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丨蒋国辉：我的导师李锡胤先生
作者简介：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定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本文作者（右）探望李锡胤先生，
2010年。
1980年代初，我在四川外国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回到西南师大（现西南大学）外语系工作。至此，我似乎基本完成了人生中那个比较重大的愿望——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
1987年，我在西南师大任教的第三个年头，系里得到一个去俄罗斯（苏联——那时尚未解体）留学的名额。得知系领导决定安排我去攻读博士学位，时年38岁的我原本已经比较淡定的心，又一次开始充满激情和向往，出国留学，去苏联看看，是我整个青少年时代的一个瑰丽的梦。
天有不测风云，临出国的前几天，我突然被告知，出国留学的将是另外一个同事。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撂下了，没有任何人给我作任何解释……虽然已是年近不惑，但毫无心理准备的我在听到消息的那一刹那，还是愣住了，有些被击懵了的感觉，甚至，内心在那一瞬间充满了迷惑和失落。
所幸，其时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虽然不是全国第一个俄语博士点，但众所周知，黑大的俄语水平在全国是排名第一位的。我决定了，报考我们自己的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打算报考全国俄语界的老前辈、著名的专家李锡胤先生的博士研究生。
据了解，当时很多高等院校里的俄语学科带头人、系领导乃至院校级领导，论起来都可算作李锡胤先生的学生。早在1950年代初期，这些学科带头人和领导们在黑龙江大学(当时叫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开始学习俄语的时候，李锡胤先生就已经是苏联来华教师的助教了。
笔试之后，我专程去了一趟我的硕士导师程贤光老师家，向他了解黑大俄语系的情况。从程老师那里得知，四川外语学院一位和我在学术问题上有歧义的老师，曾经跟李锡胤先生在一起编过词典，他们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程老师的介绍让我心中生出一些忐忑，不知道李锡胤先生会不会因此对我这个在学术问题上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学生产生不好的印象——比如不够“谦虚”，不够“尊重学术前辈”，等等？
图中照片是作者在黑大读博时留影。
1987年四月中旬，我接到通知去黑大参加口试。此时南方已是暮春季节，而哈尔滨当地的气温还在零度左右，一下火车，我这个南方人就感到了逼人的严寒。
那时，黑龙江大学好像还没有招待所之类的地方可以方便考生住宿，校门之外也还是大片的农田，附近没什么像样的旅馆。我转悠了好一阵才在找到一个小旅店，是那种典型的北方大车店——一间大屋，屋里密密匝匝挤满了上下铺的床，人们进进出出都得侧着身子。大车店，顾名思义，就是以前赶大车的穷把式晚上歇脚的地方。
旅店里除了提供一个能让人把身体放平闭目休息的床铺之外，任何其它设施都没有。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人员杂乱，空气污浊，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说乌烟瘴气也不过分。在这里住宿不过是找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而已，想要好好休息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之所以选择大车店，一方面是因为这里离学校比较近，方便我参加考试；另一方面是因为我8年的知青和矿工经历，让我养成了节约的习惯，想着不过是住一两晚，不愿意太破费。
登记好旅店安顿下来已经差不多中午了。因为乘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很疲惫，我在自己的铺位上躺下来，准备稍事休息。刚刚进入朦朦胧胧的状态，迷糊中我听见外面有人问，有没有一位四川来的姓蒋的同志住在里面？
我在当地并没有熟人，也没有任何可能认识的人，怎么会有人找？急忙起身穿上衣服走出门去，一位60岁左右身体瘦削穿戴简朴的普通老人迎面进入了我的眼帘。我有些讶异，试着询问……这才知道他就是学富五车、名冠中国俄语界的李锡胤先生。
一股暖流在我身上迅速弥漫，驱赶着零度气温的环绕带给我的寒冷。想不到先生在学术界有那么高的地位，却是这样地平易近人。先生关切地对我说，你是来参加考试的，这个地方休息不好，跟我到家里去住。
李老师送给作者的条幅。
来黑龙江之前，李锡胤先生的名字已经如雷贯耳，想象中的他是一个不苟言笑、寡言少语、不好接近的老夫子。殊不知我刚到哈尔滨他就亲自找来了，还带来了如此殷切的关怀和爱护。
也不知他从哪里得知我是这一天中午到达，并且住进这个大车店的。望着这个慈爱的长辈，我的眼睛有些潮湿，感动和敬佩之外，之前的所有忐忑不安担心疑虑，都在顷刻间烟消云散。
第二天就要考试，先生担心我第一次到黑龙江大学不熟悉学校的环境，便又亲自带领去我办理各种手续和熟悉考场。我为自己投到了这样一位治学严谨又为人和善的先生名下，做他的弟子，庆幸不已。
进入黑龙江大学，我再一次开始了熟悉而又不尽同于以往的校园生活。不久我就发现，我接触到的一切人——教师、图书馆职员、教学楼收发处员工、宿舍管理员甚至食堂炊事员，不论他们在什么工作岗位上，也不论他们处于什么地位和知识层面，只要说起李教授，无一不是敬佩有加。人们众口一词，赞扬李老师的人品和学问。
开始，我也以为是人们的一般性客套，但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之后我知道了，我听到的所有赞叹都是发至于他们的内心。我也是从小生活在大学校园知识分子成堆的环境中，遇到先生之前，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没有看到过或是听说过某位教师甚至教授被圈内圈外所有人一致认可。不论我生活还是工作过的环境里，知识分子之间那种文人相轻的态度都被人们当成了常态。可是在黑大，在先生身上，我的过往印象都被颠覆了。
成为先生的弟子后，先生言传身教，让我对他的治学和为人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他胸怀大度治学严谨，对有疑点的问题从不轻易做结论。记得有一次上逻辑学课，我对一个逻辑学问题提出了疑问。先生没有因为我的质疑而不高兴，更没有为导师的面子而随意反驳我，也没有立即给我一个答复。我不知道先生下课后做了些什么，能肯定的是，他在课后查阅了不少相关书籍资料，第二天才给了我一个确切的答复。这就是先生治学的严谨态度。
本文作者学术专著。
先生思想开放，不像很多名人甚至并非名人但有一定地位的教授那样，总要用自己的思想去禁锢学生。李锡胤先生乐于让学生自己思考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弟子们论文选题、收集参考资料、访学、论文写作的过程中，他从不对我们的思考范围和思考方式作任何限制，只是在行政、经费等方面提供方便。
先生严于律己品格高尚，除在黑大教职员工中有口皆碑之外，我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据悉，目前国内很多“博导硕导”把自己的研究生当成工具使用。当年我的导师李锡胤先生，从来没有要求过学生参加他的任何一项研究。我在黑大读博三年，他没让我为他的研究做过任何收集资料和撰写工作，并且他还决不侵占学生的研究成果。
记得有一次，先生推荐我参加一部哲学辞典的编辑工作，让我撰写一部分词条。我告知先生我只帮忙写，不署名，以先生的名义参加。但先生坚决不同意。词典出版后，我的名字出现在了编写者的名单中。这些看似如绿豆芝麻一般的小事，却实实在在地烘托出了先生甘于“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高贵品质。
先生虽然是知名教授，但他的夫人来自农村，没有工作，在那个年代家庭经济不算宽裕。作为他的弟子，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先生对生活有任何形式的不满和抱怨。他生活简朴，常年穿一套款式陈旧的蓝色中山装；除了严寒的冬季，他脚上永远是一双解放鞋。
2010年我回国去黑大探望他，先生依旧是这一身中山服和解放鞋的装束，都不知道他的解放鞋如今在哪里还能买得到。从我认识先生至今，除了那几年作为人大代表，他曾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之外，我没见到或听说过他有什么休闲休假外出旅游的经历。
李老师依然穿着解放鞋，2010年。
迄今为止，他的业余生活，除每天早晚锻炼身体，就是永无止境地读书。在这个让我们很多海外游子深感痛心的几乎全民不读书的年代里，先生以他年近90的高龄，还在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这就是学者，这才是真正的民族之脊梁。
先生爱才，我到黑大以后一直备受先生器重，虽然先生从未正式跟我谈论过博士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但他在我身上倾注的殷殷关切和厚重期望，我是有深刻感觉的。我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没能留在黑大，后来更是离开了国内学术界，辗转俄罗斯乌克兰，最后定居德国。想来，我是辜负了先生对我的一片厚爱之心。
不过，出国后这么多年，我没有忘记过先生和先生的教诲，更没有放弃学术研究。经过20多年的资料累积、思考和研究，我撰写出版了一部8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也可算作我对先生辛勤培养交出的一份答卷吧。
当年离开黑大的时候，先生送给我一幅他亲手书写的条幅：
壮也无成况老衰，
风尘难得蜀江才。
送君别有崖边意，
伫看新枝渡岭开。
这幅条幅，如今挂在我法兰克福家中的客厅里。岁月如白驹过隙，而今的我也已经是当年先生的年纪。每每面对这幅条幅，往事便在眼前栩栩如生，我对先生的敬爱之意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今天，在先生88岁诞辰之际写下这段文字，藉以表达我对先生永远的感念。
2013-03-14于法兰克福
本文作者近照。
（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九五七祭
川大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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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