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砚平：我心中一面永远高扬的旗帜
——记原河北省委书记、
中央党校校长高扬
高扬遗照。
我与高老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之际。为了澄清历史上的许多疑团，众说纷纭的不实说法，西安事变领导小组决定出版一系列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书籍，高扬作为《西安事变简史》的主编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把写好的稿件交给他审阅，本以为他也会像许多领导人一样交给秘书，随后就打发了。他可不一样，不仅亲自审稿，还亲自改稿，把一些不准确的提法一一矫正，甚至还帮我修改了不准确的标点符号。
当那篇“把《西安事变简史》编成信史”一稿在《暸望》周刊海外版发表后，台湾媒体第一次转载了《暸望》的稿件。
由于我家和高老家只有一墙之隔，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时不时到他家聊天，越聊感情越深，慢慢竟成了忘年交。
当时正直中国改革开放之际，中国该向何处去？路在何方？人们似乎一时都摸不到头绪。在邓小平总设计师的带领下，坚持以发展为中心，搞好中国经济，国家强大人民富裕为既定的大目标，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举国上下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大探索。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因此在探索的实践中问题不断，争论不断，迷惘彷徨不断。
在社会转轨变型的激烈动荡中，真善美、假恶丑全都登台亮相，各种思潮纷起，各种现象杂生。我和高老常就此进行讨论，有时因为观点不一致，时常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于彼此高声大嗓，各不相让。
每逢此时，高老的小女儿总要推开门来探视，然后无可奈何地说：“我知道就是你，只有你一个人和我爸爸这么说话。”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心想下一次一定要注意，心平气和，多多讨教。可是一到争论起来后，又忘记了他是大领导、老革命的身份，又是较着我的理振振有词，把高老气得够戗，最后忍不住对我大声教训。
当然大多时候还是他说服了我，不过我也给他提供了不少信息，包括不同意见，使他对更多人，对不同见解得以重新审视。特别是在那次动荡后，高老受中央之托，和几个老同志一起筹组中央领导班子，当时他甚至征求我的意见，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推荐。
我把自己认识的人筛选了一遍，觉得做中央领导人都还有些缺欠，最起码比起高老差了一截。因为当时在我的心目中，国家领导人应该是人中精英，才识过人，品德高尚，决非一般人可为，所以我谁也没有推荐。
虽然有时和高老争论起来，忘记了彼此的身份，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很佩服高老的，不仅因为他是老革命、老干部。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得以接触大量的高层领导和名人。接触多了，对他们的神秘感便消除了，甚至对有些人颇不以为然。
有的领导虽然位高权重，但是往往不能让人叹服，采访他去，他却来个“小何呀，我要给你布置作业了，这个问题你好好查查资料，组织一下，写好稿子让我看看。”于是我就开始查资料，然后自问自答，让他过目后，便以采访他的名义发表了。没办法，因为他的地位高，如果以我自己的名义肯定发表不了。
还有个别领导思路不清，你采访东，他给你说西，而且是语焉不详，稀里糊涂，但是居然还能坐到很高的级别。逢到此时，我连话都不想再多说一句，只是暗暗地想，“他凭什么坐在这个位子上耽误事？还不如我呢。”
和高老在一起，我却感到自己很幼稚，很无知，不仅缺乏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与理解，理论水平也远远不及高老，所以从他那里受益良多。
对高老的钦佩还在于，他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要求。清朝有句“官到贫时方为清”的名言，高老就是这样的高官。那一年《暸望》想撰写一组有关高级干部严格要求子女的文章，我们到中组部请他们推荐人选，结果中组部只推荐了高扬一个人。无奈，那组选题只好作罢。
高老对于自己和家人的要求很严，甚至比我们这些有点小权利的人还过分，这一点我有亲身感受。有一次，高老的夫人居然托我为他的女婿找工作，还嘱咐我不要告诉高老。我本想帮忙，但是始终没有帮成，心中有些内疚。
一直以来，高老家的家务都是高老夫人操持，自己买菜做饭。我还在他家吃过几次，说实在的那饭菜太平常了，就是两个普通的青菜和米饭、馒头，还不如我们家的讲究。后来高老的夫人年纪太大了，实在做不动了，于是就托我找个小时工，但是由于他们出的工钱太低，我找了几个做小时工的，谁都不愿意干，我也无能为力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除了内疚之外，更多的是感慨，我党的一个要员却要为这么点钱精打细算，他的清贫可见一斑了，当时和现世谁人能比？
我第一次到高老家，看到他家那简朴的装修和家具摆设时，心中甚为惊讶。客厅里，只有几个样式简单的类似办公室里那样的沙发，一台电视机。书房里就有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柜，两把简易沙发。写字台上通往中南海的红色电话机擦得锃亮。一副“松风梅骨”的字幅挂在墙上，好像也不是出自什么名家真迹，据高老说是他的一个朋友所送。门厅、厨房全是水泥铺地，没做任何装修。
有一段时间，我曾打算为高老写一篇传记。于是我一到他家，他就如数家珍的和我谈起他的经历，为什么革命，为什么1959年被打成右倾。被打成右倾后，他逐步认识到我党的封建残余还很严重，于是说话办事就不那么书生气了。
他说，其实和邓小平早在大别山根据地时期就已经在一起工作，但是他从来不搞关系，也没有到领导那里串过门，所以仅是一般的工作接触，文化大革命后他几次被启用，是因为邓小平了解他。
确实，已经七八十岁高龄的高扬几次临危受命，而且他也是从来不辱使命。文化革命结束后，河北省两派斗争仍旧激烈，派了几任都搞不定，经济上不去，社会很不安定。最后派了高扬，他一个干部也没带很快就打开局面，理顺关系，带领全省走上正轨。
高扬在河北。
后来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为党的建设作了很多贡献。当时他曾写了很多语重心长而又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和意见，都上交了党中央，我曾希望在《暸望》上发表，他却说不宜公开。同时他还写过一些杂文，都是言之有物，切中时弊。
他曾向我袒露心声，中央曾让他当王鹤寿（中央纪委第二书记）的职位，他推辞了。他说：“因为我自己了解自己，我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面对那么多的违法乱纪，不能视而不见，避重就轻，但是整顿起来谈何容易。”
谈到这些，高扬露出忧虑而无奈的戚戚之情。后来我们每次谈到党内的不正之风，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教训时，都可以深深地体会到他的焦虑、愤慨、无奈和期盼。
他说：“共产党是一个很神圣的组织，作为一个执政党在发展党员时一定要极为严格，人数不必过多。过去革命时期入党就意味着随时可能掉脑袋，所以投机者不多。现在你执政了，入了党就可以升官发财，投机者自然会多，所以更应该重视质量而不是数量，否则，党的声誉就会受到损害。”
他常对我说：“小何，你太天真，太善良，你不了解人间的丑恶，你是要吃亏的”。我问他：“那为什么您还愿意和我说这些呢？”他说：“我觉得你像我年轻时那样，我喜欢的就是你的善良、正直、热情，但是你要成长。”
的确，当时我自己也感觉与高老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所以就很想深入了解他，缩短距离，但是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时间与生活的磨砺的。
有时候我也和他开玩笑，有一次我问他，您有过第三者的恋人吗？他摆了摆手说：“我和老伴一直很好，她为我生儿育女，照顾家庭，和我荣辱与共，福祸同当，我凭什么就不要人家了呢？”
后来，我才真正体会到他们老两口之间相濡以沫的真情实感。当他的夫人过世后，高老仿佛也一下子垮了下来，胃大出血，后来竟然有些老年痴呆。
那次我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进了病房后，他客客气气和我打招呼，十分礼貌。我问他：“您认识小何吗？”“啊，新华社的小何，我认识。”他说得很肯定，但是对眼前的我却没有反应。
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伤感、懊悔和愧疚，为什么没有珍惜以前的时光，趁他头脑还清醒时，完成那篇传记呢？他一定会像当初为我修改采访稿一样，认认真真逐字审查的。我将了解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一生是如何走过来的，他是如何在国家危难时毅然弃笔从戎，历经生死磨难和战火考验的；他是如何在党内严酷斗争中既不丧失原则，又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的；他是如何在金钱、利益、事关儿女前程等等的诱惑面前坚守情操的；他是如何在党内乱云飞渡时守望真理的。
在他的身上，真正体现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他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值得尊敬的真正共产党员。这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我们多么需要有更多这样的共产党人啊！
2009年3月29日下午2点17分，高老走完了他多姿多彩的人生之路，享年100岁。作为他的一个忘年交，在悲伤流泪的同时，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深深的崇敬之情，是遗憾与自责。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我一定会更加珍惜那些时光，珍惜他给予我的机会和信任，完成他的传记。
实际上，高老用他自己的行动，自己的作为，自己的人格魅力，已经撰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传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09年4月2日
作者简介：
作者父母自幼由冀入京定居，1948年出生的她自然就成了名符其实的“京二代”，从众取名“燕平”，后改名为个性化的“砚平”。作者的工作经历中有两个“一直”:上大学前一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当工人，一干就是８年；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新华社工作，一干就干到了退休。作者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终审发稿人，曾发表过数百篇新闻报道、杂文、散文等，得过不同奖项。
（原载作者博客，小号获许可转载。图片来自网络。）
相关阅读：
长摁二维码关注我们。
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