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玉环：告别南生
人民大学工经系建经专业78级全家福。后排左3白南生，前排右2本文作者。
2010年4月11日晨，随手打开信箱，不经意间看到晓军发来的“关于南生的病情”，吓了一跳。“南生去年9月中旬查出胰腺癌，马上进行了手术……今年1月复查确认骨转移。3月23日，南生由于呼吸困难入院……目前医院已经没有针对癌症的治疗……有可能随时出现意外......”
记忆里清晰地浮现出刚上大学时，南生穿一身旧劳动布衣服，背个沉甸甸的大书包（书包底角有个洞，背带已经磨得起毛），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行的样子。据说南生上大学前，曾经在内蒙古草原插队放马。我见过他穿蒙古袍的照片，地地道道一个牧马人。
人民大学文革停办，复校招生的78级同学之间年龄差了十几岁。现在想起，南生当年也不过就是二十八九岁的样子，但当他派头十足地以老大哥自居时，每每引起我们这些“小孩”的抗议。虽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咱插不上嘴，但玩起来可就不管那一套了。
我们一起罢课，军训，打排球，也在同一小组讨论数学模型。夏天去游泳，不知谁发现了颐和园后湖是个宁静去处，残桓断壁，翻墙而入。诺大湖面只有我们十几个人，一人吹箫，众人唱歌。南生唱歌有点跑调，但热情饱满，我就笑他“滥竽充数”。
白南生。
听说由于小时候得小儿麻痹症落下腿疾，南生的腿有些不方便，但是骑车技术一流。出去玩，我经常坐他的“二等”，我们的自行车队穿过田间小径时一路铃声，一路高歌……印象里，南生永远都是那么精力充沛，坚毅爽朗。我从不记得他抱怨过哪怕是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怎么会一下子就病成这样？
南生是读万卷书的智者。他读书快，涉猎广：历史，哲学，政治，数学……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南生对知识的汲取如饥似渴。厚重的《资本论》，他读起来津津有味，里边划红线还夹纸条，让我这种只是为了考试而应付差事的学生大惑不解。小组讨论后班级总结发言，我们就推选他，每当这时我就在心里暗自庆幸和南生一个小组，替我们学了。大学后期，已经不太在校园里看得到南生的踪影了，听说那时他已经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开始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
毕业以后，鲜少联系。直到1989年夏天那些风声鹤唳的日子，晓军和我才不约而同地牵挂起南生的安危。电话中不能说，人前也不能打听，心急如焚的我们决定到他妈妈家去探探消息。我们商量了怎么碰头，怎么开口，甚至想到了如果门口有人盯梢，盘问起来该如何应答……那时节街头军人密布，行人稀少，我们分头乘车，七拐八拐凭记忆找到那座居民楼，直到得知南生去了外地，才松了一口气。
1990年中，晓军和我相继出国。我当时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小镇。到美国几个月以后，第一次被一个热心的朋友接去芝加哥过周末。回来时，他送我一大包看过的“世界日报”，饱尝思乡之苦的我如获至宝。我就是从那堆旧报纸里，得知南生兄弟入狱的消息。
那时消息封锁得很严，没有细节，无法求证。我立即写信给在英国进修的晓军。晓军很快回了信：她也听到了这个坏消息。记得那些信写得很长，怕超重，密密麻麻写满正反面。我们在地球的不同角落，深深地担忧和惦念着南生：他不仅仅是我们的同学，兄长和朋友，更是一位正直的勇士。
1994年本文作者（前排左1）回国与同学见面，前排右1白南生。
1994年冬，在出国四年半以后，身心疲惫的我第一次回到北京，正巧梁良大姐也回国探亲，南生就召集大家一聚。那次的聚会是在南生办公室兼宿舍楼下的小餐馆，有十来个同学参加。南生见老了，头发白了许多。“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饭桌上南生一张口，谈的还是体制改革的种种议题。有人问起狱中生活，南生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读了不少书，好像刚刚结束了一次休假。
临走时，南生送了几首他自己写的诗给我，其中两首是狱中之作。他关切地询问我在美国的生活情况，说：下次回来呆长一点，带你去参加聚会，见些有意思的人。
我对他说：“要是碰到合适的女孩，你也该成个家了。”南生笑了：“小孩子要管大人的事！”他拍拍我的肩膀：“我习惯了。”那天晚上，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常回来。”
一晃又是十多年。其间偶尔听到同学们的消息，南生似乎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发财。听说他一直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同时始终不懈地关注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研究农民工课题。
2008年10月，在入学30周年的庆典上，我们又见面了。南生头发几乎全白了，人也有些消瘦，饱经沧桑的样子，但精神很好，谈笑风生。大会以后，建经班同学聚到郭凡生的“慧聪书院”。同学们久违重逢，欢笑伴随着泪水……在那天的会上，每个人都介绍了自己毕业后的情况。
南生拍了很多照片，听得十分专注，清澈的目光透着一贯的真诚和自信。谈到他自己的时候，反而十分简洁淡然。南生发言后，我说：南生是一个正直的人，执著的人。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被生活和现实磨平，力不从心或者随波逐流时，南生仍然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特立独行，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想。我非常尊敬他。
11月1日，曹征海赴京和大家见面，共二十几位同学出席，是建经班毕业26年后聚得最齐的一次。那天我恰好坐在南生旁边，因为来迟了一点，忙着和各位同学打招呼。南生细心地替我揭开盘盏，催促我：“快吃吧，一会儿再说话。”后来我才知道，南生和晓军是特意从四川赶回来和大家见面的，次日还要飞回去，继续他们的课题研究。
2008年入学30年聚会， 右1本文作者，右2白南生。
同学们散去后，征海，晓军，顾梅，南生，从加拿大回来的德顺和我余兴未尽，又坐下接着聊。南生介绍了他正在研究的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课题和参与的扶贫项目调查。告别的时候，南生先为我招了一辆出租车，我们相约北京或者美国再见。
2009年春节后，收到南生的E-mail。没有“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的客套，他写道：“春节期间我们分四个组在安徽、四川12个村做农民工调查。这300个农户我们在1995年，2005年两次访问过……当问道：工资降到多少你就不在那儿干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几个回答：
——降到多少也要出去，总比种田好。田里也用不了那么多工。
——降到多少都要干。要吃饭总要干活。这个地方降别的地方也要降。回家什么都没得干！
——……
惟愿纳税人的投入能够被正确使用，真正促进国内的消费和就业。
惟愿金融危机的阴影能在6-9个月退去。
惟愿牛年真牛。”
从南生附上的几张照片，我仿佛可以看到在千家万户享受节日团圆的时候，南生和他的朋友们在穷乡僻壤奔波的身影。
2009年3月，我在奥兰多渡假时收到了南生的E-mail，他说当时在洛杉矶，刚刚与张亢见过面，但是行程紧凑，加上不是可以随时上网和打长途，不知能不能联系上。我回E-mail给他：如果在任何地方停留较长，告我电话，我打回去。
从奥兰多返回的路上在新奥尔良停留了一夜，那次住的饭店要到楼下商务中心上网，当夜大厅里挤满了参加婚礼的宾客，只好作罢。等回到家再按照南生提供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得到的是录音答话：客人已退房。有谁能想到，这次失之交臂，竟成了终生遗憾？
2008年11月最后一次见面。右1白南生，右3本文作者。
4月13日，接到“南生病危”的消息。我分别打电话给晓军和老许班长，情况都不乐观，原本心中仅存的一线希望愈来愈渺茫。我打算马上订机票飞回北京见一面，但是晓军说南生已经陷入昏迷，不认人了。
“身系秦城，神游楚地，心在岱巅……”这是南生狱中诗作中的一句。每当想到他即使身陷囹圄仍然心系天下，可如今却孤零零地忍受病痛的折磨，我的心便疼痛不已。
4月14日清晨（北京时间4月15日），南生走了。
那天清晨，休斯敦下起了濛濛细雨，泛起春天里少有的寒意。我站在雨中，想起南生历经坎坷，壮志未酬，英年折戟，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一抬头，灰沉沉的天边竟然意外地露出一抹湛蓝的晴朗。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我固执地相信，那就是南生现在所在的天堂。他终于可以自由地翱翔！
南生微笑地俯视着我们，音容笑貌，一如当年。
我想，这便是人们常说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了。
2010年4月19日写在南生追悼会前夜
2016年11月12日修改
美国 休斯敦
作者简介：
肖玉环，1959年底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经系建经专业，毕业后在轻工业部工作。1990年5月赴美，现居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
（原文载《天高人大——七七八八集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照片由作者提供。小号获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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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