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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工圣:一路走来 知恩感恩

2017-01-13 吴工圣 新三届

        作者简介:

        吴工圣,祖籍河南,“土生土长”的杭州人。1947年1月18日生于杭州郊区,1968年9月,赴宁夏六盘山区插队落户,工农商学兵(民兵)都当过。1978年10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7月毕业回到杭州。先在杭州大学工作11年,被评为“杭州大学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然后到农村信息报社,从事农村农业新闻工作,直到退休。曾荣获“全国农民报十佳新闻工作者”。知恩感恩,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


        老编附言:祝福新三届老大哥吴工圣70大寿!


本文作者近影。2016年摄于马来西亚。


原题:

知恩 · 感恩 · 新闻人


        胸佩着闪光的校徽,豪情在胸中激沸,我们赶上美好的新时代,时光对我们无比珍贵。努力学习,深入专研,刻苦锻炼,猛进突飞,用心中火热的爱情,点燃祖国灿烂的朝晖。


        胸佩着闪光的校徽,华主席期望铭记心内,今天洒下辛勤的汗水,明天绽开绚丽花蕾。条件艰苦,激我奋发,“陕公”精神,永放光辉,让我们嘹亮的歌声,化为祖国崛起的风雷。


        胸佩着闪光的校徽,心中感到无比甘美,祖国的未来像美酒,想一想也会心头醉。祖国的需要,就是命令,壮丽蓝图,刻在心扉,让祖国插上翅膀,在万里云天振翅高飞。

        

        这首由人大新闻系诗人李建华同学作词、我谱曲的《胸佩着闪光的校徽》(1979年5月31日,作于人大红一楼),刊登在由人大新闻系才子孟国治同学主编的人大新闻系学生刊物《新地》第一期上。



        这一期《新地》还刊登了李建华作词、我谱曲的《张志新小唱》(1979年6月13日,作于人大红一楼)。我还为人大新闻系诗人李培禹同学写的《校运会献歌》谱过曲(1979年4月5日,作于人大红一楼)。


        30多年前,人大新闻系同学的课外生活丰富多彩,唱歌,跳舞,踢球,办刊,还有谈情说爱。30年后,我还想与两位李姓诗人合作,共谱新闻78新曲。


        《胸佩着闪光的校徽》,把我的思绪带回到35年前。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在宁夏六盘山区插队、工作的杭州知青。1977年,我参加了高考,因受同学“反农业学大寨”冤案(后平反)牵连,“政审不合格”没录取。


        1978年继续考,当时我已经32岁,为了录取把握大,志愿填的都是冷门、师范类,我报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不曾想,思想僵化、内向木讷、不善交际的我,阴差阳错被人大新闻系录取了。



        正如《胸佩着闪光的校徽》中唱的“我们赶上美好的新时代”,我是搭末班车上大学的。


        当时,我有三个“想不到”:想不到中学毕业12年后还能上大学,想不到结婚生子了还能上大学,想不到还能带工资上大学。


        我感谢邓小平、改革开放,感谢宁夏六盘山区人民,没有他们,我就上不了大学。当年考大学真的不容易,12届学生一起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点几。35 42741 35 15262 0 0 3715 0 0:00:11 0:00:04 0:00:07 3715an>


        我的年龄,在人大78级排行老五,农经系赵荣超老大,计统系尹俊骅老四,老二、老三是谁,我没记住。在新闻系,我是老大,比罗杰、陈平年龄大一倍,是两代人一起上大学。


        大学四年,系统的文、史、哲、外学习,扎实的新闻理论、新闻实践学习,为我们30年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使我们终生收益,我感谢新闻系的老师、人大的老师。



作者(右4)与大学室友在校门合影。


        毕业30年来,我感悟最深的是,人民大学教我不忘历史,做一个知恩、感恩的新闻人。


        1982年。夏天。我把宿舍地面最后一次拖干净后,告别人民大学,告别老师同学,背起行装,回到生我养我、阔别14年的人间天堂杭州。


        摘下闪光的人大校徽,戴上红色的杭大校徽,在杭州大学当了11年教书匠,然后跳槽到浙江省农业厅《农村信息报》(农经系78级顾益康同学参与该报创刊)工作到退休,在杭州默默无闻工作、生活30多年。


        难怪孟国治抱怨来杭州找不到我,张伟光怀疑我不在杭州,从人间蒸发了。其实,我在杭州,见到成美老师(来杭大新闻系讲学)、童兵老师(造访杭大新闻系)。还见到周建明、张善炬(最后一次见面)、陈保田、高永伍、马在新、谢一宁、鲁难等同学。


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第一届毕业生合影。


        我在杭州大学做了几件事:


        一、为新闻专业的创建、新闻系重建当铺路石,也是人大对杭大的支援。新闻专业初创时,教师只有5员大将:张大芝,邬武耀(人大调干生,成美老师的同学,我的入党介绍人,1993年离休后仍坚持教学,累倒在讲台上,以身殉职),王欣荣,俞月亭,还有我。


        不久,王欣荣回原籍山东,俞月亭调福建省广电厅。剩下我们三人,在夹缝中苦苦支撑,终于迎来发展,1988年新闻系重建。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暖神州大地,祖国迎来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我找到组织,入了党,完成一件人生大事。35年前进人大时,我是无党派,今天,我已是有27年党龄的老党员。


        三、我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好政策,认真做好辅导员、班主任工作,教书育人,与学生打成一片,被评为“杭州大学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


        我教过11届、400多名学生,其中有新华社记者慎海雄、朱国贤、朱冬菊等。慎海雄在上海工作时,徐世平跟他开玩笑说:“我还是你师叔辈呢。”


        四、在新闻专业、新闻系当助教、讲师,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科研,出过教材《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纲要》、专著《浙江新闻简志》。《浙江新闻简志》送给方汉奇老师一本,方老师的评语是:“吴工圣同志的《浙江新闻简志》详载浙江近代以来全省各地历年所办的各类报刊的历史,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浙江新闻史、文化出版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浙江新闻简志》已为浙江图书馆收藏。


杭州二中红旗六盘山小分队队歌。


        1993年,我因不适应出了校门又进校门的生活,第二次摘下校徽,跳入“农门”。


        我感谢《农村信息报》,因为这里是我施展身手、为农民朋友服务的平台。“三农”工作辛苦,不少人千方百计要跳出“农门”。不少人怀疑我一个城市长大的大学毕业生能安心编农民报。


        农经系78级陈锡文同学说过,搞“三农”工作的人要对农民有感情。只要对农民有感情,关心农民疾苦,反映农民呼声,为农民服务,就能编好农民报。


        其实,我对农村、农业、农民并不陌生,我在“贫瘠甲天下”的宁夏六盘山区工作、生活了整整10年。


        1968年9月6日,作为老三届的一员,我和60名杭州同学、6名老师一起,告别父母,告别美丽的西子湖,到宁夏六盘山区的固原县什字路公社灯塔、刘沟、东山坡三个大队插队。


        我在东山坡二队落户,当了三年农民,身份从“学生”变成“贫下中农”。六盘山区是老少边穷地区,六盘山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过贡献。


        但是,解放19年后,六盘山区农民仍然过着“甜吃,黑揣,精勾子”的赤贫生活(没钱买盐,只能吃淡饭、酸菜,这是“甜吃”;没钱买煤油,晚上伸手不见五指,只能摸黑、早早睡觉,这是“黑揣”;没钱买布,一家人合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裤子,10岁上下的娃娃,不分男女,寒冬腊月,还光屁股、光脚丫,在冰天雪地里跑,这是“精勾子”),经济上没有翻身。


杭州二中红旗六盘山小分队,出征前在学校毛主席塑像前合影。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身体验,根本不会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六盘山区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青春年华是在六盘山下渡过的。


        我住在贫农郭大娘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艰苦的劳动、贫困的生活,改造我们的思想,磨练我们的意志,增长我们的才干。有三件事使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就是三下平凉。


        平凉是甘肃省的米粮川,比我们所在的什字路公社富裕。平凉在什字路东南100里。不少什字路的姑娘为了吃饱肚子,嫁到平凉。


        第一次下平凉,是1968年除夕,队长派我去补马车内胎。因几天的回程车票已卖完,我不愿在平凉白等几天多花队里的钱,便备足干粮,肩挎车胎,手握铁棒(因沿途有狼);除夕之夜,硬是孤身一人,在冰天雪地里走回什字路,行程百里,历时11小时。凌晨5点敲开公社邮电所老张的房门,在老张的热炕上美美睡到到大天亮。


        第二次下平凉,是1969年青黄不接之际,我随队里马车去平凉买救命粮——高价收购玉米。因怕被人发现,我们是夜间打着手电,走村入户买粮的。好不容易收足一车玉米,还是被人发现了,盘问中,对方得知我是杭州知青,是来“借粮”的(怕被人当着投机倒把,说秋后再来还粮,其实哪有粮还),便放行了。


        第三次下平凉,是1969年麦收季节,我在远离生产队十几里的寺沟里割麦子时,不慎将右手掌割破约两寸长的伤口,鲜血喷涌不止,社员们七手八脚帮我包扎止血。党员柳继文陪我走十几里山路回东山坡林场包扎,又用架子车拉我到10里外的公社卫生院治疗,最后拦运煤车送我到平凉地区医院手术。


杭州二中红旗六盘山小分队,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当时,我住在贫农郭大娘家里,为了给我补身子养伤,她把家里攒下准备换钱买盐买煤油的鸡蛋,全部留给我吃了。我和柳继文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去世。我连续几年给他寄自己编的报纸,希望通过报纸给六盘山区的父老乡亲送去脱贫致富的信息。


        这段经历,使我与农民有了共同语言,结下深厚的感情。这段经历,帮助我了解中国农民、中国国情:中国农民最贫困、最可爱、也最可伶。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党的四代领导历来重视农民、农业、农村。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更是多人当过知青。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黄土高原、延安窑洞里诞生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大业,是从农村开始的。江泽民说,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四个现代化。


        西部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要了解中国国情,就应到西部去,到西部农民中间去。


        在宁夏六盘山区的经历,影响我的一生,使我终生收益。我来自人民,上了大学就要回报人民。1992年9月至2010年3月,我在《农村信息报》当了18年编辑。《农村信息报》是一张“立足浙江,面向全国,为三农服务”的农民报,发行量20万份,拥有百万读者。


杭州二中红旗六盘山小分队,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因为当过农民,到农民报工作,我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胜任愉快,有了用武之地。我编的报纸,从形式到内容,比较贴近农民、贴近农业、贴近农村,受到农民读者的欢迎。


        18年中,我收到近千封读者来信。对每封来信,我都像朋友来信一样仔细阅读、认真处理。许多来信经改编后刊用,不适合见报的来信,都转到有关部门处理。


        读者来信拓宽了我的视野,帮助我了解农村的新变化和农民的新需求,使我结识了新朋友,为我编的版面增添新内容。


        农村长期缺医少药,医疗卫生知识极不普及,农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迫切需要医疗卫生知识。我编的“生活之友”版,介绍了农药中毒、稻田皮炎、谷痒症、粪毒症等四五十种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方法,很受读者喜爱。


        我自己患有“老慢支”,用偏方基本治愈,我也千方百计向读者推荐(治“老慢支”土方:三伏天,每天用半斤老姜,洗净捣烂,滤出姜汁擦患者的脖子和前胸。姜汁被吸收蒸发后,再穿上衣服,不要立即去洗澡或擦身。这样连续治疗10天,快者当年就能根除,慢者也能明显减少复发次数。每年到伏天都用此法治疗,能逐步根除。)


        “高医生信箱”栏目开设后,读者来信踊跃,先后收到近百封来信。出于对报纸的信任,不少读者敞开心扉,讲述一些对外人难以启齿的问题,如成人遗尿症能不能治好、近亲可不可以结婚、产后肥胖怎么办、被疯狗咬了怎么办等等。


作者(右)住在贫下中农郭大娘家里。郭大娘在帮忙铺垫被。


        我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问题,约请浙江医科大学、省防疫站、杭州红会医院、武警杭州医院、杭州妇幼保健院七八位医学专家,撰写了近20篇文章。这些文章见报后,既给患者解除病痛当参谋,又给广大读者上了卫生知识普及教育课,获得好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放开农副产品价格后,农民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许多农民读者来信表示,迫切需要致富信息、市场信息。为此,我向省粮食厅、省物资局、省畜牧局、杭州笕桥蔬菜公司等部门约稿,请他们及时为本报市场版提供“米袋子”、“菜篮子”、生产资料商品行情表。


        因为时效性强,为了及时见报,我经常骑车去取稿。商品行情表是密集型信息,一张表少则近百条信息,多则200多条信息。我参与编辑的《农村信息报》,曾获得华东地区优秀报纸二等奖。


        为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卖难,我在市场版开设“市场信箱”栏目,为滞销的农副产品牵线搭桥,找到销路。


        1998年,宁夏六盘山区西瓜丰收,1亿公斤西瓜愁销路,我立即编发了这条从互联网发现的信息,想为第二故乡瓜农解决卖瓜难。


东山坡大队的知青合影。


        一次,安徽岳西山鹰报社张斌来信反映,岳西县有10吨部优、省优“岳西翠兰”、“大别山绿茶”卖不掉,当地茶农心急如焚。我将这封来信编成百字快讯,以“岳西高山名优茶待销”为题刊发了。


        两个多月后,张斌寄来感谢信说:“这条快讯在读者中引起积极反响,两个月内,我收到80多封信,帮了茶农大忙,10吨陈茶销售一空,当年新茶也销出16吨,为大别山革命老区茶农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万元。”这条百字快讯,一字千金,一字万金,是一条非常成功的信息,是价值百万的信息,是受读者欢迎的信息。


        这也使我受到鼓舞、增添信心,要更加努力工作,开动脑筋,挖掘潜力,为农民读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根据读者的要求,我还开出一些本报的独家栏目,如“郝律师信箱”、“新闻园地”、“互助网”等,这些栏目都成为本报的名牌栏目、读者喜爱的栏目。“郝律师信箱”,约请法律专家撰稿,为农民读者解答法律难题、提供法律援助。


        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自成体系,它随着新闻事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而发展。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新闻学不能无师自通,掌握新闻学,必须靠学习、靠灌输、靠实践。


东山坡大队的知青合影。


        不少从事新闻报道多年的基层通讯员,由于没有学过新闻学,至今不懂新闻与公文、文学的区别,写的新闻不像新闻,因此大大增加编辑改稿的工作量,也影响报纸的质量。


        一位乡镇通讯员来信反映:“我们进城,走遍所有书店、书摊,都找不到介绍新闻写作知识的书籍。我们业余新闻写作者,既无人上课,又找不到书,哪能提高写作水平?”这代表了乡镇通讯员的现状和心声。不少通讯员来信询问,新闻应该怎么写。


        新闻实践提出了普及新闻学的要求,并把普及的对象定为县以下的基层通讯员和人数众多的新闻爱好者。新闻学的普及,有百益而无一害,它有利于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是值得倡导和支持的大好事。报纸在普及新闻学方面大有作为。


        “新闻园地”开设的目的是:“让新闻学走出书斋,面向广大读者,普及新闻学基础知识,大家都来学新闻、写新闻。”为了破除新闻学的神秘感,我在第一讲《大家都来学新闻写新闻》中写道;“新闻并不陌生,我们一天也离不开新闻……新闻也不神秘,凡是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能完整写百字书信的人、能看懂《农村信息报》的人,都能够学习写新闻。”


        “新闻园地”的文章文字力求通俗易懂,运用比喻、故事、新闻作品,深入浅出介绍新闻学常识。比如,介绍新闻五要素时,把它们比作新闻大家庭的五兄弟。“新闻园地”的文章采取连载的形式,每篇1000字,循序渐进,一篇讲一个题目。


东山坡大队的知青合影。


        文章从新闻学常识开讲,以新闻写作知识为主线,穿插新闻理论、新闻史等知识。先后介绍了新闻定义、新闻分类、新闻五要素、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结构、新闻导语、新闻主体、新闻背景、新闻结尾、新闻文风、新闻命中率等内容。其中穿插介绍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领导人的新闻思想,毛泽东、邓小平的新闻实践和新闻作品。还讲评了一些通讯员的来稿。


        我撰写了《大家都来学新闻写新闻》《新闻是个大家族》《提高新闻命中率》等26篇新闻学普及文章,共计2.6万字。“新闻园地”在读者中产生共鸣,深受基层通讯员和农村新闻爱好者的欢迎。他们在来信中称:“新闻园地办得好”,“贵报重视培养泥腿子通讯员”。他们将“新闻园地”的文章一期不漏地剪贴成册,作为学习资料。


        “互助网”是本报一个免费为农民读者提供服务的栏目,向农民读者承诺“农民有求,我们必应”。自1997年8月26日开设,5年中发表求购、求教、求医、待售等各类求助信息上千条,共计10万余字,免费为数以千计省内外读者解决生活、生产、经营等方面的困难。


        其中,1999年5月11日本报第四版,推出半个版的互助网豪华版,刊登求助信息多达45条,近5000字。“互助网”密切了报纸与读者的联系,为读者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深深扎根在读者心中。“互助网”曾参加浙江好新闻“好栏目”评选,至今还在本报沿用。


30年后,东山坡大队知青在杭州合影。


        能在编辑岗位上,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读者排忧解难,我感到无比快乐和幸福。2002年,我被评为“全国农民报十佳新闻工作者”,这是领导关心、同事支持的结果,是对我工作的认可,也算是对人大、老师、同学们一个交代。


(写于2013年9月。原载《新闻78是一篇散文》,北京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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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逆编辑、工圣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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