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波：质疑“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作者、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姜波。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ep）的概念，来自于世界银行2006年的《东亚发展报告》。
其基本含义是，鲜有中等收入的国家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因为“使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对于他们向高收入攀升是不够的。”——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竞争，这些国家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止期。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口号响彻云霄。
依笔者浅薄之见，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表现出世界银行一些人唯增长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个论断尽管在国际学界反响平平，不过在唯GDP至上的中国土壤里却迅速发酵膨大，以至于成为一门“显学”，值得辨析。
一、中等收入是一个历史阶段
如果人们仔细品味一下，这“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述并不准确。
陷阱，让人本能地反应为有人在下套。陷阱的本意是捕捉野兽的地坑，引申比喻为陷害人的圈套。《礼记·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汉书·食货志下》：“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中等收入，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没有谁故意设下圈套什么的。
连小孩子都知道，“陷阱”是万万不能踩上去的，要么跳跃过，要么绕道。而实际上，“中等收入”基本上是个百年左右的历史过程，后起追赶国家或快或慢必须走过的，不可逾越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跨越”的途径。
“中等收入”的过程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如果像一些专家学者那样把它升华到一个历史阶段，是不是过于简单与幼稚了呢？我们且不说斯大林关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论”是否科学，就是按李斯特、罗斯托等经济学家的理论看，经济发展阶段与“中等收入陷阱”也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马克思就是接替他担任《莱茵报》主编的）1841年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写道：“从经济方面来看，国家都必须经过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末开发阶段—畜牧业阶段—农业阶段—农业和制造业阶段—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阶段”。在他看来，上述五个发展阶段是依次递进的；另一方面，“一国的经济越是发达和越是完备，该国就越是文明和越是强大；一国的文明程度越高和实力越是强大，该国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阶段便会越高。”
1960 年，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中提出了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1971年他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中增加了第六阶段。经济发展的六个阶段依次是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
美国的著名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把后发国家追赶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要素推动阶段、投资推动阶段、创新推动阶段、财富推动阶段。
近年，日本学者大野健一分析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后提出追赶型经济的“四个阶段”，即吸收外资阶段、工业聚集阶段、技术吸收阶段、全面创新阶段。
很显然，仅仅以GDP多少为标准来划定“陷阱”，从经济增长要素看，并没有准确反映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积累消费、居民收入、生活水平等方面情况；从社会进步条件看，也没有联系到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资源禀赋、国民素质、制度选择等方面因素，不仅学术边界不清晰，而且，理论演进也不支撑。
二、中等收入历史阶段难以短暂跨越
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中等收入”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绝不是一个可以跨越的短暂的“陷阱”。千万不要把个案当成普遍规律。
利用“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其增长往往可能加速，如果用美元来衡量其收入水平，很可能只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先发国家一二百年的历程。专家学者们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为人们指出了一条快速跨越“陷阱”、直奔富裕国家的光明之路。
问题在于，纵观历史，横看周边，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仅靠自身力量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一说“跨越”，人们言必称日本、韩国。有专家撰文说，“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这不是无视历史的痴人说梦吧。
日本的“跨越”，不仅绝不是所谓的12年，也绝不是在二战后仅30年的经济起飞就跨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实际上，日本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算起，到1967年经济总量超越当时的西德成为世界第三（那时，苏联名义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只不过连他们自己也不当真），整整花费了100年的时间！就其国内进程而言，充满了苦难、曲折、暴力、血腥；就外部关系而言，日本作为后起的“暴发户”不断通过发动战争，来残酷掠夺亚洲的巨额财富，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极其肮脏的一页。
直观上说，从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用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基本完成了“跨越”的过程。的确，韩国人民表现出万众一心建设国家的气概和正确的经济战略选择，得到了全世界的赞叹。
但是，人们注意到没有，韩国为什么能实现军政权向民选政权的顺利过渡？而没有像阿根廷、巴西、巴基斯坦那样，政权过渡时出现社会动乱而使经济增长中断？
这是因为韩国同日本一样，国土上至今驻扎着美国大兵！如果没有美军的“坐镇”，多次发生过像震惊世界的、死伤几百人的“光州惨案”的韩国政治格局与走向如何，真是不好说。
联想到每当台湾地区大选，国民党与民进党都唯美国“马首是瞻”，联想到日本至今谁当首相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人们实在不该忽视美国在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中的“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尽管也许不是决定性因素。香港有着近150年的被殖民的历史，而新加坡作为一个弹丸般的城市国家，实在不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普遍性。
从历史发展与当代经济现实中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快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一片海市蜃楼。
三、收入高不是衡量现代化社会的唯一标准
后发国家的人民努力发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早日过上现代化生活。
收入水平只是经济与社会运行的结果，当然也反过来成为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条件之一。而要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最重要的是制度选择。用秦晓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的话语来表达，就是“构建现代性”。“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主）国家。”
没有现代性，就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即使人均收入达到了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利比亚的人均收入早已超过12000美元，可一场战乱就使国家陷入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既使这个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又有什么意义？
巴林的人均收入近2万美元，但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社会处于漂流状态，如果不是在美国指使下沙特阿拉伯出兵干预，恐怕早就变成又一个利比亚了。
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国家的人均收入都很高，可谁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呢？一旦出现内乱，一旦石油枯竭，他们还能有高收入吗？如果没有“善治”的经济社会结构，即使实现了高收入，也可能因社会动乱而“返贫”，哪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的规律？
一提到“陷阱”，不少人们往往把阿根廷、巴西作为“负面典型”，而且认为造成“拉美陷阱”的原因是长期僵化地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城市化进程缺乏管理、不能有效管理外资、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等。其实真有些牛唇不对马嘴。
实际上，阿根廷这个“南美的巴黎”，当年是全世界的“粮仓”、“肉库”，跟美国的独立时间差不多，95%的人口是欧洲白人的后裔，20世纪初的国民收入和财富总量居世界前10位，曾长期风光于发达国家的行列。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舞厅集中的圣特尔莫区的马路，是上百年前用“压舱石”铺成的，当年大量向欧洲出口，而阿根廷物产丰饶实在没有什么好进口的，只好用青石板来压返航的船舱。全世界最宽的“七九大街”宽146米，单向主路就有7车线，辅路还有3车线，这是1937年时因交通滞塞而扩建的。
就是这样一个富饶的国家，由于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长期处于撕裂状态。阿根廷近百年的历史，就是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的循环较量，执政党走马灯一样变幻，军事政变是家常便饭，以至于反复出现经济停滞甚至倒退。
本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使阿根廷的经济总量下降了20％多。经济危机引发了社会危机，200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度出现骚乱，死伤几百人；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有4位总统像走马灯一样短命闪现。人均收入从6000多美元一下子降到3600美元。
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又何尝不是如此？尽管墨西哥已经加入被公认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合组织，但谁能保证这个国家不会爆炸呢？
世界银行把收入水平作为划分阶段的唯一标准，而且，收入水平则是以美元作为唯一计价衡量标准，这就更漏洞百出了。就如同阿根廷比索兑美元汇率2000年后很快从1：1变为3：1，使国民收入急剧缩水一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一年内就从4400美元上升到5400美元，一定意义上说，这不过是由美元汇率变动而导致的统计数字游戏。
1971年“尼克松冲击”前美元与黄金是固定兑率，1盎司黄金兑35美元；现在1盎司黄金可兑1700美元，这是不是说今天的1美元只相当于1971年时的2美分？
而且，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也一直在变化。1989年时，世界银行把人均国民收入在6010美元以上的国家归之为“高收入国家”，2008年后，这个标准就变为11905美元了，而2010年又升至为12275美元。水涨船高，充饥的画饼不断地吊着后发国家追赶的胃口。
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资产泡沫陷阱、金融陷阱、美元陷阱、人口陷阱、捧杀陷阱、民主陷阱等，有学者一口气说了10个中国面临的“陷阱”；甚至有文章说美国在1944年至1960年、英国在1943年至1954年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1950年代的美国和英国都属于中等收入水平？真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属于高收入的！“跨越陷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些人们庸俗化了。
很显然，仅仅以收入水平来衡量是否“跨越陷阱”，不管是价值取向也好，还是历史演进过程也好，都不支持这种判断。
四、实现中国现代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根据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中国荣幸地跻身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从2000年到2010年，我们的人均GDP由949美元上升到4400多美元。但是，我们的社会财富是否同步在10年内翻了两番？而且，2010年全球人均GDP为9228美元，中国人均为4400美元多一点，连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都不到，就成为“上中等收入”，这是不是有些荒唐可笑？
按当年“三步走”的规划，中国的人均收入将在2020年达到3000美元；事实上，我们提前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这个标准。但是，此3000美元，非彼3000美元，因为汇率在其中推波助澜。
可以预想，渡过了眼下经济增速急剧下滑的难关，中国经济将可能长期保持7—8%的增长水平，加上汇率的因素，估计也许用不了1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可能会超过1万美元，甚至进入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行列。
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就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了一马平川的稳定发展阶段？有人强调中国至少还有20年的高速增长期，不会落入“陷阱”，这恐怕是一厢情愿的憧憬。
任何一个国家，其现代化建设进程都不会一帆风顺。历史传统悠久、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又处于激烈转型期的中国，更不可能“直挂云帆济沧海”。人们切莫存在“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希冀在短期内实现“历史性跨越”；尤其是在美日等国日益联手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险恶国际环境之下。
中国经济也许真正告别了高速增长时代。庞大的人口红利已基本释放殆尽，低价的国际能源、矿产、粮食等贸易条件不会再现，中国的土地与环境开发严重透支，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已经成为长期“稳增长”（有学者提出“中速增长”的观点）的唯一途径。
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真正过度到创新驱动、财富驱动，需要“壮士断腕”式的深化改革，早日完成“现代性”建设。这也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很明显，在“制度红利”已基本释放、收入分配高度悬殊、社会戾气日益弥漫的今天，如果没有既得利益集团必须的“让渡”以实现全社会各阶层的和解，中国的社会就不会稳定，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持续。
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为人们确定了两个著名的“正义原则”——第一个正义原则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第一，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第二，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中共中央在2005年提出了“和谐生活”的六条标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运行结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就需要一套民主宪政制度来保证，需要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来保证，需要健全的公民社会来保证。
当前最重要的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斩断权力与资本的勾结纽带、使全体国民自觉树立契约精神，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熨平社会阶层鸿沟，防止“历史周期律”的重演，创造一个人人发展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而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尽管中国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尽管我们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我们切不可迷恋于所谓的“中国模式”，也没有什么“北京共识”，更不可能连续“跨越”与“弯道超车”。冷静地分析，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规划的“三步走”的第三步——到建国100周年之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高瞻远瞩的、实事求是的。
一个国家没有上百年的努力，是不可能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的。经济收入也许可以跨越，但构建“现代性”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摈弃那撩拨人心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口号吧。
笔者特别认同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的说法。他在1979年出版的《第三世界》一书中说道：“一般类型的经济成长过程就像一条黑暗的隧道。在隧道里，平等和正义消失了，只是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历程以后才重新出现。”
他继而精辟地阐述，“到目前为止，为了经济成长，往往牺牲社会正义。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能否实现经济成长，恐怕要取决于能否实现社会正义了。”
让我们早日走出这“隧道”吧。
（本文选自姜波《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年出版。小号经作者许可刊发。）
作者简介：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入选全国文化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暨文化名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
其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等，最近推出新作《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
2016年11月，特邀入选新一届全国记协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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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