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河：在蒙古国体验“双规”
本文作者在乌兰巴托的成吉思汗国际机场，该机场规模相当于国内三线机场。
老编注：这两年，北方邻居蒙古国出口呈现“断崖式”下跌，市场不景气，经济大萧条。五年前，蒙古国年度经济增长超过17%，今年GDP增长则仅为1%，据分析，年底还有可能降为负数。
蒙古国经济陷入危机与噩梦，主因之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对能源和资源的进口需求大幅减少。搭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顺风车的蒙古，在道路拐角处被抛出了车外。
当时的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总部。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个区区300万人口的内陆国家，对来自南方大国的投资者，有着不可理喻的睥睨自大心态，傲慢粗暴手法。政府法规朝令夕改，商业合同视若儿戏，待客之道荡然无存，街头欺凌视为常态，让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心生厌弃，望而止步。
小号今天推送张河先生蒙古国“双规”亲历记，可谓管中窥豹，见其一斑。张河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转光大公司任职，曾任香港某上市公司CEO。
机场大厅悬挂着的成吉思汗像。
原题：体验“双规”
作者：张河
看了标题您别误会，我不是党员，更不是贪官，自然不会被纪检部门“双规”。
我虽是一介草民，但也算是守法公民，不会犯法。即使是我犯了法，有公检法管着我呢，怎么也轮不上纪检部门“双规”我。
从城市南面的山坡上俯瞰乌兰巴托市中心区。
但我的确体验过“双规”——住在酒店里，有吃有喝，不能离开一步，每天还要苦思冥想着怎样应对来找你谈话的人，没有结果就不能离开。这和“双规”有什么两样？
我给您摆活摆活，您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双规”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北方邻国，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旅蒙华侨开的金地酒店，住的全是来自中国的客人。
因为公司在蒙古国有矿山投资，投资项目引起了一些麻烦，我作为上市公司的CEO，必须出面去和对方谈判解决问题。
第一次去是2008年11月。
当时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我们一行7人前往乌兰巴托，在那里工作4天，在蒙古合作方人员的陪同下，还外出逛了两次街。
我住过的四星级酒店白音高勒酒店（最多相当于我们的两星级酒店水平）。
蒙古给我的印象不好也不坏，就是感觉比较落后。
除了满街的车流（大部分是右舵的日本二手车）、女士的穿着比较时髦之外，有点像我们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
蒙古国家移动通讯公司大楼。
灰色火柴盒造型的住宅楼，地砖破破烂烂裸露着黄土的人行道，穿着时髦的富人和衣着破烂的穷人，混杂在一起穿流的人群。
因为是商务谈判，外出也是大家集体行动，浮光掠影，走马观花，所以没有太多负面的印象。
位于乌兰巴托市中心广场的的议会大厦，右侧是成吉思汗塑像。
第二次去是2009年4月份。
当时，与蒙古合作方的矛盾已经非常深，无法协调解决。对方把我们起诉到了蒙古国家贸易仲裁委员会，这次只有我单枪匹马，独闯虎穴了。
就是这次独自一人在蒙古国的经历，让我深深感受了被“双规”的滋味，在当地酒店滞留十天之后，我才得以登机返回北京。
政府办公楼。
按照我们一般的了解，蒙古国这地方，15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是中国的六分之一；接近300万人口，不到中国人的千分之三。真正是地大物博，地广人稀，骏马奔驰在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当地老百姓，应该是身体彪悍、民风淳朴才对。
其实不然！也许是社会本身贫富差别太大，也许是它开放后薄弱的经济基础和与其不相称的政治民主相结合带来的怪像，也许还有历史和现实纠结在一起的，对中国人骨子里的仇恨。
乌兰巴托火车站。
这些草原民族的后人们，血管里还遗传了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族群优越心理，井底之蛙，鼠目寸光，却又傲慢自大，狂妄桀骜，把前来投资、经商、旅游的中国人，视为可以随意欺凌的羔羊。
在旅蒙中国人眼里，乌兰巴托街头治安极差，酒鬼遍地，抢劫成风，尤其针对中国人的抢劫更甚。泼皮无赖辱骂、抢劫中国人的街头剧，几乎每天都有上演。
乌兰巴托国家体育场。
当地警方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闹出人命就不闻不问。更有甚者，只要是中国人报案，警察赶到现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报案的中国人抓起来再说。
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中国企业或者商人找到中国使馆，使馆也是爱莫能助，这让在蒙华人很是感到伤心与无助。
蒙古最大也是网点最多的银行的一个支行。
这次到乌兰巴托，没有蒙古当地人陪同。朋友告诫我，一个人千万不要离开酒店半步。我将信将疑，心想晚上不出门，大白天不会有事吧？
有一天上午，没有安排谈判，也实在是酒店里太闷了，我想出去溜达一下，顺带买点当地的土特产，目的地距酒店仅仅500米左右。
蒙古的长安街——中央大街上车水马龙。
没料到，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在往返不过1000米的路上，我竟然遇到针对我的三次挑衅。挑衅者都是四五十岁的醉鬼，但遇到我时并非只是撒酒疯的样子。迎面走来时，他们故意用肩膀撞我，其中一个嘴里竟冒出了不很标准、很像日本人说中国话的语调：“中国人？”
我感觉他们除了借酒撒疯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冲着中国人来的，这与整个蒙古社会仇视中国人的现象相呼应。
街景和住宅（可见裸露黄土的人行道）。
好在他们都是喝多了，走路不稳，我推开他们跑开了事。事后回想，如果遇到的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肯定出事。轻则被抢，重则连抢带打。
在乌兰巴托十天中，走出酒店大门，除了一次乘车出去谈判和最后去机场，就是这次出门遇险了。
街景之饭馆。
剩下的日子，我再也无法迈出酒店，只能被“双规”，吃喝拉撒全在这栋建筑物里，等待谈判对手在他们愿意的时候来酒店找我。
我们的这个合作方，已经算是蒙古国的商业精英了。可他们对法律的无知与漠视，对己方利益的偏袒和固执，对合作方的蛮不讲理与盛气凌人，让我时时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蒙古国家税务总局和出入境管理局办公大楼。
说起这些先富起来的蒙古商人，大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绝大部分都有政治背景，不是这个部长的儿孙，就是那个议员的亲戚。他们可以用权力或者花钱，拿到他们需要的任何政府文件。
在当时的蒙古，你要想见部长、副总理甚至总理，都有标价，只要你肯花钱，都可以见到。这是题外话了。
街景之小商店。
经过十天的艰苦努力，有于法于合同的据理力争，有被逼到底线的无奈退让，谈判终于谈出了结果。对方同意撤诉，双方和解，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
我终于长出一口气，回到房间里，不知为什么，浑身颤抖，泪如雨下。
夜里十一点钟，我躺下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凌晨两点半醒来，辗转反侧，思绪万千，我怎么都无法再入睡了。
清晨上班时间的车流和交通警察。
于是，我起床洗漱，收拾行李。在酒店吃过早餐，我提前4个小时赶到机场。
去机场的路上，想起一个朋友交给我的任务，拍一些当地风土人情的照片，于是就坐在车上，沿途拍了几张片子。连同第一次来时拍的几张，好歹算是可以回去交差了。
机场路边的村落。
飞机划过跑道，腾空而起，向南飞去，目的地北京。
我安静地坐在机舱里，心里默默对自己说：终于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只要是有可能，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来了。
市区通往机场的道路。
这，就是令我今生难忘的“双规”经历，发生在2009年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今天记录这一幕的时候，我依然不寒而栗，不堪回首。
2012年2月18日
（文图选自作者博客“”，小号获作者授权推送）
乌兰巴托街景，在路口乱行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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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曲逆 审读：吴工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