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小元 || 会计行业：筚路蓝缕三十年
作者简介：
骆小元，祖籍浙江，1954年生于北京。1982年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班毕业后，在财政部工作27年，现已退休。曾任《财政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会计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编辑部主任，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委员兼考试部主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总会计师等。
骆小元父亲为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漠，弟弟为北大诗人骆一禾。
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专业78级全家福。北京1982年。
原题：
会计于我来说
上大学之前，提起会计，同学心目中的一般形象就是“地位卑微、言行刻板的账房先生”。如今，“卑微的地位”早已被“高度契合于改革开放进程的服务作用”所彻底覆盖；“刻板的言行”也早已被新一代会计人的睿智、诙谐所完全颠覆——看我们班的杨宾，他力排各路精英，成功应聘深圳发展银行（深发展）北京分行行长，上任伊始打出的标志性广告词是：只想和你深发展。多有个性，多有创意，多有情趣！
尽管有了这种大跨度的变化，但我却始终不喜欢学会计、干会计，因为我没有这个潜质——数学见长的老公经常笑话我：“超过三位数，你就开始数不清了。”
大学毕业时，回望所学，心中一片迷茫，真不知黑板上老师那秀字一片的“丁字帐”之间清晰又复杂的勾稽关系，对应的将是我啥样的职业人生。准确地说，当时心中笃定记住的,只有这么三句话：1、会计是国际通用的商用语言；2、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3、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为什么记住的偏偏是三句，而非一句或四六八句呢？该说是咱“冰雪聪明”得恰到好处吧：少则难以交代，连三句都记不住，愧对师长又怎堪称“人大78”；多则无限大，记哪句不记哪句，懒人我只能简单处理；但谁又能说咱记住的这三句话，非句句皆浓缩精华、非句句皆涵盖深邃呢？！呵呵。
毕业30年后，会计于我这个不喜欢会计专业，却直至退休都没能离开会计行业的人来说，已经远远不再是精深的理论、万变的实务、玄妙的勾稽、均衡的对仗、严格的纪律、诚信的执业，而更多的是具象于鲜活的人和事。就从这太多、太多的回忆里，挑几件我与同班同学有关联的事说说吧。
财政系会计专业78级第一次春游。颐和园1979年。
一起工作过的三个同班“小会计”
我们毕业时是“包分配”，不似如今的大学毕业生要自谋职业。由于当年“带工资上学、哪来哪去”的分配政策，我和同班同学金捷（老金，已故）、郝小青一起，被北京市“抢”了回去，分配在北京市进出口委员会——北京市对外开放的前沿机构。
我和郝小青留在委里的职能处室，老金被分配到下属的一个进出口公司定岗在财务部，他是我们当中第一个接触会计实务的。老金去公司没两天，就匆匆回委里找我们，说“完了、完了，财务部就我一人，一大堆的单据乱堆在那儿。让我一个人建全公司的账，这、这我哪会啊！再说了，出纳、会计、主管都我一人，这和会计制约规定也完全不相符啊! ”
看着老金，我们两个也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小胖子，只能是打肿脸充大胖子，死活也得帮着瘦瘦的老金“扛着”呀！我俩鸡一嘴鸭一嘴、搜肠刮肚地出着主意：一会儿建议他先把原始凭证理一理、做成记账凭证，再把记账凭证分分类，记到账本里去；一会儿又建议他把最简单的账先建起来，比如现金账、固定资产账，当然还得有总账、分类账、明细账，要账账相符、账实相符；最后，我还是用我非常记住了的那句话叮嘱他：“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哦！
别看我俩心里发虚，但嘴上可是坚定不移地学着老师们的语重心长，来回来去地重复教科书上的那些话。说来也怪，这些老金早已烂熟于心的话，被我俩一侃，居然很奏效，老金变得信心满满了。
一个月后，老金又来委里找我们，一看四下并无旁人，便露出了一脸的得意，说：“那天我一回去，就把上学四年都没怎么看懂的会计书，又看了一遍。嗨，茅塞顿开啊，一下子全弄明白了，合着咱们也‘就差吃这最后一口馒头’啊！我马上照葫芦画瓢的把公司的账全建起来了，还写了好些个财务制度，和其他几家进出口公司一比较，我建的账还更合理、实用。你还别说，人大老师教给咱们的，绝对是最新式和最先进的，绝对好使。”
这回，轮着老金冲着我俩侃侃而谈了：“哥们儿如今也不是一个人了，我招了个出纳，又招了个会计，咱可不能违反财经纪律。”
看着胜券在握的老金，我不由得心生羡慕。当时，我在处里的工作是以考察、引进设备为主，捎带着也管了几本外经账。处长把几个账本子交给我，告诉我，“之前记账的人已经长期外派了。”就再也不管不问了。
同学聚会。前排左4郝小青，左5汪建熙，左7杨宾；后排左4本文作者，左5郝荃。北京2012年。
情急之下，我也想起了教科书里的一句话：“前后任会计必须办理清晰的交接手续。”可这现实中咋就没人跟我办交接呢？忐忑地忙活了几天之后，我算踏实了，还得出了结论：前任是个好同志；财会岗位是块试金石。
我这个不喜欢学会计的人，是怎样捏着鼻子、极不情愿地记这几本账的，在此就不占篇幅表述了。只说一年后，我调到财政部去工作了。一天，一个陌生的50来岁的同事，老熟人般地和我搭讪：“你不认识我吧？我可知道你啊。我老婆去你原来的单位工作了，接手的就是你管的那些账。”
天哪，我和后任也没见上面，是不是我的账出了问题了？！“没问题，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他的回话让我把心放下了，但他紧接着的话又把我的心拎起来了：“我老婆说了，‘嚯，你们那个小元记的那个账，每页上都盖着好多的小红章’！”
这话乍一听，会以为我记账特别地认真负责，但懂行的人一听就都知道，会计记错了账，改动之处必须加盖个人名章。这长方形的小红章，就是我会计生涯的初级阶段“摸着石头记账”的好帮手啊。唉，请后任多担待吧，咱这可得算是实践中的无师自通哦。
万事开头难，我们三个同学干“小会计”，开头的状况都差不多。文革弄乱了所有的规矩，改革开放须重立规矩，而且要在高起点上立与国际接轨的规矩，这就是当年我们这些初出校门的小会计们面对的大环境。
如今会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再也“无福”享有我们那时的岗位机遇和挑战了，当他们走进大型国企、上市公司时，已经有成摞的内控制度等着新人去执行，走进办公室时，也已经有一茬茬的精英排在前面、给新人指引。
现在学会计的，真不再那么有机会了吗？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会计信息披露的作用越来越倚重，市场监管对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GDP增长和就业增长方面做出很大贡献的民营经济正在崛起，其发展势头和远景是我们读大学时想都不敢想的。而民营企业在管理和信息披露方面的软肋是其发展的瓶颈，也是市场规范化监管将要着重治理的方面。在这片广阔天地里，会计将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我国企业今后必定要更多地走向证券市场，走出国门。在这个进程中，注册会计师将以其良好的执业效果，直接提升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
会计专业学生的所学，能如此长时期地、如此高度地契合于市场经济发展，这恐怕是很多经济类专业都不可比的。这更印证了我记住的那句名言：“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
1982年一起被分配到北京市进出口委的7名人大同学（还有78世经班的王聿中、熊存开、米述航、魏志新），陆陆续续地都调离了。那样一个“出国像出差一样频繁”，待遇极其时尚和优厚的单位，为啥就留不住我们呢？可能是因为“哪来哪去”的分配政策使我们未能品尝到双向选择的刺激和魅力，逆反呗；可能是因为社会上有太多的机遇在召唤，尝试呗；更可能是因为那会儿的我们极有“资本”，年轻呗！
毕业前夕，本文作者（前排左3）与同学游览八大处。
一代代的会计传承
杨周复（老杨）当过我们班的班长，上学前是木城涧煤矿的工人，自嘲为“走窑的”；2011年退休前，官拜教育部部长助理。一个“走窑的”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这辈子该算是干得不错了吧？但其名气还是没能超过他的父亲——会计泰斗杨纪琬（杨老）。
老杨一直都精瘦精瘦的，脂肪就像是被煤矿早已榨干了一般。这瘦，是杨老遗传的，杨老一生都是那么瘦瘦的、特别斯文。老杨的眉毛、睫毛都特别浓密，这也是杨老遗传的，杨老花白的长寿眉，就是那么独具风采地向外舒展着。而会计理论与实践，更是流淌在杨家父子身体里的精髓，亦是血脉的传承。
上大学时，老杨是班里屈指可数的“以人大会计专业为第一志愿”的同学，他不经意地说是因为“父亲就干会计”。开学不久，学校请来著名的会计学家、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杨纪琬，给我们经济类学科的学生做会计专题报告。
这下儿我才知道，台上这位会计业界如雷贯耳的长者，就是我们班老杨的父亲。难怪呢，我怎么都读不进去的枯燥的会计教科书，竟被老杨读得津津有味，原来他是有会计遗传基因哪！
这会计基因，在老杨家是传子又传孙。老杨的女儿毕业于清华大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现在也就职于会计行业。说起老杨的女儿，那可是我们78会计班的“同龄人”啊——老杨大学报到时，夫人正在“坐月子”。
那会儿，老杨是白天奔到学校忙学习，晚上奔回家去忙孩子，中午想趴在课桌上眯瞪一会儿也很难有机会，因为我这个小学底子的人总逮着他补习初、高中的数学（否则无法完成高等数学的课程），令老杨经常叫苦不迭。
为了补偿他的辛苦，我玩笑着承诺：“等你以后当了部长，我就给你当秘书，你所有的发言稿我全包了。”没想到老杨一点儿都不承情，也回敬一玩笑：“等我当上部长，你就老啦，我怎么也得找个年轻的女秘书啊。”
没想到，我的玩笑一语中签，老杨确实当上了部级干部；老杨的玩笑也一语中签，我也确实老了。更没想到的是，我这个不爱学会计的人，不仅能和热爱会计的老杨有同窗之缘，居然还能和老杨的父亲、尊敬的杨纪琬老先生有工作之缘。
同学留影。左2本文作者，右2郝荃。
1991年初，我在财政部财科所工作已近10年，在许毅所长的直接领导下，和78世经班的宋爱武同学一起，负责《财政研究》编辑部的工作（我们姐俩，是当年傅之邨部长助理亲口说的“十年没红过脸”的黄金搭档）。因为向往做一些靠近市场改革前沿的工作，我在财政部内换了个岗位，从财政科研所调到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杨纪琬老先生当时是财政学会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长，我在杨老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会计研究》《中国注册会计师》两个会刊的编辑、出版，从此便开始了与杨老近10年的工作之缘。
编杂志对我是来说轻车熟路，引我“上路”的人是财政部赫赫有名的“大笔杆子”黄菊波，他起草全国性会议的大报告，从来不用写提纲，指尖不断地燃着一支烟、出口已成华章。我们这些助手只需低头猛记、猛写（那会儿没有电脑），当然这记、这写也不容易，那可是语速不慢的上海乡村话，还源源不断，还说的都是热点难点新观点。
黄老是我们《财政研究》的常务主编，他学问太大了、文笔也太棒了，这么说吧：被黄所长叫去“谈谈稿子”，编辑们都犯怵，说紧张得“直转筋”——腿肚子朝前。跟着这样的主编磨练了近10年，真的长专业、长本事，所以我也真没把换个岗位办杂志当回事儿。
临离开财科所时，仗着自己那会儿还年轻，跟同事们瞎开玩笑说：这回跟着杨老去工作，我可就完成了一个“财政部之最”——当时许毅、杨纪琬、黄菊波是财政部首批（就三人）“政府特殊津贴”的得主，我是唯一的、在他们手下都直接工作过的人（必须是工作过的，当过学生的不能算）。这个封号，被同事们细琢磨后“首肯”了。
真到杨老身边工作了，才感到应对下来并非那么简单。跟随杨老工作时，正值证券市场初建、注册会计师行业刚刚恢复，推陈出新的东西特别多，而我毕业后有近10年的时间没有密切接触会计理论和实践，要想跟上杨老这等名家的思路节奏，必须用心啊。
《会计研究》的作者群主要是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会计教授、会计专家，当年给我们讲过会计课的阎达五、阎金锷、贺南轩、王庆成等著名教授都经常来稿。杨老是一位才思敏捷、治学严谨的专家型领导，即便是对这些专家、教授的稿件，他也要求我们修改得精之又精。
他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讲与作者意见不同的那些观点的来龙去脉，然后要我更有针对性的、高度概括的帮助作者做提炼性的修改。的确，这样改完的稿件，内容更有“味道”。
财政系会计专业78级13朵金花。前排左2本文作者，后排右2郝荃。
记得那会儿每次谈话后，一出杨老的办公室，我都会把有些听着尚有些生疏但表达又非常精到的会计话语，立马儿写在手心里，生怕被忘掉。尽管年轻时脑子很好使，但还是有一次因为谈话内容比较多，刚一出门就记不完整杨老曾十分强调过的一句话了。
不把这句话写进稿子里，是蒙混不过精明的杨老的，我只好回返再去请教：“杨老，您能把刚才说过的那句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再说一遍吗？您说得太经典了，我一激动就没记住。”
一贯对属下非常严格、严厉的杨老竟被我的话逗乐了，他宽容地又说了一遍。如今那句话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杨老那一瞬间的笑容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工作中，敢这样开着玩笑向德高望重的杨老求教，可能还源于我和老杨是同班同学吧。也许也是源于此因，向来被同事们认为“急脾气”的杨老，对我率真的性格却也十分包容。
我曾经因为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和杨老在电话中执拗了两个多小时，他不仅没有生气发脾气，第二天见面时还笑呵呵地说“你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我曾经因为愤怒于造谣生事、文过饰非者，而大声地在他老人家面前申诉，他一直听着不打断，然后和气地说“我都听明白了”，还教导我今后要学会承受委屈，而且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
我不仅经常能得到杨老的指点，还能有幸跟着杨老参加会计界的高层论坛，聆听专家们谈论尚在起草过程中的《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会计准则、审计准则的很多看法，整理会议资料、发表观点综述。杨老的引领，使我很快就跨过了毕业后一直搞财政理论研究的会计空白区，跟上了会计改革的进程。
1995年我被任命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总会计师，不再直接跟着杨老工作了。为此杨老特别把我叫到家里，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人民大学学会计的出身，跟着我的这些年又进一步研究了会计，基础应该算打得很好，但是你没有干过会计实务，现在上到这个岗位上刚好可以补上这一课”。杨老还嘱咐我，“进了领导班子更要勤勉尽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专业水准很高，不乏非常有经验的会计实践家，你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做好服务。”
杨老的这些教诲，使我在工作中受益匪浅。之后，在组织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六年工作中，退居二线的杨老作为命题专家组的综合牵头人，仍旧对我的工作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和指导。
从班长老杨家的会计血脉传承，写到了杨老对我的教导，权以这些许文字，作为杨纪琬等会计前辈对晚辈们倾心培育之一斑，献给我的同学们吧。这该是会计教科书之外的、有声有息的会计传承。
财政系运动会，会计专业78级获奖同学。左2杨周复，左6杨宾，左7汪建熙。
一对因会计结缘的同学伉俪
汪建熙和郝荃是我们班成就的一对恩爱夫妻。入学时，学校的校舍被部队占用，我们很多的课程都是在学校北边的平房小院里完成的，很多次小组讨论都是围坐在院里的大树下进行的。我和老汪、郝荃是一个小组的。
一次小组讨论时，我这个不爱发言的学生，就坐在郝荃身后“折腾”她的头发——拆散有点土气的两根小辫子，梳成了一条日后竟时髦起来了的“马尾巴”。
据说，就是那一刻，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冠洒在我们身上，梳着马尾辫的郝荃，就这样朝气蓬勃地走进了老汪的心里——多么富有诗意！人云“佳偶天成”，一定是上天要我在那一刻，不专心读书而专心梳小辫儿的。
郝荃一生都对长她7岁的老汪崇拜有加。尽管她是我国最早一批进入国际四大会计公司工作的资深注册会计师，而且是同时拥有美国、中国执业资格的双料人才；尽管她已从毕马威会计公司普通的审计员一级级踏上“金字塔”的最高层次，成长为公司第一位中国合伙人；尽管她经常被母校人民大学作为成功的会计人士请回，为学弟学妹们讲专题、谈人生；尽管她是佼佼者云集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的理事，是专家组的重要成员，但她总是、永远是那么温柔地、轻声慢语地、笑容可掬地站在老汪的身后。
老汪呢，也确实优秀。打开网络搜索，采访老汪的报道汗牛充栋，我怎么写都似有抄袭之嫌，还是不看那些报道了，让笔随我心而行吧。
在我看来，老汪的优秀，在于他比很多成功人士更踏实、更刻苦，所以他面对所有的机遇，都能有备而应、都能是不二人选。读大学时，他熄灯后还在路灯下读书、宿舍床上总堆着多半床的书，这都是我们班同学久远的佳话。
汪建熙与郝荃。
在财政部财科所读在职硕士生时，他能一边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成为财政部文革后大学生中的第一批处级干部（我认识的，还有财政班的肖捷、世经班的宋爱武，当然还有我哦，只是后来我比他们进步慢多啦），同时还能以其刻苦用功、成绩优异而赢得提前转读博士，成为杨纪琬老先生的博士开门弟子、新中国的第一批会计博士，确实是为常人所不能为。
老汪自谦“因为不如别人优秀、只能更加用功”，所以他博览群书，从不放弃任何汲取知识的渠道。就我所知，1992年老汪去美国参加全美证券商协会的项目，有机会系统了解证券市场法律框架、发展始末和监管实践，并直接与有关权威专家讨论证券市场的运作和会计准则国际化等问题；一有时间他就泡在美国证监会的档案库里搜集资料。
在国内证券市场尚在胚胎之中时，能接触到如此之大量的国际先进水平的专业信息、经典案例，他当属国人之唯一。我觉得，老汪就像是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会计领域而生的，十几年精熟的中西方会计理论和精湛的国内外会计实务经验摆在那里，证监会第一任首席会计师当然是非他莫属。
我还觉得，证监会首任首席会计师的岗位，是老汪事业腾飞的第一个起点。从此，他有了真正能够匹配于他之才华的大舞台。这也是时势造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证券市场的迅猛发展成全和造就了老汪的人生。
看到老汪因为比别人早一步研究了流通在证券市场里的会计语言（会计、审计准则）的国际对接问题，而占尽先机，我在为他高兴之余也可以为自己偷着乐一把了：咱在毕业时记住的“会计是国际通用的商用语言”，真有实践的生命力呢，嘿嘿！老汪跨上“首席会计师”这个台阶之后的十几年间，成就更加斐然，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在我看来，老汪的优秀，还在于他比很多知名人士更诚恳、更实在，所以他面对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能传达出谦谦善意。老汪在我们班里从来都是佼佼者，但只要同学造访，不论你时下“混得如何”，他都和蔼相待、从不打一丝官腔，即便不能相帮他也一定送上些许建议让你舒心而别。
老汪在我们注册会计师行业更是有口皆碑，大家都特欢迎他做报告、喜欢听他发言，因为他从来不虚头巴脑地赘言，也从不枯燥地说教，他跟大家交流的都是执业过程中的症结问题，他能诚恳、实在地从更深的层面帮你解析并解除心中的疑难。
共商毕业30周年纪念活动。左起张河、马小冈、郝荃、骆小元、苏宁。北京2012年。
举个我经历过的例子吧：1992年底，为了配合证券市场、运作企业上市，财政部、证监会要从会计师事务所中择优授予证券业务执业资格。全国各地的大事务所都趋之若鹜来京城报材料、申请资质。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初审，我们中注协的专业人员那一阵儿都集中加班、突击审材料，每个事务所成麻袋装来的工作底稿、审计报告，看得我们都有点儿“晕菜”了。
初选出来的事务所材料再送证监会复审。事务所的同仁从证监会沟通意见回来后，说得最多的就是，“汪老师”（业界同仁对老汪的亲切称呼）硬是从这“麻袋材料”里，筛检出有问题的工作底稿、审计报告，一项项地给他们分析不足、讲解按照执业准则应该再做哪些改进。
1993年第一批获取证券业务执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有43家，有了这一轮审批过程中“汪老师”们的拳拳之心和这些事务所为达标进行的努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执业规范化程度得到很大的提升。
在之后几轮的审批过程中，我也不断能听到很多没能获取资格的事务所同仁说，“汪老师”没一点架子、说话和气，他说的意见让我们心服口服，对我的工作太有实际帮助了。这种不借“审批”之机耍威风、玩权术的监管者，这种不收钱财、反送锦囊的好领导，当然能具有不怒自威的气质，当然能受到同仁们由衷的敬佩了。
我的很多同事都跟我说过，“你的同学老汪，人特好！”人好，一般非指学问和名气，而是指品质、德行。品质是日积月累起来的，德行是别人能由细处看到的。
1996年8月初，一年一度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命题工作开始了，老汪是会计试卷的终审专家之一，随命题组一起去了大兴。到了驻地，安顿好了大大小小的命题专家们，我独独找不到了老汪。原来老汪这会儿正穿着件圆领“老头衫”，顶着盛夏的大太阳，乐呵呵地跟着我们协会的工作人员一趟一趟当“搬运工”呢。
为了保密安全，命题用书和设备我们都得自带，那时候的电脑挺笨重、专用打印设备也非常沉。新来的大学生还以为，跟着干活的老汪，也是协会的员工呢。
1997年6月中注协组织地方注协秘书长培训团到英国学习，正在伦敦任中银国际总裁的老汪，知道我们中注协的七八个工作人员也参团了，就在我们到达的当天赶来，用流利的英语帮助我和英国协会方面敲定了课余时间的参观安排，他要让我们多有些收获。他还利用周末，带着我们步行游历了伦敦市中心的景观和商店，带我们品尝了著名的土豆鱼。离别前，他还在下班后冒雨来到我们驻地，送给我们每人一盒巧克力糖。
往日里难得一见的著名的“汪老师”，如此平易、悉心、体贴，令我的那些年轻同事唏嘘不已。交往中这样事情太多了，“好人老汪”就是这样朴朴实实地驻进了大家的心里。
这样好的老汪，当然值得郝荃风雨同舟、挚爱相随。
汪建熙与郝荃。摄于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为郝荃退休举办的欢送晚会。北京2015年3月。
除了共同的事业，建熙和荃儿也有着共同的生活情趣，他们俩爱好集邮，曾向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捐赠了54枚珍贵的票中票和12枚封片。他们俩喜欢音乐，我总也忘不了大学乐队演出前，荃儿是怎样把老汪的小号擦得锃亮锃亮的。他们俩偏好游历，时不时地会找个幽静的地方住上几天。有事业，有生活，他们俩在我眼里，就是会计业界的一道靓丽风景。
写于2012年5月15日
（文章选自《天高人大：7788集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老照片选自《我们同学：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入学30周年纪念》。小号获作者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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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