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波：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作者简介：
文章作者姜波，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全国记协理事。
图片摄影张援春，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现已退休。
张援春（左）独行南美，昨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闲逛。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事实上我从未离开你，即使在我狂野不羁的日子里，我也承诺不离开你……”由毁誉参半的歌坛巨星麦当娜演唱的这首歌曲，迅速在全世界走红，并成为经典，虽说在阿根廷引起一阵抗议。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是那个著名得像神话一样的庇隆夫人（艾娃·庇隆）的一句名言。“庇隆夫人”的声誉是历史性的、世界性的。甚至在艾娃去世50多年后的今天，阿根廷政治家在竞选总统时，未来的“第一夫人”还会以自己要成为“庇隆夫人”为口号来为自己的丈夫赢得选票。我们在巴西阿根廷边界巴西一侧的伊瓜苏市的一次拉美风情晚会上看到，当大屏幕打出艾娃·庇隆的巨幅照片时，全场欢声雷动。
庇隆，一个有争议的阿根廷领袖。
胡安·庇隆、叫艾娃的庇隆夫人，还有那个叫马丁内斯的、当过副总统和总统的庇隆夫人，在阿根廷最近60多年的岁月中，留下了长长、挥之不去的投影，相当程度地左右着这个国家的历史轨迹……
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清新的空气”的意思，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字，实在有些太长。不过，这个当年的“美洲巴黎”，曾吸引着万千欧洲的达官贵人。11月初夏盛开的蓝楹花（jacaranda）把这个都市染得片片紫红。
街头探戈。
迷人的探戈还是那般肉感、火爆、奔放。这种发迹于青楼酒巷的舞蹈，曾长期不被上流社会所接受，直到后来在巴黎大为流行后，才成为世界性的社交“高雅语言”，并成为阿根廷的艺术象征；但在其发祥地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更多表现的却是孤独、绝望，甚至是感官刺激。布满了探戈舞厅的圣特尔莫区十分欧化，就连街上的青石板都是上百年前从欧洲运来的，当年向欧洲运送粮食的轮船归途中压舱底的青石板，今天都成为阿根廷人的骄傲。不过，这是一种已经风化了骄傲。
南美最大的步行街佛罗里达大街还是那般灯红酒绿，新马德里港的高级餐厅还是永不停歇地高朋满座，遍布城市的咖啡馆还是一如既往地热闹非凡。在这个少有玻璃幕墙式摩天大楼和现代建筑的都市里，那无数座雕刻着精美石像的铺着大理石阶梯的大楼，透视着曾有的豪华；大片大片的绿色植被和按法国巴黎模式规划的井然有序的街道及路上优雅的行人，似乎无言地诉说着依稀的辉煌。不过，经过岁月的风霜雨雪，这一切似乎正逐渐成为遥远的韶华已逝的感叹。
布宜诺斯艾利斯街景。
全世界最宽的“七·九”大街还是那样车水马龙、气象万千。在这条146米宽的大街上，中间有一条宽宽的隔离带，光单向主路就有7车线，再是一条不太宽的隔离带，辅路还有3车线。这是1937年时因交通滞塞而扩建的。60多年前，这个城市就因汽车与马车混杂而造成堵车，那是怎样的“现代化”情景呀！而今天，破旧而杂牌的车流似乎对街中上百米高的方尖纪念碑发泄着不满与抱怨。
经过马拉多纳、巴蒂斯图塔留下足迹的博卡青年足球队的主场地，就是五颜六色的卡米尼托街区，这是欧洲第一批移民的集聚地，也是探戈舞的发祥地。这五颜六色还有一番来历。据说当年从意大利热那亚来的轮船抵达这里后，返航前都要刷漆一遍，孤独的单身漆工为了排泄寂寞，用剩下的油漆在满街“涂鸭”，使得这条有无数摊贩出售工艺品的古董小街，有一种浓浓的欧洲情调。在小街的尽头是港湾的码头，停泊的船只却铁锈斑斑；再加上混浊不堪的污水、破破烂烂的堤岸，废墟般的景象给人以不知身置何处、“今夕是何年”之感。
方尖纪念碑。
走过一段坑洼不平的高速公路，再乘船经过一段臭气熏天的帕拉纳河，就是风景如画的老虎洲。这块2.1万平方公里的沟渠交错的冲积平原上，扶疏树影下的那数不清的别墅都是那般精致典雅，据说国家总统的别墅也在这里，可大都年久失修；每幢别墅旁还有一座简易码头，不过，有游艇的码头寥寥无几，寂寞冷清；青石水泥堤岸很多已被冲垮，多用木板和铁皮遮挡着，显示着一种凄凉的败像。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可是，谁会为阿根廷哭泣呢？军人夺权、马岛战争、经济溃退、首都骚乱、足球队在世界杯上一败再败……近年的历史总是这样痛苦地拨动着阿根廷人记忆的琴弦。
1906年完工的议会大厦，模仿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
阿根廷，曾是欧洲人眼中“南美的天堂”。是的，与南美其他国家不同，阿根廷97％的人口是欧洲白人的后裔，尤其以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居多，他们也以“南美的欧洲”而自诩，“穿着像法国人，举止像英国人，思想情感像德国人”；27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远远高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而且土地肥沃，曾是“世界的粮仓和肉库”；与南美其他国家一样，气候宜人，风调雨顺，没有大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而且远离两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摧残；尽管曾长年遭受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但在1810年就驱逐了西班牙人，在1816年正式宣布独立，仅比美国晚三四十年，也曾长期实行着“代议制民主”；阿根廷的首都曾是世界的时尚和高雅艺术中心，全国的文化教育水平一直较高，曾涌现出几位获诺贝尔奖的大科学家和像博尔赫斯这样的文学大师。
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
一切的“顺风顺水”，使得阿根廷在20世纪初期成为世界少有的富庶之国，据说当时的国家财富可居世界前五位。当时的农场主拥有的财富近乎于天文数字，比起美国的石油大亨或铁路大王来一点也不逊色，以至于曾有经济学家讨论阿根廷经济何时能赶超美国。
然而，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这一切都似乎成了过往烟云。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这个人均收入曾达到近万美元的国家，2004年的人均收入反而只有3650多美元，在世界排名第62位。当然，这多少有汇率扭曲的因素，因为比索与美元的汇率从1991年1：1被迫调整为2004年的3：1。
地铁里的演奏者。
从世界前10位滑落到现在60位开外，而且如同在一条长长的隧道里爬行却看不到尽头的亮光一样，阿根廷这究竟是怎么了？
有人说，阿根廷今天的困境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失败，采取了过长时间的“进口替代”战略，尽管也基本建成现代工业体系，但至今农产品和原材料仍占出口总额的50％以上。但是，产业结构与阿根廷基本相同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却被公认进入了发达国家“俱乐部”。
有人说，阿根廷今天的困境在于没有像华尔街那样在全球呼风唤雨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对现代经济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除了英国、美国在经济加速阶段相当程度地借用了资本市场的力量外，其他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力量似乎并不明显，即使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日本，也是在经济相当成熟以后，东京证券交易所才成为“世界级”的。
Galerias Pacifico，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华丽大型购物中心，天花板上的绘画装饰。
有人说，阿根廷今天的困境在于他们同南美大陆各国一样信奉天主教。因为马克斯·韦伯那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断言，信奉新教的地区才是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壤。可是，且不说欧洲一些国家也信奉着天主教，就是一些信奉佛教或是根本就是无神论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并没有什么基督教的背景，却也昂然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有人说，阿根廷今天的困境在于国民不够勤奋，热衷于咖啡和探戈，耽于极乐消费而不去储蓄，而且社会精英逃避责任。当然，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可能与其勤奋的“国民性”有关，但嘲笑亚洲人为“工作狂般的蚂蚁”的欧洲人虽然早已很“发达”了，可很难把他们的成功与勤奋相连。
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区一隅。
有人说，阿根廷今天的困境在于其实行的举国单一制，而不是北美式的联邦制。的确，中央的大一统集权往往容易扼杀经济的活力，而地方分权更有利于创新。可纵观已经成功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地方分权未必都采取联邦制的形式，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就印证了这一点。
有人说，阿根廷今天的困境在于政策的摇摆，一会儿将外国资本国有化，一会儿又无节制地开放市场，一会儿限制外币流出，一会儿又举债如天文数字；40年间，汇率制度经历了7次变迁，经济学家所能设想出的招数全都用上了。其实，政策的松紧反复是世界性的做法，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而且政策大幅度摇摆只是表象……
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
20世纪30年代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时刻。经历了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后，完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宣告破产，人类向何处去？在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信奉国家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分子执掌了国家政权，已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老大的美国此时也是各种思潮泛滥，“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用混合经济的方式改良了资本主义，而且在于比较彻底地铲除了法西斯主义蔓延的可能性。
同样是经历着世界性的大萧条，阿根廷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1930年9月，一伙军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在军政权的支持下，法西斯势力组织了准军事组织“阿根廷公民团”；尽管次年军人就把政权移交了，但大选上台执政的仍是军人出身的将军；大规模门户开放给英美资本以更多的特权，引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35年成立的“阿根廷青年激进导向力量”，提出了“全面民主”和“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两个口号似乎成了其后70年阿根廷一切政治斗争的纲领。
布宜诺斯艾利斯唐人街。
1943年6月，曾在阿根廷驻意大利使馆当过海军武官的庇隆参与了青年军官发动的武装政变；其后庇隆成立了少校军官团，并于1945年创立了庇隆主义党，并在次年的选举中获胜而当选为总统，开始了两度各达十年的执政生涯（1946～1955、1973～1974）。
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实行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第三条道路”的庇隆将军，实质上是以军队和劳工组织为两大政权支柱，在民主的旗号下实行的是一种民粹主义。现代民族国家一般都实行“代议制民主”，而卢梭的“直接民主”的政治理想也许只能在他长期生活的瑞士等“小国寡民”地区才能实行。
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
庇隆将军利用了下层民众对社会精英统治的“制度性不信任”，大张旗鼓地“诉诸民意”，动辄就搞“全民公决”，而自己往往利用较高的个人声望，成为"顺应民意"的最后决定者。庇隆将军本人深得这种“全面民主”之福——在当选总统之前的军官起义中庇隆被捕，是成千上万下层民众声势浩大的示威和暴动，迫使军人集团释放了庇隆。被军事政变推翻后在欧洲流亡了18年的庇隆，也是在下层群众的拥戴下再次成为总统的。
这种“全面民主”，实质上使现代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议会长期“边缘化”，抽掉了现代民主政治“共和”与“制衡”的精髓，很容易形成“多数人暴政”，是一种操纵社会舆论的反民主行为，就如《带一本书去巴黎》所表述的那样，往往具有盲动性和血腥味。所谓的“全民公决”，常常成为阶级对立、族群撕裂的工具。
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区一隅。
这是庇隆将军留给阿根廷最大的“政治遗产”。即使是在庇隆之后，阿根廷长年处于军人政权与文人政权交替执政状态，直到1982年马岛战争失败后加尔铁里将军下台为止。而且每逢大选，就有人打出屡试不爽的“顺应民意”的旗号，社会上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游行和罢工，要求长工资和改善福利；历届上台的政府哪怕长期财政赤字也要兑现“许诺”，这种轮番式的加薪不断引发通货膨胀，1989年的通货膨胀率竟达到1342％！
上世纪前叶阿根廷经济空前的繁荣，掩盖了一个致命的社会“毒瘤”，就是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在200多个“寡头”手中，社会收入差距相当悬殊。尽管在所谓的“顺应民意”的旗帜下，政府不断地给各个行业的人们长工资，但螺旋式的加薪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经济政治结构。2002年时，全国竟有1900万人即总人口的53％处于贫困线下！
街头示威者。
这个昔日“世界的粮仓和肉库”竟有900万人即24％的人口处于赤贫状态！最富有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从上世纪70年代的6倍扩大到2002年的46倍！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地使一些中产阶级的人们沦落到贫困阶层，而且恐慌的预期又使得富人们忙于把资产转移到国外，有资料说阿根廷富人在国外的存款与整个国家外债额几乎等同。
经济上的极度悬殊的财富差距，使得阶级间的对立日趋尖锐。在政治上，庇隆将军执政时期，作为政权支柱的工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即使后来的军政权极力削弱工会的力量，但工会的政治影响依然十分强大，1983年军政权结束后，工会力量东山再起，而且基本处于庇隆主义运动的控制之下。可以说，二战后阿根廷的政治斗争，就是以民众主义为特征的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之间的长期较量。
街头示威者。
阿根廷的劳工组织经过庇隆将军等政治家的“精心培育”，再加上屡遭压制屡次崛起的经历，使得“全面民主”旗号下的罢工游行司空见惯，而且具有相当的“不妥协性”。一个社会的“伤口”就这样无休无止地长期撕裂着而难以愈合，整个国家始终处于动荡飘摇之中，缺乏“善治”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基础，很难像日本与德国战后、韩国结束军人统治以后那样，全社会获得一个斗争与妥协兼容、制衡与协调相济的大环境，使国家政权顺利地实现平稳过渡。
本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使阿根廷的经济下降了20％多。经济危机引发了社会危机，200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度出现骚乱，死伤几百人；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有4位总统像走马灯一样短命闪现……
街头示威者。
清晨五点多钟，急急忙忙起床奔赴机场赶去巴西的航班。路过火车站时，那一大片贫民窟使人心悸，这也是南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成为这个美丽城市的一大“景观””。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宽阔的拉普拉塔河，给薄薄的晨雾染上一层金辉。
我想起《百年孤独》结尾的一句话：“命中注定要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决不会出现世上的第二次机会。”不过，我却似乎相信，阿根廷应该会有机会的，上天不应该这样残酷。
布宜诺斯艾利斯街景。
到了机场，我们被告知：航班无定时延误，因为机场工人罢工了，昨天已经罢工一天了，今天会罢工到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这时，《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旋律似乎又在我耳边响起……
（文章原载《经济》2006年第1期，图片由张援春摄影并提供，小号获许可推送。）
布宜诺斯艾利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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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