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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蔚萱:好汉与书生

2016-11-19 范蔚萱 新三届文苑

    作者简介:

    范蔚萱,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后供职于《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长安》杂志等。现为中国长安出版社副总编辑。

 


本文作者范蔚萱。2010年呼伦贝尔。


        新闻这行当,想“苟全于乱世”不易,想“闻达于诸侯”也难。它既不是说客,也不是言官,全凭职业操守,追逐真相。真相总被利益掩盖着,记者与利益就经常列阵以对。我的同学们往往在这样的对阵中,遍体鳞伤。本是书生,亦为好汉,职业特性使然。如再融进鲜明的个性,就会谱出千回百转的乐章。这也是这个行当的魅力所在。


        江湖儿女江湖老。30年过去,每次聚会,看到“满座头颅似雪”,我就会回想往事,这已成为常态。尤其是与远去的同学的点点滴滴,总如梧桐夜雨,落到心头。


书生善炬

 

        2009年,春节刚过。我带一个摄制组到贵州拍摄“瓮安事件”的专题片。那次采访异常艰苦,大规模群体事件之后,人们都不愿接受采访,特别是面对镜头。天气也不顺,不停地下雨,采访进行了20多天时,全组的人都筋疲力尽。只好停机两天,整理资料,略事休息。


        安顿好事务,我立即驱车赶往贵阳,去看望患病中的老大哥张善炬。我们有19年未见了。


        从毕业算起,此前与善炬只见过两面。1983年夏,第一次到贵州采访,本打算由遵义前往重庆。可黔渝铁路桐梓段被洪水冲断。在娄山关被困两天,只好调头回遵义。意外地在市委院子里撞上了善炬。


 大学室友在一起,左1张善炬,右1王勤学。

 

        他刚刚下乡采访回来。背着一个挎包,裤腿一长一短,脚下的凉鞋沾满泥泞。右手提着雨具,左手拿着半个馒头,惊奇地看着我。


        我也比他好不到哪儿去。刚从娄山关“溃退”下来的我,胡子拉碴,衣服斑驳,脚旁放着行李,妙的是,手里也拿着半个馒头。时过正午,那是我在院子里唯一能找到的食物。我猜善炬也是如此。一问,果然。


        当时,遵义市委在一个黔北建筑风格的大院里,古色古香,四周房舍都有檐廊。团市委的同志端来一缸水,我和善炬靠着廊柱,边啃馒头边聊天。刚刚毕业一年,怀念之苦还不那么深刻。满嘴里说的都是单位、采访、灾情。匆匆十几分钟,我就要上路赶回贵阳。善炬起身,拍拍我的肩膀:下次到贵阳,我请你吃肠旺面。


        这碗肠旺面等了7年。


        1990年夏,再次到贵阳采访,善炬闻讯,设家宴款待。那时,一场政治上的风雷激荡刚过去,余波尚未平息。来贵阳前,友人告我,善炬遭贬谪,发配到资料室剪贴资料去了。我知道,善炬视新闻采访如天职,剥夺采访权定让他痛苦万分,所以准备了一车安慰的话。


        时逢贵阳雨后,暮色初垂。善炬负手,气定神闲,站在院门口迎接,温和如昔,眼睛都透着笑意。善炬第一句话就告我,准备了肠旺面,正宗的。


张善炬与妻女在北京。


        这时的善炬,干净利落,从容随意,把我准备一车的话消于无形。在善炬家,我们抽烟、喝茶,席间开了一瓶习水大曲。从甲秀楼到黔灵山,从娄山关到黄果树,从遵义到息烽,人文地理、侃侃而谈。我小心地询问他近况,善炬无忌,随口而答。没有悻怨,没有自嘲,没有伤感,甚至连语调都没有变化。如叙他人旧事,水过无痕。


        可我从与他同学时就知道,善炬不是那种“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的人,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善炬有着过于常人的热爱,若说“孔子尝为委吏,尝为乘田,亦不敢旷其职”的先贤风骨,我相信善炬。可眼下已无职“可旷”仍喜怒不形于色的善炬,让我着实佩服。


        曾闻人说,血勇之人面赤,脉勇之人面青,骨勇之人面白,惟神勇之人面不改其色。善炬是也。


        两杯过后,善炬笑眯眯地拿出了他新置办的装备:卡拉OK机。这时的善炬,笑得像孩子。我们俩就在他那简陋的客厅里,拿着麦克,放声高歌,击箸下酒。


        我听过善炬的歌声,是在大学。临近毕业时,课业渐缓。一天日落前,老焦(张岳庚)拿个口琴,坐在我们宿舍窗台上,背靠窗棂,信口而吹。我们各忙着手中事,随声哼唱。善炬等几位老大哥在水房里洗衣服。忽然,水房传来了歌声,苏联歌曲《灯光》。先是轻声地、若有若无,慢慢地变成了低声的合唱,水房回声很大,受到感染,楼道中安静了下来。


        “……透过淡淡的薄雾,

        战士看到,

        在那姑娘的窗前

        还闪耀着灯光……”


        很快,所有的宿舍都渐渐地应和起来,如涓流入海,最后汇成了整层楼的大合唱。沉雷般的厚重男声,滚滚而来,充塞心田,久久不去。此时,窗外尚明,室内昏暗,向外看去,我的同学们,一如剪影,令我终生难忘。



张善炬与女儿在北京。


        善炬又在唱这支歌了,如往日般苍劲、深情。淬火之身,依旧当年模样:消瘦,真诚,黑白分明,心如渊峙,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我举杯饮尽,泪水夺眶而出。


        19年过去了,再没有见过善炬,只知他后来起复,辗转多个岗位,创办报纸,笔耕不辍,如今身染重恙,抱病在家。


        我预定了餐厅,准备好车,打电话给善炬,想接他出来吃顿饭。电话那边,善炬笑了,说我喧宾夺主,应是他请客才合道理。可他摔断了腿,不良于行,难以赴约。大惊之下,我连忙驱车赶往善炬家,看望这位命运多舛,老病新伤的大哥。


        在贵州日报的宿舍区,找到善炬家时,才明白善炬虽能行动,但进出不便的原因。贵阳老楼,高8层而无电梯。天晓得善炬怎么会住在顶层。别说他有伤病在身,我空手爬上8楼,也已气喘如牛了。想他逢灾受难,常往医院,进出如此艰难,心中大痛。


        善炬架拐,站在房子中央,一袭旧衣,浆洗得干干净净。重伤之余,腰仍笔挺,脸上还是淡淡的微笑。19年未见,他脸色苍白,额角飞霜,消瘦异常。


        我坐在简易沙发上,善炬不能坐,把椅子加了好几张垫子,半靠半坐地“支”在那里。我们坐得很近,可以不用大声说话,省些气力。略事寒暄,善炬非常自然地把话题从他的病痛中移开,谈起了“瓮安事件”。他很专注,对瓮安发生过的事情有着独到、精辟的分析。


        听得出,这个足不出门的书生,对窗外那个世界了如指掌。几十年记者生活的积累,弥补了伤病对他的局限。善炬的深刻见解为我们专题片日后的成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我几次把话题岔开,想问问他的病情,问问他的困难,问问他的需求,都被他轻描淡写地带了过去。我们师出同门,但这访谈的功力相差太大。


张善炬毕业留影。


        对新闻事件,善炬有本能的反应,探究新闻的细节,能让他忘记病痛。后来,贵州日报的一位记者告诉我,善炬沉疴难起之时,强支病体,还在评报栏上发了一篇文章《拜托,请留住细节》,说起来无限嗟叹。我对这位同行说,这就是我们班的善炬,就是能让当下满目皆是的“新闻民工”们羞惭无地的善炬。


        善炬执意要留我吃饭,我不忍打扰他休息,坚辞要走。他笑了,下次,还请你吃肠旺面。我也笑着,答应他一定来吃。可我知道,死神正逼近他,19年前的那顿饭,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环顾善炬别无长物的房间,心中酸痛,搜尽全身所有的钱,悄悄地放在电视机后,却不敢让他知道。


        走下8楼,抬头望着善炬家的窗户,他在那里挥手。天下着雨,春寒料峭,阴冷袭人。两个月后,善炬辞世。


        我奇怪,为什么每次见善炬时,总是下雨。

 

好汉勤学

 

        王勤学大我10岁,叫我范小子,30多年,从未改口。班上的老大哥们,我尊敬有加。但勤学是个例外,见面就开玩笑,互相揶揄。他笑我发福:机构臃肿;我笑他谢顶:绿化从速。


        毕业后,大家星落四方,两位同学同城操业的不多,鲁晓晨、王勤学是其中的一对。两位都是关东大汉,豪侠仗义。我公出沈阳的频率较高,大鲁、勤学的家我去过多次。当年,勤学家在新华分社,靠近省府。我们饭后散步,沿路绿荫依依,微风吹面,三人谈笑而出,是非常愉快的经历。

王勤学(右4)在采访北京大学生运动会。


        大鲁和勤学均好围棋,三五杯酒,两三盘棋是常事。大鲁乔迁时,在客厅中特设两凳一桌,上置纹枰。大鲁指道:“这是你的专座!每周来这坐,收拾你!”


        勤学笑眯了眼:“收拾得了吗?”


        大鲁私下承认:这小子棋力见长,弄不住了。每到他二位运子布局,我便端茶观战。看着这两位老哥埋头酣斗,把自身一番际遇,散入闲情之中,我脸上笑,心中却别有一番滋味。


        新闻调查是新闻业务中最吃功夫的。采访要扎实,头脑要清晰,逻辑要缜密,结论要准确。勤学是此中高手。如果你留意勤学的新闻作品,对他的采访功力应有领教。


        1985年,君子兰的疯狂,蔓延到了辽宁。小小的一株花卉,动辄数万元。暴利让人失去了理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借口,掩盖了花香背后的异味。


        大凡暴利,都有残酷的内幕。人的趋利性,使鱼肉与刀俎的角色在击鼓传花的游戏中不停互换,有多少人会迷失在这种疯狂中,看看日后的传销就知道了。勤学嗅出了空气中弥漫的妖气,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王勤学(右2)参加入学30周年活动。2008年北京。


        我后来见过勤学的采访笔记:官员百姓、贩夫走卒,市场、货运,花圃、阳台,某几天的价格异动,精确到几点几分,都一一在册。一篇翔实的新闻调查,使疯狂的鼓声骤停,勤学出手一击,将君子兰的价格妖怪打回了原形。


        人性充满了悖论。很多时候,制止疯狂的医生,会成为会诊对象。就像路边扶起发病者的正人君子,反被告上法庭。何况,躲在“君子兰”后的远不都是君子。文章发表后,在各种莫名的压力下,勤学被召回北京总社“汇报”。我去新华社招待所看望勤学。


        他背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采访笔记。我们找了个路边小店,喝酒、吃面条。勤学有些郁郁,但不消沉。记者这行当,遭遇如此,勤学自知不是个例,身处一方土地,更是难免。他郁郁的是别的。所以,我问他这稿子对他前途有何影响时,勤学大笑,仰头喝干杯中酒:扯淡!

王勤学(左1)与同学聚会。2008年天津。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名实之争,是新闻记者的本能。可现实中的名实着实难明。像勤学这样的争法,自然有人不快。勤学是司机出身,踏开世界不平路的性格。这性格造就了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也使他过早离开了专业。


        也不知哪篇报道,触怒了何方神圣,勤学调离了新闻岗位。正像《三家店》里唱的,“因此上发配到登州。”勤学是条好汉,既然不愿吟诵《三都赋》,也不愿埋头写奏章,说走就走,“你既无心我便休”。收刀,下海去了。


        可给单位搞经营,比不得卓文君卖酒,是两头不讨好的事。挣不到钱,人家说你笨;挣到钱,人家又怀疑你的廉洁。说起这些,我问勤学:你行吗?他笑而不答。但我从那以后,不和他聊新闻采访的事。


        其实,也没什么好聊的了。他收刀后这些年,新闻从业者滚滚而来,这些“民工”般的“记者”,发稿挣钱为第一要务,跑发布会,拿通稿,省时省力。多少新闻机构成了二手消息批发站,采访、调查已是“想当初”的末技。以勤学性格,定当羞与为伍。

王勤学(中)与同学聚会。2010年满洲里。


        转眼到了2010年,勤学该60岁了。我们班几十位同学聚会在呼伦贝尔草原。勤学非常放松,谈笑风生。好汉将要封刀,露出柔软的一面。女儿已在安排他退休后的日程。勤学要退隐江湖,有种“天下事,公等在”的神气。我开他玩笑:以后叫你王员外。


        聚会的最后一站是满洲里。临别前的晚上,勤学、汪朗、杨小兵、徐世平、罗杰、吴廼陶、李宁我们一干人,在四马路上一个小酒馆里喝酒。世平买单,不住地叫酒,天南海北一通聊,不知不觉到了深夜。大家都喝高了。勤学、小兵我们三个搂着肩膀,踉跄地回宾馆,一路高歌,伴着石板路的脆响,回荡在空寂的街道……


        可谁知,那是和勤学的永别!


        两个多月后,勤学脑疾突发,逝世。他还是那样,说走就走,好汉的归法。我努力地回想最后那天晚上和勤学聊了什么,可只记得那回响在夜空的歌声。


        后来,我有多次公出去满洲里的机会,都借故推掉了。我不敢去那个边城,不敢想那小酒馆,那石板路。一想,就痛彻心扉。 


    (原载《78新闻是一篇散文》,同心出版社2014年出版,图片由作者同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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