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湘鲁追忆：微斯人，吾谁与归？
老编的话：
李湘鲁，北京四中的老三届学生，也是人大信息系78级本科生。当年他创了一个纪录，以大二学生身份，成为共和国总理秘书。
李湘鲁的这篇追忆文字，写于紫阳去世不久，几年前在人大同学论坛里流传。去年初，一份知名杂志曾刊登删节版。值此紫阳去世12周年之际，小号全文转载于此。
总理与他的秘书李湘鲁。摄于1980年代。
1980年7月，我去紫阳同志处报到，开始担任他的秘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这一年，有些像是改革开放的序幕，1980年则是正剧上演。当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紫阳同志亦当选政治局常委，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从四川调入北京，9月任总理；万里也从安徽回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继任常务副总理。1980年代改革的三位主角，进入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我来之前，另外两位秘书已经到任，均极富才能。白美清原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为人谦和持重，文字严谨细密；老鲍文革前曾任中组部政研室副主任，到任前是国家科委政研室副主任，为人富正义感，才思敏捷，又擅雄辩，文史知识、马列理论和文字在同辈人中难得一见。二人之外，作为补充，赵希望找一个家庭背景比较了解，熟悉北京且相对年轻的秘书，我成为人选之一。
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四中读高中，1968年去河北农村插队，1970年入伍，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军区通信总站做政工工作，复员后经邓力群介绍进入国务院研究室经济组。国务院研究室（后改为书记处研究室）是1975年经小平同志授意，由胡乔木出面组建的机构，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成为理论界的一面旗帜。邓力群当时任副主任。1978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经济管理系脱产学习，仍未脱离该室，这大概是我入选的一个理由。
再有，抗战期间，我母亲与赵的夫人梁伯琪同在冀鲁豫边区妇救总会工作，比较熟悉。我在部队时，又恰与赵的二儿子赵二军同城服役。他当时在武汉警备区当兵，找到我，交了朋友。二军为人豪爽大度，交游甚广，是典型的军人，文革中一度被赵牵连，亦遭坎坷；四儿子赵四军与我虽不同城，却属同一部队，也很熟络。我们相交在党和国家遭受文革深重灾难之时，有同样的立场和感受，信任感是这样建立的。
常委的秘书由中组部考察。当时我的位置有三个人选，除政治立场、工作能力等考察项目外，面试时我的得分最低。问题在表态。听说其他两人对这份工作的表态相当热烈，而我的表态虽中规中矩却不免迂阔。我说：“服从组织分配。如果中选，会努力工作；不中选，也没关系，依然可在其他岗位做贡献……”考察人员认为我没有表现出热情，一派无所谓，不是合适人选。谁料赵听完汇报，马上说，我就要这个“无所谓”的。做秘书的事，就这样定下来。
进去工作不久，二军告诉我这个故事。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表忠心”的重要。我暗自庆幸，这是一位不要“表忠心”的首长，让我这个不会“表忠心”的人大大放下心来。他对世俗观念的脱落不屑，令我心生敬佩，产生很强的亲近感。
我就这样进入中南海，在紫阳同志身边工作了 4年，1984年10月离开。此后，又经常看望他。感受他的言行和人格魅力，是我一生最珍贵的回忆。
一
紫阳同志不大像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习惯夜间工作，他作息基本正常，夜里事情不多。老鲍熬夜惯了，愈晚，精神愈健；我那时年轻，不知累，便同他常做竞夜之谈。鲍品评人物，针砭时事，谈诗，谈文，谈掌故，信马由缰，是我秘书生活中极富情味又格外受益的一段体验。
记得一次夜谈，鲍说，小平同志的思想，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叫解放思想，一句叫实事求是。耀邦同志较多地体现了第一句话，紫阳同志较多地体现了第二句话。这个说法，在当时看，非常形象。
当然，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解放思想。不破除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何以能正视实事，从实事而不是观念出发求得真理（是）呢？以紫阳同志晚年思想上达到的境界，他又何尝不是历届中共领导人中思想解放最彻底的一个？因此，鲍彤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就是，赵的解放思想，在1980年代，并不是以敢言，而是以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体现的。
1980年是农村改革的关键一年，党内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俗称“包产到户”的争论达到高点。1978年全国大面积旱灾，少数贫困地区为生产自救，将土地分包到组、到户，一年即解决了温饱问题，于是带来较大范围的仿效。党内高层相当一部分人未能摆脱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贯思路，强烈反对；赞成者是少数，其中不乏把它看作救荒的临时措施。基于这种现状，中央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一直谨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9月的四中全会的有关文件，都对它明令限制。
1980年2月，在安徽大胆推行“包产到户”的万里出任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5月，小平同志赞扬了安徽的“包产到户”，指出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风向开始转变，但高层的阻力依然。赵进京后，如何把握这一政策方向，成为他思考的重点。
和万里在安徽一样，赵在四川农业政策上的拨乱反正，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提出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甚至早于安徽。他曾对我说过，对“包产到户”，他与耀邦、万里同志大方向一致，但做法有所区别。胡、万对“包产到户”敏感性强，义无反顾，很有担当。赵则表态相对谨慎。
我当秘书前结交了一批志向相同的年轻人，其中有邓力群的儿子、经济学家邓英淘和后来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陈一谘。共同的插队经历，使这些人对中国农村问题十分关心，组成不同的读书小组，讨论极其热烈，结论有时也相当超前。记得1979年我和邓英淘共同构思一篇对人民公社制度反思的文章，得出结论，党的农村政策应该回到合作化前，跟陈一谘一说，大家都笑了：这样的结论，近似反动，谁还敢写成文章？1980年7月，陈当时以农经所助理研究员的身份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回来大为兴奋，积极鼓吹，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拥趸。
到了赵身边，几次和他聊天，话题都扯到“包产到户”。对他的立场，有点儿急，也有点儿好奇。以我的书生看法，农民掌握自己土地的生产经营权，是他们的天然权利；又讲插队时听到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牢骚，我爷爷对合作化的不满……爷爷是抗战时期的党员，贫农，解放区土改后成为新上中农，合作化使他心灰意冷；奶奶是个农妇，搞不清政治，天天歌颂八路军（分给土地），骂共产党（强迫入社）。赵听了只笑。其实，他出身农家，又在省里长期负责农业工作，怎能不了解农民的想法？
很快知道，紫阳同志关心的，是怎么做的问题。
那时的困扰是三个：一是党内，主要是中央、农口和一批一直负责农业（往往是第一书记）的地方大员，思想不通，阻力很大；二是历史上“包产到户”在落后地区推行，效果明显；先进地区从未实行过，在先进或半先进地区有无优越性，尚无把握。三是全面推行，是否会影响未来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经营方向，阻碍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对于党内高层的阻力，赵完全用事实说话。这些同志长期居于高位，即使原来与赵平级，也大多资历更老。我在旁观察，担心“包产到户”的，多是苦口婆心，赵认真听；哪怕言辞激烈的，赵也不愠不恼，只提问题，绝不交锋；也从不提“左”、“右”，不谈理论，只讲实效。总之一句话，你想不通，就等，让事实教育。方法既圆熟又实在，真是高手。
对于是否普遍适用的问题，赵和我们几个秘书私下里讲过，他心里有几条杠杠，一是发达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固，适合机械化大生产的；二是中间地带；三是贫困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吃不饱肚子，“包产到户”见效最快；中间地带拿不准，要看；先进地区原则不搞。毛泽东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从1980到1981年，赵一直在考虑政策区别的问题。
区别还是要从实际出发。1981年1月，我随紫阳同志去湖北、河南、山东考察，基本上看的是中间地带。所到之处，一片喜气洋洋。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已开始自发推行更直接的责任制形式——“大包干”，实践下来，增产效果非常明显。赵听了十分高兴，决定对中间地带实行“包产到户”不设限制，群众要求这样的政策再给三年，他当场同意。
对于在实行“包产到户”的同时，如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赵想了很多办法，主要是推进专业承包。等到他经过调研，确实看到分户经营反而为商品经济打下了物质基础，就放下心来。但赵始终专注农村商品经济的建设，在“包产到户”全面施行之后，更是如此。
对先进地区“包产到户”的放开是1981年底。赵去黑龙江考察，认为像东北平原这样适合机械化大生产的地方，“包产到户”同样显示了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于是写信给中央，建议让群众自愿选择，不再区分不同地区不同（责任制）形式，给正式承认“包产到户”最后定了调子。于是就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3年，其实是30年的争论，使农业的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制度。
“包产到户”是影响到8亿农民，关系到国家根本的重大政策变革。当年毛批判“包产到户”，打击了一大批干部。1980年代重新推行，没整一个人，没搞任何政治运动，从解决人民的疾苦出发，以事实说话，不问政治立场如何，不讲理论是否正确，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让大多数干部从反对变为诚服，使中国共产党人朴素地回到唯物主义，也给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绝大的信心。它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包产到户”的成功，得力于邓小平的坚定支持，得力于万里的中流砥柱，得力于胡耀邦的高屋建瓴，也得力于赵紫阳在其间贯彻始终的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
作为一个拥护改革但难免躁进的年轻人，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中央层面重大决策的全过程。有时在想，这个过程，是否可以再推进得快一点？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是实事求是，就必须有一个让事实逐渐展开的过程，调查研究的过程，掌握细节和反证的过程，等待结果的过程，稍一操切，就容易以假设和先入之见代替事实的求证；再有，政策总是由广大干部推行的，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以势压人，用理论唬人，给干部时间觉悟，最终调动绝大多数的积极性，这才叫“自己教育自己”。这样看来，实事求是就不仅是认识论，也是高明的领导艺术了。
当时中央之开明有一个例子，就是翁永曦的提拔。翁在农委工作，有观点，善表达，非常出色。赵很重视他的意见。1983年由万里提议任书记处农研室副主任，三十五岁副部级，是破格提拔。而翁相当一段时间是反对“包产到户”的。若在以前，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了。
二
越了解紫阳同志，就越奇怪。他是高中学历，参加革命后，几乎一辈子都在政务繁巨、一言九鼎的领导岗位上，却是一派学者风格。这不仅仅指他的虚怀、谦和，而是指他的极其科学、严谨、开放的思维方式和他对理论的关注，在中共领导人中，实不多见。
不像耀邦，赵太忙，没有时间多读马列的书，但他对理论问题有特别的兴致。我讲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党内常用来给人划框框扣帽子的理论，而是对经济改革可能产生启发、借鉴的著述。
初到紫阳处，他见我对经济理论有所涉猎，曾让我读些重要的理论书籍，拮其要点，供他参考。研究、情报部门上送的有关介绍，几乎都读，也让秘书读，听大家的议论。较为注重的，都与经济改革有关，如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经改革的理论探讨、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批判等等。我们现在开始反思GDP主义，其实，赵早在1981年就相当关注幸福指数的提法，对单纯强调GNP（国民生产总值）有所疑虑，思想之超前，可见一斑。
听紫阳同志谈话，并不见他引经据典；他琢磨理论，也只是为他提供新思路、新依据。当年党内大多数经济理论工作者，提起西方经济学多一脸不屑。赵则不然。他看重西方经济学实用的一面，从不用马列的框框去套它。后来的年轻学者开始学用这套语言跟他对话，由于有这个基础，加上对实际经济运行的熟练的把握，沟通就非常容易。与国外经济大家的对话，更是让听者折服。
1989年，美国金融家索罗斯访问中国，赵接见他。原准备是一个小时，结果谈了两个半小时。我因为曾负责他资助的“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工作，和他相熟。会见后，索找我聊天，感慨异常，说他见过苏联、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赵对经济问题的见解，无人可比；在他眼中，赵简直就是一位大牌经济学教授。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见过赵后，也有同样的慨叹。
1987年7月，我去了美国，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院，主攻政治学。在那里领教了什么是西方大牌教授。
上美国教授的研讨课（seminar），你提出一个论点，摆出一堆论据，教授就引导同学拼命提问，一句话，就是想尽办法对你的论点“证伪”，让你不断修正你的“假说”边界，使论点愈发精确。越好的研讨课，詰问就越无情，同学还留情面，大牌教授绝不，难堪到你想哭。很奇怪，看了这样的讨论方式，会想起赵。
给赵汇报是一件难事。正式会议还好，比较留面子；形式越随便，提问越尖锐，只不过答不出来，也不指责。他喜欢在詰辩中理清自己。假如在心中已有了一条思路，他往往会立足于对立意见，对自己的思路，提出种种诘难，看起来是反问别人，其实是反问自己，你把他问倒了，他从善如流，绝不先入为主。开赵的讨论会，真有点像美国大学的研讨课。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他的文章《三次近距离与赵紫阳接触》中讲，他当年随赵外出考察，参加赵主持的调研会，对赵的风格有相当生动、准确的观察：
“我很快发现，赵越感兴趣的地方，反问就越多，……这与我后来遇到的好教授的风格很一致：你讲的东西他不感兴趣，他才不来问你。另外，反问不一定意味着不同意，而是有意要激你一下，看能不能把你想过、但没有清楚说出来的意思挤榨（squeeze）出来。”
除了挤榨，还要求你深思熟虑，论据充分，立论坚定，否则经不起这样的反问。如此，就难为了党内习惯汇报前先跟领导对思路（即“对表”）的同志。
我的父母有一位老战友，看着我长大，是个部级领导。一次随赵外出考察，研究东北老工业区技术改造投资体制问题。走前问我，赵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思路，我大意了，就做了简单介绍。看样子这位伯伯按赵的思路准备了汇报提纲。火车上汇报，我听会，刚开了个头，赵就给了他一连串反问，伯伯一阵慌乱，不知所措，没有再讲下去。我暗中着急：反问并不是不同意。赵就是这样，就是你的意见完全跟他相反，他也绝不会对你生出成见；你没有定见，反而会观感不佳。伯伯已经离世多年，这是我一直对他想说而没敢说的话。
紫阳同志的这种思维方式，党内许多同志，特别是老同志是跟不上的。于是有赵“善变”的说法。他善变吗？我知道，一旦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辩析，他真正想清楚，做了决定的事，他一定是义无反顾。
1988年初，赵提出著名的沿海发展战略：从学习“四小龙”的经验入手，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将沿海的1亿到2亿人口投入国际市场，即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开展国际大循环。这套思路，在广东工作时就已见雏形，改革开放初期即开始酝酿，又到沿海各省深入调研；加之有四个经济特区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先期试验，应该是相当成熟了。可是，提出之后，却质疑声不断。
直至1989年1月，我从美国留学回来，还可以听到一些中青年学者的不同声音。很快，经济学家杨小凯写了一封信，找上我，让我转交紫阳。信的大意是，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加入国际市场，最终会破坏国际经济结构的平衡，造成全球资源紧缺，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等等。我也觉得有一定道理，就带着信去见赵。赵正在看文件。等我简述了杨和其他学者的意见，赵盯着我，缓缓地说，这些意见我都知道，不听了。事一定要做……那份决绝，很少见到。
这么多年过去，现在谁还看不明白？沿海发展战略让中国赢得了20年以上的和平发展机遇，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是1980年代最富远见也是最成功的经济战略设计。当人们每每得意于中国坐拥数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跻身世界第二的GDP时，我就不由得想起紫阳同志那天的回答……
三
当秘书前，和一位在北大考古系读书的朋友聊天。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当秘书。那年头，不像现在，当几年秘书出来就搞个要职，哪有那个想头？
我说，早想好了：一个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了，这样重大的历史变革，能在主持者身边看戏，多难得的机会！再一个，认识许多热心改革、有才干的年轻人，能不能给他们些机会，把他们引荐到赵的身边？
进去以后发现，紫阳同志其实很想听年轻人的意见。那年8月底，当时尚未成名的所谓京中“四君子”，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给中央写信，建议经济工作“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得到陈云的赞赏，批转给赵。赵看到文件，问我，我说认识翁永曦，将他的情况作了大致介绍。随后，通知他们当面来谈。
时间大约是9月初，由黄主讲。朱、黄是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生，已经开始使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语言，这套语言，口述起来，是有难度。黄本来就有点紧张，讲着讲着，忽然逻辑开始错乱，一时语塞，汗就出来了。赵笑了，马上让他停下来，喝口水，然后几句话，洒脱地将汇报转为漫谈，气氛变得轻松起来……这应该是他到北京以后第一次和自发组织的年轻人就国家大政方针进行的对话。
记得在1983年前的一段时间，有几个年轻人的意见赵听得较多，如农委的翁永曦、计委的宫著铭、体改办的徐景安、价格中心的田源等，对他们的建议都有批示，其中翁和宫与我联系比较密切。我也结识了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如四君子中的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和杨小凯、唐欣、周小川、朱平壤、徐冲等。认识最多的是参加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的那些朋友。
发展组开始完全是年轻人自发成立的研究团体，前期得力于邓力群的支持，主体是1977、1978两届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文革前的所谓“老三届”，多数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了解农村，对中国农村问题有较深入的思考，充满理想主义。主要的组织者是陈一谘。
我1975年由邓英淘介绍认识了陈。当时他作为北大的“反动”学生，下放到河南农村。此人早年经历跌宕起伏，抱负宏大，交游广阔，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深刻的思考，感召了一批年轻人，包括我。1980年他准备筹办发展组，前期会议我就有参加。后来成为骨干的，除邓英淘、白南生我早已熟悉，包括王小强、何维凌、罗小朋、王晓鲁、周其仁、杨冠三、孙方明、白南风、白若冰等，都是那时结交的。以后，组里有大事，他们找我，我也尽量参与。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成员之一。
发展组1980年9月正式成立，1981年暑期全组赴安徽农村调查，搞出一份滁县地区“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记得报告刚刚印好，还未从正规途径上送，陈一谘就打来电话，要先送一份给我，让紫阳“第一时间看到”。
赵很欣赏滁县报告，批示说，这个报告把“包产到户”的事说得一清二楚，建议转发给有关部委和各省领导参阅。其他中央领导也纷纷给予赞扬。报告系统地回答了一系列困扰决策者的问题，调查方法尝试多学科、多层次，覆盖全面，有大局观，对策实际、清晰，比当时正规研究部门的报告的确高出一筹，对中央关于“包产到户”的决策提供了很大帮助。这以前，我在与赵闲聊时，提到发展组和这一群年轻人；从这时起，赵开始注意他们，农村改革有关问题的讨论，都让他们参与。
1983年春夏之交，陈一谘因长时间紧张亢奋，操劳过度，终于不支，神志也受到影响，有人说他“疯了”，于是退下来休息。许多惜才的人很关心。记得王岐山和唐欣曾找我，商议如何帮他。陈后来转为半休息，那时他的兴趣已经转移，在考虑全面改革的问题了！
1984年，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亟待研究。国家体改委负责常务工作的安志文建议体改委之下搞个研究所，报给赵。赵起初并不同意。这之前，我也曾就如何更好地使用这批年轻人一事同赵闲聊，我的意见是分散下去，适合做官的去部委司局，适合研究的去政研室或学术机构，他觉得有一定道理。后来，在安的坚持下，紫阳对研究所的事终于首肯。安志文想以中青年研究人员为主体，问鲍彤，赵听到就讲，湘鲁跟他们熟，去问他。
我推荐了陈一谘和王小强。我记得是这样说的：陈是组织长才，但（实证）研究不是他的强项；王善于钻研，思路清晰，发展组里多数重要文章是他的手笔。关键是两人过去在发展组配合得最好，可以搭档。鲍经过考察，同意这两个人选。后来鲍又同我商量，让他俩各陪紫阳外出一次方便了解。王8月随赵赴安徽等地考察，给赵留下很好的印象，几次同我说起；陈11月跟赵去了广东。后来见赵，倒从来没听赵提起他。
1984年是一大批1977年后考入大学继而续读研究生的年轻人开始毕业的一年，他们成为经济改革研究的新鲜力量。9月上旬，由朱嘉明、黄江南、张钢几个人提议组织，以《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等多家报刊和浙江省社科院的名义发起，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中青年学者齐聚莫干山，为经济改革献计献策，史称莫干山会议。与会者除发展组等已参与体制内改革讨论的人员外，以这批研究生为主力。陈一谘没有到会，但是幕后重要推手，极力鼓动我出席。我将开会的消息报告了赵，他很感兴趣，让我去听会，并请张劲夫那里也派人参加。
劲夫同志派他的秘书、我的老同学孔丹和我同去。我们上山时，会议小组讨论已经基本结束，进入总结阶段。孔丹和我选了几件比较重要的意见建议（论文），记得有周其仁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和华生等人整理的关于会上价格改革的综合意见等，先到杭州向劲夫汇报。然后，我回到北京，报告了紫阳。
莫干山会后不久，我离开赵的身边。发展组一部分人跟随陈一谘、王小强去参与组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之前筹备班子已建立），另一部分人组建了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所（农发所），由王岐山任所长。陈再辟天地，风云际会，体改所的工作一下子就搞得轰轰烈烈。分管体改所的高尚全很开明，给他相当的自由。无人摯肘，对他很重要。
大概从体改所之后，赵重视年轻人的说法加强了。陈一谘广揽人才，集合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7岁，做出很好的成绩。以赵的开放、敏锐、求实和宽容，比当时党内任何领导人都易于与青年学者沟通，年轻人自然愿意靠近。陈的考虑更复杂些。部分是为了破除体制障碍，方便工作和吸引更多人才，体改所本已有赵的色彩，他要刻意加强。
紫阳同志在人事问题上相当超越，除了身边直接为他工作的几个人，很少有“某某是我的人”这样的想法。他重视体改所的意见，也重视农发所和其他年轻研究者的意见。而且，经济问题的大主意，都是自己拿，别人的意见听得很多，但不被左右；有时自己的想法先不说，借学者的文章引路，发动党内思考，是他的领导艺术。
年轻人春风得意时，容易骄傲，每每坚持自己的意见，搞得党内有人不舒服，又都说是赵的人，于是就有了物议，其实是针对赵。赵听了，并不介怀，这又是他的风格。
1989年春夏那场风波，体改所全体坚定地支持紫阳同志的立场，大义当前，毫不含糊，不愧为改革的中坚力量。但陈一谘后期去鼓动学生不离开广场，至少策略上讲，是错的。
陈本底上是革命家，政治抱负强，有伟人之志，是生错了时代。他想做的事，超过体改所的范围。我讲过，他早生五十年，或许与毛泽东有一拼。北京风波后他去了法国、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职业“革命家”，倒真回归了他的本原。
赵反对戒严，辞职后，被终身软禁，赍志以殁。体改所彻底改组，人才尽散。当年的种种回忆，犹在眼前。已故的原体改所微观室主任、经济学家、我的好朋友张少杰与紫阳同志之间，有一段趣事，大家仍津津乐道：一天同赵开会，少杰发言，赵反问，大概把他问急了，这位“轻狂”书生失口叫道：“紫阳同志你不懂！”话未落音，举座皆惊。只见赵毫无愠色，笑着说，“那你说嘛，……”失仪之罪，消于无形。这种领导人与青年学者的关系，今天还有吗？
四
1980年代前期，我在时，紫阳同志曾说，“我主张经济上开放一点，政治上保守一点，和耀邦同志有些区别，他主张政治上更为开放。”其实，赵私底下一直在思考党和国家的政治前途的大事。我感觉，只是当时他的想法尚不成熟。没想好的事，宁可慢一点做，在他，是一贯的。
翻看笔记，找到赵三十多年前即1980年9月的一段话：“仅仅解决了人民生活问题，生活富裕了，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全部目的，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今天读，是不是仍有意义？
1986年，邓小平继1980年后，第二次提起政治体制改革，最后责成紫阳负责此事，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制定方案。小组下设办公室（政改办），老鲍为主要召集人。又一批富有才华、善于思索的中青年集结在赵的身边。
政改符合历史潮流，受到党内外知识精英的热情拥护。当然会有阻力，人们寄希望于邓，就像后来价格攻关也寄希望于邓一样。胡启立讲，“有小平为我们做主，现在不解决什么时候解决？”邓成为人们信心的来源。
可惜邓在政治改革的目标上并未想清楚。1980年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还讲“我们以后再不能搞一党治国了”，不是和之前提的“四项基本原则”针锋相对？1986年讲党政分开，如果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党政能真的分开吗？讲党内民主，后来又警告，“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到了1989年，就变成“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才是他的真心话。最后邓让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要保证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工作”，即提高效率了。
提高效率就是还要集权，而所谓民主，却一定要从限制权力开始。人们必须明白，民主的目的，既不是要实现完美的施政，也不是要提高施政的效率，而是要让授权者将权力置于制度化的监督和限制之下，把权力放进笼子里。授权者是谁？当然是人民。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虽基于当时的政治现实，“不敢以民主为基调”，没有涉及人民授权的机制设计，却体现了开放和限制权力的深刻用心。对比邓的真实想法，能达到这样一个结果，已经是煞费苦心了。
《设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份尝试自我限制权力的文献，开了党内民主的先河。赵作为总书记，首先将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关系制度化，削弱书记处和总书记自己的权力，这份民主精神，哪里是以往党内所谓“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团结同志”一类“民主作风”可比的？《设想》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事业的意义，绝不亚于赵为经济改革所作的建树。
最初接触紫阳，就觉得他平易近人，毫无架子，那份谦和，绝不是“做”出来的。见到逢迎的人，他显得难受。二十一岁做地委书记，三十多岁做省委书记，封疆大吏，手握重权，权力怎么对他没有侵蚀呢？奇了！一次聊天，他说，权力是什么，就是服务、办事嘛！文革时各地成立革委会，有的地方把一把手叫做第一勤务员，二把手叫第二勤务员，挺有道理……
又说，1967年初，造反派到处夺权，其实是毛的意思；他同其他书记商量，把省委办公厅的印章交给造反派。底下打电话给办公厅，问春耕生产如何布置，那些（造反派）大学生哪里懂，还得靠边站的干部来安排……办不了事，权有何用？后来听说，这次交权，党内不少议论，一些老资格的领导同志问，权怎么可以交？那是另一种对权力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权力从来当仁不让。党是这样，人也受影响。只觉得自己高明，怎么会放弃权力？加上中国专制久了，文化里残留了对权力的崇拜、逢迎，处处给权力开绿灯、让利益，不做官，部属家人都不干。战争年代的理想主义，不多见了。
这样看紫阳1986年关于常委轮流做总书记的建议和1989年毅然辞职又绝不检讨、对权位毫不在意的举动，不得不感慨他的伟大。一个从专权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就需要一位不贪恋权力，不以专权树威，不以擅权为乐，敢于还权力于人民，懂得制权力以法度的领袖。如同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赵1980年代出现在那个位置上，好像是上帝的安排。
其实，说到底，又是邓小平的安排。
五
紫阳同志刚到中央时，对身边人经常讲一句话：“不要拿我和老一辈革命家比，不要跟周比，也不要和小平、陈云同志比；我是做具体工作的。”他特别尊敬邓、陈，尤其是邓。邓对他的信任是空前的。没有邓的信任，就没有他在1980年代开放改革中所做的建树。终其一生，他感谢邓。
1981年春天，金日成秘密访华，邓、赵一行去沈阳火车站接他。金下车跟邓握手寒暄，我刚好在邓身后，听他说，我已经决定了，今年就退下来，让年轻同志上……金马上说，你不能退，不要退，别人不行。邓一句不答。他怎么会听“家天下”共产党的话？在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件事上，他是坚决的，没有私心。
过了两天，听沈阳市的汇报，邓讲了话。先问人民生活，就回忆1965年来时的菜价，豆角多少钱一斤，小白菜多少钱一斤，记得清清楚楚！接下来谈几个问题，我记录下来，一看，哪里还要整理，一字不易，就是一篇好文章。77岁的人，不拿稿子。不晓得当年要有多能干！
可1980年代几件具体事，就办得粗糙了。譬如严打，搞成了政治运动，量刑过严，错判不少人；洋跃进邓也有点操之过急。我看是下面执行的人负责任多些，按传统做法，上面急，下面就用政治运动方式敷衍，只有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效果并不理想。
经济改革为什么比较顺利？因为邓大思路清楚，信任紫阳。赵自己有点子，沉稳，绝不操之过急；有话也敢跟邓说。经济改革，有人说，邓不是伟大的改革设计师，而是伟大的批准师，很对！伟大的批准师更不简单，要担责任。
1988年，我在美国读书时，国内有学者提出“新权威主义”，说，改革需要高度权威，不然不足以打破来自旧体制的阻力，等等；还讲，这个观点，得到赵的支持。我回国后，问赵，他说，这不是我的意思，但小平同志赞成这个看法。
你仔细想想就知道，当年改革的拥护者们下意识里就给邓和赵分了工。平时由赵做事，到了改革难点，譬如价格攻关和政治体制改革，就说“趁老人在”、“趁邓在”，意思是这时让邓“权威主义”一下，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当年价格攻关，本来价格改革就不是用党的权威，用行政力量可以推动的。计划式的一次性修正价格也不能达到稳定市场的效果。大家让邓“权威”了一下，结果“权威”得不对。我猜想，这可能留下心理阴影，是“六四”前一段时间里邓始终不想出头的原因之一。
政改《设想》和十三大，尽管邓有“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鼎立？”这样的疑问，还是坚定地给了赵背书。党内保守力量的反对受到压抑。
1989年的学潮，我们不妨做一点假设：假如邓听了金的话，仍坐在党的最高领袖的位置上，学潮早就被邓用传统方法压下去了（赵就是反对，也没有直接责任），名正言顺！那么，废除领导终身制的大事由谁、又会是何年何月来做？邓废除了终身制，以身作则，不当最高领袖，功莫大焉！虽不在其位，还是党内最高个人权威。
所以，十三大政治局内部决定，大事仍由邓拍板，请他为改革保驾护航，当总批准师。结果戈尔巴乔夫来时，赵告诉戈，邓是真老板，才知道真老板是不让说的。拍板归拍板，不能担责任。“北京风波”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并不全怪邓，这是中国特色。中国的权力文化，让个人权威凌驾于职务权力之上，可没有职务又怎么担当责任？名不正言不顺。遇到大事，一定会乱。于是造成了赵的悲剧，党的悲剧，国家的悲剧，难道不也是邓的悲剧？
那年5月，我也曾参与同邓家的沟通，希望能消除老人家对赵可能的误会，最终没有结果。紫阳一直到临终，对邓的误解，都抱有深深的遗憾。后来读书，看到周恩来在文革时讲过，中央最大的政治，就是处理好和某人的关系时，想起这段历史，不免感喟：如果我们的中央政治依然停留在处理好和某人的关系时，那会是怎样一种脆弱的中央政治啊！
当然，归根结底是两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邓要专权治国，赵有民主情怀；一个代表了中国的“过去”，一个代表了中国的“未来”。“过去”和“未来”衔接得好，向民主的和平转型就成功。衔接不好，“未来”就被“过去”扼杀；或者，去革“过去”的命。拿破仑说，政治即宿命。信然！邓和赵的完美配合，带来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邓和赵最终分道扬镳，是中国的宿命。
紫阳反对戒严，坚持不做检讨，我知道了，想了很久。这就是他一再说的，经过了文革，再也不能做违心的事了。求仁得仁。“北京风波”后，有老朋友到美国找到我，说赵坏了共产党的规矩。共产党的规矩，是凡人都要检讨。当然，就是检讨了，说“永不翻案”，以后再翻案，也没什么了不起……那还坚持真理干嘛？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讲，政治家有两种伦理，一种叫信念伦理，一种叫责任伦理，责任伦理同意你说“永不翻案”转脸就翻案，因为你要履行政治家的“大责任”；赵选择了信念，信念就是要坚守底线，坚持自己。
这就是政治家应有的政治道德，中国太需要这种政治道德是因为中国有太多的权谋和稻粱谋了。说赵没有党性，不对了，赵是要共产党保持它永远面向人民，勇敢面对真理的人民性、真理性。党的人民性和真理性，当然要高于只认个人，不认人民，不认真理的所谓党性了。没有这样的政治家，共产党就没有明天。
当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最需要这样的政治家时，他却已经不在了。
微斯人，吾谁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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