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泉：驰骋华尔街的高级基金管理者
摘要：我接手时这个基金规模有一亿美元左右，后来最高曾达50亿美元，成为业内同类基金中少数的几个大基金。2010和2011连续两年，这只基金获得了美国基金评价机构同类基金5年期第一的成绩。我操作这只基金将近17年，长期回报率保持在同类基金的前三名。
本文作者近影。
原题：
走过不平凡的三十年
作者：李山泉
时光如梭、岁月流逝，转眼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已30年了。30年前同学们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景象犹在眼前。人生能有几个30年? 大学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过去的30年，如果在别人看来我有成就、经历特殊的话，我的一切应始于人民大学。人生充满了阴错阳差，没有人民大学的经历，就不会有我从国内到国外、从中南海到华尔街等人生最重要的一系列转折。
人大计统系计划班78级军训照。本文作者二排右7。
第一个转折：
分配到中南海
毕业分配对很多大学生来说，是人生关键一步。最初的分配方案我是留校任教。那年国家正处在改革的初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刚刚成立，急需各种人才，人民大学是他们主要选人的地方。人大有5个毕业生在其分配计划中。因为我已被确定留校，所以不在这5人之中。但是阴错阳差，在宣布分配方案前，学校又把我推荐给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中心根据我的毕业论文和在校表现，录用了我。我走进中南海，在这个当时略带几分神秘的机构，开始我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
在经济研究中心的几年里，最大的收获是从全国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我参与了很多文件和改革方案的起草，先后到过很多省市做调查研究，撰写研究报告。记得全国职工文革后第一次涨工资的初步方案，就是我们调查了几个省市后完成的。除了写内部报告外，我还在报纸和刊物公开发表了一些文章。当然，我也有幸近距离目睹了一些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风采，例如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等。
人大计统系计划班78级第四组同学。本文作者后排中。
第二个转折：
我选择了学英语
高中时我学的是俄语。来到人大，由于当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知道学英语的重要性。我从来没有学过英语，一开始我只能作为英语旁听生。经过课外努力用功，才慢慢地挤进了慢班。我大概是第一个从俄语班跳到英语班的学生。
非常感谢英语老师袁平认真教学和照顾，使我开始了英语的最初级训练。两年后结束基础课时，我跳到了中班。虽然是哑巴英语，满足阅读简单英文材料而已，但英语程度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为我将来在国外工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1983年底与1984年初，我首次出国访问。这对我的英文水平是实际检验，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随一个代表团到前南斯拉夫、奥地利和西德访问。记得在西德央行的晚宴上，我左右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英语是唯一能够交流和沟通的语言。我搜肠刮肚，几乎把所能知道的英语单词都用上了，但还是无法与洋人正常交流。那种只能微笑却无法说话的尴尬场面，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那次出国后，我下决心提高英语听和说的能力。我住在中南海，每天早起在中海边大声朗读英文、坚持听英语对话。我完全没有想到，学习英语为我以后出国学习深造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20多年里，英语还成了我每天必用的工作与交流语言，而不是简单的翻译工具。
1979年4月北京站前，本文作者后排左1。
第三个转折：
我来到了美国
1980年代的中国，出国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蛮有吸引力的。但对我来说，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写咨询报告。记得1985年，我参加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系列文章的写作。针对外国人想弄明白，中国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与国外的标准有什么不同。文章集中回答了有关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一些问题。正是这样的文章，让外国了解了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也知道了我们这些参与这一系列文章的普通作者。
我从来没想过还能出国学习。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出国的学习机会却找到了我。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对外仍有几分神秘。美国政府通过其国际教育机构所主办的“翰福莱计划”，第一次邀请中国高层次单位参加。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家科委和外交部是三个参加机构。该“计划”要求参加人员，必须是中层且有发展潜力的干部。通过外语考试，到美国学习一年。
当时国务院所属的三个研究中心（经济中心、技术经济中心和价格中心）刚刚合并，成立了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心的做法很简单，让大家自愿报名申请，参加托福考试后，由美国人最后决定录取人选。那时在国务院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大家英文都差不太多，我仅仅是比其他人先在口语和听力上下了一些功夫。当时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结果在报名的几个人当中，我被选中。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等待录取通知的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另外一个机会。当时港澳工委拟在港成立一个经济与金融的研究机构，抽调一些研究人员到香港筹备这个单位，为未来接收香港做必要的准备。我有幸被推荐为筹备者之一。同时，我收到了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德发来的邀请函。考虑再三，我觉得当以学习机会为首选，我选择了去美国。
1979年5月大学同学合影，本文作者后排右5。
第四个转折：
我进入华尔街
记得在人民大学读《资本论》的时候，老师强调过，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运行的核心，是观察资本主义经济的晴雨表。有谁能想到，我们毕业后的30年间，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国经济和贸易互相依赖、经济的一体化速度不断加快。中国变化更大，全面与世界接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职业生涯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我这个曾经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的实践者，却穿行在华尔街，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大海里学游泳，成为环球股票投资组合的操盘手，经过近20年的锻炼，逐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初到美国，我带有强烈的中国式思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来自发展中国家，应该研究发展经济学，以便将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美国人根据我报的学习计划，就安排我来到当时号称全美最好的学发展经济学的地方——波士顿大学经济系。
一年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我觉得发展经济学虽然不错，但和现行西方的市场经济还有距离，我有了研究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的浓厚兴趣，对西方金融市场有更大的好奇心。所以，在完成一年的“翰福莱计划”后，我有了继续在美国学习的想法。
经努力，我考入布兰德斯大学，研习国际经济与国际金融。两年后我获得硕士学位，进入波士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读书期间，非常偶然地，我得到一个到华尔街工作的难得机会。喜欢做实际工作的冲动，让我不得不遗憾地放弃读博，正式开始了我的华尔街之路。
大学同学在谐趣园。本文作者右2。
我的第一份工作得来十分简单。凭我读硕士时写的一篇汇率预测的文章，我进入波士顿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负责汇率预测工作。这家公司实际上是搞环球股票投资管理的。汇率是国际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还不是全部。我是从研究汇率开始，慢慢地走向国际股票投资管理的。没想到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对国际股票市场的投资，构成我的职业生涯。
在1990年代初，华尔街的华人不多，大陆来的人就更少。我这个学国民经济计划的，学会了在资本市场上赚钱，职业转变之大更可想而知。尽管学了国际经济与金融，但就实战的角度而言，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并没有太大优势。提高的唯一方法就是付出辛苦和时间。1991年，我被华尔街老牌的布朗兄弟公司雇用，成为该公司投资策略部的高级分析师。
1995年我转到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在环球股票投资部任基金经理。我先后管理过不同的基金，最多的时候曾经管理过三个基金。但管理世间最长的是我们公司的黄金及特殊材料的股票基金。这只基金主要投资于全球贵重金属和特殊材料的股票。这类基金全球大概有30多家。
我刚刚接手的时候，这个基金的规模有一亿美元左右。经过十几年的市场变化与投资人的青睐，这个基金的规模曾达到50亿美元。成为业内同类基金中少数的几个大基金。2010和2011连续两年，这只基金获得美国基金评价机构同类基金5年期第一的成绩。我操作这只基金将近17年，长期回报率保持在同类基金的前三名。这对我的投资人和自己来说，都是不小的鼓励。
1982年大学同学在密云水库。本文作者一排右1。
第五个转折：
以独特视角研究中国
虽然每天周旋于国际股票市场，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上，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学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历，使我习惯地、更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别人不同的是，我站在西方看东方、站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正是因为我独有的个人经历，既有在中国高层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经验，又有华尔街投资决策的实战体会，形成了我观察问题的特殊视角。所以，我的一些观点，常常得到相当多的媒体和国内有关部门的关注。
例如，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汇率改革、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以及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上，我先后发表了很多看法。有些经新华社内参转发，并获得有关中央领导的批示。正是这种鼓励和认可，无论工作多忙，还是忘不了挤时间研究国内的经济发展问题，并试图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媒体。寄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期盼中国发展壮大。
多年来，我先后多次应国内有关机构邀请，参加国内的各种交流活动，也常常出现在各种媒体采访和报道上，使我有机会发表自己对中国经济的看法。2008年，我被新华社正式聘请为少数几个海外特约经济分析专家。2009年，作为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代表，应中国外交部邀请，我出席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庆祝活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亲历难忘的盛典。
对于国家的繁荣和昌盛，我感到由衷的骄傲与自豪！或许这就是人民大学人独有的特点。无论走到哪里，身在何处，永远肩负着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
对我的几个启迪
30年来，世界在变，中国变得更快！人民大学的校园、教程、专业和教职员工更发生了巨变！但不变的是：人大的精神、做人的原则、服务于社会进步的办学精神。人大毕业生承载着她的精神，已遍布中国和世界！
当今世界，人才是一切竞争力的核心。21世纪最缺乏的，是那些具有前瞻性、国际大视野、宏观微观兼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学校不一定提供有关未来的全部课程，但学校培养我们探索未来的思维方法与勇气。人大的优势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大教我们学会做事先做人。这是个基本原则，也是我做事的基础。无论当雇员还是雇用他人，仍然是首先考虑的因素。
第二，人大教会我们研究问题要具有前瞻性。计划的最大特点就是前瞻性。大到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小到个人生计或投资，前瞻性是制胜的不二法门。计划专业可以被取消，但前瞻性的思维方法使我终生受益。
1995年，本文作者在美国新泽西自家门口。
第三，宏观、微观兼容是国家政策或投资策略成功的关键。社会需要最多的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与创新者。人大注重与社会联系，参加社会实习，请有经验的人来校交流等方法，证明对培养宏观和微观兼容的人才，是十分有效的。
第四，人大让我具有国际观。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因素几乎在所有国际问题上都不可或缺。所以，具有国际观，以国际大视野来看待中国问题，是应该继续发扬光大的思维方法。
走过翻天覆地的30年，回顾过去的人生路程，由衷地感谢中国人民大学4年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念人大给予我并影响着我一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忧国忧民的情怀、克服困难的勇气、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为我的母校感到骄傲、自豪！
写于2012年5月1日
作者简介：
李山泉，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统系计划班，分配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985年受美国政府邀请参加 “翰福莱计划”在波士顿大学经济系学习一年；继而攻读布兰斯特大学金融硕士和波士顿大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华尔街金融圈，现任美国奥本海默基金公司高级副总裁、高级基金经理，仍频繁往来于中外论坛，致力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2016年10月，本文作者（左）在香港与人大校友交流。
（文章选自《天高人大——七七八八集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照片由作者同学提供。小号获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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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香港人大校友欢迎本文作者（前排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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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