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平：挑战企鹅帝国的重量级媒体人（下）
老编的话：这两天，东方网总裁徐世平挑战企鹅帝国游戏规则的两封公开信，烧红了中国互联网的半边天，由此引发的广泛讨论，注定成为中国新闻界2016年度的现象级事件。
57岁的徐世平到底何许人也？早年，他大学新闻系科班毕业，曾是沪上知名记者编辑、评论员。后来，他是上海东方网创始人，曾任上海市新闻办副主任、网信办主任。他跨越平面媒体与互联网媒体，兼有内容生产者、行业管理者、媒体经营者多重身份，是中国媒体界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士。徐世平还担任中国记协理事，上海记协副主席，全国互联网新闻服务工作者委员会委员。
本号昨天转载了徐世平职业经历自述（点击阅读徐世平：三十年如烟旧事），今天转载徐世平大学历程的一组旧文，有助朋友们更加深入了解徐世平其人其事。
人民大学78级新闻系毕业合影。后排左1为作者。
红一楼205室
1978年10月20日凌晨，乘22次特快列车抵京。
同行的，还有一位市东中学的学生。叫魏忠良。我进了新闻系，他进了经济信息系。说来也巧，我们两位的中学班主任，后来都当上了杨浦区的副区长。我的班主任叫常泽民，他的班主任是吴光裕。这位吴老师，更是了得，现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我的同学潘大冈和魏忠良的同学周国良，则同为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同学。看来，我们有缘份。
我们俩抱着铺盖行李，出得北京站，依然是繁星满天。站前广场，中国人民大学新生接待站，只有牌，没有人。于是，我们俩决定自己找到学校去。103路公交车坐到动物园，然后换乘332路，到双榆树站下车。
中国人民大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不像学校，倒像兵营。到处都是军人，还有好多地方，有军人站岗。我们甚至怀疑，是否走错地方。原来，这一年，人大刚刚复校，占用学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尚未搬走。这个背景，后来导致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学潮。相关情况，我会另文详述（点击阅读徐世平：经历学潮）。
我们的宿舍是红一楼205室。房间很小。八个床位。住了七个学生。基本是从外地考到北京来的学生。当时，由于学校用房困难，北京地区的学生，只能走读。我们七个同学，年龄背景都大不相同。这也是77、78两届大学生的基本特征。据说，这两届学生，全国共有1168万考生，77年录取了23万人，78年录取了42万人。录取比例大约为二十比一。学生年龄差异很大，最小的15岁，最大的32岁。我们班，有一个叫陈宝田的，便已是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严格地说，我们宿舍有两个北京人。一个叫李建华，他是从青海考来的。家在北京，在青海工作。另有一位，叫秦朗，因为住在北京的丰台，路途较远，学校同意让他住校。李建华年龄较大，入学时已年近三十。他好写诗，当时朦胧诗盛行，他也是好手之一。
秦朗同我年龄相仿。因为我们俩都很懒惰，同学们称我们为少爷。他是“大少”，我是“二少”。有一年，父亲到北京开会，到学校来看我，对秦朗印象深刻。因为秦朗的床单，脏得几乎印着一个人影。当然，我的床单也差不太多。
参与导致人大罢课事件的第一张大字报。左起：徐世平、尹韵公、秦朗、卓培荣、马克、余良军。
我们宿舍，还有两位同学，后来都大有名气。一位叫尹韵公，从四川考来，他写得一手好的书法，也喜欢研究历史。大学期间，他就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质疑赤壁之战的学术论文。依他的观点，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物质基础，发生所谓的“赤壁大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结论，充其量也就是“赤壁小战”而已。曹操的八十万大军，那是后人吹出来的。尹韵公一直从本科读到了博士，好读书，是他的特点。现在，此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当所长，也是一个正局级的研究型领导。
另一位同学叫卓培荣，从福建三明市钢铁厂考来。毕业后分到了新华社，后任福建分社副社长，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副所长，同我的好朋友陆小华是搭档。
我们宿舍也有一个特别的人。他叫范保祝。江苏人。此公在校期间，一直特立独行。几乎不同任何人打交道，他每天早晨第一个起床，然后抱着一个热水瓶出门。晚上则是最后一个回宿舍。学习之认真，全班无人能及。但是，他的学习成绩却不是全班最好的。我记得，我们考古代汉语，别人不认识的生僻字词，只要去问范保祝，他准能答出来。但是，考试的成绩，范保祝最多也就是中等水平。
大学毕业，范保祝分配回了江苏。从此，此公像人间蒸发一样，没有任何音讯。然而，两年前，范保祝突然在网上出现，他居然弄了一个我们班级的网站，成了我们同学彼此交流的重要平台。这一举动，让我们全班的人都吓了一跳。
我们宿舍还有两位同学，一位叫余良军，现在经济日报当领导，另一位叫马克，现在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据说也是一位局级领导了。至于我们班级，出名的人更不少。比如，那个经济界大大有名的胡舒立，现为《财经》杂志主编。等等。
筹建广播站
我们进校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非常简陋，学校几乎什么都没有。说是大学，可能都比不上我儿子现在上的中学。
作者（前排左5）参与北京市高校第19届学生田径运动会报道。
我天性好动，整天琢磨着能干点什么。我在我们班级不出挑儿,因为我们班的历届生太多。他们既有城府，有水平，也比我们有钱——他们是带薪上学的。我们则不同，每个月要靠家里寄来的几十块钱，然常常前吃后空。我经常向同宿舍的卓培荣同学借钱，五块十块，以解燃眉之急。因此，我瞄上了校刊，去上面写点至今看来“狗屁不是”的东西，也能挣个三五块钱，可以用来喝酒。写着写着，对此类事情，陡生兴致。
学潮之后，广播的功能体现出来。校团委决定要筹建广播站。当时的校团委副书记（可能是书记，忘了）叫邱进，中共党史专业，我们关系不错。这位邱进，后来好生了得，官至国家某重要权力机构的副部长。他向我透露了筹建广播站的事情。我很感动，立即动手，着手筹建。我领的任务，是组建广播站的记者组。
我是组长，至于成员，我找来的，都是年龄较小的同学，既有同班的，有杨新、张亚等等。他们是北京同学，一个后来去了新影厂，一个去了法制日报，如今是副总编辑了。也有79级的同学，比如我记得，当时有董中原、刘玉亭等人。这两个，也是有作有为，一个后来当了王兆国的秘书，另一位，官至国家工商总局的副局长。其他的人，都叫不上名了，忘记了。看来，当了官，容易记住。人的劣根性。
校广播站的设施很简单，笨重的录音机，以及盘状的录音带。话筒，也是电影里经常看到的粗笨工具。好在我们工作很认真，很敬业。设备的好坏，对我们没有影响。我们的唯一追求，是在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向全校同学播出我们制作的新闻节目。广播站的节目，受到师生的好评。毕竟，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声音。董中原、刘玉亭都是好记者，他们写了不少颇受欢迎的校园新闻。
198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迎来了建校三十周年的校庆。首都体育馆，举行了颇为热闹的校庆。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都有出席。校广播站的任务，自然忙碌。在我的倡议下，我们决定制作一个录音报道。我们搬了笨重的录音机去了现场，将领导的讲话片断录下，然后回到学校剪辑，一遍一遍翻听，一遍一遍录下我们的现场报道。很辛苦，然而，我们的录音报道，获得极高评价。那个时候，我甚至决定，下半辈子，一定要去做广播。我坚信我是一个好的广播记者。
人大游泳队集体合影。其中某人为本文作者。
当时，做广播，节目来源很困难，也没有如今遍地都是的盗版CD或VCD。天天做新闻，学校是没有这么多新闻可做的，我便琢磨着出新。我读大学的时候，喜欢吹笛子和箫。尤其是箫，同学们评价较高，说我是“吹箫引凤”。当然，箫吹了，凤没有引到。我们班的女同学，几乎都比我大，而且基本有主，我也不便插足。有一天，我尝试着将我自编的作品，搬到广播站去播，居然受到欢迎。其中有一段，我称其为《思乡曲》，至今难忘。可惜这段曲子，我没有记下谱，甚为遗憾。
毕业十几年之后，我回过一次学校，并特意去了一趟广播站。然而，物是人非，一切都变了。竟没有什么的记忆。一位小同学在录音间的门口，问我找谁？我呵呵一笑，不答。其实，我在找我自己。只是，找不到了。
感谢邓丽君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因气喘病发猝逝泰国清迈，享年42岁。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新民体育报》审看大样。楞了半天，不知如何是好。大样上签的名字，居然是“邓丽君”。于是，苦笑。
邓丽君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大约是在1980年。当时，我们刚从样版戏的单调旋律中走出来，邓丽君的歌声，如清风拂面。我记得，邓丽君正在美国和东南亚巡回演出，据说，小平同志也甚为欣赏邓丽君独特的歌声。
当然，我们在当时根本无法目睹邓丽君的巡回演出风采，她的歌声，几乎都是从翻录的磁带中朦胧而来，并通过劣质的单喇叭或者双喇叭的录音机充分演绎。我有一个饭盒状的录音机，本来是用来学英语的，但是，它经常播放的却是邓丽君的歌。我的英文没有学好，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前左2）与大学游泳队同学游览北京十渡。
在我的日记中，仍留有记录邓丽君的诸多文字。比如，邓丽君的档案：河北省大名人， 1953年1月29 日出生于台湾省褒忠乡田洋村，身高: 165cm，体重: 47公斤，O型血。她喜欢紫色和桃色，喜欢跳舞，喜欢网球，喜欢网球装和牛仔服，喜欢青草香型的香水。喜欢洋娃娃。那时候，没有互联网，记录下这些东西，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这些举动非常犯忌。因此，记录的时候，要偷偷摸摸，并在前面加一点“冠冕堂皇”的话。
邓丽君的照片，也找不到十分清晰的（说明当时的盗版水平亦很差劲），总有一种朦胧感。喜欢邓丽君，可以说是发自内心。尽管，嘴上不能说。不能说的原因，是大陆并不认同这一位歌手，说她唱的歌是“资产阶段情调”。据说，她甚至还跑到金门去慰问“国军”，大唱《梅花》。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邓丽君简直罪不可恕。
邓丽君的歌，《我只在乎你》、《小城故事》、《梅花》、《忘不了》、《如果没有你》、《甜蜜蜜》、《船》等等，几乎都烂熟于胸。但是，我最喜欢的歌，还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喜欢这首歌，当然也是有原因的。1980年12月，北京的几位同年龄的同学，偷偷地从外面搬来一个四喇叭的录音机，我记得，是“三洋”的。他们悄悄地告诉我，晚上要过圣诞。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圣诞节”的词儿。很新奇。
入夜之后，我们潜入一间教室，放起了邓丽君的歌，并点燃了蜡烛。张伟光同学（这位老哥故事甚多，可点击阅读张伟光：红旗下的蛋），还邀来了几位异性，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和当时的北京工学院（简称京工）等院校。
这些异性同学之中，有一位叫高放的北大女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在一起跳舞，伴着《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歌声，彼此相拥，共度美好时光。当然，我们都很单纯，有激情，却是分寸有余。这位女生，仅见此一面，却一生难忘。这一晚，我总算明白了，什么叫情调，什么叫爱慕。
烛光舞会之后的留影。
那个时代，我们似乎在进行一场人性的“复兴运动”，我们在不自不觉中，对过去各类作品里充斥的“革命”爱情，充满了极度的反叛。当年，有一部中篇小说，名叫《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礼平，大胆地对人生和爱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学们争相传阅，并纷纷与主人公南姗进行心灵的对话。
这部作品，从今天的角度看，不过是一部普通的小说，有点像中学生写的作文。但在当时，对我们却产生了极大的震憾。这是为什么？道理简单。因为我们所处的年代，太缺人生情感的表达和宣泄了。这也就是邓丽君能直接闯进我们心扉的十分重要的时代原因，邓丽君的歌声撼动了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东西。这种源自心灵的爆发，是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阻隔的。
因此，我感激邓丽君。
"一报两刊"
读中学的时候，我在学校编过“学工学农”的油印小报，刻过钢板，写得一手挺好看的仿宋字。没想到，在大学期间又重操旧业了。
当时，大学生都有一种出版的冲动，各种校园刊物如雨后春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78级，当时共有两个刊物、一个墙报。我们统称为“一报两刊”。两刊，我记得是《大学生》在前，是由刘扬、李培禹、杨大明和祁林等北京走读的同学自发编印的。这本刊物，是铅字印刷的。
也许，北京同学，在本地更有办法，他们的出版物，弄成了铅字，确实挺让人羡慕。《大学生》的内容也相当不错。刘扬是一个才子，颇具创新思维。此人毕业后去了中国青年报，后又从报社辞职下海，当过澳门卫视的总裁，在北京开过“知识银行”，谋划过湄公河流域的电视网，最近又听说跑去开发油砂矿了。
李培禹则是一个文学青年，有点愤青，他写的诗，很能忽悠人。当年的北京晚报，便发过一首他写的《被晚风吹累的贝壳》的诗，很感人，赚人眼泪。《大学生》杂志在当年的人大校园之中，质量也算是名列前茅的。
《大学生》发行（不能用“出版”一词）后，我们这些外地的同学，也有了冲动。于是，以我们宿舍为骨干，开始筹划《新地》杂志。我印象之中，除了不与人掺和的范保祝，所有人都参与了此项工作。卓培荣、余良军和我，在负责内容编辑的同时，还承担了刻钢板的任务。应该说，卓、余两位，都用本体字（他俩的字很好），而我则用仿宋体。
作者（左5）与新闻系78级同学。
《新地》的第一期，有文艺评论、小说、散文、诗歌和歌曲。按今天的标准，就是一本纯文学刊物，与新闻根本无关。这本油印刊物，我们大胆地决定“定价”发行，定价两角。因为，我们认为，铅字与否，并不决定刊物的优劣。然而，定价的方式，自然受到市场制约，第一期只卖出三本，令人失望。没有办法，便只好送了。
这本杂志，一共只出了三期，既有精力，也有成本，还有校园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原因，我们撑不住了。
校园刊物的繁荣，后来催生了《这一代》。北大、人大、以及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十三所高校的学生刊物，大约在1981年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份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刊物，取名《这一代》，由各个学校的学生刊物轮流主办。第一期是由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学生刊物主办。但是，这份刊物只出了一期，便因为复杂的原因而夭折。而第一期的刊物，其中的篇幅，被删节了大约四分之一。有一篇小说，干脆全部被删节了。我至今仍保留着这一本刊物的“残本”（删节本）。
学生刊物大都寿命不长。但是，我们班级的墙报，则办得生机勃勃。我们的墙报，从其形式来说，是自助式的。很有点互联网的特点。同学们写了东西，可以自己贴上去，放在一个相关的框架内。这种方式，很受欢迎。
墙报刊发过很多好文章。有一篇文章，很有冲击力。我记得，当时北京市政府取缔“西单民主墙”，引发学生反弹。我们班的张善炬同学，仿李斯的《谏逐客书》，写了一篇《谏拆墙书》，大受好评。张善炬是上海人，早年随家支援“三线建设”，去了贵州。他才华横溢，思想解放，戴一副黑边眼镜，斯斯文文。
毕业后，张善炬去了贵州日报工作，很快便显露才华，官至编委兼总编室主任。然而，张善炬后因在八八风波中的表现，仕途戛然而止。几年之后，他才重新出山，任贵州都市报副总编辑，西部开发报总编辑。最近我突然听说，张善炬得了癌症，不知道近况如何。这些天，真想找个机会去一趟贵州，想同他说点什么……因为我们班70余人，如今都好好的，他也应该会好好的。
作者（前中）与同学京郊春游。
到西北去
1981年寒假刚过，新闻系即安排78级的大实习。当时有北京、天津、河南和甘肃四个方向。我们约20位同学，选择了西北。
1981年2月26日，我们登上西去的列车。整整40个小时，经北线，穿越内蒙古、宁夏的沙漠与河套，到达甘肃省会兰州。我们有一半人，去了兰州日报，有罗杰、老焦等人。我们则被安排到甘肃日报。带队老师姓梅，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
在甘肃日报实习的一帮同学，被安排到一个会议室改建的大宿舍里，像兵营的统铺。我记得，实习组长是孙琪刚，一位宁波籍的学生同学讯。副组长为周建明，毕业后留校，既做学问也做官，一路做到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这间宿舍，至今不忘的事情，仍是在抵达的第一个晚上，有人在铺板上发现了臭虫。我们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臭虫是什么样，根本不知道，只知道在“四害”之列。一位家在农村的同学告诉我们：“哇，看有臭虫。”我们都有一种汗毛倒竖的感觉。
休整了三天。天天打牌拱猪，外加捉臭虫。然后便是漫无目的地在兰州市面上乱逛。第四天，我们被分配到甘肃日报的各个部门。我与杨新贵，去了甘肃日报的要闻部。杨新贵是四川荣县人，据说，父亲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厨师。
杨新贵是从驻藏部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他是我们班四个穿军装的同学之一。另两位男生，名叫刘南昌和陈湘安，两人目前均在香港，一个在亚洲电视，也是香港的评论名嘴之一，另一个则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还有一位女兵，就是胡舒立。
我同杨新贵，性格差异很大。他很外露，属于强悍一类的人。我们两位结伴外出采访，同人吵架的，总是他。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配合默契。
有一次，我们去麦积山采访，偶遇山林大火。据了解，这是一起由于管理不善引发的火灾。我们决定采写一篇批评报道，去有关林场调查的时候，此公几次同接待方吵起来，几乎弄得不可收拾。
杨新贵毕业后角度多次转换，先是留校，然后去了中组部，后又到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和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先后任办公厅副主任和集团办公厅主任。
作者（右）与同学刘南昌。
甘肃日报的要闻部，无疑是该报最重要的部门。当时的部主任是田世英先生，一个十分厚道的本地人。他待人和气，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十分照顾。只要有采访的机会，他都是会周到安排，对我们的稿件，他也尽可能地予以发表。
大约十年之后，田世英先生当上了甘肃日报的总编辑，我估计，他的厚道，可能是他升职的主要因素。要闻部副主任名叫由炬耀。山东汉子，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业务功底深厚。当时，他人到中年，却显得十分苍老，发须均与发白。他是带我们实习的老师，曾领着我们去河西走廊采访，并一字一句地改我们写的新闻稿与评论稿。不过，他对甘肃，似乎印象不佳。
我记得，他经常对我们讲，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让他的儿子，将来考大学考到东边的沿海地区去。由老师后来也当上了甘肃日报的副总编辑。前几年已退休。我不知道，他的儿子是否最终考上了东边沿海地区的大学。
昭君已出塞
上世纪80年代初，兰州给人的感觉，相当开放。城里的年轻女子，似乎都很喜欢穿红色的喇叭长裤，在大街小巷拖来扫去、招摇过市。这种着装，用今天的眼光，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文革刚过，“奇装异服”的概念，仍未消除。兰州女人的勇敢，可见一斑。
看惯了京城里的黑灰，兰州的色彩，是令人躁动的。我们这一帮同学，在甘肃日报实习的，一般是在全省跑，出了兰州，情景徒变。从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到陇南山区和天水林区，接触到的人，都是属于中国基层最最原生的一批人。他们的生活，大约几十年都没有改变。尤其是陇中地区，素有“陇中苦甲天下”的说法。
当地的农民，全家人几乎只有一两条裤子，需要轮流出门。这些地区缺水严重，生活用水都要从几公里外的地方，用牛车去拉，以至于当地的鸟儿，都能区分水车的空载与满载，也算是奇观之一。相比之下，红色而繁荣的兰州，便如沙漠绿洲。那帮在兰州日报实习的同学，也像生活在“孤岛”一样，相当快活。
参加入学30周年庆典，作者在人民大学校训石前。2008年。
罗杰、老焦等人，我们的年龄相仿。他们在兰州日报，跑城市新闻，也包括文化艺术。有一次，我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高寒山区回到兰州，便听说一件新闻。罗杰认识了一位兰州话剧团的小姑娘，已在热恋之中。我记得，她姓茅。名叫什么，忘记了。于是，我们便一起约了吃饭。主要是想看看这位茅姑娘，姿色如何。
呵，茅姑娘如约而来。甫一见面，我们均有惊愕之色。她也穿着一条红色的长裤，但十分清纯可爱，更像一位江南女子。对我们来说，看惯了“红两团”（指高原地区妇女，常年寒风劲吹而面颊多有两块红），初见茅姑娘，有愰若隔世之感。晚餐之后，我们彼此都很高兴。主要是为罗杰高兴。这小子，还真有一手。
我同罗杰，是班上最要好的同学。他从云南考来北京，是我们班年龄最小者之一。我们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包括爱情方面的隐私话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还替我给一位心仪已久的姑娘传过话。当然，没有什么结果。罗杰毕业后回了云南，长期在云南日报工作，担任过记者部主任、副总编辑。几年前，他也走了仕途，官至云南省委的副秘书长。
茅姑娘是一位话剧演员。当时，著名导演谢晋先生，正准备筹拍《王昭君》。很多报纸，都在刊登谢大导演寻找昭君的消息。有一天，罗杰跑来甘肃日报，同我谈起，说是小茅姑娘就是一个挺合适的昭君人选啊。茅姑娘也有这样的心志。于是，我们决定帮忙。要策划策划，帮助茅姑娘成为王昭君。
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回上海过暑假，北京同学老焦（绰号而已，他其实叫张岳庚，是我们班唯一一位去过南极的人）则与我同行，我们此行的主要使命之一，便是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带着茅姑娘的照片，去找谢晋导演。
我们俩傻乎乎的，找到上影厂，径直说要找谢导。门卫瞧了我们半天，有点莫名其妙。问原由，我们也不说。只是说事情重要，非要见了谢导演再说。于是，门卫传话进去。我们俩顶着烈日，在门口等。整整等了两个多小时，谢导演都没有露面。我们大失所望。有一种愧疚的心情，真对不起罗杰和茅姑娘。
谢晋的《王昭君》后来没有拍成，原因不详。但是，我们则想，没有茅姑娘，他怎么可能找得到合适的角色呢？昔日昭君已出塞而去，而今日昭君，他却居然视而不见，这也是天数。罗杰与茅姑娘，最终没有结合。什么原因，我们也不清楚。不过，罗杰对这位“昭君姑娘”至今仍有怀念。不提。
参加人民大学新闻学院50周年庆典，作者（右4）与78级同学在一起。2005年。
河西走廊
知道河西走廊，是因为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我是读新闻的，对新闻界的前辈，一向祟拜。1936年，范长江在天津《大公报》完成了中国式的西行漫记。在他的书中，我读到了“金张掖、银武威、秦十万”的说法。
1981年3月，初春时节。我有了一次河西走廊之行。那一年，全国都在进行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为主题的农村改革。但是，土地承包之后，亦带来不少问题。比如，农业机械、水利设施等公共设施的管理与使用，便成为麻烦之一。
当时，《甘肃日报》总编辑刘爱芝先生，亦是一位思想解放，且有自己主见的新闻人。刘先生任职之时，恰逢宋平同志在甘肃主政。他后来调入北京，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大致同这一层人脉是有关联的。
刘总编辑十分关心农村改革话题，提出要去河西走廊调查研究，要拟出报告，供领导决策参考。于是，要闻部副主任由炬耀带着几个人，以及两个实习生：杨新贵和我，跟着刘爱芝先生，考察河西去了。
我印象之中，当时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先生的太太、时任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陈慎瑶同志，也在考察之列。此人工作作风质朴，保持了老八路的光荣传统。
我们一行经过十几个小时，从兰州经武威抵达张掖。所谓的金张掖，就是指张掖。它位于著名的丝绸之路上。乃要津之一。张掖自然条件较好，经祁连山雪水的滋润，土地肥沃。说来不信，这个地方，还盛产水稻，口味极佳。
到了张掖，县委书记介绍情况之后，我们几个便分头下乡。我领了两项任务。一是到乌江公社的安镇大队十一小队采访，二是到该公社的谢家湾大队第五小队采访。一个是富裕的生产队，一个是比较贫困的生产队。乌江镇古称乌江堡，昔日相当繁荣。至今，当年的城堡遗迹仍历历在目。
安镇十一队的队长，叫吴国才。农村土地改革，他显然是一个受益者。新盖的瓦房，独立的小院，很多东西，看来都是新置办的。当天晚上，我同吴队长一起盘腿在他家的炕上吃饭。一瓶劣质的白酒，一人一半，一大盘大葱炒鸡蛋，几个烧饼，有滋有味。
然而，谢家湾五队的蒲队长，却是穷光蛋一个，人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不像村干部。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晚餐，是一碗杂面。入夜，他把最好的地方腾出来，让我睡，自己则睡到柴房里去了。
这一夜，让我很难受。我在想，农村改革是一个好政策，但也是一个大政策，具体到农民，则还要看地理环境和个人的天份。这个社会，向来是不会事事公平的。我离开蒲队长家的时候，特意给他们一家拍了不少的照片。这一家，似乎是第一次看见照相机，紧张得不得了。
张掖这个地方，地域辽阔。我是南方人，没有去过北方。处处新奇，处处感叹。当时下乡采访，没有交通工具。经常靠两条腿。我记得，我从安镇大队到谢家湾大队，约有40里路。吴队长给我指了大致的方向，然后我便上路了。那天，头上是蓝天，左边是皑皑祁连雪山，右边远处是茫茫戈壁滩。这种情景，至今无法忘怀。处在那样的环境，你才能明白，什么叫气势，什么叫胸怀。
40里路，我走了好几个小时。渴了，便喝一口从祁连山上流下的雪水，甘甜无比。这段路，我几乎没有见着什么人。半道仰面躺地上休息，见着一个赶车的老农。他甚是奇怪。过来打招呼。我说，我是从北京来，来采访。他茫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可能，他根本不知道，北京是哪里？是干什么的地方。
20多年来，我一直牵挂那些个地方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是否改善，精神生活是否提升。前几年，有机会回了一次甘肃，看了一些地方。心情依然沉重。这也促使我下决心，努力促成以东方网的名义，在甘肃捐赠了一所希望小学。
参加人民大学新闻学院60周年庆典，作者（右1）与老师和同学合影。2015年。
路行万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乃古人的成才之道。人生四十，想来遗憾。书未读破万卷，不过，路倒是走了不少。在北京读书的几年，利用寒暑假回沪的机会，京沪间的名胜古迹，几乎踏遍。虽说是“到处一游”性质，日积月累，也能够感悟自然与人文的深厚积淀，让人学会思考，懂得谦卑持重，知道忍辱负重。
1981年7月，甘肃日报的实习生活结束。一帮同学积极策划，趁机游历名山大川。应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旅游计划。我们计划经宝鸡，沿宝成铁路进川，经成都、乐山、峨眉、重庆，然后过长江三峡，至武汉、九江，再上庐山、黄山，入浙江境内，由杭州回沪。北京同学，则再由沪北上，经南京、泰山回家。这一大圈，何止万里？
我转弯抹角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新闻专业，学习是多方面的，并复述了古人的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言下之意，旅行也是学习。要旅行，就要花钱。诸如此类。信是早早地寄出了，但迟迟没有回音。有点失望。那个时候，不能自食其力，一切都要靠父母供给，也是无话可说。
不过，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400元钱。哇。这可是一大笔钱呐。我记得，当时我在学校的伙食费，一月才十几块钱。一辆13型锰钢自行车，也不过200元。那可是家庭的“三大件”之一啊。我高兴极了，有了这笔钱，我足以路行万里而不觉手头拮据。
7月初，我们一行十几个同学，从兰州出发。当时的火车，条件很差。为了省钱，我们都是坐硬座车厢。车厢里人很多，几乎连挪动的余地都没有。我们这帮同学，都能吃苦，怪办法也不少。比如，累了乏了，便会轮流钻到座位下去睡觉，我们称之为“屁股下面的卧铺”。住的地方，也是几块钱的招待所。有时候，干脆在街上过一夜，天当被，地当床，却也豪情满怀。吃就更简单，在成都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是担担面，吃得肚子里火辣辣的。
我们的旅行，相当不顺利。游过峨眉、乐山，我们回到成都，遇到了连日大雨。听当地人说，成都这个地方，每年七八月，算是雨季，且有“西蜀漏天”之说。那年的大雨，导致川西地区山洪爆发，冲毁了公路铁路的桥梁。成都突然成了孤岛。哪儿都去不了。一耽搁，就是好几天。
这时，我们的旅行团队的同学发生动摇，有两位同学，坐飞机跑了，我们称之为逃跑主义者，与张国焘无异。还有几位，撑到了重庆，也跑了。因为他们听说，由于发大水，刚刚通航的葛洲坝船闸已无法正常使用。此去困难重重，路途险阻，没有信心，也是正常的事情。
当我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48号轮的时候，只剩下了六个人。轮船经过岳阳，又临阵跑了两个。因此，当我们抵达庐山脚下的时候，只剩下四人。一向身体最好的北京同学老焦，也病倒了。他躺在破旧的旅馆里，动弹不得，我们只好伺候着。那个时候，情绪真的非常低落。想不到，行万里路，要吃这么多的苦。古人教诲，看来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从庐山下来，我们原先准备取道黄山，经浙江到上海的计划，不得不终止。因为，我们几个，早已疲惫不堪，只有一个念头，早点回家。于是，我们坐上了从九江到上海的轮船，昏昏沉沉，在船上睡了好几天。8月初，我们终于抵达上海。已历时一月有余。
参加人民大学新闻学院60周年庆典，作者（右1）与老师和同学合影。2015年。
两天之后，我送走了老焦。他一人北上。我听说，老焦坚持上了泰山。我佩服至极。这位老兄，后来随科考队去了南极，表现极佳。这种素质，想必不是天生的。我猜测，那次旅行，肯定给了他相当多的人生感悟。
很多年之后，我当体育记者，天南海北，到处颠簸，且尚能应对自如，是不是也与这次“万里行”的经历有关呢？
路行万里，也是人生一门课。
（作者写于2005年。小号选自《七七八八集——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毕业3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照片主要选自作者新浪博客。小号获作者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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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世平，1959年11月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获上海交通大学高级工商管理（EMBA）硕士。曾任上海《新民晚报》社记者、体育部副主任、《新民体育报》常务副总编辑等职。2000年，参与筹建东方网，任东方网公司副董事长、总编辑。现任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编辑。
1988年被评为上海“十大青年精英”、“上海十佳记者”。2005年，获上海市“韬奋奖”。曾任上海市青联常委、全国青联委员、市政协委员等职。1996年涉足文学创作，有中篇小说《几度风流》、《黑箱》等，散文集《毁誉人生》，新闻作品集《脚印》。另有读史札记《扒着门缝看历史》丛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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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