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陈小鹰：我的母亲亦父亲
作者简介：
陈小鹰，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到新华通讯社工作至今，现为新华社高级记者，全国著名的摄影家。参加过多次奥运会、亚运会和单项体育国际大赛，数十幅作品在国际、国内摄影大赛中获金、银、铜奖。是业内知名的文字、摄影＂两栖记者＂。
原载作者微信号“两栖之鹰”，本号获许可转发。
本文作者陈小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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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一丛苇
感谢神奇的微信，今天居然收到50多年前小学同学的信息。他问我当年的班主任、也就是我的母亲现在还好吗？他还说春节期间想来给我的母亲拜年。我一时语塞，告诉同学母亲已经去世3年多了。
他马上打来电话，说这一辈子都在寻找你们一家人，即使她老人家已经去世了，我也要来的，到班主任老师的墓前多磕几个头，表达我一生的感激之情，你妈妈影响了我的一生啊！说着说着，他哽咽了。
母亲的这位学生、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姓侯，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一辈子也是教书育人，今年就要退休了。
我找出这篇文章，略加整理，发给了老同学，也算是万家团圆的春节里，对母亲的祭拜······
我的母亲。
我生下来时没见到父亲。那年整风反右，他被打成极右派，关押在湖北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那是1957年。
三年后，父亲劳改释放，才见到他已三岁的儿子和五岁丶六岁的两个女儿。遗憾的是，三个孩子都不随他姓刘，而改为跟妈姓陈了。而且，三个孩子都坚决不开口叫他爸爸，因为我妈说过，她既是母亲也是父亲。
父母都是普通小学老师，在湖北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上教书。父亲入狱那年，我娘还不到25岁，一个月34．5元的工资，养三个孩子，每月还要给外公外婆寄十元，偶尔给父亲还要捎点香烟和生活用品，家里生活困难可想而知。但她坚强乐观，不仅书教得好，还带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处演出。
后来文革期间，她们学校演出过全本的《红灯记》和《沙家浜》，母亲就是总导演，还出演李奶奶和沙奶奶，我姐演铁梅。我当时尚小，只有羡慕的份。
我娘能歌善舞，人又长得漂亮，穿着白底黒色圆点的衬衣，扎着两条长辫子，在当地很显眼。我爸劳改时，追求她的人不少，组织上找她谈话，要她以实际行动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和我爸离婚。我妈说我把孩子们的姓改了，只是为了他们以后少受牵连，可他是孩子们的亲爹，我不能离婚。
晚年的母亲和父亲。
在我的印象中，很少有慈祥温柔的母爱，更多的是威严父亲般的厉害。我读小学时经常被同学欺负，心理叛逆，佯装强硬，只要同学骂我＂臭右派＂，就和他们拚命，加之心理扭曲，时常说一些＂反动话＂，为此，常有老师丶同学丶家长在我妈面前告状。
每次被告状，我妈就会给我一顿暴打，劈头盖脸下手没有轻重的。最厉害的一次，给我一个碗一根棍一个破布口袋，将我赶出家门出去讨米当乞丐，大半夜被妈的同事找回来，妈还是不让我进屋，只好住在这个老师的家里。
我的童年是灰色而痛苦的，一天两顿，米饭永远不够，菜是三分钱一碟的白萝卜炒红萝卜，我妈加上米汤一煮，勉强够一家人吃个半饱。
我穿的衣服永远是有补丁的，逢年过节有一套＂出客＂的衣服，是两毛多一尺的白官布做的上装。裤子是日本化肥尿素袋子，我妈用蓝色的靛粉煮染而成的，一出汗两腿就花了。
记得学校一位年轻的徐老师，给我一条旧的咖啡色的卡其布裤子，我妈重新剪裁后给我穿，那便是我最好的礼服。
我和母亲在澳门。
我母亲课上得好，语文丶算术音体美一人全包，就连老师们晚上办公，也是她的煤油灯罩擦得最亮，为此年年都被评为优秀班主任。
她对学生远远厚待于我，使得我一直很不解甚至嫉恨于她。有个姓傅的同学因家境困难几次辍学，我妈多次夜里家访，来回近十里路，有一次还被狗咬伤过。不仅如此，她还为他出学杂费丶课本费。
那孩子上学时自带的午饭就是一搪瓷缸子水煮蚕豆，我妈用米饭票换下，还说：我家小鹰喜欢吃这个。弄得我好烦躁，又不敢顶撞老娘，就故意在人多的地方放臭屁，还恶作剧地放屁前用手指舔上口水，伸进裤内沾上屁气，再去摸傅姓同学的嘴巴，当然又免不了又遭母亲的一顿暴揍。
长大以后我逐渐明白，母亲对我之所以如此严厉，或许她的潜意识中把我当成了父亲的影子。她有许多的痛苦，包括对父亲的怨恨，压抑在心无处发泄。而我又那么淘气，让她忍无可忍。一旦我犯事，她就整个地发泄到了我的身上。
40多年后，那位傅姓同学已经是昆明市税务局的局长，他说几十年来一直在找我母亲的下落。有年大年初三，他一家从湖北老家赶到湖南，进门拉着他读大二的儿子一起双膝跪下，连连叩头，哽咽地说：恩师啊，恩师，终于找到您啦！
看到此情此景，我才感到母亲的伟大和高尚，心想她一辈子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和磨难，也是值得的！
母亲在香港。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对父亲从未恩恩爱爱过，她对他说话从来就是厉声粗暴的。但是，我三岁时父亲从劳改农场回家，母亲却给他买的丝绸小灰格子衬衣和＂三节头＂皮鞋，毛哔叽的裤子。我妈说：不能让人看不起他。
我父亲回来后，仍是＂摘帽右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民办老师的饭碗，却又不安分。文革开始后他到处申诉，说自己没有反党，当右派是被冤枉的。其后果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遣送湖南老家劳动改造。
直接带来的后果，是我和我姐被勒令退学，下到母亲学校附近的双湖公社金桥大队第六生产队劳动。那个时候，小街上全是＂臭右派反革命的老婆陈XX＂的大字报，我和姐姐还深夜偷偷上街去撕过。
可我的母亲没有倒下，她更坚强了。首先积极找当时被＂贫下中农宣传队＂接管的学校领导申诉自已的清白，继而要求解决孩子上中学的问题。
经过多次交涉，我姐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姐一直是好学生，还是班干部）上了另一镇上的农业中学，而我因劣迹斑斑还是不能上学。母亲又想办法把我从湖北带到湖南父亲老家的县城，找亲戚和父亲当年的同学朋友帮忙，终于让我读上了初中。
1970年8月，我来到湖南澧县，就读县城先锋中学初二最后的一学期，对我来说，犹如从地狱跃进了天堂，我发誓要好好读书。 两年后高中毕业（那时初中高中各两年），我才15岁，也是在一个农场＂上山下乡＂了。
插队知识青年的生活固然艰苦，但我也倍觉比在湖北小镇上的小学岁月，要幸福百倍。至少，这里鲜有岐视，能吃饱饭，也少了母亲给我的皮肉之苦。
母亲父亲在北京。
父亲在老家＂劳动改造＂的待遇也不错。放了一年牛后，因乡里的学校没有英语老师，就让他边改造边教书。用他的话讲是：放下教鞭—拿起牛鞭—再拿教鞭。
我妈几经波折也调入澧县县城教书，把我姐也转到城关一完小当代课老师。两年后，父亲落实政策，调入县城恢复工作。经过我娘2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家终于团圆了。
1978年10月，我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本来因为家境贫寒，根本没打算放假能回家过春节的。在临近放寒假时，收到母亲的来信，告诉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已被组织上彻底改正了，再也不会有人看不起我们了。最后一句是：儿啊，快回家，让我们全家过一个前所未有的团圆年吧！
我嚎啕大哭，不仅仅是因为父亲的平反，更多的是似乎第一次才感受到了，真正的母爱！
我们的全家福。
2017-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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