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丨陈原：我与冯其庸先生的半世纪交往
作者简介：
陈原，笔名顾土。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人民出版社，1985年调进人民日报文艺部。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据参加追悼会人士透露，追悼会是少有的高规格，“所有的政治局常委以及将近一半的政治局委员，都送了花圈。”
原题：
半个世纪的回忆
——我所认识的冯其庸先生
冯其庸先生谢世了，享年九十三岁。今天上午，在八宝山告别厅，我随着人流缓缓经过安卧在那里的冯先生身旁，再次回首半个世纪的往事，难免神伤。
我是冯先生的晚辈，因为当年同住张自忠路三号（铁狮子胡同一号）的缘故，于是“近水楼台”，从少年时代开始，冯先生于我就有了一份照顾之恩。
冯其庸先生曾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
厉慧良成了李慧娘
铁狮子胡同一号，简称铁一号，这是人民大学的教职工宿舍，也是我生长的地方。文革前，身为人民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冯先生常常在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戏曲、话剧、电影、古典文学，涉及广泛，名声在外，陆定一赏识冯先生，郭沫若与他也有交往。
文革爆发那年，40出头的冯先生自然难逃挨批的命运，罪名就是“黑秀才”“黑笔杆子”“文艺黑线人物”。文革后冯先生曾送我一部《春草集》，其中汇集的都是冯先生过去的艺术评论，以戏评为主。我不知翻了多少次，想学学冯先生的评论手笔。
1961年，老作家也是老革命的孟超创作了新编昆曲《李慧娘》，一时间好评如潮，人民日报称其为“一朵新鲜的红梅”，廖沫沙还写下《有鬼无害论》，传诵一时。但时隔两年，《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都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从中隐隐听到了文革逼近的号角。冯先生评过鬼戏，也论过《李慧娘》》，但1966年他的一项罪名却令人啼笑皆非。
他与武生泰斗厉慧良交往多年，感情深厚，曾著文热情评价厉慧良的表演功夫，于是就被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说成为“无耻吹捧李慧娘”。过后很多年，冯先生提及文革往事，对他触动最深的是同事李尚公的自杀方式：一根火红的通条直刺心脏。当时冯先生就想，一定不能死，要熬过去，做个历史的见证人！
1969年底，我们全家与人民大学的老师们一起下放江西余江县农村的五七干校，我们兄弟三人住在锦江镇，而父母则在几十里外的刘家站劳动，一个季度允许探亲一次。从那以后，我多次骑着自行车，翻越山丘、摆渡过江、涉水跨河，去看望父母。
1970年，我父亲住在一座村庄的小学教室里，与他同屋的就是冯先生。当时我称他为冯伯伯。我和父亲挤在一张床上，与冯先生的床板仅隔着一张课桌。
父亲告诉我，这位伯伯文章写得好，还能诗、会画。教室被矮墙一分为二，白天，外面的课堂有10来个小学生在唱歌、背语录，夜晚，父亲、冯先生和另一位人大老师，在里面那间就着马灯，读书、写信、闲聊。
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头顶诸多罪名，其中有一项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似乎成了铁打的事实，人人深信不疑。可当我听四周的老俵总夸我父亲南瓜种得好、冯先生懂种田时，也很奇怪。
晚上，冯先生当着我的面与我父亲发牢骚：我家就是种田的，从小下田，白天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读书。耕读是中国人的传统，知识分子多数都来自农村，谁说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我父亲回应说，他自己的老家也在乡下；而另一位老师则说，他父亲虽说是开铺子的，但他自幼就和伙计一起学徒，天天干活，全家人都没闲过，怎么就不属于劳动人民了？耕读这个词，我是从冯先生那里第一次听说。
有一位人大老师的孩子只比我大3岁，特别难管教，一天到晚调皮捣蛋，连他的父母都弃之不理了，五七干校就让我父亲代为教育，理由是我父亲特有耐心。不料，那个孩子拿了冯先生的照相机、我父亲的钱和粮票，还有其他几位老师的东西后，无影无踪了。
那个照相机可是冯先生的宝贝，视若生命，走到哪里拍摄到哪里，在五七干校的3年里，他曾经趁着假期，游赏了附近的名山大川，留下一张张风景照。于是，我父亲赶紧向干校请了假。他想，这孩子揣了相机、钱和粮票，恐怕是跑出去玩了，这次定是上了庐山。
果不其然，我父亲一路追赶，终于在庐山找到了那孩子，因为没有介绍信，他被山上的派出所扣下了。当他被带回干校后，冯先生一看照相机完好无损，顿时喜笑颜开。
吃过他煮的阳春面
五七干校撤销后，冯先生和我父亲都回到了北京，在铁一号大院里遇见冯先生，他亲切地叫我去他家玩。那时人民大学已经不存在了，我父亲这位专教档案管理学的教师就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采编组，原因是档案管理和图书编目也有相通之处。
采编组都是些精通多国语言的老先生，因为历史问题不允许走上讲台，所以只能窝在图书馆里，双臂戴个套袖，整天钻进书堆编目，而我父亲就成了唯一的壮劳力，蹬着自行车，负责四下采购图书。
有了这种便利，我也常常拿着北师大图书馆的介绍信，跑到位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内部服务部看书、买书。
线装书《于湖居士文集》《韩昌黎集》《苏东坡集》《经籍纂诂》《经传释词》等等，都是我在那时积攒的，最便宜的也就5毛钱。我买到古籍后，肯定去冯先生那里请教。他左右开弓，旁征博引，向我传授阅读的入门知识和相关背景。
我去农村插队后，有大约3年没有看到冯先生，而他也被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参加校订《红楼梦》，任校订组副组长，忙里忙外。这个校订组的组长和另一位副组长，与我后来就职20多年的人民日报文艺部也有关系。组长袁水拍曾经当过文艺部主任，而副组长李希凡在我进文艺部时正任副主任。
改革开放后，我考上了人民大学历史系，冯先生当时在中文系任教，我常常去听他的大课，大多都是关于《红楼梦》的，可是这部文学名作我只读过两遍，而毛主席说过，读了三遍才有发言权，看来，我与红学真是无缘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冯先生听说后，为我写了一张便签，将我引荐给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先生。当时三联书店归人民出版社管，算是一块副牌子，由范先生负责。
范先生看过便笺后，就让我坐下聊天，他说冯先生可是大学者，而自己才是个小学毕业生，冯先生引见来的人，一定不会错。他说我实习一段后如果有意，不妨落脚在三联书店。
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冯先生筹办了一家文艺评论刊物，让我去参加了几次聚会，在座的多是冯门弟子，个个学有专长，只有我是个白丁，但他还是有意要我将来进入这家刊物当编辑，他还请胡耀邦为刊物题写了刊名。可我最终也没在三联书店落脚，更没有去那家刊物，而是在1985年调进了人民日报文艺部。
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与冯先生的往来更多了。蓝翎、李希凡这两位当年因《红楼梦》而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在文艺部，蓝翎后来还任文艺部主任。他们和文艺部的姜德明、徐刚等文化名人，都是冯先生的好友。
我负责报道艺术，知道冯先生喜欢看戏，也爱结交戏曲界，便时常将一些戏剧界的新秀介绍给冯先生。浙江昆剧团的武生林为林正当红，来京演出《挑滑车》后，我就和他一同去铁一号看望冯先生，聊了很长时间，冯先生亲自下厨炒菜，还为我们煮了阳春面。
在铁一号红一楼丁组五层冯先生的书房，看他写字、作画、吟诗，可谓一大享受。这间12平方米的房间，两面墙的书柜一直到顶，中间是一扇南向窗户，那时的北京高层建筑极少，从那扇窗户可以极目远望。窗前摆着冯先生的书桌，也是堆积如山，但冯先生总能从中腾出空间，手起笔落，一气呵成。
他画的葡萄，他的书法，承蒙他的偏爱，都曾赠我，他送我的一本本著述扉页上，也留有他的墨宝和印鉴。不知为什么，冯先生的款题间无不称我为同志，即使在我的少年时代。
冯其庸先生给作者的题签。
“宽堂”里的红学家
那时的人民日报，别看只有8个版，但一言九鼎，尤其副刊，众所瞩目，发表一篇豆腐块儿，都能影响全国。副刊老编辑刘梦岚找到我说，你可以写写你认识的老一辈文化名流啊。我不敢推辞，先写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黄药眠先生，又写了冯先生。1986年9月23 日的人民日报第8版上刊出的这篇文章不长，名为：“宽堂”里的红学家。下面是拙文：
“宽堂”，冯其庸先生用这样一个雅号来命名他的书斋兼卧室，我总感觉有点近于自我嘲讽。这间所谓的“宽堂”，其实窄而又小。八个摆满经史子集的大书柜，一张重叠交错地置放着文房四宝和文稿的书桌，加上个行军床，使屋内除了一条可容人侧身而过的小通道外，别无余地。
中国红学会的会长、《红楼梦》研究所的所长、大学教授，竟挤在如此狭小的地方著书、披览、休息、会客。然而冯先生就在这间“宽堂”里，完成了《春草集》、《逝川集》、《梦边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蒋鹿潭年谱考略》等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冯先生深深爱着他的“宽堂”，但他并不死守书斋，一年里，他总要花一些时间出门走走。他并非去寄情山水，而是希图通过实地考察来做学问。前些日子，为了研究项羽，他特意访问了安徽和县，不顾烈日炎炎，考察了乌江。在车里共颠簸了九个多小时，一路上只用一个小烧饼充饥。
作者写冯其庸先生的文章，刊于《人民日报》。
他研究项羽，主要是为了研究《史记》，因为很久以前他就计划要对《史记》中的所有人物逐一加以研究。因此，他总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去搜访有关的资料。
当然，冯先生目前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红学”的探讨上。几天前有一篇文章刚刚杀青，题目是《重议评点派》。文中对李卓吾、金圣叹以来的评点派，主要是《红楼梦》的评点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评点派在历史上的功绩不可低估，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评点派一棍子打死，这是不公允的。实际上，今人研究的关于《红楼梦》的很多问题，如版本、家世、结构、层次、人物论、后四十回内容等，评点派已有论述涉及，而且有不少见解颇具深度，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
除了朝夕治学，冯先生还嗜好丹青和听戏。听戏，他如着了魔一般，走到哪里，都要抽空进戏院听上几出，什么戏都听。对时下的戏曲界，他最忧虑的是演员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今年初，当他看了浙江昆剧团年仅二十二岁的林为林主演的《界牌关》后，异常兴奋，多次赞誉说，在这位年轻演员的身上看到了戏曲的希望。
冯其庸先生在书房。
“走遍天西再向东”
冯先生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后，还住在铁一号，有时在大门口遇见他，每次都会和我边走边聊一阵子，告诉我他最近又在研究什么。记得有两次他有些兴奋。
一次是他与人合作的《朱屺瞻年谱》出版，随后就送了我一部，还嘱咐我去上海出差时务必拜望朱先生，言语间可见他对朱屺瞻老人的敬重。
一次是告知我，他即将踏上玄奘取经之路，问我有没有兴趣同行。他那时已经年过花甲，而我还不到而立，但我听说那一路的艰辛后，没敢上路，只能躲在北京暗自佩服冯先生的体魄和精神而已。
“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冯先生20年间曾10来次赴新疆考察，有几次回来后还专门邀我欣赏他一路的摄影作品。他的摄影作品不但记载考古所得，也大量记录当今的社会变迁与风风雨雨。
1989年的一天，我又在铁一号大门口遇见他，他略显激动地告诉我，“我天天上街，对发生的一切都照下来了。”此后每隔数日，他就向我打探内部消息，而我也从他那里了解现场进展。
当冯先生的家搬到位于红庙的文化部专家楼后，房子终于变宽敞了，而且就在人民日报隔壁，我有时还被文艺部派到冯先生府上取稿、送报。第一次去，转了半天也没找到，还是冯师母跑到路口接了我。
当范敬宜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后，冯先生在人民日报又多了一位老同学，他们都曾受业于无锡国专。范敬宜去世时，冯先生写下“哭范敬宜学长兄”，一片同窗深情跃然纸上。
仅仅说冯先生是红学家并不确切，其实他的研究与爱好极其广泛，这从他的著述中即可看出。1980年代，冯先生的力作《蒋鹿潭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辑校》问世，为此我在文艺报专门撰有一篇短文评介。冯先生对诗词把握之准、对考据用功之勤，在这部大作中可见一斑。
早在冯先生读初中时，他就对《水云楼词》爱不释手，成了他读词的入门书，以致先学词、后习诗。1948年在上海读书时，冯先生天天泡在合众图书馆里，并得到顾起潜（廷龙）先生的关照，他还在福州路的诸多旧书店转悠，搜集到《水云楼词》的各种版本，并动手撰写《蒋鹿潭年谱初稿》。
在冯先生看来，“蒋鹿潭的词，在有清一代，特别是在咸丰时期，实在是一位大家。”《蒋鹿潭年谱》定稿清抄本在文革中丢失，然而幸运的是，《水云楼词》的各种版本、《蒋鹿潭年谱》的最初稿本却逃过一劫，这让冯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劫后终于出版，得尝夙愿。
说起冯先生，也不能不说冯先生的爱憎分明，正因为如此，他有时竟惹得风生水起，连我都曾无意间卷入其中，但这正是冯先生的性格，无所谓是非对错。
转眼间，与冯其庸先生相识已近半个世纪，他对我的启蒙之恩、提携之力，我永远不忘。如今，冯先生已归道山，更引起我的无限思念之情。
2017年2月5日
冯其庸先生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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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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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