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军：回望校园三十秋
作者简介：
吴小军，男，1954年6月4日出生于成都。1969-1970年就读成都10中。1970-1976年从军，任陆军28军82师炮团榴弹炮营二连侦察班班长。1976-1978年9月四川省物资厅计划处“以工代干”。1978-1982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计划专业 。1982-1989年任职四川省物资厅、省计经委。1990年至今，为香港通宝公司总裁。
本文作者在大学校门。1979年春节。
离开校园已经整整三十年，从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悄然地演变成两鬓染霜的小老头。回首望去，难忘那些青葱的年月，和那些随风逝去，却积淀在心底的不灭记忆——
一．初入校园有四亲
19781020，是人生中的重要日子。和同学们一起在人大校园报到了。作为一个小学五年级没有毕业，却在社会上混了12年的我再入校门，这可是经历过千辛万苦，万千努力才得到的幸运报到。刚入校园伊始，有四件让我倍感温暖的事情，悄然发生。
一是一位小小老乡——新闻系78级陈平。
刚刚报到完，我找到一辆铁皮的人力车，去学校的保管室取托运来的行李。快到行李室时，一位小孩笑模笑样地地问我，能否帮他运行李。
“你是来报到的新生，那个系的？”
“是啊，在新闻系。”
“老家是哪里的？”我已经听出他是四川湖北一带的口音。
“四川。”
“具体那个塌塌（地方）？”我亮出了川腔。
“内江。”
“那我们是老乡喔，我是成都来的。”
义不容辞，先帮他运了一车行李。同时，还得知，该小孩才16岁多。我顿感羡慕和失落。我16岁时，刚混入我军。经过8年努力奋斗，才好不容易地混进校园。可人家16岁就考入了人大，而且考分近400分。四川60万考生，能够考上400分的，只有20余人，而且一半都是我熟悉和交往的，如北大湖平一类的各界社会贤达。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这位叫陈平的少年天才，慈眉善目，有禅宗六祖慧能之容貌，也有其才情，不由得我刮目相看。而且，通过他，还了解认识了他同班的四川籍的现役军人杨新贵，才子尹韵公等。
1980年代，从新闻系同学中知道陈平去了珠海，但是一直无缘去拜访。
2009年，因参与珠海液化天然气项目，去珠海后，打听到陈平的电话，先发了个短信。几天后，却收到这样的回信：你是我那个时期的同学，我没有印象。我说了半天，还是不得要领。但是，我提出了一个细节，陈平的记忆焕然复苏：帮你运行李时，你的姑父在旁边。
啊！细节决定一切，无论是大项目，还是小回忆。这个细节只有在场的人才能知晓。陈平16岁，高中二年级，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这次负笈去京，家长不放心，只能叫在京城的亲戚陪同前来。
本文作者（左）与同学在珠海。2010年。
下次再去，相见甚欢。还有豪爽狭义的鲁难兄弟，每次都会流连忘返。
二是一位战友—78统计班的司秀。
计统系是全校最大的系，有计划、统计、生产布局三个专业，116人。平时在一起的机会也多。因为当时刚从部队复员两年，看见穿军装的，就觉得亲切。一天和统计班的司秀坐在一起，问起他在哪里当兵。
“山西。”
“山西有28，63，69军三个野战军。那个地区？”
“侯马。”
“啊，83师的？”
“是啊，师直喷火连的。”
师直，是指野战师的直属部队，如工兵营，高炮营，通信营，警卫连，防化连，侦察连等等，数量也超过一个团；喷火连，是那个年代野战军的标准配置，起源于二战时太平洋诸岛争夺战中对日军地堡，山洞等地下隐蔽工事的清剿，故每个师都有配置。
28军有82，83，84师。82师驻洪洞县，有苏三住过的明朝监狱，有海外游子寻根的大槐树，还有中国最大的琉璃塔广胜寺；83师驻侯马，彭真的老家；84师驻运城，军部在临汾。冬季野营拉练的战术合练和炮兵实弹射击时，各部队都有过交流。
我们82师炮团，从福建前线移防到北京军区，最早驻洪洞县的淹底公社，后来移防到军部附近的屯里公社。我们榴弹炮营驻甘亭。甘亭出产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威风锣鼓。与之齐名的是陕西北部的安塞腰鼓，但是气势和威风都不远如威风锣鼓。
1971年初，我们从新兵连分兵到各个连队，再去迎接第一次野营拉练归来的老连队，就初次见识了晋中南有名的威风锣鼓。老乡在一长者用铜镲的指挥下，打出了不同节奏，不同音响效果的鼓点，威风八面，声震原野，有古军队出征的雄音壮韵，和战场出击的伟烈风采。
司秀的出现，让我喜出望外。同一个野战军的战友，又是同年复员，现在又在同一个系里学习，真是不浅的人生缘分。
司秀来自有总政子弟校之称的北京万寿寺小学，和杨松哥哥杨晓陆是同班。1952年生人，大我两岁；1972年才入伍，晚我两年。这四年，就是他在茫茫雪原上的黑龙江兵团的艰苦岁月。不过，我们都在1976年退出现役，回归大城市，赶上了恢复高考这个人生的最大机会。也是对那些艰苦岁月沉甸甸磨砺的最好回报。
本文作者（后排右4）与大学同学。
三是一位亲戚表弟——法律系的杨松
第一次知道的，而是他的母亲，一位曾经美丽非凡的知识女性。
一次在家里翻看老照片，有一张笑容可掬，气度雍雅，美丽非凡的女性照片。问妈，答曰：表姐刘德理。后来老爹也说到，他的一位战友看到这张照片，也是连忙打听这是谁，心有所望。老爹回答：重庆大学校花，名花有主了。不仅有主，而且重庆大学的两位校花受到战功卓著的解放军年轻将领的全力追求。唐贤美被二野六纵司令秦基伟（15军军长，在朝鲜上甘岭一战成名）费力而成功拿下，杨松老爹就是另一位大赢家。
不过，英雄美人的相聚，却是因为另外一件当时震惊华夏的大事——重庆1127大屠杀。1949年11月27日，在解放军攻城炮声已经响起，国军撤退出重庆的前一天，军统将关押的共产党员和其他赤色分子统统枪杀于白公馆和渣滓洞。最著名的就是江竹筠（江姐），许建业等，其中还有杨松的亲舅舅，刘德惠。
刘德惠(当时重庆电力公司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和许建业(许云峰原型之一)有关。当时狱卒伪装进步，骗取了许的信任。许要狱卒带信给刘，让其马上转移。结果第二天刘就被投入渣滓洞……许知道后悔之莫及，连连用头撞墙，血流如注……刘虽然受尽酷刑，遍体鳞伤，却视死如归，只字未吐，保护了百十号部下的生命安全。
1980年代，我去渣滓洞时，才看清刘德惠舅舅的狱室在二楼，室内还挂有他的旧照片。在门口用机枪扫射，再放火把整栋木质房子烧掉。逃跑是没有可能的。
重庆一解放，杨松母亲马上去军统所在的歌乐山找人。一进渣滓洞看守所大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舅舅，因为她认出了他身上的那件大衣——在他入狱之前，舅舅每天晚上都用这件大衣盖在她身上。现在他穿着大衣趴在地上，浸在血泊之中……杨松母亲看到自己哥哥满身弹孔和血污，还有焚烧过的残缺尸体，放声大哭，悲痛欲绝，请求解放军要严惩凶手。
当时留下的照片是触目惊心的，看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各界群众在公开祭祀杨虎城和红岩烈士的现场，那么黑压压的一大片白花花的尸体，的确触发了人民群众对蒋记政权的痛恨。
杨松小我两个月，阅历却完全一样；同年入伍，同在野战军的炮兵部队。我们装备的是122榴弹炮，他却是当时我国野战军的最大口径的152自行火炮，外观像坦克一样，爆炸威力要大三倍。因为有装甲，所以列入装甲兵序列。同年复员，又同分配在物资局以工代干，冒充干部。
后来在人大校园里，我们的教室又在一起。法律系78级在教学楼的205，我们计划班78级在207，仅一墙之隔。而且，都是连队的文化骨干，能够写几句现炒现卖的打油诗，以充斥班级的墙报。
本文作者（后排左2）与大学同学。
值得一提的是，杨松兄妹三人在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大院里创造了部队大院的奇迹：三人同时考上大学，为老爹老妈挣足了面子。哥考上了人大一分校，妹妹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杨松则考上了人大本校，一时传为佳话。
记得当年成都军区最丢脸的，就是没有一个考上名校和重点院校，只有两个混进了南充师专之类的三流大专，而我们四川省地方机关大大院却每年有十几个考上名牌大学，来北京去上海的比比皆是。这让文革时期牛逼哄哄的军区子弟，低眉顺眼地再也牛逼不起来了。
1981年秋，一位法律系同学突然通知我：你表弟住院了，胃穿孔，在海淀医院。我连忙奔去，却并不吃惊。我一位同班战友就是胃穿孔，我弟弟也是。他们的原因都是一样，部队的粮食太粗糙，像喂牲口一样。经常是如果粮食打翻在地，事务长通常是要叫炊事班战士扫起来，接着再扔进锅里。天长日久，积淀在胃里的沙砾就会作怪了。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了杨松的小学同班，也是他后来妻子的顾乡。知道顾乡是青年诗人顾城的姐姐，军旅诗人顾工的女儿，也能写诗。
毕业后，杨松分配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在立法机关工作，后来随同学徐建去深圳当律师，也是业界名人了。
杨松是性情中人，其大无畏的革命性情，在1989年那场风波中，得到了充分展现。那天，中国出现了大事。杨松还有两件大事：一是他的儿子出生，和我同一天生日，只是小了35岁；二是他老人家亲自跳将出来，在市民集会上大声怒斥那位字写得很烂智商不高的总经理大人的倒行逆施，结果被当局没收了由沈阳部队装甲炮兵团党委发下的票据。他是风波中深圳市三个被没收票据者之一。
不过，荣华算个蛋，侠士冷眼看；富贵算个球，君子自风流，世上诸物皆过眼云烟，都会风流云散去。只有真性情的侠肝义胆，摈弃小我的血性相拼，会长久地留在朋友的记忆里，知音的口碑中，广大市民的眼睛里，当局有关部门的记事簿上。
本文作者（后）与大学同学。
四是一位大老乡——计统系布局班78级的尹俊骅。
俊骅兄出生在1946年，在全校老大哥中排名第四。但无论容貌、体态还是精神状态，他就是地地道道的小伙子，特显年轻。夫人美而慧，有大家风范，1980年来校时，引起同学们的极大关注。其实尹夫人黄姐1978年高考时385分，也可以报考人大了，但她留恋家乡，只是去了杭州师院。当然，她心中的英雄是她以428分夺取浙江文科类考生第一名的夫君。统计班的班长谢中枢也是以432分的江苏文科状元的姿态进入计统系的。但是全国文科类第二名的武少俊却在计划班，分数是440。
和老尹接近是因为他的成都口音，还有说普通话时不时夹杂的“椒盐味”。成都人把带有成都风味的普通话叫做“椒盐普通话”。关于“椒盐普通话”我到回忆起一件趣事。1990年代的一天，我因业务原因去面见芬兰诺基亚的中国区总裁沈国瑛商谈合作事宜，她一“开腔”说话，我立马就说你是成都人。
“是的，我原来住在长顺街。可是我三岁就离开成都了。”
她的桌上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他爹和小平吃饭时的合影，一张是她和江泽民的合影，都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沈是国民党著名特务头子沈醉的女儿，三岁时就仓惶辞庙随家人逃离成都去了台湾。父亲沈醉却因为飞机加油在昆明停留了一下，就再也没有飞起来。关押26年后，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四年后，又作为“起义将领”提高了待遇。因为在昆明军政领袖起义宣言上，有沈醉的签名。
我后来得出结论：人的一生，有两样不可改变：口音，口味。
本文作者（后排右4）与大学同学。1980年秋。
这都是从小就养成的，根深蒂固的顽疾。就像那位字写得稀烂智商也不见提高的总经理，说话时，那股子低劣的椒盐味，还是挥之不去。
一次聊天时，老尹提到他爷爷是尹昌衡。
哇！总舵爷！我惊呼道。
文革开始时，我小学五年级还没有毕业，只能被大人们关在机关大院里玩，夏天可以和小伙伴们去郊外河流里游泳。但是，文革时期的风风雨雨也会传入我的耳朵。1967年—1968年，成都兴起一阵解放前的社会话语，大多与“嗨袍哥”（嗨，这里的意思是“当，干”，动词）有关，诸如“码头，舵爷，虾耙，扯靶子，杀鸭子”之类。也听说过，当年四川省的总舵把子，就是蒋介石留学日本军校的师哥，斩杀清末四川都督赵尔丰的民国尹昌衡大都督。其他袍哥大爷，勿论占据何方水旱码头，都是尹总舵爷的徒子徒孙。
尹昌衡，早年留学日本军校，是蒋介石的师兄，加入同盟会。后被孙中山派遣回川，行走在政府和军队间，寻机掌握军队。后来果然如愿以偿，27岁任四川军政部长。
他一生最为得意的事有两件：一是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关键时刻，心狠手辣屠杀四川民众的清督赵尔丰欲聚众复辟时，他带兵冲进都督府，亲手斩杀了赵尔丰，这才彻底地断掉了大清王朝复辟的最后一丝希望；二是民国初年，西藏当局和英国政府密切勾搭，发动叛乱、全国大哗之际，他亲自带兵西征，出击西藏，平复叛乱，取得民心，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此期间，他还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慷慨悲怆的边塞诗歌，存留在四川大学出版社的《辛亥英雄尹昌衡》和《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中。
我感兴趣的，还有另外一件被湮灭了的，有关风花雪月的民国轶事。
袁世凯在民国初期，把全国最有实力反叛起义的三位督军黎元洪、蔡锷、尹昌衡召至京城，委以高官，实为看管。黎元洪成天在家喝闷酒，蔡尹二位本是留日军校的同学，却想出了“喝花酒”的迷人招式。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而小凤仙把与自己齐名的姐妹梁玉楼（殷文鸾）推荐给尹都督的风流轶事，却鲜为人知。
身高一米八多的尹长子，玉树临风，有都督头衔，有大员气魄，有军人风度，有大把银子，有冒死冲进都督府，挥刀斩杀赵尔丰的赫赫声威，迷倒了京城八大胡同的一大片，也是当时大刊小报风靡一时的头条新闻。
二位都督邀三喝四、铺张声势地出入八大胡同，极尽渲染之能事，搞得袁家公子们也暗生醋意，袁家老爷却放松了看管。最后，二位督军都是靠深明大义，侠肝义胆的两位民国名妓的冒死相救才一反颓势，逃出生天，再造辉煌的。
尹俊骅父亲是四川省著名的大公子，人也长得高大威猛，是四川大学的头号帅哥，母亲则是当年川大校花。二人的婚礼之招人抢眼，也是一代当时四川高层名流人物的难忘记忆。但是，进入1950年代，却陷入厄运的侵袭。
尹父因为披露苏联军队在东北地区抢掠和拆除工业设备的批评文章，以及对共产党农业税收政策问题的评论，被辽宁大学打成右派。1960年饿死在辽宁流放犯人的边远凌源县。
尹母含辛茹苦，拉扯八个孩子，迁回到杭州浙江大学讨生活，实在不易。但是尹母教子有方，八个儿女个个都成才，后来都在事业上各有一片新天地。
2007年，尹家七个子女，在辽宁当年父亲埋骨的荒山上，每人含泪读了各人迟到的祭祀文稿，吐出了几十年的思念，演出了荒地野外祭父的伤心一幕。
尹俊骅毕业后在浙江省计经委工作，后“下海”在公路交通领域，创造了辉煌，是几条高速公路控股的大股东。这些赫赫战果在他眼里不过稀松平常事，他自己最引为自豪的，是他无意间救了我们计划班的华尔街金融大亨，奥本海默基金高级副总裁李山泉的命。
2001年9月10日晚，西子湖畔别墅里的老尹与居住在新泽西州的李通话，两人聊得兴起，不知不觉过了纽约深夜。翌日晨，比平时晚上班半小时的李山泉刚到世贸中心南楼下，正要登楼上办公室，惊人一幕发生了，拉登先生指挥的自杀式飞机已经撞上了北楼，碎屑满天飞，遂阻止了山泉的登楼，逃过了人生中本来必然的一大劫大难。
原北海舰队海军航空兵的退役老兵，计划班著名的撒切尔（计划班绰号，与山泉相近）先生全家专门为此到杭州一游，说人大同学出手相援，真是天意啊！
本文作者（左3）与大学同学。
二．李风大哥是俺哥
我1990年下海后，在商海沉浮中，多次得到人大校友各界的帮助，在这里简述一二。
商界奇人李东是工经系78级李风的大哥。在日本五大商社之首的日本三菱公司等级严格的秩序中，他不会日语，却是一大帮日本人的上级。看见那帮平时牛逼哄哄的老中年日本人，向他毕恭毕敬地汇报工作安排和业务进度，我就想笑。
初识李东是1991年的内蒙古化肥项目。我和工经系建经班78级的内蒙古通郭凡生第一次去内蒙古，和地方各级领导接上了头，也认识和熟悉了三菱的总管李东。这是一个日元贷款项目，是第一批日元贷款项目中六个化肥厂的最后一个（陕西渭河、江西九江和内蒙古氮肥，昆明黄磷，贵州翁福和广西鹿寨磷肥），该厂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
1995年，一个大机会降临。七台河、霍林河等三个电厂要同时招标采购。单机容量有30万千瓦—60万千瓦的。我给主管机构国家机电进口审查办的要员出了个“馊主意”：联合采购，即三个电厂的锅炉、发电机组和仪器控制等都给一家，但是要求中标者提供格外的价格优惠。
这位要员朋友是我在当年意外认识的。1972年，我们部队野营拉练时路过山西沁源县一个叫郭道的小镇，当晚居住在此镇上的人民机械厂。厂里居然有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很可以聊几句。后来他调回北京市某基层单位，是我建议并且帮助他进入大机关的，所以他听从了我的提议。
本文作者（后排左2）与82师炮团二連战友冬季野营拉练時留影。1973年。
经过一番调研和努力，我代理的三菱集团，在国际机电巨头环绕中终于杀出重围，击败美国通用、法国阿尔斯通、瑞士ABB和德国西门子等业界群雄，取得成功。我们也得到了某个百分比的代理费用。
现在的关键是，我们以此项目环境险恶，变数丛生，费力太多为由，要求三菱多给我们一个百分点的代理费。总金额近十亿美元的采购合同，一个点也是一个极大数。而且，这不是李东权限能够处理的，得他说服驻中国总代表武田胜年，再由武田说服东京总部。这可不是个简单事。
武田先生是个中国通，有一事可证明。后来一次出差去上海，请他吃饭时，他讲了个“八八八”的故事。武田当时是三菱驻中国副总代表兼驻华东总代表，去无锡时，无锡市长问他：有个日本最著名的“八八八”公司在无锡开业，他去剪彩了。你怎么不去看看啊？
什么八八八公司？日本没有一家这样名称的著名公司。武田很茫然。
市长连比代划，武田灵机一动，是不是“八佰伴”啊？
看着武田写出的中文，市长连忙点头不迭，且为自己作为中国人，发音吐词与武田相去甚远而羞愧不已。
1990年我刚下海后，随武田一起去广州出差。他当时还是三菱北京事务所的头。项目名称是广州黄埔新沙港五号泊位的装卸机械成套采购招标，金额为近两亿美元，由世界银行提供。在珠江主干流的边上，一字排开了黄埔港、黄埔新港和黄埔新沙港三个港口。其中新港的西基煤码头的装卸设备是由三菱提供的。旁边的集装箱码头，则是广州最气派最干净的码头，当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皇家游轮，即停泊在此。
当时黄埔新港一台25吨的吊机出现了主悬臂弯曲的机械事故。我陪他来到现场，武田不是技术专家，但是他经过简单测量，马上就得出结论：可能是装载过量。东京来的技术专家后来经过对起吊货物的准确测量和计算，也证实了他的结论。看着专家们争论不休，他言简语赅：在吊臂中增加一根钢管，钢管的直径，壁厚和承载力由你们去计算。结果以最小费用，解决了大问题。港务局长庞柏林也很满意。
但是，武田更厉害的是他的责任心。他马上起草了一份长篇文章，给日本的各大厂商和通产省的桥本龙太郎通产相，结合上次三菱向中国供应三菱卡车，也是出现大梁扭曲而被索赔的现象，提出了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必须提供产品的技术储备和能量预留。
日本各厂家在设计产品时，通常都是刚刚能够满足，一旦使用者过分一点，就会变形和毁坏。在中国没有沥青路面的地方，对载重卡车的使用就近乎野蛮。吊机的使用也是这样，装卸者一般是大概加估计，一旦过量，就会损害机械。以后，就没有听说再有类似的机械事故和索赔事情出现了。
本文作者（前排左1）与同学在河南林县紅旗渠。1982年5月。
要说服这样一个素质全面、精明过人的日本大公司负责人，不知李东兄费了多大力气，使用了何种技巧，构建了何等辉煌的理由，反正最后如愿以偿。后来我私下要向他表示重谢。他大手一挥，“不用！你们都是我弟，帮助你们是应该的。”我也享受李风兄弟的待遇，真是诚惶诚恐，受宠若惊。
李东1969年去了东北山河农场。1970年入伍，在旅大警备区当兵，几年后却不幸卷入一场始料未及的全国性政治大案。1974年6月，批林批孔批周公反走后门，人们在议论和探讨中国的社会走向和未来发展趋势，在部队中也有些先驱者。兰州军区的某野战军里发现了对中国最上层非议的信件，而且理论功底很深厚，逻辑论证严密，不是一般人能够写出来的。军区保卫部马上追查到成都军区，接着南海舰队也被卷入，后来才查出源头出自于旅大警备区的李东。马上关了李东的禁闭。
军事法庭看着那些深奥的马列主义理论也稀里糊涂，似是而非，还来问嫌疑人，李东还得给他们上马列主义理论课，普及基本政治知识。直到1976年底，“四人帮”下课，李东足足蹲了两年半才出走出禁闭室，又成了部队的骄傲和明星，连升五级，接着再升，当了师级干部。
本文作者（二排左6）与大学同学在军训中。1978年。
李东的才能、气魄和人脉，使他在中国的国际招标界名气很大。一位发改委副主任告诉我，当年他还是一个处长时，就领教过李东的魅力。一个重大项目的设备引进，最终决定者是国家评标委员会，由国务院进口机电设备审查办（国审办）牵头召集和办理手续，国家计委有重点司和外资司两票，机械部审查办有一票，行业主管部有一票，还有负责贷款的机构有一票。花落谁家，计委的两票就至关重要。一天他在班上，李东和一位主管的计委副主任进了他的办公室。一次通信设备全球采购的评标会上，计委没投三菱的票；李东苦口婆心，反复陈情，说服力极为强大。
2009年8月18日，李东因为重病去世。据在场的朋友告诉我，八宝山的告别追悼仪式非常隆重，高层领导和各界人士一起参加。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当时的社会评价，还在于后来的日子里，还有人怀念他、感恩他。
三，白云深处有校友
我所提出的“集中采购”模式，原意只在压低采购价格，减少投资成本，后来在技术引进上发扬光大。中国现代化建设，一缺资金，二缺技术。利用全球最大采购商的独立地位，可以为我国装备制造企业引进先进技术。
2002-2003年，四个燃气发电厂先后要引进燃气轮机，单价约7000万美元，共24台，价值超过17亿美元。这是我国第二大规模的对外采购，仅次于三峡工程的26台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合同金额约50亿美元的世界第一大合同。
最后，专门成立了技术国产化办公室，要求“集中采购”。投标商必须和某个国内的企业合作，头两台由外商直接提供，接着就是在国内工厂组装，不少于30%，每两台再不断地提高国产化比例，直至完全国产化。
在中国高铁建设中也是如此。轮轨和磁悬浮技术方案选定后，铁道部方案也是要求国外厂家必须和国内制造商合作，转让技术，才能够参与中国高铁项目。如德国西门子和南车（青岛四方），川崎重工和北车（长春客车厂）合作，转让了技术，才形成了所谓的“中国高铁机车技术专利”，并发展到想出口。如果不是温州动车大祸，可能还在继续中国高铁技术出口呢。不管怎样，至少中国有了这些技术，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是有了。
本文作者（左6）与同学合影。1985年。
有一次，世行贷款的铁路项目进行竞争性国际招标，金额约4亿美元，采购散装粮食货车。这在当时是引人注目的大项目。因为铁路项目一次性采购通常不超过2亿美元，而且中标者大多是铁道部的下属公司。在饭桌上，那位出生在纽约法拉盛的铁道部外资司长唐闻生女士，曾经不经意地说：这个标，一定要在铁道部内部解决。
但是意外的是，业主不是睥睨一切的铁道部，而是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大连港。
大连开发区的计划局长是俺的同班小兄弟解学慧，有点儿先天优势。问题在于供货商。当时，国内能够生产这种车辆的只有长春客车厂和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都是铁道部的下属企业。唯一的可能，就是兵器工业部的包头第一机械厂，它有个车间可以生产军用车皮。这时，该厂已经成了香饽饽，大批公司去找它合作。
在和一位老师聊天时，我提及此事。他给我指点迷津：一位计划统计系的前辈姓田，在兵器工业部任总经济师，也许他也办法。果然，对下属企业了如指掌的田总提及，有位人大的进修生在内蒙古一机厂任副总，可以试试看。
包头，我当年也去过。那是当兵时节，部队要更换新型火炮，用40管的130火箭炮，取代老式的12管107火箭炮。新型火箭炮不仅射程远，射击精度提高，而且火力密度大幅提高，是我军标准的压制性火力发射平台。作为优秀侦察兵的代表，我也能和营团干部去内蒙古第二机械厂迎接新型火炮，并参观保密的火炮生产厂。
这次一到工厂大门，就看见大屋顶的苏式建筑。后来才知道，内蒙一机厂和二机厂，都是1956年的157项重点工程，由苏联援建。这次去一机厂（618厂），也是一样的苏式建筑。这位老包头，回忆起1950年代在人民大学的日日夜夜，深感荣幸，看见我这个后辈人，也非常认可和亲切。
当然，在白云飘飘的白云鄂博一带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校友，设法排除了那些牛哄哄带中国字头的国营大企业，我成了唯一的合作伙伴。而且事后，这位厂领导还例外地陪同我参观了保密的五号车间，99式主战坦克的总装车间。进入炮塔内，感觉比我驾驶过的59式坦克空间要大许多，还有红外瞄准器，激光夜视仪，自动装弹机等等。
本文作者（后排左6）复員时与战友和营連干部。1976年3月。
为了打破铁道部的垄断和围标，我想出了反制方法：在技术标准上提高等级，让固守成规的铁道部属企业集体下课，用行业术语就是“实质性不响应”，说白了，就是你不能达到我们的技术标准，你不合格！
铁道部的通常散装粮食车，一般装载量为66吨，我们建议设计单位的标准是68吨。业主当然是运量越大越好。负责审查标书的外资司唐闻生司长也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就同意了。在车辆长度宽度高度都一定的前提下，要提高装载量，不是件容易事。这种散装车的底部中间，有一个漏口，可以自动下泻谷物类粮食。车体前后的底部钢板是直线倾斜的，可以靠谷粒的自身重量滑向漏口。
我建议一机厂的底部钢板改为弧线的，可以增加装载空间以增大装载量。经过试验，成功了。只是下泄速度慢了一点。这样，只有我们一机厂能够生产的68吨散装车符合标书要求，其它统统下课，玩去吧！好，就这么写进了标书。
铁道部的官老爷们后来才发现问题，也是漫不经心地认为，天底下只有他们能够产这种特殊改装车辆，天下无贼，世上无对手。结果全盘皆墨，怨声载道。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最后。
最后的评标委员会会议例外地在大连开发区召开，北京的大员们纷纷前往。因为同学小解是业主，对我这个老班长毕恭毕敬，居然把我这个投标商代表也拉进了会场。大家很奇怪，用诧异的眼光探视我。我躲在犄角旮旯里，听着各位国家评委的高谈阔论，中肯指正或严肃批评。当然，这些都不能改变我们中标的结果。
我当时想到，我在入党时，如果也能列席团党委会，听着团首长们对我的几年阅历的评价，说好说坏，论低道高，难听的话喋喋不休，夸奖的话也滔滔不绝，那是多么滑稽啊。
本文作者（前排左3）与大学同学。2008年。
还有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出现在1997年底。
一天半夜，我突然接到一位校友从美国打来的电话。江泽民上台八年非常努力的结果，首次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一改1989年北京风波以后在西方社会的孤独形象和尴尬局面。他带去了有50多亿美金的庞大采购团，这位校友是采购团的负责人之一。
赴美之前，我向他专门谈过山东德州电厂的事，请他“相机行事”。电厂的业主是中国华能公司，要采购两台6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和锅炉。正好时间和江访美接近，又有美国公司参加，就一并纳入签约采购计划。其中最大的是波音飞机32架，35亿美元；红色钾肥8亿美元。再就是德州电厂了。
在发电机组上，我们和美国通用公司合作，稳操胜券；在锅炉上，和老朋友德国巴高克（Babcock）合作。我们在北京高碑店热电联供、上海外高桥电厂等等项目上都有成功合作的先例。我们的技术一流，价格最低，现在指定要采购美国货，且不论价格，德国佬当然歇菜了。
这位校友告诉我，通用的发电机组合同已签，很顺利，只是涨价两千万美金，可以接受；但是提供发电锅炉的美国燃烧公司（CE）却提出了提价2亿美元，怎么办？
答曰：拖，不球理它，合同带回来。
老江的面子已经够了，中国人又不是职业冤大头。
当时老江访美轰轰烈烈，大受欢迎。白宫里喝了茶，南草坪上亮了相，对全美国商界群雄发表了高论。克林顿总统对美国人民说，江主席这次来访，为美国人提供了数万的就业机会，重头戏是买波音飞机和钾肥，报纸上全体人民都知道了，谁还关心你这3亿多合同的签订呢？
以后几天，采购团都是安排得满满的，根本无暇去理美国燃烧公司了。开头美国燃烧公司还牛哄哄，等待采购团去找他们，后来发现情况不对，又跟着采购团要求按原来报价签订合同。可是中方已经没有时间安排了。
国家计委下属新华航空公司的新型波音飞机载着中国政府采购团在米国上空飞来飞去，各种合同文本签来签去，就是不给他们机会，最后离开纽约打马回京了。只有燃烧公司的贪心鬼们在拉瓜迪亚机场上眼巴巴地望着飞机离去，懊恼劲头继续燃烧，拿着空头合同望洋兴叹！
德意志条顿军团的武士们得知内幕后，喜出望外，频频举杯。回来后，马上就德国巴高克签订了合同。这事不怪政府中国采购团，而是美帝国主义分子太贪心了。
当然，还有人大校友午夜惊魂的越洋电话。
人民大学计统系计统班78级全家福。本文作者二排左7。1982年。
（原载《天高人大集——七七八八集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照片主要由作者提供。小号获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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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