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我对媒体转型的再思考
胡舒立财新博客按：这是我12月23日在浙江大学的一个演讲，发在此求教方家。
2014年4月，我在这个论坛上讲过一次对传媒转型的看法，题目是“专业与创业——十字路口的中国新闻人”。当时正是我们这个行业真正感受到巨大冲击，媒体人纷纷转型创业的时候。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大家对许多问题还没有看得太清楚，我也只能点到为止。
经过近三年的观察、实践和思考，现在人们对行业转型有了更多的认识。我在这里谈谈自己的心得，仍然是不太成熟的看法。我始终觉得，媒体转型是一个长过程，而且和整体的社会转型直接相关，现在许多事还看不出清晰眉目。不过，一些端倪已经显现。
一、媒体转型的变与不变：从传统到传统
这些年业内谈得最多的就是媒体转型。
我过去办报、办刊，转型当然是从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不过，转到今天，到底是不是完成了转型呢？我们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财新传媒成立于2009年底。当时，我们这个团队离开《财经》杂志，想做一个全新的媒体，从创办之始，就是同步办杂志和新媒体：2010年1月11日，周刊正式出刊，当天财新网上线，4月就开通了客户端，视频也同步推出。在财新传媒，这些都是按产品线实施管理，多数产品是线上产品，会议也是O2O。
很显然，我们这个新生的媒体公司起步晚于许多互联网媒体，采取的是跨平台布局，已不是真正的传统媒体。
现在，即使是常规意义上的传统媒体，比如，许多体制内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也已不是纯粹的传统媒体，因为这些机构都有新媒体平台。最典型的就是人民日报社，拥有包括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日报微博、人民日报的一组微信公号，是一个跨平台的媒体集群。既然如此，人民日报作为整体，还算传统媒体吗？
现在绝大多数传统媒体都不仅有网站，还有所谓的“两微一端”，其声音基本上是通过新媒体渠道传递的。即使他们仍被归为传统媒体，也多是处于转型中的传统媒体。
2005年，当时还在《财经》，我提出应当办网，搞“网刊一体化”，记者要既写网稿也写杂志稿，内部完全不能接受，觉得我是要搞“大跃进”。当时我到美国去看，美国媒体也做不到这点。
写网稿的是另一支队伍，比如在《华盛顿邮报》，邮报网队伍不在华盛顿的邮报大楼，而在波托马克河对岸的弗吉尼亚，因为那里房价更便宜。到邮报网当记者，门槛也很低。《财经》杂志有个实习生，耶鲁大学毕业，在美国做了一年公益项目Teach for America的教师，然后在财新传媒实习一年，回去就能进邮报网。这在美国媒体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要进邮报本部，起码要三五年二线媒体的出色资历。邮报网本身就是二线水平了。
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在全世界，网刊（报）一体，记者跨平台作业，都已经相当普遍、理所当然了。
不过，融合归融合，财新传媒这样的媒体和纯粹的新媒体还是不一样。在行业转型上，我们可能属于已经初步完成融合的专业新闻媒体，即新闻传媒业的融合型OGC（Occupationally-generated Content）。
如果一定要按传统和新媒体两大范畴来区分，我们恐怕还是会被归为传统媒体。这是因为我们的核心价值仍然是传统的，在转型过程中不能抛弃，而必须坚守。
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其实就在于我们的新闻生产方式。新媒体的编辑部主要由众多编辑组成，采取新闻稿聚合与编辑改写模式，当然也偶尔辅之以约稿或专题性采写。但是，财新传媒的编辑部主要由新闻记者和编辑组成，一线采访的专业记者远远多于编辑，而且，我们的编辑也具备记者能力。编辑和记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记者，英文所说的journalists。另外，编辑部与经营部之间设有“防火墙”，确保新闻报道的独立、客观、公正。由这一切，构成了对读者的承诺。
无论如何转型，这个核心价值是不可能改变的，这是专业新闻机构的基石，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新闻专业主义传统。所以，如果一定要严格地按传统和新媒体的“二分法”分析当今的媒体，把我们归为传统媒体也无妨。
几年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我听路透社CEO讲过一个故事。那是他在评点《赫芬顿邮报》的女创办人阿里安娜·赫芬顿发言的时候说的。阿里安娜讲到，《赫芬顿邮报》现在也在聘请记者，而且在十几座城市开了记者站。这位CEO站起来说，我们都爱阿里安娜。我讲讲路透社：在路透社和汤姆逊数据合并一年以后，我们有过一次内部的检省。大家认为二者合并后对新闻质量有所忽视，所以，在修改公司宪章时，特地加了一句话：在世界上任何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路透社记者必须在现场！
路透社有2200名记者，600名摄影师。他说完，当时是全场肃然。
我更愿意强调，财新传媒这样的专业新闻机构，亦即融合型OGC，“记者在现场”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价值，这确实是传统的价值。当今是谈估值的时代，传统媒体的估值和新媒体差得那么远。但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实在是传统的，这是事实。
当然，在我们这个行业，我还观察到另一种情形，就是转型其实不仅属于传统媒体，也属于新媒体。传统媒体在载体平台、在表达方式、在传播渠道上，向新媒体转型，寻求融合；而新媒体，如果确实想承担新闻媒体功能，而且将继续承担这一功能，也需要转型，转为更多追求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核心价值。
近年来，有些新媒体甫一起步，就是互联网、客户端加传统的专业新闻组织结构，比如，英文世界的Quartz和Politico；在中国，澎湃是非常突出的。当然，澎湃是转型还是新生不太好界定，毕竟有《东方早报》的整体背景，不过，澎湃确实也更像遵循传统新闻生产方式的全新媒体。
另外，早年间那些成功的大型新媒体平台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赫芬顿邮报》，这些年一直在增加记者、建立采编队伍、建记者站，当然，其规模比起传统媒体大为不足，但也在转变。
中国国情不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成功的大型新媒体平台，现在对原创新闻相当看重，并开始有所尝试。这些大型新媒体平台还通过推动和支持众多自媒体平台的搭建，使原创新闻获得另一种生根发芽的机会。微信酝育出公号这样一种新的自媒体形态，推出认证“原创”功能，为新闻原创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当今分散在各种号，如微信公号、头条号、企鹅号、一点号之中的自媒体，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正是按新闻专业主义原则从事原创性生产，只是发展、整合尚待时日，道路仍然曲折。
机器人写稿、数据可视化、UGC分发，以及对已有新闻素材的聚合、编辑和再分发……这些新媒体的手段仍然在丰富新闻内容，提升表现力和传播效率，从而为市场所认可。但是，传统价值越来越居于核心地位，一线采访、一线记者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媒体、传统媒体皆然，前者在悄然转变，后者在苦苦坚守。虽然仍然面对许多困难，但我觉得这是希望。
二、影响力与市场分层
新闻媒体这个行业，很看重影响力，互联网革命使媒体的影响力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迅猛异常。
我记得《财经》杂志刚创办的时候，内容当然挺不错。但是，我们非常苦恼，一个月一本，都是新闻性内容，怎么让别人及时看到呢？同行们都说“内容是王”，但“王者”非常苦恼。我们就学习中国日报香港版的办法：他们每天出报之后，把重要内容摘要成几条，传真到香港的主要报纸，让他们第二天刊登。
我们也是这个办法：我请了一个朋友，每月付一点薄薪，让她负责，把挑好的稿子改成消息，然后传真到北京的一些主要报纸，比如当时活跃的《北京青年报》。光靠在报摊上卖，杂志这种形态，影响力形成可能非常慢。我们是靠的这个办法。
当然，你有一定影响之后，会有更多人去买，传真机就可以少用一些。
不过，《财经》杂志当年能够起飞，形成比较强大的影响力，还是靠网。当时，中国多家网站涌现，也不讲版权，杂志发表以后就到处转，的确能迅速扩大影响。我还记得报道“基金黑幕”的时候，封面设计很震撼，是一个男子戴着一副墨镜。那是“十一”长假期间，封面这个画面一上网，就到处在传。这篇报道第一作者是张志雄，他在上海看到这个封面，就非常激动，打电话跟我说：这个封面，到处都有，太厉害啦，太厉害啦！
新浪的汪延早年间跟我说过，舒立你得明白，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是肩并肩走到今天的。我完全同意。虽然版权问题是另一个层面关系到行业发展的大问题，但是，在影响力这一端，中国的OGC就是靠互联网获得非常迅速的发展，获得影响力。
传播学有个基本的道理，所谓从5%到20%，再到100%。在普遍意义上，在前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是通过影响20%，去影响100%的。互联网迅猛发展，普及渗透，已经极大地改变着传播路径。但是，影响什么人，结果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财新一方面与大型媒体平台合作，一方面坚持做自己的平台，因为我们是面向财经界专业人士，面向经济决策人群的，我们的能力所及主要是那20％左右。我们认为，能够影响这部分财经人群也是非常重要的。
新媒体时代，业务分成2B、2C，在这个简单区分里，财新网当然也是2C，但C和Ｃ有很大不同。我们和所有的新媒体，特别是大平台，不是竞争的而是互补的，可以协同发展，共赢发展。
现在市场判断媒体的价值，流量是主要标准，亦即UV、PV、DAU、开机数、下载数，视频还要看VV，这些都是一体化的基本标准。但我想请教，谁的UV，谁的PV，下载在谁的手机上，影响力波及哪个群体、哪个市场，国内还是国际?这里面的意义是否还是有区别的。
这就需要做深层次的数据研究，需要通过新的第三方独立机构的研究来提出新的指标，比如，影响力指数这样的量化指标来丰富和完善行业规则。市场需要这样的指标。对于媒体转型，这会是非常利好的事情。
这就让我想起当年美国的AC Nelson。在前互联网时代，美国媒体是靠付费发行做为广告定价标准的。AC Nelson曾进一步提出，报纸和杂志在发行之后，有多少人在看很重要，所以必须了解其读者量，也就是readership。他们通过读者数调查丰富了行业规则。当然，在前互联网时代，不可能有覆盖所有人群的超级媒体，所以，市场是比较好界定的，但是，仍然有市场的深度测评，这就是readership的产生。
伴随中国的媒体转型，业界会不会出现中国的AC Nelson呢？市场已经存在，需求正在抬头，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
三、创新发展的几项原则
谈产业发展，人们总是强调集中于主业。不过在互联网革命中，新闻媒体这个行业首当其冲，难度非常大。其传统的广告为主的商业模式已经被颠覆，现在广告在加速下滑，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我们一直主张积极探索内容收费模式，但现在看也不可寄望过高。目前，国际上部分优质媒体仍然能够屹立不倒，都与发展线上收费墙业务并且取得成功有关，例如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日本媒体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但也应当承认，互联网本身具备免费特征，用户更热衷于免费阅读。而且，新闻具备公共性，实行完全收费制必然直接冲击影响力。所以，即使Bloomberg也有免费部分，而且多数媒体想通过收费墙获得成功，都非常困难。
中文世界尤其如此，我想这可能与中文世界的版权保护程度比较低直接相关。如果微信的公号正在酝酿开启收费功能，这可能对业态会形成非常积极的影响。我们一直在做收费尝试，目前是《财新周刊》收费，下一步推出数据库也肯定要收费。
大势如此。所以，从专业新闻媒体从经营端来看，在继续原有模式，努力维持和增加广告收入的同时，收费模式只能审慎推进。在这样的格局下，行业整合不可避免，一定会出现退出。对有志有为的专业新闻媒体而言，我觉得绝不能采用美国媒体那种压缩编辑部支出、大规模裁员的办法来消减成本，而必须在创新中求发展。因此，不仅要勇敢地跨到新媒体的平台上，实现融和合大业，而且应当有跨度更大的创新探索。
这方面，同行们可能都有不少体会，我不必细讲，只说几条原则看法。
一是应当承认专业新闻媒体的各种创新尝试，相当一部分还是收入驱动型的，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盈利目标。因为专业新闻机构坚持的“记者在一线”的这种新闻编辑部模式，本身成本非常高昂；而旧有的广告收入为主的商业模式受到了颠覆性冲击，不足以支持成本。
不过，面对财务紧张的现状，我们还是不主张、不同意以创新为名，颠覆媒体正直性的基本原则，比如“防火墙”原则、利益冲突回避原则等。因为新闻媒体是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正直性就是生命线。这是底线。
二是新闻机构的内部创新，还是与离职个人创新有很大区别。就创新能否成功的前景而言，恐怕各有优劣。在两种情景下，都可能出现伟大的成功。在机构内部创新而获得成功，腾讯的微信可以说是迄今最光辉、最伟大的典范。也应当承认，机构的优秀个人纷纷出走，“孤独求胜”，创业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成功概率并不高。所以，应当尽可能开拓机构创新空间，研究机构创新的合理的组织制度安排，让内部创新成为发展动力。
三是必须承认，创新是必须的，但是，创新首先是需要花钱的，所以必须考虑创新成本。这里包括公司自有资金，也包括OPM，亦即外部资金，例如政府补贴、慈善捐助、风险资本或是资本市场其他资金，都是机会，分属不同的主体。不过，不管使用什么样的资金，机构都应当有好的治理结构，有财务纪律的约束。不管梦有多美好，多合理，无约束的造梦恐怕都难以持久，最后最终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四是专业新闻媒体的内部创新，其实是两个方向，一是做人所不为或少为，走在潮头，一是按已经看得比较清楚的商业模式，在存量的基础上做一块新的增量。前者风险大，失败的机率比较大，当然也是高收益型的；后者则相反，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当然，未必是伟大的成功。我觉得，处于转型途中的媒体应当比较务实地考量自己的比较优势，把握创新机会，步步为营，不要过分追求“炫”。
从国际上看，新闻媒体这个行业遭受了巨大冲击，但是，财经媒体大都能够生存下来，比如Dow Jones，Bloomberg，FT，当然最成功的是Economist。主要原因是这些公司，除了新闻媒体，还有一块相关性业务，即数据业务、指数业务、研究服务类业务。中国的市场没有充分分工，我们发展这块业务的机会应当是很大的。所以，近年来，财新传媒在这方面做了布局，财新智库公司现在已经初见形态，下面有三块业务，即研究服务业务、数据库和指数业务。
财新传媒也做一些科技含量比较大，在业内比较前沿的创新项目。比如，我们的数据可视化和视频领域的VR项目，这些应当说很受关注，也颇有名气。但是，因为盈利模式不够清晰，现在还在成长期，未来怎么发展，还在摸索。我们的方针还是步步为营，一方面整合到现有的大项目里，发挥协同效应，一方面寻求创投的支持进一步发展。
总之，媒体这个行业，虽然在外人眼里轰轰烈烈，故事多多，其实还是非常困难。这个行业有些像围城，在里面许多人想出去，但外面还有许多人想进入。这或许是变革时代的特征。至于财新传媒自己，将坚定地往前走。可能要一代人、几代人走下去，拥抱希望。
附：胡舒立两年前演讲：
创业与专业
——十字路口的中国新闻人
（2014年4月28日在浙江大学“全媒体高峰论坛”上）
谢谢吴飞教授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谈谈我最近对业内发展的一些思考。新闻媒体这个行业，近来出现许多变化和动荡，转型冲击强烈。因此，“创业”是我们这个行业最近的热词。我就想谈谈创业与专业的关系。
一、生死挑战
媒体转型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话题，并不新鲜。不过中国媒体，主要是平面媒体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一直沉浸在最近十多年繁荣的幸福惯性之中，从去年才真正地出现转型的紧迫感。直接原因就是去年媒体经营上遭受的巨大冲击：
我们知道，去年中国平面媒体的营收整体下滑25%；今年一季度，同比又下滑25%。媒体经营的前景突然变得如此暗淡。媒体谈转型谈了这么多年，其实到去年下半年，这个行业才出现非转不可的共识，而且承认转型迫在眉睫。不过，这时候举目四顾，可以看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非常险恶。
一，得以支持过去十多年媒体发展的经营模式，亦即广告模式，已经崩塌。广告市场虽然整体并没有大的萎缩，但是广告投放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广告市场，由过去的品牌branding、市场marketing、销售sales三并重，转为主要偏重销售、满足销售目标pro-sales。新兴的交互媒体更有助于广告商实现这种销售目标。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长期性问题，商业模式必须转换。一个行业改变其商业模式，这当然是最难最难的事情。
二，媒体运营在广告收入之外，还有发行收入，亦即我们所说的收费模式。但中国新闻媒体的数字媒体采用收费模式，显然难以成功。应当承认，互联网技术引致的知识产权挑战，是行业的共性。但在中国，新闻媒体做为一个行业，对自有版权的保护能力之低，可能也超过任何其他行业。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平面新闻媒体早在十余前年，就以低价或无偿的方式，自动放弃自有数字媒体版权。
这一巨大的战略失误，虽有其必然内涵，而且成就了中国互联网门户网站中的皎皎者，但也使平面媒体行业受到致命性损害。其直接结果，就是使平面媒体通过发展数字媒体收费业务补充广告收入，变得极为困难，可以说几无可能。西方主流英文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都是采用的收费模式，像纽约时报，目前已出现收费收入超过广告收入，电子媒体收入超过平面媒体收入的良性局面。
他们转型当然也非常难，但至少是已经通过拐点。这等于并行于传统的广告模式，新的收费模式也在成长。但中国新闻媒体，目前还看不到这种收费模式成长的机会。
三，由于特殊国情下的体制因素，中国的平面媒体行业虽然在事实已经成为一个大产业，但缺乏依靠市场进行整合的能力，行业效率相当低下。收购、兼并、破产、关闭等常见的市场手段，无法发挥作用。如今，这个行业已经到了没有退出就没有效率实现的阶段，但退出仍然极难极难。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媒体平台迅速扩张、创新不断，早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在这样的媒体版图中，传统新闻媒体又在面临生死考验。说到传统媒体，我们当然明白，现在绝不平台问题——所有的媒体都既有平面又有网站还有手机平台——现在的问题是基本模式，传统新闻媒体行业靠高成本投入支持一线采编，然后通过印刷并辅之以电子传播的这种商业模式，因为支持其收入的广告模式崩塌，而难以为继。变化是个过程，因此很长，但转折并且意识到转折，就是眼前。仿佛是昨天还烈火烹油，今天生死一线。
二、为什么创业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许多专业新闻人离开专业的大型媒体平台，寻求新媒体平台的创业。转型从个体开始，形成创业潮。
中国新闻媒体，我这里主要指以报纸为代表的平面媒体的转型，与外国同行不同，有两个特点。
一是时间更晚。英文主流媒体的转型震荡，我理解是在十年前，而且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加剧。中国则由于多重原因，特别是因为市场约束不足、经济形势较好等，行业真正感到震动，始于去年下半年。这比我们的国外同行晚十年左右。当然，现在还只是震动，不是真正的震荡。
二是媒体人较为主动。美国新闻界面对转型冲击，不仅出现报纸关张，还曾有过连续若干年的大规模裁员，到处都是一片愁云惨雾。中国媒体面对转型冲击尚未出现行业震荡和收缩，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新闻人，可说是比较出色的编辑记者离开专业岗位，下海创业。近来创业是如此频繁，以至听说哪位名记名编离职创业，已经不再是新闻。这些人总数或许并不很多，但极有代表性也有带动性，而且，现在正以加速度的方式，推动着媒体人的创业潮。
与此相同步，还有一些有组织的主动创业探索，包括一些媒体发布各种政策鼓励内部创业，也包括一些媒体以创业姿态做出脱胎换骨的结构性改变，更包括一些新闻人离开媒体加入新生的互联网公司媒体平台，等等。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局面呢？原因当然很多，首先是体制机制原因，这使许多新闻人在做出创业选择时，机会成本大大降低。此外，前几年一些新闻人的创业得到市场初步认可，在从天使、风险到成长型基金的资本接力中，已有小成，显然出某种示范作用；目前市场资金仍相对充分，众筹、P2P、一些小型创业基金活跃，正是创业潮的直接推动力；更重要的是，随着技术和商业创新，一些新的媒体表达方式的出现，特别是以“自媒体”为总称的各种小型媒体产品的涌现，极大降低了创业成本。这些，及其他原因，包括文化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国人特有的商业精神，恐怕都是这次创业潮兴起的缘由。
三、四组关系
这一轮新闻人的创业潮能持续多久？能够发展到多大规模？成败前景如何？其中有没有、有多大的泡沫和幻象？这些都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面对行业的困境和同行的激情，我觉得还是要看清一些基本关系。
1､ 个人与机构
新媒体创造了很多机会，比如微博、微信公号，还有各种自媒体平台，特别是那种以个人视频为内容的视频小制作平台。这些平台投入较小，但可以较快有收入，甚至可以赚钱。对财务前景暗淡的传统媒体来说，似乎出现了转型捷径。但我想提醒，就目前所看到的商业机会而言，应当说这些新媒体形式，只属于单个新闻工作者的转型窗口，并没有为新闻机构的转型，给出解决方案。而做大事，做新闻的大事业，是要靠机构、靠公司的。你跳上的或许是一条救生艇，但一条大船如何驶向明天，还需要更多的人，以更大的气慨和更切实的努力，共同探索答案。
2､ 成功与失败
最近我采访Elon Musk，问到他如此成功，有没有过失败？他就说，我只是这两年才算成功，过去的许多战役都是失败的。我觉得，创业固然要志在必得，但也要准备失败。本人，社会，包括我们这个行业，都要容忍先行者的失败。坦率地说，就个人而言，创业与专业是两回事，需要不同的素质。创业是潮，但，一是事实上只有少数人适合创业；二是创业者中只有少数人能成功。
所以我们鼓励创业，核心是激发创新精神，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奋斗精神，也应当为失败留出空间。敬佩创业获得成功，同样敬佩创业敢于言败。换句话说，创业潮的首要意义，更多的是奋斗精神。
3､ 政府与市场
创业本质上是商业行动。创业靠什么？因为我们媒体实际上是处在交叉口，很多人想政府的好处、体制的好处和市场的好处兼得。这是行业中人的常见心态。我只是提醒，且不说媒体与市场的关系，这些年已经有的认识和实践；现在我们追求的是朝向新媒体的转型，那必须明白新媒体天生是属于市场的，是中国这个转轨经济体的最完整、最开放的领域，所谓open sector。政府在新媒体领域只是守夜人。
当然我们的各级政依照惯性，恰恰是总想向市场伸手，很有冲动，在新媒体领域也可能如此。但中国毕竟在走在市场轨道上，而且会继续往前走。有此，则我们处在巨大的行业变局面前，应当更看清本质和趋势，应当明白，如果想靠着政府创业，恐怕是难以获得真正成功的。市场固然非常严酷，但也非常公平，经得起市场考验才算真英雄，失败也是虽败犹荣。
4､ 创新与坚守
我们新闻传播这个行业固然面临重大挑战，需要在传播渠道和表现方式上有革命性的改变，但仍然有其不变的灵魂，这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主体内容。特别是在中国，新闻这个行业真正以读者为尊，靠市场发展，才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新闻专业主义只是初有成长。而我们又面临双重转型：新技术带来的行业大转型，和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大转轨。
这当然会使每一个行业中人倍感艰辛，但也使我们因使命重大而不可或缺。无论如何，重要性才是重大机会。感知重要性，你就可以理解做为专业新闻人，在坚守中的机会。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的转型，是靠坚守和创新的双重努力推进的，而且是靠一大批人的紧密合作，靠新闻组织、新闻机构的坚守与创新的双重努力推进的。现在在世界范围，我们看得见的成功的曙光，都是这样一种整体努力的结果。在这里，创新和坚守都是多层次的，说到底，是转型的基本战略。
说到此，还是要回答我的题目：创业与专业。创业和专业能不能兼得？要不要兼得？如何兼得？这是当前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新闻人思考最多的问题。我想方向非常清楚，答案却无法完满。或许，要由我们一代人的不屈不挠的实践，去填写关于明天的答卷；要靠创新与坚守的双重努力，证明新闻专业主义可以基业长青。前程会非常艰辛，我们只有努力。
以上，是我对当前媒体人创业潮的粗浅观感，并不很成熟的看法。说到底，媒体转型过程很可能非常漫长，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前赴后继的努力，需要学术、教育和实践者的互助互动，切磋交流。这使我们今天的会议非常有意义。我也预祝今天大会成功。
谢谢大家。
（原载胡舒立财新博客，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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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