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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我对媒体转型的再思考

2016-12-27 胡舒立 新三届文苑

        胡舒立财新博客按:这是我12月23日在浙江大学的一个演讲,发在此求教方家。




        2014年4月,我在这个论坛上讲过一次对传媒转型的看法,题目是“专业与创业——十字路口的中国新闻人”。当时正是我们这个行业真正感受到巨大冲击,媒体人纷纷转型创业的时候。因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大家对许多问题还没有看得太清楚,我也只能点到为止。


        经过近三年的观察、实践和思考,现在人们对行业转型有了更多的认识。我在这里谈谈自己的心得,仍然是不太成熟的看法。我始终觉得,媒体转型是一个长过程,而且和整体的社会转型直接相关,现在许多事还看不出清晰眉目。不过,一些端倪已经显现。


一、媒体转型的变与不变:从传统到传统


        这些年业内谈得最多的就是媒体转型。


        我过去办报、办刊,转型当然是从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不过,转到今天,到底是不是完成了转型呢?我们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财新传媒成立于2009年底。当时,我们这个团队离开《财经》杂志,想做一个全新的媒体,从创办之始,就是同步办杂志和新媒体:2010年1月11日,周刊正式出刊,当天财新网上线,4月就开通了客户端,视频也同步推出。在财新传媒,这些都是按产品线实施管理,多数产品是线上产品,会议也是O2O。


        很显然,我们这个新生的媒体公司起步晚于许多互联网媒体,采取的是跨平台布局,已不是真正的传统媒体。


        现在,即使是常规意义上的传统媒体,比如,许多体制内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也已不是纯粹的传统媒体,因为这些机构都有新媒体平台。最典型的就是人民日报社,拥有包括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日报微博、人民日报的一组微信公号,是一个跨平台的媒体集群。既然如此,人民日报作为整体,还算传统媒体吗?


        现在绝大多数传统媒体都不仅有网站,还有所谓的“两微一端”,其声音基本上是通过新媒体渠道传递的。即使他们仍被归为传统媒体,也多是处于转型中的传统媒体。


        2005年,当时还在《财经》,我提出应当办网,搞“网刊一体化”,记者要既写网稿也写杂志稿,内部完全不能接受,觉得我是要搞“大跃进”。当时我到美国去看,美国媒体也做不到这点。


        写网稿的是另一支队伍,比如在《华盛顿邮报》,邮报网队伍不在华盛顿的邮报大楼,而在波托马克河对岸的弗吉尼亚,因为那里房价更便宜。到邮报网当记者,门槛也很低。《财经》杂志有个实习生,耶鲁大学毕业,在美国做了一年公益项目Teach for America的教师,然后在财新传媒实习一年,回去就能进邮报网。这在美国媒体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要进邮报本部,起码要三五年二线媒体的出色资历。邮报网本身就是二线水平了。


        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在全世界,网刊(报)一体,记者跨平台作业,都已经相当普遍、理所当然了。


        不过,融合归融合,财新传媒这样的媒体和纯粹的新媒体还是不一样。在行业转型上,我们可能属于已经初步完成融合的专业新闻媒体,即新闻传媒业的融合型OGC(Occupationally-generated Content)。


        如果一定要按传统和新媒体两大范畴来区分,我们恐怕还是会被归为传统媒体。这是因为我们的核心价值仍然是传统的,在转型过程中不能抛弃,而必须坚守。


        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其实就在于我们的新闻生产方式。新媒体的编辑部主要由众多编辑组成,采取新闻稿聚合与编辑改写模式,当然也偶尔辅之以约稿或专题性采写。但是,财新传媒的编辑部主要由新闻记者和编辑组成,一线采访的专业记者远远多于编辑,而且,我们的编辑也具备记者能力。编辑和记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记者,英文所说的journalists。另外,编辑部与经营部之间设有“防火墙”,确保新闻报道的独立、客观、公正。由这一切,构成了对读者的承诺。


        无论如何转型,这个核心价值是不可能改变的,这是专业新闻机构的基石,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新闻专业主义传统。所以,如果一定要严格地按传统和新媒体的“二分法”分析当今的媒体,把我们归为传统媒体也无妨。


        几年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我听路透社CEO讲过一个故事。那是他在评点《赫芬顿邮报》的女创办人阿里安娜·赫芬顿发言的时候说的。阿里安娜讲到,《赫芬顿邮报》现在也在聘请记者,而且在十几座城市开了记者站。这位CEO站起来说,我们都爱阿里安娜。我讲讲路透社:在路透社和汤姆逊数据合并一年以后,我们有过一次内部的检省。大家认为二者合并后对新闻质量有所忽视,所以,在修改公司宪章时,特地加了一句话:在世界上任何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路透社记者必须在现场!


        路透社有2200名记者,600名摄影师。他说完,当时是全场肃然。


        我更愿意强调,财新传媒这样的专业新闻机构,亦即融合型OGC,“记者在现场”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价值,这确实是传统的价值。当今是谈估值的时代,传统媒体的估值和新媒体差得那么远。但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实在是传统的,这是事实。


        当然,在我们这个行业,我还观察到另一种情形,就是转型其实不仅属于传统媒体,也属于新媒体。传统媒体在载体平台、在表达方式、在传播渠道上,向新媒体转型,寻求融合;而新媒体,如果确实想承担新闻媒体功能,而且将继续承担这一功能,也需要转型,转为更多追求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核心价值。


        近年来,有些新媒体甫一起步,就是互联网、客户端加传统的专业新闻组织结构,比如,英文世界的Quartz和Politico;在中国,澎湃是非常突出的。当然,澎湃是转型还是新生不太好界定,毕竟有《东方早报》的整体背景,不过,澎湃确实也更像遵循传统新闻生产方式的全新媒体。


        另外,早年间那些成功的大型新媒体平台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赫芬顿邮报》,这些年一直在增加记者、建立采编队伍、建记者站,当然,其规模比起传统媒体大为不足,但也在转变。


        中国国情不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成功的大型新媒体平台,现在对原创新闻相当看重,并开始有所尝试。这些大型新媒体平台还通过推动和支持众多自媒体平台的搭建,使原创新闻获得另一种生根发芽的机会。微信酝育出公号这样一种新的自媒体形态,推出认证“原创”功能,为新闻原创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当今分散在各种号,如微信公号、头条号、企鹅号、一点号之中的自媒体,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正是按新闻专业主义原则从事原创性生产,只是发展、整合尚待时日,道路仍然曲折。


        机器人写稿、数据可视化、UGC分发,以及对已有新闻素材的聚合、编辑和再分发……这些新媒体的手段仍然在丰富新闻内容,提升表现力和传播效率,从而为市场所认可。但是,传统价值越来越居于核心地位,一线采访、一线记者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媒体、传统媒体皆然,前者在悄然转变,后者在苦苦坚守。虽然仍然面对许多困难,但我觉得这是希望。


二、影响力与市场分层


        新闻媒体这个行业,很看重影响力,互联网革命使媒体的影响力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迅猛异常。


        我记得《财经》杂志刚创办的时候,内容当然挺不错。但是,我们非常苦恼,一个月一本,都是新闻性内容,怎么让别人及时看到呢?同行们都说“内容是王”,但“王者”非常苦恼。我们就学习中国日报香港版的办法:他们每天出报之后,把重要内容摘要成几条,传真到香港的主要报纸,让他们第二天刊登。


        我们也是这个办法:我请了一个朋友,每月付一点薄薪,让她负责,把挑好的稿子改成消息,然后传真到北京的一些主要报纸,比如当时活跃的《北京青年报》。光靠在报摊上卖,杂志这种形态,影响力形成可能非常慢。我们是靠的这个办法。


        当然,你有一定影响之后,会有更多人去买,传真机就可以少用一些。

不过,《财经》杂志当年能够起飞,形成比较强大的影响力,还是靠网。当时,中国多家网站涌现,也不讲版权,杂志发表以后就到处转,的确能迅速扩大影响。我还记得报道“基金黑幕”的时候,封面设计很震撼,是一个男子戴着一副墨镜。那是“十一”长假期间,封面这个画面一上网,就到处在传。这篇报道第一作者是张志雄,他在上海看到这个封面,就非常激动,打电话跟我说:这个封面,到处都有,太厉害啦,太厉害啦!


        新浪的汪延早年间跟我说过,舒立你得明白,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是肩并肩走到今天的。我完全同意。虽然版权问题是另一个层面关系到行业发展的大问题,但是,在影响力这一端,中国的OGC就是靠互联网获得非常迅速的发展,获得影响力。


        传播学有个基本的道理,所谓从5%到20%,再到100%。在普遍意义上,在前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是通过影响20%,去影响100%的。互联网迅猛发展,普及渗透,已经极大地改变着传播路径。但是,影响什么人,结果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财新一方面与大型媒体平台合作,一方面坚持做自己的平台,因为我们是面向财经界专业人士,面向经济决策人群的,我们的能力所及主要是那20%左右。我们认为,能够影响这部分财经人群也是非常重要的。


        新媒体时代,业务分成2B、2C,在这个简单区分里,财新网当然也是2C,但C和C有很大不同。我们和所有的新媒体,特别是大平台,不是竞争的而是互补的,可以协同发展,共赢发展。


        现在市场判断媒体的价值,流量是主要标准,亦即UV、PV、DAU、开机数、下载数,视频还要看VV,这些都是一体化的基本标准。但我想请教,谁的UV,谁的PV,下载在谁的手机上,影响力波及哪个群体、哪个市场,国内还是国际?这里面的意义是否还是有区别的。


        这就需要做深层次的数据研究,需要通过新的第三方独立机构的研究来提出新的指标,比如,影响力指数这样的量化指标来丰富和完善行业规则。市场需要这样的指标。对于媒体转型,这会是非常利好的事情。


        这就让我想起当年美国的AC Nelson。在前互联网时代,美国媒体是靠付费发行做为广告定价标准的。AC Nelson曾进一步提出,报纸和杂志在发行之后,有多少人在看很重要,所以必须了解其读者量,也就是readership。他们通过读者数调查丰富了行业规则。当然,在前互联网时代,不可能有覆盖所有人群的超级媒体,所以,市场是比较好界定的,但是,仍然有市场的深度测评,这就是readership的产生。


        伴随中国的媒体转型,业界会不会出现中国的AC Nelson呢?市场已经存在,需求正在抬头,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


三、创新发展的几项原则


        谈产业发展,人们总是强调集中于主业。不过在互联网革命中,新闻媒体这个行业首当其冲,难度非常大。其传统的广告为主的商业模式已经被颠覆,现在广告在加速下滑,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我们一直主张积极探索内容收费模式,但现在看也不可寄望过高。目前,国际上部分优质媒体仍然能够屹立不倒,都与发展线上收费墙业务并且取得成功有关,例如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日本媒体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但也应当承认,互联网本身具备免费特征,用户更热衷于免费阅读。而且,新闻具备公共性,实行完全收费制必然直接冲击影响力。所以,即使Bloomberg也有免费部分,而且多数媒体想通过收费墙获得成功,都非常困难。


        中文世界尤其如此,我想这可能与中文世界的版权保护程度比较低直接相关。如果微信的公号正在酝酿开启收费功能,这可能对业态会形成非常积极的影响。我们一直在做收费尝试,目前是《财新周刊》收费,下一步推出数据库也肯定要收费。


        大势如此。所以,从专业新闻媒体从经营端来看,在继续原有模式,努力维持和增加广告收入的同时,收费模式只能审慎推进。在这样的格局下,行业整合不可避免,一定会出现退出。对有志有为的专业新闻媒体而言,我觉得绝不能采用美国媒体那种压缩编辑部支出、大规模裁员的办法来消减成本,而必须在创新中求发展。因此,不仅要勇敢地跨到新媒体的平台上,实现融和合大业,而且应当有跨度更大的创新探索。


        这方面,同行们可能都有不少体会,我不必细讲,只说几条原则看法。


        一是应当承认专业新闻媒体的各种创新尝试,相当一部分还是收入驱动型的,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盈利目标。因为专业新闻机构坚持的“记者在一线”的这种新闻编辑部模式,本身成本非常高昂;而旧有的广告收入为主的商业模式受到了颠覆性冲击,不足以支持成本。


        不过,面对财务紧张的现状,我们还是不主张、不同意以创新为名,颠覆媒体正直性的基本原则,比如“防火墙”原则、利益冲突回避原则等。因为新闻媒体是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正直性就是生命线。这是底线。


        二是新闻机构的内部创新,还是与离职个人创新有很大区别。就创新能否成功的前景而言,恐怕各有优劣。在两种情景下,都可能出现伟大的成功。在机构内部创新而获得成功,腾讯的微信可以说是迄今最光辉、最伟大的典范。也应当承认,机构的优秀个人纷纷出走,“孤独求胜”,创业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成功概率并不高。所以,应当尽可能开拓机构创新空间,研究机构创新的合理的组织制度安排,让内部创新成为发展动力。


        三是必须承认,创新是必须的,但是,创新首先是需要花钱的,所以必须考虑创新成本。这里包括公司自有资金,也包括OPM,亦即外部资金,例如政府补贴、慈善捐助、风险资本或是资本市场其他资金,都是机会,分属不同的主体。不过,不管使用什么样的资金,机构都应当有好的治理结构,有财务纪律的约束。不管梦有多美好,多合理,无约束的造梦恐怕都难以持久,最后最终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四是专业新闻媒体的内部创新,其实是两个方向,一是做人所不为或少为,走在潮头,一是按已经看得比较清楚的商业模式,在存量的基础上做一块新的增量。前者风险大,失败的机率比较大,当然也是高收益型的;后者则相反,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当然,未必是伟大的成功。我觉得,处于转型途中的媒体应当比较务实地考量自己的比较优势,把握创新机会,步步为营,不要过分追求“炫”。


        从国际上看,新闻媒体这个行业遭受了巨大冲击,但是,财经媒体大都能够生存下来,比如Dow Jones,Bloomberg,FT,当然最成功的是Economist。主要原因是这些公司,除了新闻媒体,还有一块相关性业务,即数据业务、指数业务、研究服务类业务。中国的市场没有充分分工,我们发展这块业务的机会应当是很大的。所以,近年来,财新传媒在这方面做了布局,财新智库公司现在已经初见形态,下面有三块业务,即研究服务业务、数据库和指数业务。


        财新传媒也做一些科技含量比较大,在业内比较前沿的创新项目。比如,我们的数据可视化和视频领域的VR项目,这些应当说很受关注,也颇有名气。但是,因为盈利模式不够清晰,现在还在成长期,未来怎么发展,还在摸索。我们的方针还是步步为营,一方面整合到现有的大项目里,发挥协同效应,一方面寻求创投的支持进一步发展。


        总之,媒体这个行业,虽然在外人眼里轰轰烈烈,故事多多,其实还是非常困难。这个行业有些像围城,在里面许多人想出去,但外面还有许多人想进入。这或许是变革时代的特征。至于财新传媒自己,将坚定地往前走。可能要一代人、几代人走下去,拥抱希望。



:胡舒立两年前演讲


创业与专业

——十字路口的中国新闻人


(2014年4月28日在浙江大学“全媒体高峰论坛”上)


        谢谢吴飞教授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谈谈我最近对业内发展的一些思考。新闻媒体这个行业,近来出现许多变化和动荡,转型冲击强烈。因此,“创业”是我们这个行业最近的热词。我就想谈谈创业与专业的关系。


一、生死挑战


        媒体转型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话题,并不新鲜。不过中国媒体,主要是平面媒体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一直沉浸在最近十多年繁荣的幸福惯性之中,从去年才真正地出现转型的紧迫感。直接原因就是去年媒体经营上遭受的巨大冲击:


        我们知道,去年中国平面媒体的营收整体下滑25%;今年一季度,同比又下滑25%。媒体经营的前景突然变得如此暗淡。媒体谈转型谈了这么多年,其实到去年下半年,这个行业才出现非转不可的共识,而且承认转型迫在眉睫。不过,这时候举目四顾,可以看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非常险恶。


        一,得以支持过去十多年媒体发展的经营模式,亦即广告模式,已经崩塌。广告市场虽然整体并没有大的萎缩,但是广告投放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广告市场,由过去的品牌branding、市场marketing、销售sales三并重,转为主要偏重销售、满足销售目标pro-sales。新兴的交互媒体更有助于广告商实现这种销售目标。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长期性问题,商业模式必须转换。一个行业改变其商业模式,这当然是最难最难的事情。


        二,媒体运营在广告收入之外,还有发行收入,亦即我们所说的收费模式。但中国新闻媒体的数字媒体采用收费模式,显然难以成功。应当承认,互联网技术引致的知识产权挑战,是行业的共性。但在中国,新闻媒体做为一个行业,对自有版权的保护能力之低,可能也超过任何其他行业。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平面新闻媒体早在十余前年,就以低价或无偿的方式,自动放弃自有数字媒体版权。


        这一巨大的战略失误,虽有其必然内涵,而且成就了中国互联网门户网站中的皎皎者,但也使平面媒体行业受到致命性损害。其直接结果,就是使平面媒体通过发展数字媒体收费业务补充广告收入,变得极为困难,可以说几无可能。西方主流英文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都是采用的收费模式,像纽约时报,目前已出现收费收入超过广告收入,电子媒体收入超过平面媒体收入的良性局面。


        他们转型当然也非常难,但至少是已经通过拐点。这等于并行于传统的广告模式,新的收费模式也在成长。但中国新闻媒体,目前还看不到这种收费模式成长的机会。


        三,由于特殊国情下的体制因素,中国的平面媒体行业虽然在事实已经成为一个大产业,但缺乏依靠市场进行整合的能力,行业效率相当低下。收购、兼并、破产、关闭等常见的市场手段,无法发挥作用。如今,这个行业已经到了没有退出就没有效率实现的阶段,但退出仍然极难极难。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媒体平台迅速扩张、创新不断,早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在这样的媒体版图中,传统新闻媒体又在面临生死考验。说到传统媒体,我们当然明白,现在绝不平台问题——所有的媒体都既有平面又有网站还有手机平台——现在的问题是基本模式,传统新闻媒体行业靠高成本投入支持一线采编,然后通过印刷并辅之以电子传播的这种商业模式,因为支持其收入的广告模式崩塌,而难以为继。变化是个过程,因此很长,但转折并且意识到转折,就是眼前。仿佛是昨天还烈火烹油,今天生死一线。


二、为什么创业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许多专业新闻人离开专业的大型媒体平台,寻求新媒体平台的创业。转型从个体开始,形成创业潮。


        中国新闻媒体,我这里主要指以报纸为代表的平面媒体的转型,与外国同行不同,有两个特点。


        一是时间更晚。英文主流媒体的转型震荡,我理解是在十年前,而且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加剧。中国则由于多重原因,特别是因为市场约束不足、经济形势较好等,行业真正感到震动,始于去年下半年。这比我们的国外同行晚十年左右。当然,现在还只是震动,不是真正的震荡。


        二是媒体人较为主动。美国新闻界面对转型冲击,不仅出现报纸关张,还曾有过连续若干年的大规模裁员,到处都是一片愁云惨雾。中国媒体面对转型冲击尚未出现行业震荡和收缩,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新闻人,可说是比较出色的编辑记者离开专业岗位,下海创业。近来创业是如此频繁,以至听说哪位名记名编离职创业,已经不再是新闻。这些人总数或许并不很多,但极有代表性也有带动性,而且,现在正以加速度的方式,推动着媒体人的创业潮。


        与此相同步,还有一些有组织的主动创业探索,包括一些媒体发布各种政策鼓励内部创业,也包括一些媒体以创业姿态做出脱胎换骨的结构性改变,更包括一些新闻人离开媒体加入新生的互联网公司媒体平台,等等。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局面呢?原因当然很多,首先是体制机制原因,这使许多新闻人在做出创业选择时,机会成本大大降低。此外,前几年一些新闻人的创业得到市场初步认可,在从天使、风险到成长型基金的资本接力中,已有小成,显然出某种示范作用;目前市场资金仍相对充分,众筹、P2P、一些小型创业基金活跃,正是创业潮的直接推动力;更重要的是,随着技术和商业创新,一些新的媒体表达方式的出现,特别是以“自媒体”为总称的各种小型媒体产品的涌现,极大降低了创业成本。这些,及其他原因,包括文化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国人特有的商业精神,恐怕都是这次创业潮兴起的缘由。


三、四组关系


        这一轮新闻人的创业潮能持续多久?能够发展到多大规模?成败前景如何?其中有没有、有多大的泡沫和幻象?这些都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面对行业的困境和同行的激情,我觉得还是要看清一些基本关系。


        1、 个人与机构


        新媒体创造了很多机会,比如微博、微信公号,还有各种自媒体平台,特别是那种以个人视频为内容的视频小制作平台。这些平台投入较小,但可以较快有收入,甚至可以赚钱。对财务前景暗淡的传统媒体来说,似乎出现了转型捷径。但我想提醒,就目前所看到的商业机会而言,应当说这些新媒体形式,只属于单个新闻工作者的转型窗口,并没有为新闻机构的转型,给出解决方案。而做大事,做新闻的大事业,是要靠机构、靠公司的。你跳上的或许是一条救生艇,但一条大船如何驶向明天,还需要更多的人,以更大的气慨和更切实的努力,共同探索答案。


        2、 成功与失败


        最近我采访Elon Musk,问到他如此成功,有没有过失败?他就说,我只是这两年才算成功,过去的许多战役都是失败的。我觉得,创业固然要志在必得,但也要准备失败。本人,社会,包括我们这个行业,都要容忍先行者的失败。坦率地说,就个人而言,创业与专业是两回事,需要不同的素质。创业是潮,但,一是事实上只有少数人适合创业;二是创业者中只有少数人能成功。


        所以我们鼓励创业,核心是激发创新精神,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奋斗精神,也应当为失败留出空间。敬佩创业获得成功,同样敬佩创业敢于言败。换句话说,创业潮的首要意义,更多的是奋斗精神。


        3、 政府与市场


        创业本质上是商业行动。创业靠什么?因为我们媒体实际上是处在交叉口,很多人想政府的好处、体制的好处和市场的好处兼得。这是行业中人的常见心态。我只是提醒,且不说媒体与市场的关系,这些年已经有的认识和实践;现在我们追求的是朝向新媒体的转型,那必须明白新媒体天生是属于市场的,是中国这个转轨经济体的最完整、最开放的领域,所谓open sector。政府在新媒体领域只是守夜人。


        当然我们的各级政依照惯性,恰恰是总想向市场伸手,很有冲动,在新媒体领域也可能如此。但中国毕竟在走在市场轨道上,而且会继续往前走。有此,则我们处在巨大的行业变局面前,应当更看清本质和趋势,应当明白,如果想靠着政府创业,恐怕是难以获得真正成功的。市场固然非常严酷,但也非常公平,经得起市场考验才算真英雄,失败也是虽败犹荣。


        4、 创新与坚守


        我们新闻传播这个行业固然面临重大挑战,需要在传播渠道和表现方式上有革命性的改变,但仍然有其不变的灵魂,这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主体内容。特别是在中国,新闻这个行业真正以读者为尊,靠市场发展,才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新闻专业主义只是初有成长。而我们又面临双重转型:新技术带来的行业大转型,和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大转轨。


        这当然会使每一个行业中人倍感艰辛,但也使我们因使命重大而不可或缺。无论如何,重要性才是重大机会。感知重要性,你就可以理解做为专业新闻人,在坚守中的机会。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的转型,是靠坚守和创新的双重努力推进的,而且是靠一大批人的紧密合作,靠新闻组织、新闻机构的坚守与创新的双重努力推进的。现在在世界范围,我们看得见的成功的曙光,都是这样一种整体努力的结果。在这里,创新和坚守都是多层次的,说到底,是转型的基本战略。


        说到此,还是要回答我的题目:创业与专业。创业和专业能不能兼得?要不要兼得?如何兼得?这是当前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新闻人思考最多的问题。我想方向非常清楚,答案却无法完满。或许,要由我们一代人的不屈不挠的实践,去填写关于明天的答卷;要靠创新与坚守的双重努力,证明新闻专业主义可以基业长青。前程会非常艰辛,我们只有努力。


        以上,是我对当前媒体人创业潮的粗浅观感,并不很成熟的看法。说到底,媒体转型过程很可能非常漫长,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前赴后继的努力,需要学术、教育和实践者的互助互动,切磋交流。这使我们今天的会议非常有意义。我也预祝今天大会成功。


        谢谢大家。


(原载胡舒立财新博客,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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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逆编辑、工圣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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