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平：挑战企鹅帝国的资深媒体人（上）
老编的话：昨天，东方网总裁徐世平挑战企鹅帝国游戏规则的两封公开信，烧红了中国互联网的半边天，由此引发的广泛讨论，注定成为中国新闻界2016年度的现象级事件。
57岁的徐世平到底何许人也？早年，他大学新闻系科班毕业，曾是沪上纸媒知名记者、编辑、评论员。后来，他转战互联网，是上海东方网创始人，曾任上海市新闻办副主任、网信办主任。他跨越平面媒体与互联网媒体，兼有内容生产者、行业管理者、媒体经营者多重身份，是中国媒体界当之无愧的资深人士。徐世平还担任中国记协理事，上海记协副主席，全国互联网新闻服务工作者委员会委员。
本号转载徐世平自述职业经历的一组旧文，有助朋友们更加深入了解徐世平其人其事。
原题：
三十年如烟旧事
作者：徐世平
人生是匆匆过客。转眼之间，大学毕业30年了。这30年，一直在忙，一直在走，很少停下脚步，回头审视人生的脚印。其实，脚印一般是留不住的，如同沙滩泥泞之中，一般都经不得任何的冲刷。倘若不是人大77、78级的同学们一再的催促，我也不会刻意地回顾人生，写这篇点滴式的回忆文章。
我一直将自己这30年的人生，用“毁誉”两字概括。因为，我特别欣赏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他说，“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毁者之誉者之，30年风风雨雨，都可以融入其中了。
新民晚报18年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在上海《新民晚报》工作。我们那个时代，大学生都是国家分配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又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因此毕业生都是被人家抢着要的。我去新民晚报社，其实也是人生的误会之一。本来，新闻系没有上海的名额。这个名额，其实是从中文系调剂过来的。我原先的分配出路，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农业部，一个是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系里管分配的领导，也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是，中文系有人想留在北京，通过一些人事关系，作了调整。这个调整，对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后来的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也是当年那场政治风波的中心之一，依我的性格，我想，我绝不可能全身而退。
《新民晚报》是一张有着悠久历史的报纸。其辉煌时期，曾有过“五社八版”。其中，《新民晚报》是从当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发展而来。上海人对《新民晚报》感情很深。有一个民谣式的口头语，“新民晚报，夜饭吃饱”。上海人几乎妇孺皆知。
新民晚报社在十年动乱期间，亦被造反派砸了，停刊达十余年。我在《新民晚报》待了18年。青春年华尽洒其中。新民晚报社在上海外滩九江路41号，这幢洋楼，原是美国花旗银行所在地。前后左右，石柱耸立，花岗石、大理石外墙，映衬着此楼的凝重风格。
与新民晚报两位前任总编辑丁法章(中)、金福安（左）合影。
我在《新民晚报》的成长，有几个人是必须提的。
一是赵超构先生。他是《新民晚报》复刊的关键人物，也是《新民晚报》历史上著名的“三张一赵”之一。所谓“三张”，是指张恨水，享有盛名的通俗小说家；张慧剑素有“副刊圣手”之称，编过《东南日报》、《时事新报》、《前线日报》和《南京朝报》的副刊；张友鸾，20岁就做《世界日报》总编辑，也是《新民报》南京初创期的第一任总编辑。赵超构从1946年出任《上海新民报》晚刊主笔开始，便住在上海虹口区溧阳路瑞康里的一座石库门老宅里，直到他去世。
他后来出任复刊后的《新民晚报》社长，其实有点名誉性质，实际并不主事。但是，赵超构先生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先生对年轻后生提携有加，对我则是恩重如山。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报纸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新民晚报》过去有个冯小秀，现在不是出了一个徐世平吗？后来居上。”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很不容易。
另一位，则是时任《新民晚报》总编辑的束纫秋先生。束纫秋早年在上海亚洲银行分行当出纳主任。业余时间，他喜欢写小说，用“越薪”笔名，曾经给茅盾担任主编的香港《文艺阵地》杂志投稿。束纫秋20岁参加了共产党，他的领导是作家钟望阳和王元化。
1949年后，束纫秋离开银行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又到文艺工作部群众文艺处当处长。1957年6月，他被调往新民晚报社。出任党组书记兼副总编辑，总编辑是赵超构。他们两个，一直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
南斯拉夫萨格勒布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采访证。1987年。
晚报复刊，他们仍在一个办公室。十年动乱期间，造反派曾问老束：“你和赵超构是什么关系？”他很幽默：“他是司令，我是政委。”这两位老人，大致都是注重人情礼仪的老派文人，互相尊重体谅，相安无事。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了数十年。当时，报社上下，对领导，都不称官衔。赵超构被称为“老将”或者赵超老；对副总编辑，我们则直呼“老束”。
束纫秋对我特别关照，他曾对人说，新民晚报社年轻人，他最欣赏“二徐”。二徐者，特指徐克仁和徐世平。徐克仁比我年长一轮，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1986年，“二徐”在老束的提议下，年纪轻轻都当上了部门的领导。徐克仁是文艺部副主任，我是体育部的副主任，新民晚报社最年轻的部主任。
当时的《新民晚报》，人员构成是典型的“爷爷带孙子”结构。我所在的体育部，有两位编辑，一老一少，很有特点。老的叫吴崇文，一位老报人。他从上海书画出版社被请回晚报工作时，已经60多岁了。吴先生成天烟不离口，香烟抽得比较高级，劣质的烟，他是从来不碰的。吴先生过去在晚报既编文化又编体育，复刊时，报社本想请他编文化新闻版，吴老先生坚决不干。原来，他的夫人是一位知名的电影演员，他是半个“圈中人”了，因此不愿轻易介入。
吴先生个头很高，性格鲜明，喜欢说话。因为烟抽多了，嗓音有点沙哑。在他看来，一张报纸，不必看文章，只看标题就足矣。吴先生年过花甲，反应灵敏，出手极快。吴先生最大的本事，是从来不在纸上画版样，而是到了拼版师傅那儿当场拼活版。在他拿着一支红笔在稿件上涂涂改改的时候，他已经同时想好了这篇稿件在版面上的地位。最绝的是，吴老先生拼的版面，字数往往都是正正好好，鲜有删字加字的事情。这种高水平的编辑，现在几乎都找不到了。这位吴老先生，对我的帮助是极大的。
美国布法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采访证。1993年。
吴老先生还带了一个徒弟，名叫白子超。北京人，原先学农机专业，文学功底却很扎实，很有学问。短短几年，白子超便全盘继承了吴老先生的编辑本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位白兄，改过我上百万字的稿件，而且向来铁面无私，有一次竟将我的稿件扔进了垃圾桶。新民晚报体育部是报社的三大支柱之一。赵超构先生曾经送给体育版一个匾额，上书三字“跃如也”。这句话，典出孟子“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他就是要求新民晚报体育版，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好比运动员正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跃如也”，后来成了《新民晚报》体育版的办报宗旨，也是我当年的精神追求。
我特别留恋新民晚报社的记者生活。那个时代，新民晚报社的老人，喜欢泡茶馆和咖啡馆。这种传统，就像遗传基因。报馆附近，有两家可以喝咖啡的去处。一家是南京东路和四川中路口的德大西菜社，这是一家著名的德式西餐馆，其二楼是经营正宗德式大餐的地方，一楼，则可以喝咖啡和品尝西式点心。经德大西菜社往西几十米，另有一家咖啡馆，叫东海咖啡馆，也是一家经典的老上海咖啡馆，创建于1941年，其前身是马尔斯咖啡馆（MARS），听说是由一位白俄创办的。
《新民晚报》是晚报，上班时间是上午8点。一般而言，记者们会准时上班，然后写稿和发稿，9点以后，便是等着看小样和大样的时间。于是，记者三三两两，便会去德大或者东海喝咖啡。我们喜欢咖啡馆的理由，是这里的客人。
上世纪80年代，开革改放初期，咖啡馆里进进出出的，有一大批人是专门倒腾商品的，从尼龙袜、太阳伞、健牌香烟到外汇券，上海人叫这些人“打桩模子”。这些人很敬业，每天八九点钟，便会去咖啡馆上班，一杯咖啡，要坐上好几个小时。其间，他们会同各色人等打交道，谈斤头，同时也传递着各类信息。我们是做记者的，混在那里喝咖啡，足不出门，便可尽知天下之事。
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传播信息最快的地方，也就是这些四面八方来的咖啡客，咖啡馆成了信息集散地。那个时候的记者，不是坐班制的，当领导的，根本不在乎上下班时间规定，在他们眼里，几天不上班，却能写出几条好新闻的记者，当然就是好记者。因此，我们这些人，上班时间，跑去喝咖啡，在领导们眼里，天经地义。不像后来，居然有人提出要像管工人一样管记者，热衷考勤制度，其结果必然是报纸越办越差了。贴近民生的报纸，才是有生命力的报纸。这个想法，是我们当年喝咖啡时悟出的道理，至今根深蒂固。
韩国汉城奥运会采访证。1988年。
率先报道约翰逊事件
1988年，我受命采访第24届汉城奥运会。最令我自豪的事情，便是率先报道了轰动世界的“约翰逊事件”。
加拿大运动员本·约翰逊服用兴奋剂，无疑是汉城奥运会的最大热点。新闻界对这一事件所倾注的热情丝毫不亚于“航天飞机爆炸”。有人甚至称这一事件为“核爆炸”。
1988年9月24日，约翰逊与刘易斯的男子100米项目的“世纪大战”在奥林匹克运动场进行，约翰逊轻松击败刘易斯，同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当天下午两点，组委会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亚军刘易斯来了，而且夸夸其谈。可是，金牌获得者约翰逊却迟迟没有露面。这一天，记者会是人山人海，足有上千名记者。因为人太多，赛会组织者无奈将会场搬到了室外，搭一个简易的台子。
约翰逊左等右等不来，场面有点混乱。我有一个预感，这里面似乎有问题了。约翰逊究竟跑什么地方去了呢？一定要找到他，至少要看到他。机会终于来了，刘易斯结束记者会之后，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之下，跑回赛会的工作区域。我那天，刚好穿了一件运动服，是蓝色的，与工作人员的服装极为接近。我紧跟在刘易斯的身后，同时故意将采访证翻了一个面，警卫由于场面混乱，只注意拦截其他记者，却将我忽视了。可能，他们以为我也是工作人员，韩国人与中国人，本来就分不太清楚。
我发现，工作区域里面相当混乱，不断地有运动员，在比赛之后被安排进来药检。可是，就是没有见到约翰逊。这时，一位女士（可能也是混进来的外国记者），向一位工作人员询问约翰逊的情况。这位工作人员说了一句“约翰逊没尿”。约翰逊怎么会没尿?我感到奇怪。兴奋剂检查室，在过道的深处，一般人都不让过。
当时，看过道的，是一位韩国小姐，大学生，志愿人员，她在汉城的诚信女子大学读书，也学过中文，当然，很生硬。我反正无事，便与她闲扯，不过，她居然看中了我帽子上的纪念章，其中，有毛泽东的头像。她有意，我当然心领神会，将毛泽东纪念章塞给了她。有了这一层关系，我很顺利地抵达兴奋剂检查室门口。这里的看守，很专业，很客气地将我拦下。
相持之间，我突然看见约翰逊从里面跑出来，他看上去相当兴奋，老实说是有点亢奋，眼珠血红，手里拿着一瓶水。他有尿了？回答仍是没有。他的身边，有四五位工作人员，全部盯着他，寸步不离。约翰逊跑出来后，到处和人拥抱打招呼，不管认识和不认识的。可是，我怎么看，他的神态，都有些茫然，像一个醉汉。一个多小时之后，约翰逊总算完成了药检。可是，他为什么要拖延药检呢？我没有想明白，也不会向什么方向去想，总之，反常是肯定的。
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采访证。1992年。
当天晚上，我向好几位中国记者吹嘘了当天的经历，并绘声绘色地向他们谈了约翰逊如何大喝“济州生水”（矿泉水）的情景。“我怀疑约翰逊服用兴奋剂！”一个强烈的念头，浮现出来。夜里12点半，我给中国新闻社记者章新新先生打电话，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这可是一桩大新闻！我建议你明天哪儿也别去，专跑新闻中心，盯约翰逊……”
我接受了他的忠告，当天的“奥运日记”专栏，我将我的怀疑，以及现场的感受，用一句话概括地表述出来：“如果此事有进一步发展的话，将非同小可。” 怕这句话被编辑删掉，我还特别在这段文字下面，划了一条红线，并告诉编辑白子超：“千万别删。” 可以这么说，这是全世界最早怀疑约翰逊服用兴奋剂的相关报道。
25日和26日上午，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每天跑去新闻中心“碰运气”，结果一无所获。27日晨，我发完了当天的晚报稿件，睡意朦胧地去记者村餐厅吃早饭，餐桌对面，刚好有一架30多英寸的大彩电，里面正播放美国NBC电视台的节目。电视画面不断重放着约翰逊破世界纪录的镜头，而且还插播了一些穿白大褂的人员摇试管的镜头。
NBC今天怎么了?我十分纳闷。这时，《人民日报》记者缪鲁跑来，神秘地对我说：“被你猜中了!”当时，我马上意识到约翰逊“东窗事发”了。缪鲁还对我说，他的消息来源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先生的夫人梁丽娟，她是《人民日报》记者，从她那里，缪鲁先生还听说，国际奥委会将在今天上午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重要事项。
说来可笑，我们甚至都没问清楚新闻发布会在哪儿开，便赶紧和中新社、《新体育》的两位记者直奔国际奥委会官员下榻的希腊饭店。待我们赶到，希腊饭店大厅里已挤满了记者，三三两两都在抢新闻。我们直冲电梯，被两位便衣警卫挡驾。打听半天，我们才从一位新西兰记者嘴里得知，新闻发布会将在上午10时在主新闻中心召开。
当时，已是9点45分，我的脑袋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匆匆坐出租汽车往回赶，没想到那位该诅咒的司机错将“MPC”听成了“MBC”，把我们拉向方向完全相反的南朝鲜文化放送电视台，等我们感到方向错了，汽车已驶入了高速公路，既不能停车，也不能调头，急得我大声骂娘……
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采访证。1996年。
大汗淋漓地奔到新闻中心，新闻发布会已结束。截稿时间越来越近，急得我团团转。好在，新闻中心有大量的通讯社打印稿，新闻发布会说什么，已不重要，因为，前几天深入采访，我已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我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发回了中国大陆报纸中最详尽而且时间最早的“约翰逊事件”的报道。
感谢《新民晚报》，当时的值班副总编辑徐克仁，推翻了已拼好版的头版（当时是铅字版），甚至还拿掉了总编辑束纫秋的专栏文章“今日论语”，当然，这也得到了老束的大力支持。这种抢新闻的氛围，至今想来，仍让人怀念。因为这一组“约翰逊事件”的成功报道，1988年我得到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荣誉：上海十佳记者、上海青年十大精英。
其实，采访汉城奥运会，并不是我唯一的工作目标。汉城奥运会是比较特殊的一届奥运会，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一个特殊的敏感地区进行的一届奥运会。当时“冷战”趋于结束，“东西方和谐”正成为主调，包括美苏在内的167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这届盛会。对这届充满了政治意味的奥运会，我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既研究了大量的世界政治与体育的资料，也充分研究了南朝鲜（当时中国尚未与韩国建交，我们只能称其为南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甚至对1950年代初的那场朝鲜战争也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样的盛会，仅仅带着一双体育记者的眼睛是不够的。我感到担子的沉重。
在准备赴汉城采访的时候，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想法：利用采访奥运会的机会，顺道去台湾采访。当时，台湾《自立晚报》记者已打破了两岸僵局，率先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引起轰动。我想，我能不能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赴台采访的记者呢？我就此想法请示了当时分管体育部的副总编辑徐克仁，没想到，竟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他说：“你赶快将可行性计划制定出来。”
亚特兰大奥运会记者席上。1996年。
可行性？这一想法可行吗？当时，我几乎没有任何台湾方面的人脉，我不可能闯进或者飞进台湾，怎么办？我只好采取迂回的方法。我想到了日本东京新闻驻上海记者迫田胜敏先生，据我知道，迫田先生与日本亚东亲善协会（即日本与台湾友好关系协会）理事长森田大耕先生有良好的私人关系，而森田先生肯定同台湾的上层人士关系密切。我请迫田先生帮忙，他先是一愣，然后说：“可以试一试，行不行，不知道。”
大约一周后，迫田先生的回音来了：“森田先生答应帮忙，他想在汉城跟你见面。”这么复杂的事，竟然这么顺利，我大喜过望。于是，我赶紧找来了大量有关台湾问题的资料，从台湾的政治体制，以及有关的政治人物，比如李登辉、李焕、郝柏村等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甚至还找来了一篇介绍当时的台湾新闻局长邵玉铭的文章。
迫田先生是我最要好的日本朋友，他长年在中国和台湾地区担任特派记者，对中国友好也有感情。有一年，他还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一次实地采访。迫田先生目前已退休，身体尚好，现在台北一家大学任教。
一切进展顺利。临行前，我向朋友借了大约50万日元，我估计，这笔钱，足可以维持在台湾一个月的采访生活。登机前一天晚上，我把徐克仁和迫田先生请到家里吃饭，他们把酒饯行，祝我事事如意。
当时，我们席间的一些含含糊糊的谈话，把我家里的人都搞糊涂了。我父亲问：“你还要到哪里去采访？”因为，他听出来，我可能要去一个十分敏感的地方采访，而且还有一定的风险。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有些事情，还是别让家里人知道的好，省得他们担心。
1988年9月6日，我身负采访奥运会和争取去台湾采访的双重使命，转道日本东京，飞往南朝鲜的汉城（现在因为韩国方面的规定改称首尔了，很不习惯）。在飞机上，我看到了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一篇中新社记者苏祥新发自台北桃园机场的报道。苏祥新一行是取道香港，乘国泰航空的班机在台北作逗暂停留的，文章称他们是“第一批登上宝岛台湾的中国记者”。
看来，想利用赴汉城采访的机会去台湾的人恐怕还真不少。后来，我还知道，在汉城期间，大约有5位大陆记者曾去台湾驻汉城的“大使馆”申请赴台采访。当然，这种愣头愣脑的“申请”根本不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美国世界杯足球赛采访证。1994年。
9月15日，森田先生偕夫人飞抵汉城，下榻在汉城的“塔”饭店。第二天，我们如约在那家饭店的咖啡厅见面。当时在座的有森田先生和夫人，担任翻译的汉城诚信女子大学中国语教授具良核先生，还有一位不熟悉，看上去像是南朝鲜方面的陪同人物，但此人出言不凡，似乎极有权势。
森田先生对我印象不错，很高兴，他很有耐心地听完了我的申请赴台采访的理由，然后，他郑重其事地说：“你的事情，我已与台湾方面比较高层的人士交谈过，他们很欢迎你去台湾采访。但是，鉴于现在两岸的关系，恐怕很难在短时期内接受你赴台申请，尤其是20天之后，难度更大。”
看到我失望的样子，旁边的那位“陪同”说话了：“去台湾好办！我可以帮你出具完全合法的旅行证件。你想不想去？”话说得既像开玩笑，又不像开玩笑。后来，我才知道，此人是韩国安全企划部的官员。我没有接他的话，心里想，进去容易，但将来怎么出来呢？进去就应该堂堂正正，偷偷摸摸算什么呢！
森田先生似乎看到了我的内心，他说：“你也不必失望。我已经将你的情况通报给了台湾方面，一位权威的台湾人士说，将来有机会，你和你所在的新民晚报肯定是第一个予以考虑的人选。”
10月3日，我按既定的计划，搭乘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取道台北的桃园机场经香港回国。当飞机在台北停留时，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想，如果一切顺利，现在的桃园机场大概已挤满了采访的记者，因为我是进入台湾采访的第一位大陆记者。当时，我甚至还设想过“装病滞台”的可能性，但终因没有把握而放弃。
如今，大陆记者赴台采访早已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我当时所在的《新民晚报》后来也有多批多人次去过台湾访问，一直到2002年，我才以新闻官员的身份赴台。看来，凡事都讲运气和缘分。
在人民大学校训石前。2008年。
1990年亚运会风波
1990年，不平静的一年。刚刚经历过北京的政治风波，西方国家纷纷对我国进行所谓制裁。第11届亚洲运动会如期于1990年9月22日在北京举行。这届亚运会共进行16天，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亚运会。参赛的代表团数达到了创纪录的37支，除约旦和伊拉克外，所有亚奥理事会的成员都组团出席，台湾在离开亚运会20年后，第一次以“中国台北”之名参加了亚运会。
上海《新民晚报》相当重视这届亚运会报道，共派出9名记者前往采访，采访规模空前。体育部主任彭正勇是领队，我是体育部副主任，实际是整个采访工作的负责人。具体版面策划、采访安排，几乎都是我一手操持的。同时，我还在新民晚报的体育版上写个人专栏，取名“亚运日记”。
我们一行9月5日抵京，住在亚运村附近的一个小饭店，名字已记不住了。地方新闻媒体，基本都住在这里，采访工作，有序展开。我从9月7日开始，在新民晚报上写亚运日记。这些日记，用别人的话说，就是“用灰色的眼光看待北京亚运会”。比如，《亚运村难进》、《新闻中心新闻少》、《硬件硬软件软》、《保安工作种种》等等，不看内容，单看标题，就非常扎眼。这说明，当时年轻气盛，而且缺乏基本的政治嗅觉。毕竟，1990年的北京，不同于1988年的汉城，时间环境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亚运日记》刊发之后，陆续有不满的声音，从不同的渠道传来。当时，《人民日报》记者可以参加亚运会组委会会议，陈昭和缪鲁这两位老哥，好几次打电话，让我注意文章的分寸……
9月9日，一条200字的短消息，最后让我栽了跟斗。前一天，亚奥理事会在北京饭店开了一天闭门特别会议，会议有两个重要的议题，一是亚奥理事会主席、科威特的法赫德亲王因伊拉克入侵而战死，是否需要选举产生一位代理主席;二是讨论印度代表梅赫塔先生提出的亚运会抵制伊拉克参赛的问题。新闻的嗅觉，促使我对这次会议产生强烈的兴趣。
那天，我跑去北京饭店等消息，一天都待在那里。许多国家的记者也跑去采访。我的日本记者朋友迫田胜敏先生（日本《中日新闻》、《东京新闻》驻北京记者）同日本奥委会官员相当熟悉。会议散场，中国官员没有透露任何消息，日本官员则接受了日本记者采访，披露了会议内容。最出彩的一项内容，就是特别会议达成意向，同意斯里兰卡的德西里瓦先生担任代理主席。当然，此项选举工作，还有待于20日召开的亚奥理事会全会确认。
第二天，我发回一条消息，标题是：《亚奥理事会昨举行特别会议（主题），选出代理主席讨论伊拉克问题（副题）》。这条消息，被认为是“抢跑道”，代理主席的事情，当时仅仅是意向，当然他后来也确实当了代理主席，并主持了1990年亚运会的开幕式。但这条消息，从“当天意义”上说，是不准确的。
在巴塞罗纳采访奥运会，与当地华侨合影。1992年。
两天后，我继续关注伊拉克问题。我获知，亚奥理事会执行局18位委员，9人赞同制裁，6人保留意见，3人反对。因此，伊拉克能不能参加亚运会，必须要等到20日的亚奥理事会全会决定，由36个成员组织共同投票决定。由于足球比赛是先期进行的，伊拉克会不会来，能不能来，实际上是一个大新闻。
9月11日，我专门跑到机场去询问伊拉克航空公司驻京办事处，了解订票情况。同日，我在《新民晚报》再发一条消息，标题是“是否制裁伊拉克委员看法各不同”。可以说，我是当时中国记者中少数关注伊拉克问题的人。但是，这两条稿子，成了我被严肃处理的依据。
9月15日清晨，我从睡梦中接到了总编辑丁法章的电话，我被告知，我已被亚运会组委会取消采访的资格。我后来得知，另有一位新华社记者，因借采访证给外国记者使用，也被吊销资格。《新民晚报》在当天头版位置，刊发了一条更正，说明德西里瓦先生当选代理主席的消息是失实的。同一天，我在《新民晚报》刊发了最后的一条专栏日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很显然，我在不断地调整自己写日记的分寸，但是一切都晚了……
9月17日，我同总编辑丁法章先生一同坐飞机回到上海，同一天，香港《明报》刊发了一条千余字的新闻，披露了一些我被处理的细节，显然都是道听途说的东西。9月22日，我在九江路41号《新民晚报》的老大楼里观看了亚运会的开幕式，德西里瓦先生主持了开幕式，伊拉克也最终没有参加亚运会，感慨之情，溢于言表。
需要补叙的是，几年之后，有北京朋友误传一条笑话似的信息，说我对此事耿耿于怀，回家之后将儿子的名字改成了徐唯辰，并有“儿子赶老子”之寓意。这完全是误解。我儿子生于1988年，原取名徐来，后因上海方言，读之不爽，填户口名时改之，其意，乃辰年辰日辰时生，辰是水星，龙不能缺水，故名。此事早于北京亚运会两年。
1993年夏，我突然接到报社电话，说有急事让我立即赶回单位。待我冒着大雨，开着摩托车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我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人，旁边则是总编辑丁法章，此人正是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徐惟诚先生(笔名余心言)。他看到我，没说活，握了握手，哈哈一笑，走了。
陪同李长春参观东方网。 2009年。
“中国足球十问”事件
上海文新联合报业集团下属的《东方体育日报》和已停刊的《新民围棋》杂志，都是我当年一手促成从上海市体委买来的。当时，《新民晚报》仅仅花了200万元。正是因为这两份报纸杂志，令我再跌一跤，摔得更惨。
1994年初，上海市体委的《体育导报》和《围棋》正式并入《新民晚报》社。对《围棋》月刊，我建议维持现状，《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周宪法任主编，其他一切照旧，曹志林副主编主持工作。对《体育导报》，我则作出了改版重塑的决定。经研究，我们决定将此报改名为《新民体育报》，报头也改成中山体。可是，《新民晚报》中的“晚报”两个字，本来就是前人临摹来的，体育两字，在中山先生遗墨中根本找不到。于是，我请了一位书法家，仿照中山体写了无数帖子，才勉强选了两字凑数。《新民体育报》的报头，也别出心裁，将其竖起来，以显示与众不同。《新民体育报》留用了原《体育导报》的编辑记者，并从《新民晚报》体育部抽调了白子超等人，《新民晚报》副总编辑李森华任主编，我被任命为常务副主编（同时兼任体育部副主任），白子超为副主编。
1994年5月27日，《新民体育报》试刊，当天发行8万余份。6月6日，正式出版，发行13万份。《新民体育报》为周刊，逢周一出报。《新民体育报》创办之日，便碰上了1994年美国世界杯，这个月报纸也就成了世界杯特刊。6月6日凌晨，我是在印刷厂度过的，3点，我们拿到了第一张报纸；4点，我自己开着报社的金杯面包车，将一万余份报纸，送往机场，托当天的东航航班运到北京地区。
当时的心情，宛若我刚做父亲时的心态。送完这期报纸，我便整理行装，闯荡美利坚采访美国世界杯去了。这一年夏天，我为新生的《新民体育报》写了大量世界杯报道，这些文章，我至今仍认为，是我写得最好的足球报道。
陪同钱小芊杨振武参观东方网。2010年。
我历来主张，一张报纸，每天都应该有亮点、观点、热点。因此，《新民体育报》自创刊始，每期都会有重头的文章，我认为，这种办报的方针是正确的。在我主笔新民体育报两年间，发行量一直维持在十几万份，最高的一期，突破了30万份。同时，我坚持在报上写专栏文章，针砭体育界的一些不良现象。比如，关于“黑衣黑哨”、“足球泡沫”等等提法，都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当然，这也埋下了祸根。同年11月，白子超因广岛亚运会兴奋剂事件丢了官，我也在一年后的1996年因《中国足球十问》这篇文章栽了跟头。
应该说，《中国足球十问》对我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当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我是注册记者，因受到阻拦，于是，我悄悄去了美国，不敢用真名，天天躲在住地写写专栏文章，署名是“亚申”。明白人都知道这个笔名的意思。显然，体育报道是做不下去了，到了退出体育江湖的时候了。
那段时间，我是无所事事，天天也不上班，东混西混。或许是丁法章先生想因人设事，提出建立《新民晚报》评论部，我被任命为常务副主任，主持评论部工作。分管领导则仍是原先分管《新民体育报》的副总编辑李森华先生。
与大学同学傅绍万（左）余良军（右）在全国记者节庆祝会上。2014年北京人民大会堂。
评论部3年最大的收获，无疑是身心健康，我的体重从原先的120斤增长到了140斤。我本来很瘦，头发很长，形容枯槁，这3年养下来，总算像个人样子了。这就叫心宽体胖，凡事总是有得有失，老天爷是公平的。正是在评论部的时候，我有空闲接触到了刚刚在中国起步的互联网，我也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骨灰级的网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终促使我华丽转身了。
2000年2月，我离开《新民晚报》参与东方网的筹建，任筹建办公室副主任，后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编辑。我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没有虚度光阴。12年来，东方网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不经意间居然也出落得像个样子了。
抚今追昔，唯有感慨。当年，东方网草创初期的艰辛，依然历历在目，汉口路原申报大楼，记载上海百年发展的最老的报馆，孕育出了一家全新的网络媒体。东方网旗下，已有一张报纸，9家现代股份公司，14家参股公司，资产规模已有十几亿元。我的目标，就是用3到5年的时间，让东方网成为资产规模和主营收入双超百亿的现代媒体集团。
2004年，我到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任副主任；2004年，我又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综合管理互联网的政府议事协调机构——上海市网宣办。但是，互联网毕竟是风口浪尖，我的互联网管理生涯，最终因上海重大的政治变故而中止了。12年是一个轮回，我转了一大圈，似乎又回到原点：重任改组后的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总编辑。
我明白，人生一世，其实干不了几件事，尤其是大事。有时候，躬逢其盛，也是看客而已。毕竟，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平庸庸的。但是，我是幸运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想到这一点，人就会感到一种充实。我已经年过半百了，有生之年，还能搅上几件有意思的大事呢？
世上唯庸人无毁无誉，这句话说得真好。
与赵启正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60周年庆典上。
（下篇聚焦徐世平的大学时代，敬请关注。）
【作者简介】
徐世平，1959年11月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获上海交通大学高级工商管理（EMBA）硕士。曾任上海《新民晚报》社记者、体育部副主任、《新民体育报》常务副总编辑等职。2000年，参与筹建东方网，任东方网公司副董事长、总编辑。现任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编辑。
1988年被评为上海“十大青年精英”、“上海十佳记者”。2005年，获上海市“韬奋奖”。曾任上海市青联常委、全国青联委员、市政协委员等职。1996年涉足文学创作，有中篇小说《几度风流》、《黑箱》等，散文集《毁誉人生》，新闻作品集《脚印》。另有读史札记《扒着门缝看历史》丛书出版。
（文章选自《天高人大：7788集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照片主要选自作者新浪博客。小号获作者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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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