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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平:挑战企鹅帝国的重量级媒体人(下)

2016-11-06 徐世平 新三届文苑

         老编的话:这两天,东方网总裁徐世平挑战企鹅帝国游戏规则的两封公开信,烧红了中国互联网的半边天,由此引发的广泛讨论,注定成为中国新闻界2016年度的现象级事件。


        57岁的徐世平到底何许人也?早年,他大学新闻系科班毕业,曾是沪上知名记者编辑、评论员。后来,他是上海东方网创始人,曾任上海市新闻办副主任、网信办主任。他跨越平面媒体与互联网媒体,兼有内容生产者、行业管理者、媒体经营者多重身份,是中国媒体界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士。徐世平还担任中国记协理事,上海记协副主席,全国互联网新闻服务工作者委员会委员。    


        本号昨天转载了徐世平职业经历自述(点击阅读徐世平:三十年如烟旧事),今天转载徐世平大学历程的一组旧文,有助朋友们更加深入了解徐世平其人其事。


人民大学78级新闻系毕业合影。后排左1作者


红一楼205室  

 

        1978年10月20日凌晨,乘22次特快列车抵京。


        同行的,还有一位市东中学的学生。叫魏忠良。我进了新闻系,他进了经济信息系。说来也巧,我们两位的中学班主任,后来都当上了杨浦区的副区长。我的班主任叫常泽民,他的班主任是吴光裕。这位吴老师,更是了得,现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我的同学潘大冈和魏忠良的同学周国良,则同为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同学。看来,我们有缘份。

 

        我们俩抱着铺盖行李,出得北京站,依然是繁星满天。站前广场,中国人民大学新生接待站,只有牌,没有人。于是,我们俩决定自己找到学校去。103路公交车坐到动物园,然后换乘332路,到双榆树站下车。


        中国人民大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不像学校,倒像兵营。到处都是军人,还有好多地方,有军人站岗。我们甚至怀疑,是否走错地方。原来,这一年,人大刚刚复校,占用学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尚未搬走。这个背景,后来导致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学潮。相关情况,我会另文详述(点击阅读徐世平:经历学潮

 

        我们的宿舍是红一楼205室。房间很小。八个床位。住了七个学生。基本是从外地考到北京来的学生。当时,由于学校用房困难,北京地区的学生,只能走读。我们七个同学,年龄背景都大不相同。这也是77、78两届大学生的基本特征。据说,这两届学生,全国共有1168万考生,77年录取了23万人,78年录取了42万人。录取比例大约为二十比一。学生年龄差异很大,最小的15岁,最大的32岁。我们班,有一个叫陈宝田的,便已是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严格地说,我们宿舍有两个北京人。一个叫李建华,他是从青海考来的。家在北京,在青海工作。另有一位,叫秦朗,因为住在北京的丰台,路途较远,学校同意让他住校。李建华年龄较大,入学时已年近三十。他好写诗,当时朦胧诗盛行,他也是好手之一。


        秦朗同我年龄相仿。因为我们俩都很懒惰,同学们称我们为少爷。他是“大少”,我是“二少”。有一年,父亲到北京开会,到学校来看我,对秦朗印象深刻。因为秦朗的床单,脏得几乎印着一个人影。当然,我的床单也差不太多。

 

参与导致人大罢课事件的第一张大字报。左起:徐世平、尹韵公、秦朗、卓培荣、马克、余良军。


        我们宿舍,还有两位同学,后来都大有名气。一位叫尹韵公,从四川考来,他写得一手好的书法,也喜欢研究历史。大学期间,他就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质疑赤壁之战的学术论文。依他的观点,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物质基础,发生所谓的“赤壁大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结论,充其量也就是“赤壁小战”而已。曹操的八十万大军,那是后人吹出来的。尹韵公一直从本科读到了博士,好读书,是他的特点。现在,此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当所长,也是一个正局级的研究型领导。

 

        另一位同学叫卓培荣,从福建三明市钢铁厂考来。毕业后分到了新华社,后任福建分社副社长,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副所长,同我的好朋友陆小华是搭档。

 

        我们宿舍也有一个特别的人。他叫范保祝。江苏人。此公在校期间,一直特立独行。几乎不同任何人打交道,他每天早晨第一个起床,然后抱着一个热水瓶出门。晚上则是最后一个回宿舍。学习之认真,全班无人能及。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却不是全班最好的。我记得,我们考古代汉语,别人不认识的生僻字词,只要去问范保祝,他准能答出来。但是,考试的成绩,范保祝最多也就是中等水平。


        大学毕业,范保祝分配回了江苏。从此,此公像人间蒸发一样,没有任何音讯。然而,两年前,范保祝突然在网上出现,他居然弄了一个我们班级的网站,成了我们同学彼此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一举动,让我们全班的人都吓了一跳。

 

        我们宿舍还有两位同学,一位叫余良军,现在经济日报当领导,另一位叫马克,现在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据说也是一位局级领导了。至于我们班级,出名的人更不少。比如,那个经济界大大有名的胡舒立,现为《财经》杂志主编。等等。 


筹建广播站

 

        我们进校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非常简陋,学校几乎什么都没有。说是大学,可能都比不上我儿子现在上的中学。


作者(前排左5)参与北京市高校第19届学生田径运动会报道。

 

        我天性好动,整天琢磨着能干点什么。我在我们班级不出挑儿,因为我们班的历届生太多。他们既有城府,有水平,也比我们有钱——他们是带薪上学的。我们则不同,每个月要靠家里寄来的几十块钱,然常常前吃后空。我经常向同宿舍的卓培荣同学借钱,五块十块,以解燃眉之急。因此,我瞄上了校刊,去上面写点至今看来“狗屁不是”的东西,也能挣个三五块钱,可以用来喝酒。写着写着,对此类事情,陡生兴致。


        学潮之后,广播的功能体现出来。校团委决定要筹建广播站。当时的校团委副书记(可能是书记,忘了)叫邱进,中共党史专业,我们关系不错。这位邱进,后来好生了得,官至国家某重要权力机构的副部长。他向我透露了筹建广播站的事情。我很感动,立即动手,着手筹建。我领的任务,是组建广播站的记者组。


        我是组长,至于成员,我找来的,都是年龄较小的同学,既有同班的,有杨新、张亚等等。他们是北京同学,一个后来去了新影厂,一个去了法制日报,如今是副总编辑了。也有79级的同学,比如我记得,当时有董中原、刘玉亭等人。这两个,也是有作有为,一个后来当了王兆国的秘书,另一位,官至国家工商总局的副局长。其他的人,都叫不上名了,忘记了。看来,当了官,容易记住。人的劣根性。

 

        校广播站的设施很简单,笨重的录音机,以及盘状的录音带。话筒,也是电影里经常看到的粗笨工具。好在我们工作很认真,很敬业。设备的好坏,对我们没有影响。我们的唯一追求,是在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向全校同学播出我们制作的新闻节目。广播站的节目,受到师生的好评。毕竟,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声音。董中原、刘玉亭都是好记者,他们写了不少颇受欢迎的校园新闻。

 

        198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迎来了建校三十周年的校庆。首都体育馆,举行了颇为热闹的校庆。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都有出席。校广播站的任务,自然忙碌。在我的倡议下,我们决定制作一个录音报道。我们搬了笨重的录音机去了现场,将领导的讲话片断录下,然后回到学校剪辑,一遍一遍翻听,一遍一遍录下我们的现场报道。很辛苦,然而,我们的录音报道,获得极高评价。那个时候,我甚至决定,下半辈子,一定要去做广播。我坚信我是一个好的广播记者。


 人大游泳队集体合影。其中某人为本文作者。


        当时,做广播,节目来源很困难,也没有如今遍地都是的盗版CD或VCD。天天做新闻,学校是没有这么多新闻可做的,我便琢磨着出新。我读大学的时候,喜欢吹笛子和箫。尤其是箫,同学们评价较高,说我是“吹箫引凤”。当然,箫吹了,凤没有引到。我们班的女同学,几乎都比我大,而且基本有主,我也不便插足。有一天,我尝试着将我自编的作品,搬到广播站去播,居然受到欢迎。其中有一段,我称其为《思乡曲》,至今难忘。可惜这段曲子,我没有记下谱,甚为遗憾。

 

        毕业十几年之后,我回过一次学校,并特意去了一趟广播站。然而,物是人非,一切都变了。竟没有什么的记忆。一位小同学在录音间的门口,问我找谁?我呵呵一笑,不答。其实,我在找我自己。只是,找不到了。

 

感谢邓丽君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因气喘病发猝逝泰国清迈,享年42岁。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新民体育报》审看大样。楞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大样上签的名字,居然是“邓丽君”。于是,苦笑。


        邓丽君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大约是在1980年。当时,我们刚从样版戏的单调旋律中走出来,邓丽君的歌声,如清风拂面。我记得,邓丽君正在美国和东南亚巡回演出,据说,小平同志也甚为欣赏邓丽君独特的歌声。


        当然,我们在当时根本无法目睹邓丽君的巡回演出风采,她的歌声,几乎都是从翻录的磁带中朦胧而来,并通过劣质的单喇叭或者双喇叭的录音机充分演绎。我有一个饭盒状的录音机,本来是用来学英语的,但是,它经常播放的却是邓丽君的歌。我的英文没有学好,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前左2)与大学游泳队同学游览北京十渡。

 

        在我的日记中,仍留有记录邓丽君的诸多文字。比如,邓丽君的档案:河北省大名人, 1953年1月29 日出生于台湾省褒忠乡田洋村,身高: 165cm,体重: 47公斤,O型血。她喜欢紫色和桃色,喜欢跳舞,喜欢网球,喜欢网球装和牛仔服,喜欢青草香型的香水。喜欢洋娃娃。那时候,没有互联网,记录下这些东西,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这些举动非常犯忌。因此,记录的时候,要偷偷摸摸,并在前面加一点“冠冕堂皇”的话。


        邓丽君的照片,也找不到十分清晰的(说明当时的盗版水平亦很差劲),总有一种朦胧感。喜欢邓丽君,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尽管,嘴上不能说。不能说的原因,是大陆并不认同这一位歌手,说她唱的歌是“资产阶段情调”。据说,她甚至还跑到金门去慰问“国军”,大唱《梅花》。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邓丽君简直罪不可恕。

 

        邓丽君的歌,《我只在乎你》、《小城故事》、《梅花》、《忘不了》、《如果没有你》、《甜蜜蜜》、《船》等等,几乎都烂熟于胸。但是,我最喜欢的歌,还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喜欢这首歌,当然也是有原因的。1980年12月,北京的几位同年龄的同学,偷偷地从外面搬来一个四喇叭的录音机,我记得,是“三洋”的。他们悄悄地告诉我,晚上要过圣诞。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圣诞节”的词儿。很新奇。


        入夜之后,我们潜入一间教室,放起了邓丽君的歌,并点燃了蜡烛。张伟光同学(这位老哥故事甚多,可点击阅读张伟光:红旗下的蛋,还邀来了几位异性,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和当时的北京工学院(简称京工)等院校。


        这些异性同学之中,有一位叫高放的北大女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在一起跳舞,伴着《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歌声,彼此相拥,共度美好时光。当然,我们都很单纯,有激情,却是分寸有余。这位女生,仅见此一面,却一生难忘。这一晚,我总算明白了,什么叫情调,什么叫爱慕。


烛光舞会之后的留影。

 

        那个时代,我们似乎在进行一场人性的“复兴运动”,我们在不自不觉中,对过去各类作品里充斥的“革命”爱情,充满了极度的反叛。当年,有一部中篇小说,名叫《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礼平,大胆地对人生和爱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学们争相传阅,并纷纷与主人公南姗进行心灵的对话。


        这部作品,从今天的角度看,不过是一部普通的小说,有点像中学生写的作文。但在当时,对我们却产生了极大的震憾。这是为什么?道理简单。因为我们所处的年代,太缺人生情感的表达和宣泄了。这也就是邓丽君能直接闯进我们心扉的十分重要的时代原因,邓丽君的歌声撼动了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东西。这种源自心灵的爆发,是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阻隔的。


        因此,我感激邓丽君。 

 

"一报两刊"

 

        读中学的时候,我在学校编过“学工学农”的油印小报,刻过钢板,写得一手挺好看的仿宋字。没想到,在大学期间又重操旧业了。

 

        当时,大学生都有一种出版的冲动,各种校园刊物如雨后春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当时共有两个刊物、一个墙报。我们统称为“一报两刊”。两刊,我记得是《大学生》在前,是由刘扬、李培禹、杨大明和祁林等北京走读的同学自发编印的。这本刊物,是铅字印刷的。


        也许,北京同学,在本地更有办法,他们的出版物,弄成了铅字,确实挺让人羡慕。《大学生》的内容也相当不错。刘扬是一个才子,颇具创新思维。此人毕业后去了中国青年报,后又从报社辞职下海,当过澳门卫视的总裁,在北京开过“知识银行”,谋划过湄公河流域的电视网,最近又听说跑去开发油砂矿了。


        李培禹则是一个文学青年,有点愤青,他写的诗,很能忽悠人。当年的北京晚报,便发过一首他写的《被晚风吹累的贝壳》的诗,很感人,赚人眼泪。《大学生》杂志在当年的人大校园之中,质量也算是名列前茅的。

 

        《大学生》发行(不能用“出版”一词)后,我们这些外地的同学,也有了冲动。于是,以我们宿舍为骨干,开始筹划《新地》杂志。我印象之中,除了不与人掺和的范保祝,所有人都参与了此项工作。卓培荣、余良军和我,在负责内容编辑的同时,还承担了刻钢板的任务。应该说,卓、余两位,都用本体字(他俩的字很好),而我则用仿宋体。



作者(左5)与新闻系78级同学。


        《新地》的第一期,有文艺评论、小说、散文、诗歌和歌曲。按今天的标准,就是一本纯文学刊物,与新闻根本无关。这本油印刊物,我们大胆地决定“定价”发行,定价两角。因为,我们认为,铅字与否,并不决定刊物的优劣。然而,定价的方式,自然受到市场制约,第一期只卖出三本,令人失望。没有办法,便只好送了。


        这本杂志,一共只出了三期,既有精力,也有成本,还有校园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原因,我们撑不住了。

 

        校园刊物的繁荣,后来催生了《这一代》。北大、人大、以及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十三所高校的学生刊物,大约在1981年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份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刊物,取名《这一代》,由各个学校的学生刊物轮流主办。第一期是由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学生刊物主办。但是,这份刊物只出了一期,便因为复杂的原因而夭折。而第一期的刊物,其中的篇幅,被删节了大约四分之一。有一篇小说,干脆全部被删节了。我至今仍保留着这一本刊物的“残本”(删节本)。

 

        学生刊物大都寿命不长。但是,我们班级的墙报,则办得生机勃勃。我们的墙报,从其形式来说,是自助式的。很有点互联网的特点。同学们写了东西,可以自己贴上去,放在一个相关的框架内。这种方式,很受欢迎。


        墙报刊发过很多好文章。有一篇文章,很有冲击力。我记得,当时北京市政府取缔“西单民主墙”,引发学生反弹。我们班的张善炬同学,仿李斯的《谏逐客书》,写了一篇《谏拆墙书》,大受好评。张善炬是上海人,早年随家支援“三线建设”,去了贵州。他才华横溢,思想解放,戴一副黑边眼镜,斯斯文文。


        毕业后,张善炬去了贵州日报工作,很快便显露才华,官至编委兼总编室主任。然而,张善炬后因在八八风波中的表现,仕途戛然而止。几年之后,他才重新出山,任贵州都市报副总编辑,西部开发报总编辑。最近我突然听说,张善炬得了癌症,不知道近况如何。这些天,真想找个机会去一趟贵州,想同他说点什么……因为我们班70余人,如今都好好的,他也应该会好好的。


 作者(前中)与同学京郊春游。


到西北去


        1981年寒假刚过,新闻系即安排78级的大实习。当时有北京、天津、河南和甘肃四个方向。我们约20位同学,选择了西北。

         

        1981年2月26日,我们登上西去的列车。整整40个小时,经北线,穿越内蒙古、宁夏的沙漠与河套,到达甘肃省会兰州。我们有一半人,去了兰州日报,有罗杰、老焦等人。我们则被安排到甘肃日报。带队老师姓梅,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


        在甘肃日报实习的一帮同学,被安排到一个会议室改建的大宿舍里,像兵营的统铺。我记得,实习组长是孙琪刚,一位宁波籍的学生同学讯。副组长为周建明,毕业后留校,既做学问也做官,一路做到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这间宿舍,至今不忘的事情,仍是在抵达的第一个晚上,有人在铺板上发现了臭虫。我们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臭虫是什么样,根本不知道,只知道在“四害”之列。一位家在农村的同学告诉我们:“哇,看有臭虫。”我们都有一种汗毛倒竖的感觉。

 

        休整了三天。天天打牌拱猪,外加捉臭虫。然后便是漫无目的地在兰州市面上乱逛。第四天,我们被分配到甘肃日报的各个部门。我与杨新贵,去了甘肃日报的要闻部。杨新贵是四川荣县人,据说,父亲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厨师。


        杨新贵是从驻藏部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他是我们班四个穿军装的同学之一。另两位男生,名叫刘南昌和陈湘安,两人目前均在香港,一个在亚洲电视,也是香港的评论名嘴之一,另一个则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还有一位女兵,就是胡舒立。


        我同杨新贵,性格差异很大。他很外露,属于强悍一类的人。我们两位结伴外出采访,同人吵架的,总是他。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配合默契。


        有一次,我们去麦积山采访,偶遇山林大火。据了解,这是一起由于管理不善引发的火灾。我们决定采写一篇批评报道,去有关林场调查的时候,此公几次同接待方吵起来,几乎弄得不可收拾。


        杨新贵毕业后角度多次转换,先是留校,然后去了中组部,后又到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和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先后任办公厅副主任和集团办公厅主任。


 作者(右)与同学刘南昌。


        甘肃日报的要闻部,无疑是该报最重要的部门。当时的部主任是田世英先生,一个十分厚道的本地人。他待人和气,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十分照顾。只要有采访的机会,他都是会周到安排,对我们的稿件,他也尽可能地予以发表。


        大约十年之后,田世英先生当上了甘肃日报的总编辑,我估计,他的厚道,可能是他升职的主要因素。要闻部副主任名叫由炬耀。山东汉子,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业务功底深厚。当时,他人到中年,却显得十分苍老,发须均与发白。他是带我们实习的老师,曾领着我们去河西走廊采访,并一字一句地改我们写的新闻稿与评论稿。不过,他对甘肃,似乎印象不佳。


        我记得,他经常对我们讲,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让他的儿子,将来考大学考到东边的沿海地区去。由老师后来也当上了甘肃日报的副总编辑。前几年已退休。我不知道,他的儿子是否最终考上了东边沿海地区的大学。


昭君已出塞

 

        上世纪80年代初,兰州给人的感觉,相当开放。城里的年轻女子,似乎都很喜欢穿红色的喇叭长裤,在大街小巷拖来扫去、招摇过市。这种着装,用今天的眼光,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文革刚过,“奇装异服”的概念,仍未消除。兰州女人的勇敢,可见一斑。

 

        看惯了京城里的黑灰,兰州的色彩,是令人躁动的。我们这一帮同学,在甘肃日报实习的,一般是在全省跑,出了兰州,情景徒变。从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到陇南山区和天水林区,接触到的人,都是属于中国基层最最原生的一批人。他们的生活,大约几十年都没有改变。尤其是陇中地区,素有“陇中苦甲天下”的说法。


        当地的农民,全家人几乎只有一两条裤子,需要轮流出门。这些地区缺水严重,生活用水都要从几公里外的地方,用牛车去拉,以至于当地的鸟儿,都能区分水车的空载与满载,也算是奇观之一。相比之下,红色而繁荣的兰州,便如沙漠绿洲。那帮在兰州日报实习的同学,也像生活在“孤岛”一样,相当快活。


参加入学30周年庆典,作者在人民大学校训石前。2008年。

  

        罗杰、老焦等人,我们的年龄相仿。他们在兰州日报,跑城市新闻,也包括文化艺术。有一次,我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高寒山区回到兰州,便听说一件新闻。罗杰认识了一位兰州话剧团的小姑娘,已在热恋之中。我记得,她姓茅。名叫什么,忘记了。于是,我们便一起约了吃饭。主要是想看看这位茅姑娘,姿色如何。


        呵,茅姑娘如约而来。甫一见面,我们均有惊愕之色。她也穿着一条红色的长裤,但十分清纯可爱,更像一位江南女子。对我们来说,看惯了“红两团”(指高原地区妇女,常年寒风劲吹而面颊多有两块红),初见茅姑娘,有愰若隔世之感。晚餐之后,我们彼此都很高兴。主要是为罗杰高兴。这小子,还真有一手。


        我同罗杰,是班上最要好的同学。他从云南考来北京,是我们班年龄最小者之一。我们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包括爱情方面的隐私话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还替我给一位心仪已久的姑娘传过话。当然,没有什么结果。罗杰毕业后回了云南,长期在云南日报工作,担任过记者部主任、副总编辑。几年前,他也走了仕途,官至云南省委的副秘书长。

 

        茅姑娘是一位话剧演员。当时,著名导演谢晋先生,正准备筹拍《王昭君》。很多报纸,都在刊登谢大导演寻找昭君的消息。有一天,罗杰跑来甘肃日报,同我谈起,说是小茅姑娘就是一个挺合适的昭君人选啊。茅姑娘也有这样的心志。于是,我们决定帮忙。要策划策划,帮助茅姑娘成为王昭君。


        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回上海过暑假,北京同学老焦(绰号而已,他其实叫张岳庚,是我们班唯一一位去过南极的人)则与我同行,我们此行的主要使命之一,便是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带着茅姑娘的照片,去找谢晋导演。


        我们俩傻乎乎的,找到上影厂,径直说要找谢导。门卫瞧了我们半天,有点莫名其妙。问原由,我们也不说。只是说事情重要,非要见了谢导演再说。于是,门卫传话进去。我们俩顶着烈日,在门口等。整整等了两个多小时,谢导演都没有露面。我们大失所望。有一种愧疚的心情,真对不起罗杰和茅姑娘。

 

        谢晋的《王昭君》后来没有拍成,原因不详。但是,我们则想,没有茅姑娘,他怎么可能找得到合适的角色呢?昔日昭君已出塞而去,而今日昭君,他却居然视而不见,这也是天数。罗杰与茅姑娘,最终没有结合。什么原因,我们也不清楚。不过,罗杰对这位“昭君姑娘”至今仍有怀念。不提。

 

参加人民大学新闻学院50周年庆典,作者(右4)与78级同学在一起。2005年。


河西走廊

 

        知道河西走廊,是因为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我是读新闻的,对新闻界的前辈,一向祟拜。1936年,范长江在天津《大公报》完成了中国式的西行漫记。在他的书中,我读到了“金张掖、银武威、秦十万”的说法。

 

        1981年3月,初春时节。我有了一次河西走廊之行。那一年,全国都在进行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为主题的农村改革。但是,土地承包之后,亦带来不少问题。比如,农业机械、水利设施等公共设施的管理与使用,便成为麻烦之一。


        当时,《甘肃日报》总编辑刘爱芝先生,亦是一位思想解放,且有自己主见的新闻人。刘先生任职之时,恰逢宋平同志在甘肃主政。他后来调入北京,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大致同这一层人脉是有关联的。


        刘总编辑十分关心农村改革话题,提出要去河西走廊调查研究,要拟出报告,供领导决策参考。于是,要闻部副主任由炬耀带着几个人,以及两个实习生:杨新贵和我,跟着刘爱芝先生,考察河西去了。


        我印象之中,当时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先生的太太、时任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陈慎瑶同志,也在考察之列。此人工作作风质朴,保持了老八路的光荣传统。

 

        我们一行经过十几个小时,从兰州经武威抵达张掖。所谓的金张掖,就是指张掖。它位于著名的丝绸之路上。乃要津之一。张掖自然条件较好,经祁连山雪水的滋润,土地肥沃。说来不信,这个地方,还盛产水稻,口味极佳。


        到了张掖,县委书记介绍情况之后,我们几个便分头下乡。我领了两项任务。一是到乌江公社的安镇大队十一小队采访,二是到该公社的谢家湾大队第五小队采访。一个是富裕的生产队,一个是比较贫困的生产队。乌江镇古称乌江堡,昔日相当繁荣。至今,当年的城堡遗迹仍历历在目。


        安镇十一队的队长,叫吴国才。农村土地改革,他显然是一个受益者。新盖的瓦房,独立的小院,很多东西,看来都是新置办的。当天晚上,我同吴队长一起盘腿在他家的炕上吃饭。一瓶劣质的白酒,一人一半,一大盘大葱炒鸡蛋,几个烧饼,有滋有味。


        然而,谢家湾五队的蒲队长,却是穷光蛋一个,人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不像村干部。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晚餐,是一碗杂面。入夜,他把最好的地方腾出来,让我睡,自己则睡到柴房里去了。


        这一夜,让我很难受。我在想,农村改革是一个好政策,但也是一个大政策,具体到农民,则还要看地理环境和个人的天份。这个社会,向来是不会事事公平的。我离开蒲队长家的时候,特意给他们一家拍了不少的照片。这一家,似乎是第一次看见照相机,紧张得不得了。

 

        张掖这个地方,地域辽阔。我是南方人,没有去过北方。处处新奇,处处感叹。当时下乡采访,没有交通工具。经常靠两条腿。我记得,我从安镇大队到谢家湾大队,约有40里路。吴队长给我指了大致的方向,然后我便上路了。那天,头上是蓝天,左边是皑皑祁连雪山,右边远处是茫茫戈壁滩。这种情景,至今无法忘怀。处在那样的环境,你才能明白,什么叫气势,什么叫胸怀。


        40里路,我走了好几个小时。渴了,便喝一口从祁连山上流下的雪水,甘甜无比。这段路,我几乎没有见着什么人。半道仰面躺地上休息,见着一个赶车的老农。他甚是奇怪。过来打招呼。我说,我是从北京来,来采访。他茫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可能,他根本不知道,北京是哪里?是干什么的地方。

 

        20多年来,我一直牵挂那些个地方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是否改善,精神生活是否提升。前几年,有机会回了一次甘肃,看了一些地方。心情依然沉重。这也促使我下决心,努力促成以东方网的名义,在甘肃捐赠了一所希望小学。


参加人民大学新闻学院60周年庆典,作者(右1)与老师和同学合影。2015年。


路行万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乃古人的成才之道。人生四十,想来遗憾。书未读破万卷,不过,路倒是走了不少。在北京读书的几年,利用寒暑假回沪的机会,京沪间的名胜古迹,几乎踏遍。虽说是“到处一游”性质,日积月累,也能够感悟自然与人文的深厚积淀,让人学会思考,懂得谦卑持重,知道忍辱负重。

 

        1981年7月,甘肃日报的实习生活结束。一帮同学积极策划,趁机游历名山大川。应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旅游计划。我们计划经宝鸡,沿宝成铁路进川,经成都、乐山、峨眉、重庆,然后过长江三峡,至武汉、九江,再上庐山、黄山,入浙江境内,由杭州回沪。北京同学,则再由沪北上,经南京、泰山回家。这一大圈,何止万里?


        我转弯抹角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新闻专业,学习是多方面的,并复述了古人的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言下之意,旅行也是学习。要旅行,就要花钱。诸如此类。信是早早地寄出了,但迟迟没有回音。有点失望。那个时候,不能自食其力,一切都要靠父母供给,也是无话可说。


        不过,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400元钱。哇。这可是一大笔钱呐。我记得,当时我在学校的伙食费,一月才十几块钱。一辆13型锰钢自行车,也不过200元。那可是家庭的“三大件”之一啊。我高兴极了,有了这笔钱,我足以路行万里而不觉手头拮据。

 

        7月初,我们一行十几个同学,从兰州出发。当时的火车,条件很差。为了省钱,我们都是坐硬座车厢。车厢里人很多,几乎连挪动的余地都没有。我们这帮同学,都能吃苦,怪办法也不少。比如,累了乏了,便会轮流钻到座位下去睡觉,我们称之为“屁股下面的卧铺”。住的地方,也是几块钱的招待所。有时候,干脆在街上过一夜,天当被,地当床,却也豪情满怀。吃就更简单,在成都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是担担面,吃得肚子里火辣辣的。

 

        我们的旅行,相当不顺利。游过峨眉、乐山,我们回到成都,遇到了连日大雨。听当地人说,成都这个地方,每年七八月,算是雨季,且有“西蜀漏天”之说。那年的大雨,导致川西地区山洪爆发,冲毁了公路铁路的桥梁。成都突然成了孤岛。哪儿都去不了。一耽搁,就是好几天。


        这时,我们的旅行团队的同学发生动摇,有两位同学,坐飞机跑了,我们称之为逃跑主义者,与张国焘无异。还有几位,撑到了重庆,也跑了。因为他们听说,由于发大水,刚刚通航的葛洲坝船闸已无法正常使用。此去困难重重,路途险阻,没有信心,也是正常的事情。


        当我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48号轮的时候,只剩下了六个人。轮船经过岳阳,又临阵跑了两个。因此,当我们抵达庐山脚下的时候,只剩下四人。一向身体最好的北京同学老焦,也病倒了。他躺在破旧的旅馆里,动弹不得,我们只好伺候着。那个时候,情绪真的非常低落。想不到,行万里路,要吃这么多的苦。古人教诲,看来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从庐山下来,我们原先准备取道黄山,经浙江到上海的计划,不得不终止。因为,我们几个,早已疲惫不堪,只有一个念头,早点回家。于是,我们坐上了从九江到上海的轮船,昏昏沉沉,在船上睡了好几天。8月初,我们终于抵达上海。已历时一月有余。


 参加人民大学新闻学院60周年庆典,作者(右1)与老师和同学合影。2015年。


        两天之后,我送走了老焦。他一人北上。我听说,老焦坚持上了泰山。我佩服至极。这位老兄,后来随科考队去了南极,表现极佳。这种素质,想必不是天生的。我猜测,那次旅行,肯定给了他相当多的人生感悟。


        很多年之后,我当体育记者,天南海北,到处颠簸,且尚能应对自如,是不是也与这次“万里行”的经历有关呢?


        路行万里,也是人生一门课。        


(作者写于2005年。小号选自《七七八八集——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毕业3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照片主要选自作者新浪博客。小号获作者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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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平:挑战企鹅帝国的重量级媒体人(上)


  【作者简介】

        徐世平,1959年11月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获上海交通大学高级工商管理(EMBA)硕士。曾任上海《新民晚报》社记者、体育部副主任、《新民体育报》常务副总编辑等职。2000年,参与筹建东方网,任东方网公司副董事长、总编辑。现任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编辑。


        1988年被评为上海“十大青年精英”、“上海十佳记者”。2005年,获上海市“韬奋奖”。曾任上海市青联常委、全国青联委员、市政协委员等职。1996年涉足文学创作,有中篇小说《几度风流》、《黑箱》等,散文集《毁誉人生》,新闻作品集《脚印》。另有读史札记《扒着门缝看历史》丛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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