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波忆范敬宜：老范，我好想你呀！
编注：11月13日，是范敬宜先生去世6周年。小号推送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姜波的一篇旧文，寄托我们对中国新闻界泰斗级报人范敬宜先生的无比敬仰和无限追思。
作者简介：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二级）。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入选全国文化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暨文化名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
其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等，最近推出新作《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
2016年11月，特邀入选新一届全国记协理事。
2016年记者节，姜波（前排右1）和大学同学。他与同班同学傅绍万、徐世平一起，被选为新一届全国记协理事。
“老范，我好想你呀！”
“我也想你呀！想念你们呀！”
这是在老范晚年里，我们通电话时常说的“开场白”。同老范说话，我从来不用自认为敬而远之的“您”；这里的“们”，老范是指在王府井艰苦条件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闻经典的经济日报社的同事们。
如今，老范却乘鹤西去。前天（2010年11月19日），我的好友、金融时报社社长汪洋在悼念文章里，引用了那首轻灵飞扬的“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的诗句，来概括老范的一生。我知道，“轻轻”是老范那洒脱率真本性的体现和追求；但我也知道，以他的人格、他的才华、他的智慧、他的成就，在人们的心中岂能是“轻轻”？这位新闻界泰斗式的人物，带走的太多太多，留下的太重太重……
记得是2002年9月的一天，一位中文特棒的日本朋友从东京出差来北京，拿着一本《敬宜笔记》找我帮忙，希望得到范敬宜先生的亲笔签名。他是在东京看《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得知《敬宜笔记》出版后，请他在北京的朋友跑了13家书店才买到的。电话里，老范听了很感动，便一口允诺了，并认真地询问了这日本朋友的名字。
第二天早晨，我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地，秋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那间不大的、堆满了书籍的办公室，老范仔细端详着自己刚刚出版才几个月、就已经被翻阅得有些沧桑感、并勾批得五彩斑斓的“小书”（老范自己的话），连声感慨“难得难得”，一再嘱托我向这日本朋友表达谢意，然后挥笔题字。写的是一首七言绝句，是把那日本朋友名字嵌入其中的藏头诗，可惜内容我记不得了。
看老范要收笔，我连忙从书包里又拿出一本《敬宜笔记》，“老范，还没完呢。还有我这本！”老范睁大眼睛看我，“我不是已经送给你们了吗？”“这就是你托人带到报社的，可没有你的题词和签名呀。”老范笑笑，“那你去沙发那边看会儿报纸吧”。哈哈！老范要构思诗句了!不出10分钟，老范叫我：“看看，你满意吧。”——
范敬宜为姜波题诗。
王府井里寻常见，
东瀛归来刮目看。
又是京华好秋色，
佳节把盏说当年。
姜波同志留念
二00二年国庆前夕
范敬宜
满意？岂止是满意，简直是欣喜若狂！不过，老范说的“刮目看”，是有由来的——
那是1987年5月一个午夜，我在报社夜班闲聊，正在看大样的老范突然甩出一句：“姜波，你那稿子写得可真不怎么样！”顿时把我憋个大红脸！那是我留学回国后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对外开放领域一位权威专家的访谈。采访那天，老先生半坐半躺在藤椅上，先后叫来3个助手，一个从理论上阐述对外开放的意义，一个介绍全国宏观情况，一个提供具体数字；老先生最后讲了几分钟，特意叮嘱只署他一个人的名字。
这样的采访怎能出彩？当然，主要还是我的功力不够，让满心期待“刮目看”的老范大大失望了。要知道，老范可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他说这话的分量可是不轻的!
几个月后，我接受领导指派，写了篇《票证的变迁》。也许是一个星期的采访很扎实、内容很丰富，用了也就3个小时，甚至连草稿都没打就一气呵成，洋洋洒洒了三千多字。见报那天我惊呆了，这么隆重！断版通栏，全文不转活在头版上半刊出。
范敬宜。
下午，部主任老高兴奋地把发稿签拿给我，还附着一张有老范批示的便签——“此文写得很好，符合紫阳同志最近讲话精神。从稿子可以看出，作者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因而掌握了丰富的材料，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既讲清了问题，又不回避矛盾，估计多数读者读后会心悦诚服的。这实际上是向广大群众进行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财贸部这个点子出得好，记者写得也好，令人欣喜。同意全文上一版。范 13/10”——看了老范的批示，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又过了一段时间，跑口外贸外资的我“客串”一次金融，领导派我参加中国人民银行的全国行长会。因为金融我外行，所以采访一点儿都不敢懈怠；除了开闭幕的消息外，还写了一组三篇的金融形势采访笔记，算是交差了。没有想到竟引起报社的高度重视，领导们把发稿签批得密密麻麻。
看得出，老范是非常满意的——“这三篇关于金融问题的述评写得很好，提出了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作者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又作了消化，将官方的意见与记者的见解融合得很自然。特别是第二篇，写得最好。建议三篇都出一版，第一篇可发头题。在版面上请处理得清新、活泼一些。”而且，老范把第一篇原先的标题《一本难念的经》，亲笔改为《难念的经与必走的路》，大气平衡，高瞻远瞩，真是画龙点睛。
范敬宜。
有了老范经常的批评与表扬，我也逐渐胆壮了起来。那年我在西安过春节，本没有什么“公干”，但古城历史与现实的反差让我有一种写作的冲动。节后上班，我拿着稿子找老范（那时，我们找领导都是直接推门的）。“老范，我写了个东西，不知行不行；而且实在不知道该起个什么标题。”正在忙碌的老范让我先把稿子留下。
下午，老范召我。“写得不错呀，我已经批了上一版。”喜出望外的我简直不敢相信：“真的吗？”“怎么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吗？真是不错。我给你作了个标题——漫步长安思悄然。”然后，老范让我坐下，详细讲“漫步长安”出自哪首唐诗，“思悄然”是谁的诗句。
就这样，在老范手把手的教导下，我的新闻业务能力慢慢在提高。我也目睹并部分参与了老范组织（今天时髦的词儿叫“策划”）的那些我国新闻史不能忘怀的经典报道：关广梅现象大讨论、“香香臭臭”系列（以《香香臭臭话广东》打头）、“变迁”系列（《吃的变迁》一组四篇）、《醒来吧，铜陵！》等等；特别是老范开先河的《十三大手记》，一时洛阳纸贵。
老范的文章，没有居高临下的官气，没有指点江山的霸气，也没有晦涩陈腐的学究气，而是洋溢着见微知著的平民气、谈天说地的书卷气、淡定从容的儒雅气！就像一坛老酒，并不浓烈，但时间越长，却越醇，越香、越沁人心田。
在老范的示范下，杨尚德、徐心华、艾丰、冯并等以后的领导们参加党代会或“两会”时，都写出风格迥异的“手记”，曾成为《经济日报》的一大“品牌”。詹国枢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时，尽管已经离开经济日报社了，但写得更为勤奋，不过已不叫“手记”，除了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几篇外，大多发表在“博客”上了……
范敬宜。
1990年秋，我要去日本常驻。辞别时，看得出老范有一股惋惜与期待的交织之情。“国内改革开放轰轰烈烈、日新月异，是我们干新闻这一行的幸事；你也正干得红红火火、有所建树。不过，尊重你的选择。而且，我们报道也要开辟国际新领域。”
我坦率地跟老范说：“我也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国际报道只能是配角，很难像国内报道那样轰轰烈烈地深入人心。但我在日本读过几年书，只是宿舍学校一条线；现在，我想深入了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好像老范说了些鼓励的话，具体我记不清了。
大约半年后，老范通过外交部信使队给我带了封长信。“从来信可以看出，您对生活和工作已经比较习惯，非常欣慰。您到日本以后，虽然时间不长，但已写出一批比较好的报道，特别是《日本人阔起来了》等一组述评，反应很好，几乎每篇在编前会都受到表扬。我认为，您抓这样的深度报道，路子是正确的。从内容说，经济日报国际经济报道，就是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深入研究世界和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特点、问题上，并提出比较明确的观点；从形式说，需要提倡那种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写法，力争把复杂和专业性较强的经济问题讲得内行不觉得浅，外行不觉得深。我曾多次提出，希望经济日报的记者多研究一下梁厚甫的报道，为什么他的报道不仅能为普通读者所接受，而且也得到各国领导人的重视。不要把这看得高不可攀，只要善于研究，勤于探索，不断实践，一定能够成为国际经济问题的专家，成为学者型的、有权威的记者。”
范敬宜。
老范最后要我多保重，还要代问夫人好。老范这信，至今都是我前行的动力与指南。可我到今天也不明白，德高望重的长者老范，为什么对我这无名小辈在信中称“您”……
一晃就是两年，我回国休假向老范汇报，他那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看到我带的皮纸，“就是它！就是它！好久没用这么好的皮纸啦！”老范说报社上上下下对我工作十分满意，还说一些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之类的话。老范的表扬使我有点飘飘然。我说，就新闻报道而言日本是一个开掘不完的富矿，但《经济日报》国际版不是日本版，我还得悠着些。
情况也的确是这样，国际部主任汪朗已经给了我很多“优惠政策”。比如，每月的国际深度专题，通常是部里确定一个主题，由各驻站记者分头采写、以连载形式刊出；可1992年11月的国际专题是《日本经济学家看中国》，六七篇文章都由我一个人“承包”了。这些使主任汪朗受到不小的压力。
老范说：“你只管大胆地写。我要的是好稿子。如果有什么难处，你直接找我。”当然，我从没有因稿子如何处理直接找老范，因为汪朗为我的稿子总是竭尽全力；但有了老范这“尚方宝剑”，我就如脱缰的野马，像大来佐武郎的访谈、再访小林实、日本如何监管股份制企业、日本经济社会结构采访笔记等，后两年里光是整版文章就发了七八篇。我也不断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老范的鼓励；可是，没有多久，老范就去人民日报社了。
范敬宜。
1995年3月初，我正在办公室改稿子。突然电话响了。是老范！“姜波！你太不像话了！听说你回来好长时间了，也不过来看我！”我赶紧向老范解释：我的确是回国一两个月了，但一直在东北跟儿子一起玩呢！出国时儿子才3个月大，现在已经快5岁了；我是刚回北京上班，而且是为了“两会”提前上班。老范约我次日上午去人民日报社。
嗬！好大的屋子！足有经济日报社那间办公室三个大，门口还有秘书室。要知道，老范在经济日报社时，整个编委会才一个秘书。我近年的情况向老范汇报了，然后就漫无边际地聊了起来。其间，秘书几次进来请示什么；我怕影响老范工作，也几次起身要告辞。老范不准，说在人民日报社，无拘无束聊天的机会太少了，并要我中午一起吃饭。
聊着聊着，老范突然问我：“还记得1989年你那篇国庆特稿吗？”怎么会不记得？北京的政治风波过后，社会上出现一股否定对外开放的思潮，我那篇文章的主旨十分鲜明：对外开放是历史的潮流！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篇《走向开放》见报后，一时间惹起不小的争议，我也受到一些责难。
老范告诉我：“那篇文章可让我受到相当的政治压力。一般人就不说了，有相当级别的领导，而且不止一人，从中南海打电话过来，是谁你还是不知道为好。说《走向开放》这篇文章很坏，是否定社会主义的。我说没有呀！文章没有大问题呀。可人家不依不饶，说一定要严肃批判，电话一说就是一个小时。我没办法，只好说请人家形成书面文字的东西，批评也好，批判也好，我们一定全文刊登。后来倒是不了了之了。”
范敬宜。
我也把当年的情况说了：“他们一定是对其中‘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优越’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那几句话特别恼火。不过，一个邓小平说的，一个孙中山说的，量他们也不敢批判。”老范笑了：“你还挺会自我保护的。”我问老范：“5年前的事情，为什么今天才告诉我？”老范认真地说：“你那时还年轻，怕你背上思想包袱，也怕你再写文章放不开思路。”多么大气的的领导！多么忠厚的长者！我感动得在心里流泪。
既然说起北京的政治风波，我就对老范说：“经济日报社的人都应该永远感谢你！”“为什么？”老范笑眯眯地问道。“北京风波以后，北京哪家新闻单位没处分人？有的被处分得很重，有的甚至进去了；而经济日报社没有一个人受到处分，哪怕是最轻的警告也没有。记得你在大会上说责任在你，而且讲得很严厉，还要大家记住罗曼·罗兰那句‘斩断生活的退路’的名言。”
老范听了后语调缓慢地说：“一个单位要发展壮大，什么最重要？队伍！我最欣慰的，是给经济日报社留下了一支队伍。你们中的一些人是上街游行签名请愿了，但都是认识问题，没有什么过激行为。一个人如果背上处分，哪怕是最轻的处分，都可能影响他一生的进程，尤其是那些政治处分。我当右派那些年的感受太深了。我已经担过200斤了，再加20斤也没什么，而年轻同志加上20斤，就可能压垮的。清查组要看原稿，我说所有原稿我都看过改过，有什么问题全由我负责。不过，你说经济日报社的人都感谢我？不见得吧。你不知道吧？有人就此到中央告我的状……” 啊？我的天！竟有这等事情？
范敬宜。
万寿路地铁站北边的清香林茶楼，是后来老范与人们谈天说地的固定去处，因为离他家很近，连那里的服务员都对“范爷爷”“范老师”的客人格外热情。
记得有次老范说干惯了新闻，再干其他工作会索然无味。他任职人大常委会后，我曾问过他，离开了新闻岗位，你现在工作有兴趣吗？老范知道我话里有话，笑着说道：“你用从事新闻工作的热情就会觉得有兴趣。”转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老范又“回归”新闻岗位了。在茶馆里，我问老范，在清华是不是不太累，挂个名，偶尔讲几次课，不用管什么事。
老范露出惊讶、甚至有点儿不满的神情，“我可不是挂名。每周要讲好几次课，需要认真备课；还要抓学科建设，明天要向王大中校长汇报呢。累倒是不觉得累。这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
我说：“老范你真行。一个正部级干部就任一个正处级岗位。听说有人就不干。”
“级别算什么？有人是把它当饭吃，可看能当书读吗？再说，我也是特别愿到学校。跟学生们在一起，人都变得年轻了。”
老范不止一次说在清华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我想，这话是真的。
范敬宜。
他出身名门，学贯中西，自觉不自觉地渗透着一种中国读书人（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知识分子）的风骨。辽宁日报社是他“起家”的地方，呆的时间也最长，但其坎坷的境遇，特别是辽西那艰苦的10年，一定有炼狱般的磨难；但老范没有自弃消沉，而是“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语）获得欲火重生。
经济日报社是老范铸就辉煌的地方，他组织的那些经典报道，将会载入中国新闻的史册；但是，这里也并非都是一片田园牧歌般的世外桃源，他要应对明枪，也需提防暗箭。人民日报社不过是老范功成名就后的“封地”。我丝毫没有不敬的意思，老范在《人民日报》的成就远没有在《经济日报》显赫。
听说，老范去《人民日报》后组织了几次大型报道，也曾遭到方方面面的非议。“哼!这里可不是《经济日报》！”而且，老范也几次在私下里表露出对人民日报社体制和积习的无奈之情。如果他把在《经济日报》时的批语和讲评也汇集成书，一定比那本《总编辑手记》更出彩、更耐读。
不说别的，就说普通的编辑记者，在人民日报社有几个人不称“范总”的？而在经济日报社又有几个人不直呼“老范”的？我认为，就老范的本性来说，只是到了清华，只是到了大学后，他才真正进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状态了。就像蛟龙游回了大海，就像鲲鹏展翅在蓝天。
敬礼，老范！
2010年姜波在呼伦贝尔。
特别愿跟老范聊天，不仅在于可以得到很多教益，而且是无拘无束、甚至可以“没大没小”。2009年8月底，还是在那家茶馆，我冒然地说：“我认为，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绅，范敬宜是中国最后一个报人。”老范淡淡地说：“这个评价我能承受得了吗？”当然能！我说：“大家都说你的成功在于学富五车，可我觉得最本质的因素是你的‘无欲则刚’。”
老范一听“来劲”了，声音也一下变大了！“姜波，这你说得对！在辽西的时候，我哪敢想重回新闻岗位？在辽宁日报社时，哪能想到会调到北京？在经济日报社都过了退休年龄，谁知道还能到人民日报社？我十分珍惜这些岗位，但从来没有在这个位置上盘算着几年后升到更高的位置。说起来可能没人相信，我在人民日报社做了5年总编辑，一次检查都没写过。”
“怎么可能呢？那你没有受到过上级领导的批评？”“当然有啦。有的还十分严厉。如果真是错了，认真改正就是了！何况有时我们还没错。有写检查的时间，还能多看几篇稿子呢！”已经聊了一个多钟头了，我考虑到老范的身体，起身要告辞，老范不让，“再坐会儿。再聊会儿……”
在茶馆门口，老范去取他的自行车，我是坚持骑车上下班的，但吃惊老范怎么现在还骑自行车。老范平淡地说：“我常骑呀，我买菜就是骑车去的。家里就我和老伴俩人，我不买谁买？小时工嘛，每周来两次。”
姜波新作《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
望着自行车上远去的身影，我感慨万千。在这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时代气氛里，老范，也只有老范，才能取得如此令人仰慕的成就。
我明白了：只有老范，才能写出《打的赴会》《安于当个“老头儿”》《飞车追薯》这样的见微知著、清逸隽永的文章；我明白了：为什么从他担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胡启立、李铁映、李瑞环、丁关根等中央历届主管宣传的领导人都赏识他；到人大常委会后，李鹏亦是欣赏有加；再后来，温家宝请他修改诗作；仅仅是因为他才华横溢吗……
说不完的老范呀！
长者已逝，后辈怆然。本来我已经请朋友从日本带回老范最喜欢的皮纸、色纸和宣纸，但却没来得及送给他。睹物思人，我多想拨一下电话，能说声“老范，我好想你呀”！能听到“我也想你呀！想你们呀！”但这一切，只能成为永久的回忆！不过，我想，会的，一定会的！慈祥的老范已化作吉祥的云朵，正在空中微笑地注视着他的那些“小朋友”呢！
2015年人民大学新闻学院60周年，姜波（左1）与同学们留念。
后记
这篇文章写于2010年11月21日告别老范之夜，是我自己心声的记录，也没想过要公开发表。我曾给几个朋友（都是老范当年的部下）看过，他们都说写得真实真诚真挚。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课时，我读给学生们听，有的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现在，我把心底里深沉的记忆奉献给同学们来分享，想必一定会心有灵犀。
（原载《新闻78是一篇散文》，同心出版社2014年出版，小号获许可使用。图片部分由作者提供，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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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