这可难坏了师母，每每得手的自然是我。

坐在拥挤的小店里吃“夫妻肺片儿”时，先生和师母一脸严肃地说：“这样下去可不行，老师哪能总是让学生掏钱，我们在费用上要‘AA制’，你如果不听话，我们可要生气了。”看到他们很当真、很焦急的表情，我只好从命。

那是先生第一次到巴蜀，兴致很高，问我会后还有哪些打算，我说：“想爬峨眉山，然后到重庆，乘船经三峡回去。”先生一听很高兴，说：“好哇，我们一道走吧。去重庆之前可以先去眉州，看三苏祠，到乐山看大佛，到重庆还可以看都江堰。然后乘船出三峡到武汉，看看黄鹤楼。”“呀，太好了，先生的方案是最佳旅游路线。”能全程侍驾，随先生、师母游巴蜀，真是我此生中的一大幸事。

最最难忘的是峨眉之游。第一天风和日丽，我们由山下行至洪椿坪，照旧是一番过五关斩六将的拼杀，终于在客栈里号上铺位——后来者便只有在通道里蹲着的份儿了。感觉不过是睡了两三个小时，楼道里便响起了呼唤声：“起床了！起床了！去金顶看日出的要出发了。”

浓浓的夜暗中，我们爬上客栈门口当地农民的破巴士，坐在塌陷的座位里，听破车喘着粗气，一路丁当乱响地在山路上爬行。这是当地新开发的旅游项目，用汽车将人载到距金顶六公里处，使看日出的人可以免除长途爬山的劳顿，他们也可以从中赚上一笔。然而行至半途我已感到这是一次危险的旅行：汽车明显在带病行驶，似乎总有一个气缸不工作；天公亦不作美，竟不大不小地下起雨来。

在这样糟糕的天气，以这样恶劣的车况，攀爬在让古人大叹“噫吁嚱，危乎高哉！”的蜀道上，真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更令人惊心。汽车几次靠边停车，一会儿车灯坏了，一会儿水箱开锅了。当过司机的我恐怕是乘客中最知底细的一个，也是最担惊受怕的一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上，下车已是不可想象的事，只有硬着头皮把性命绑在这辆破车上。

我心里一直作着这种假设：“万一汽车溜坡怎幺办？”因为气缸不好的车便如心脏不好的人，爬山是非常危险的。一旦绷不住劲儿了，就会顺着山势滑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暗想：“真到了那一步，一定先喊司机拉手刹，减缓下滑速度，然后让乘客逐一下车，最好先下去的人能把车顶住，再不行，就让车向山体一方靠，用车身与山体的摩擦力使车停下来，一定要保护好先生，千万可别跌到山涧底下去。上金顶是我提的，万一先生、师母出了事，我将怎样向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交代？”

经过一番艰难挣扎，汽车总算到达了目的地。雨还在下着，天仍然很黑，而且寒气逼人。师母一下车便说感到憋气，因为脚下的海拔已经很高了。看日出已是天方夜谭，我们决定由此往山下走。此时我才知道，先生的眼睛取光不正，也就是说不能准确分辨出台阶的高下，常会把台阶看成平地。这样的眼睛走山路可是太危险了，于是我就成了先生的“拐棍”。

天渐渐亮了。雨虽还时断时续地下着，已变成了湿衣看不见、润物细无声的水雾，与山谷中升腾起来的团团云气融在一处，令人云雨难辨，真正是“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湿润清新的空气中有了此起彼伏的鸟啼，此时我们终于领略到峨眉山的雄奇与美丽。

然而峨眉山水在我这个“北佬”眼中，便如八闽山水在张养浩眼中一样，只能是“山无高下皆流水，鸟不知名且乱呼”。而眼前景色对先生来说却似曾相识，因为它唤起了先生对湘南故乡山水的思念。

山中有一种鸟，鸣声可拟作︱11︱55︱，或︱11︱55︱50︱，先生和师母听了，觉得非常亲切，因为他们的家乡也有这种鸟，拟其鸣声叫做“清明酒醉”，或“清明酒醉死”。相传一个人在清明节醉酒而死，化为此鸟，故鸣以自叹。先生讲述的这个传说令我感到非常新奇。

我们在“清明酒醉”的鸟声中一路山行，由接引殿、雷洞坪、洗象池而罗汉坡、九老洞。虽然各处景点不过是尚未修葺的断壁残垣和刻在石头上的一个名字，但这反倒为自然景观增添了一种野趣。“九十九道拐”是山路最为险峻的一处，石阶陡峭，且多是“之”字形的急弯。有时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涧，有时两边全是涧谷，令人胆战心惊。我搀扶着先生缓行于前，师母打伞相跟于后。

在行路最为艰难的时候，不管是否下雨，雨伞只好改做拐杖使用。此时游客渐多，时有不管不顾的小伙子从我们后面蹦跳着超过来，我们只好停下避让。一贯总是为别人着想的师母对我说：“要不是我们老头老太太拖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跑着下山。”我说：“我可没那个本事，还是稳当点好。”

正说着，便见一个小伙子踉踉跄跄地从我们身边跑下去，几次收脚没有收住，最后顺着山道翻了几个滚，伴随着一串惊呼，停在了“之”字路的折转处。他的身下就是万丈悬崖！真是太险了。看来他吃惊不小，擦着冷汗坐在路边，一时半会儿是下不得山了。看到这惊险的一幕，我感到两腿发软，想必先生也是如此，对我说：“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我们也停下休息休息吧。”

正在歇息，便有山民上来揽生意。说：“老先生，坐背兜子下山吧。”所谓“背兜子”，就是绑在身上的一种竹椅。客人坐在上面，与背椅人呈背靠背姿势，背椅人便将客人背着走。中途歇息时也不放下，只用一根 T型拄杖抵在座椅下面卸力，倒也简单省事。附近果真有人乐呵呵地坐上背兜子走了，先生却不肯坐。

先生风趣地对山民说：“我又高又大，你又瘦又小，我怎幺能坐你的背兜子？一会儿头重脚轻，我们都翻下山去了。”“不会有事的，老先生放心坐吧。”“不行，你背不动的。”“背得动，再重也背得动。”“谢谢你，我们还是自己走下山吧。”山民找别人揽生意去了，先生对我说：“他背得动我也不能坐，于心不忍。”我想，这才是先生的心里话。

继续前行，山路边有了兜售拐杖的村妇。似乎山民们很清楚，无论多么健硕的人，此时见到拐杖都会眼前一亮。我为先生和师母一人买了一根，完全不需要讲价，因为要价出乎意料的便宜。那恐怕是先生第一次拄手杖，觉得很新奇，而且因为行路的需要，很快便使得得心应手。

这手杖随先生游遍了巴蜀，每次途中休息，先生坐下后两手便会很自然地迭交着搭在手杖的扶手上，于是先生说：“怪不得用手杖的老先生坐在那里全是一个姿势，原来这个姿势最自然，也最舒服。”接着又回身对师母说：“拄手杖不错，回北大我也可以拄。我也可以算是老先生了嘛。”受先生好奇心的影响，我也把师母的手杖要过来，拄在那里试一试，又借过先生的鸭舌帽戴在头上，照了一张不伦不类的男装（或应该称“老装”）像，而师母则屈尊做了摄影师。照片 38 39893 38 15289 0 0 3045 0 0:00:13 0:00:05 0:00:08 3045一直保存着，也一直保存着这段幸福而美好的回忆。

后来听说，先生回校后果然拄着手杖在校园里徜徉了几回，其实那手杖下端的油漆已在山石上磕得斑斑驳驳，毫无美感可言。有人说先生是在做“老派儿”——那还是一个人性逐步回归的时代。我心里清楚，先生与其说是做老派儿，不如说是想向人们展示他的峨眉之行。论做学问，先生的是大家；论做人，先生永远葆有一颗赤子之心。所以我觉得，先生不仅可尊可敬，而且可亲可爱。

在山路上走了整整一天，日暮时分才终于望见我们投宿客栈的屋顶。啊，总算到“家”了，欣慰之余，饥饿与疲惫也袭上身来。路边恰有一处小店，竹竿挑起的篷檐下炊烟正盛。于是我们在食桌旁坐下，点了米饭、青椒炒肉、西红柿鸡蛋汤等几样那里仅有的农家菜。

正在等候时，来了一个西服革履的年轻人，看样子与店家很熟，招呼了一声便登上灶台炒菜。咦，我们正在等菜，他怎么来了便下厨？他炒了菜，岂不是他要先吃？不行，不能让他抢先。虽然我已累得不想动弹，但为了让先生和师母尽快吃上热乎乎的饭菜，我还是抢到灶台边对那人说：“这是我们要的菜，还是我炒吧。”“你会吗？”“会！”

于是我便掌起大勺炒了最后一个菜，又做了西红柿鸡蛋汤。那年轻人则在一旁打下手。饭菜齐了，我们围在桌边大吃起来。先生对弟子向来抬爱有加，所以边吃边夸奖我的厨艺，同时对店家肯让客人自己下厨的做法大加称许。店家老汉很高兴，便坐过来和先生聊天。这一聊才知道，那年轻人是老汉的儿子，在山下读技校，今日回家度周末，老汉知我们是远方的客人，才特地让儿子帮厨的。

咳，原来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才有了越俎代庖的一幕。道出原委，大家开怀大笑。先生对那年轻人更是一番殷勤劝勉。憨厚质朴的山民，有了西其服、革其履、走出大山（以至被我误认为游客）的儿子，昭示着中国开放、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美好前景，我想，这才是先生最感到开心的。回京后，承乏忝充先生“诗博士”（此乃先生戏言）的我习作《雨中游峨眉山二首》记其事曰：

细雨飞天外，清流挂路前。
层林频滴翠，叠嶂漫堆烟。
鸟醉三春酒，蛙弹五柳弦。（洗象池有蛙鸣声似琴，人称弹琴蛙）
归来寻旧径，白鹿伫崖边。
山蔬随客煮，粳饭任人加。
渴漉渊明酒，闲看太白花。（李白有诗称山为“青莲花”）
篱边堪卜宅，月色不需赊。

回到住所，师母因劳累过度而双腿、肩臂肌肉酸痛，我用道听途说来的中国女排训练时缓解肌肉紧张的按摩方法为师母按摩，居然效果良好。旁边的人因此以为我们是母女。后来的旅行中，亦不断有人以为我与先生、师母是一家人。我心里很高兴别人有这样的误会，不过嘴上谦虚说：“我可没有小妹（先生女儿的小名）漂亮。”

由此引出话题，我问先生：“是不是看到小妹，就看到了师母年轻时的样子？”先生不假思索地说：“小妹可没有她妈妈漂亮。”先生的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通常男士，在妻子和女儿之间大约都会说女儿更漂亮。因为携手走过婚恋之春天和夏天的妻子，似乎已不太在乎这样的赞美，更何况年在青春的女儿还有来自父亲的一半遗传。

而先生的不假思索，则使我看到了先生和师母间煻火煨芋般温热而持久的伉俪深情。年轻时被女友呼作“二八佳人儿”的师母身上，集中着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对先生，真如台湾歌手苏芮歌中所唱的：“爱着你的爱，痛着你的痛，快乐着你的快乐，幸福着你的幸福。”

游览名胜的间歇中，先生半开玩笑地对师母说：“我一开门就招了两个女弟子，以后再招研究生时，我也招个男生吧。以后年岁大了，走不动路了，有个男学生也好扶一扶。”我说：“先生，您就招我吧。男生能干的我都能干。”

先生说：“我在开玩笑哩。哪能让学生给我当长工。做我的学生只要好好念书，有出息，我就高兴。”师母也说：“对，葛晓音和张明非两个，家里什么事也没让她们干过。只有一次，她们来时正赶上家里买冬天取暖的蜂窝煤，她们一块儿帮着搬来着。”

先生说：“啊，那天葛晓音还穿着白色高跟鞋（其实葛老师那双奶白色的丁字皮鞋跟并不算高）……”说着便以他那壮硕的身躯做出袅娜状，模仿起葛老师搬煤的身段，居然神似，逗得我哈哈大笑。

当时还与先生议起有些老先生不招女弟子的事（这里面又分两种情况，一是认为女学生学不出来，持此议者竟以女导师为多；二是家中“师母”有禁忌），先生说：“我没有这些顾忌，男女都一样。”这当然是以师母贤淑、先生情笃，两人琴瑟和谐为前提的。如今，先生的两员女大弟子葛晓音教授和张明非教授已是古典文学界成就斐然的知名学者，设若天下的“师母”都少些禁忌，不知学术界还能出现几多不让须眉的“葛教授”。

此番不仅随驾先生游赏了巴蜀山水，还拜访了学界耆宿。其中便有四川大学的缪钺先生和武汉大学的胡国瑞先生。在川大，生性随和的先生对我说：“你陪我拜访了我的朋友，我也可以陪你拜访你的朋友。”于是我引先生和师母来到周裕锴家。裕锴兄久仰先生大名，今幸蒙先生光临，一定要留我们在家中便饭。措手不及间，他骑自行车带着我，到校门口采购了馄饨、啤酒和熟食。一餐饭虽然简单，但却吃得非常舒服。先生对裕锴兄的学识和谈吐很满意，裕锴兄也有意投考陈门博士生，惜后来此议未果，裕锴兄在母校川大获得了博士学衔。

从周家出来，先生问：“你是怎样和周裕锴认识的？”我说：“是在黄庭坚学术研讨会上。”先生打趣道：“宋红真行啊，会上见过一面，就能带我们到人家家里吃饭。”我也笑答：“‘白首如新，倾盖如故’嘛。不过吃饭是因为先生的面子大。”

先生出蜀时所以要走重庆，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凭吊先岳丈、师母的先父李冰若先生。此时我才知道，先生之陈家、师母之李家，与刘永济先生之刘家具为戚好，而冰若先生又为吴梅之弟子，卢前、唐圭璋之同窗，惜英年早逝，于1939年卒于重庆。他于1935年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花间集评注》虽因战乱而少为国内学人所知晓，但海外学人却并不曾忘记。特别是他以“栩庄漫记”名义写下的一百九十六条评语，更多为治“花间”的学者所关注。然人们一直都在探究的一个问题是：“栩庄为何许人？”直到1979年，加拿大籍学者叶嘉莹教授来华讲学时问及陈先生，才首次在她的《迦陵论词丛稿》中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得知此事，不由心中一动。此书出版已经五十年，作者辞世亦近五十年，马上就是可供世人无偿享用的公共版权，我社何不影印此书呢？先生亦有重印此书之意，以作为对冰若先生的纪念。当我把想法报告给室里时，室里对这个白捡的便宜事当然非常支持。我于1989年开出影印此书的发稿单，但不知何故，一直在社里压到1993年 6月才开印见书。虽然错过了最佳销售时机，但我自觉还是做了一件有益于学界、也有益于出版社的漂亮事。而且直到我写此文之际，仍有澳门学者在电话里向我的朋友打听“栩庄是谁”。

巴蜀之行还促成了我的另一项约稿，那便是《唐人律诗精华》。起因是我社于1981年出版了刘永济先生的遗着《唐人绝句精华》，初版即印行了十七万册，且一版再版，大受读者欢迎。为与之相配套，室里提出再请人搞一本《律诗精华》。此人必须深谙律诗神髓，且有学术研究积累和律诗创作经验，学术地位上亦需与刘先生旗鼓相当。谁是最佳人选呢？我与当时任编辑室主任的林东海师共同想到了陈贻焮先生。惟林师担心刚刚完成了三大册《杜甫评传》、目力已受到极大损害的陈先生不肯再接受作品选注类的约稿，于是派我这个当学生的去探探口风。

熟门熟路来到先生府上，径直向先生说明来意，先生沉吟片刻，爽快地说：“好，我答应了。我的一只眼睛已经献给杜甫了，我要把另一只眼睛献给唐诗！”先生的话让我心头一阵发热。其实，在接受任务时我已料想先生多半会答应。因为与前辈学者兼族亲刘永济先生的著作结为联璧，这对于极其看重亲情与友情的陈先生来说本身即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更何况先生对唐诗又是那样的痴情。

然而此时我心中却有一丝失悔：先生只剩下一只眼睛了，我怎能为了出版社的利益而剥夺先生的光明！于是我在表示感激、表示快乐的同时，亦请先生放慢速度，把选注工作当作一种休闲中的调剂。先生似乎并未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只一味笑着夸奖我：“宋红真会组稿啊！你怎么知道我会答应呢？一般选本我是不准备接受了，但这一本我很乐意做，而且一定要做出自己的特点来。”

然而，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实在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全部能量都献给杜甫了。当先生的另一只眼睛也接近失明的时候，他极不情愿地意识到自己已无力完成《唐人律诗精华》的选注工作，于是非常负责任地向出版社提出解约，此事就这样搁置下来。其间，虽也议论过其他人选，但一直没有急于上马。而在我的心里，这个选题始终为先生保留着，我真心希望能为先生的书做一次责编。直到跨过了二十世纪，此事才得以由我的另一位恩师、曾提出向陈先生约稿、并担任过先生《王维诗选》《孟浩然诗选》责任编辑的林东海先生于2001年的春天完成，并还是由我担任责编。先生虽然未能亲自玉成此事，但此事终成于好友与学生之手，先生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得到一份安慰了吧。

许久都没有去看望先生，是因为忙，也是因为不忍目睹先生辗转病榻的苦况，而且总觉得还有时间。外柔内刚的师母，用她那单薄的肩膀承担起照顾一个卧床病人的全副重担。电话里师母总是说：“你们忙你们的吧，先生有我照顾就行啦。”再次见到先生，已经是“寝门垂泪对遗容”（林东海师吊刘大杰先生句）！2000年11月19日，陈贻焮先生溘然长逝。

那天进入八宝山公墓的西门，只见三个告别室都有告别活动，一时不知该向哪里走。然惟有一室的甬道上方幡联飘拂，层层叠叠的惨白中竟簇拥出一种别样的热烈。我想，那一定是先生的所在了。虽然说“秀才人情半张纸”，但除了先生，谁还能享受如此哀荣！先生无官无职，又卧病多年，但仍有络绎不绝的专家学者、生前友好和及门弟子前来向先生告别（仅我们班就来了十几位同学，几乎是在京同学的全部），这全在于先生道德文章的魅力。

我流着泪在告别室的出口处站了许久。那里遥遥可以望见花丛中先生宽大的额头，望着先生，便觉得先生的生命还在，退出一步，便真正是死别了。此时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我于2000年 9月责编的配图本《唐诗名译》收录了先生十几年前迻译的一首唐诗，这恐怕是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在出版物上露面。然而更多的却是愧疚与悔恨，因为我错过了最后的时间，未能侍药床前，尽一份弟子的情义，亦未能替师母分担些许忧劳。如今所能奉献给先生的，只有我与师兄叶君远班长合拟的、表达“文77”全班同学哀悼之情的挽联！联语曰：

绛帐德馨麈语弦歌犹在耳

霜毫文妙曹评杜论已成碑

虽然先生那高大的身影已离我们远去，但先生的道德文章却长留在我们的心中。先生的宏富著作，作为先生的另一种生命形式，仍健旺地活在我们的文学事业中。我想，这是师母和先生的每一位朋友、学生都可以感到安慰的。

2001年 4月于北京天然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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