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和平： 50年前的教育部小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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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和平： 50年前的教育部小红卫兵

Original 2016-12-23 姜和平 新三届文苑

作者简介：

姜和平，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现居美国，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研究助理。

文革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机关院里，由本部工作人员的子女组成了红卫兵。他们成为教育部文革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这支红卫兵于1966年6月4日成立，大约有三十名成员。他们自豪地宣称，教育部干部子女红卫兵，是继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之后，世界上第三支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员是四中、八中、女八中、三十五中和二龙路学校等校的中学生，其中二龙路学校的学生居多。最小的上初一，十三岁左右；最大的十八九岁，上高三。他们大多住在教育部大院里。

文革一开始，学校都停了课，他们从此不再去学校，在大院里“就地闹革命”。大院里称他们为“小红卫兵”，以区别于机关干部的派别组织。成立之初，小红卫兵们用自己的红领巾剪成红袖章，用毛笔蘸着墨汁写上毛体的“红衛兵”三个字。

小红卫兵当中有近半数成员的家长是司局级干部。教育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对于谁的家长是什么级别，从小便耳熟能详。谁的父母级别越高，谁就越趾高气扬。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家长是中共党员，即“革干”出身。有少数成员的家长不是党员，出身职员，要求参加红卫兵者可称作“红外围”。红卫兵的头目是一名三十五中的高三学生。他的家长级别最高，母亲是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父亲是在海军大院任职的军官。他本人还是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成员。

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动用夫人江青，并利用青少年造反。这也体现在教育部的文革中。教育部文革的烈火首先由夫人参政点燃。1966年6月初，以办公厅主任赵秀山、机关党委副书记肖克杰为代表的少数左派开始炮轰高教部长蒋南翔。随后赵、肖和批判蒋南翔的造反派在本司局都受到了压制。这时，蒋在干部会上传达了中x部代部长张际春对教育部文革的几点指示。

几天后，张际春代部长的夫人罗屏于6月9日忽然亲临教育部“辟谣”说，蒋所传达指示纯系谣言。初夏的这天天气炎热，大院沸腾了。人们簇拥着，呼喊着“罗屏同志”，争着和罗握手。曾经反过蒋的人扬眉吐气地见到了救星，他们从此风风光光地戴上了“革命左派”的桂冠。保过蒋的人则灰头土脸地背上了“保皇派”的恶名，有人当场倒戈，加盟反蒋阵线，并声泪俱下地痛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大家情绪激昂地呼喊“向罗屏同志学习，向罗屏同志致敬！”“罗屏同志的到来，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

蒋南翔闻讯赶到时，罗正在院子里热烈讲演，并对遭迫害的左派们表示支持和慰问。蒋例行公事地走上前，伸手试图与罗握手，周围的小红卫兵们急得满头大汗地喊，“别跟他握手！他是坏人！”罗立即缩回了手。从此，小红卫兵以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形象开始在教育部文革的舞台上显露头角。

罗屏的到来使教育部大院燃起了大批判的熊熊烈火。从此，往日平静的大院卷入了文革的狂涛骇浪。罗的到来同时还宣判了蒋南翔政治上的死刑。人人皆知蒋是中央定性的走资派，是文革前“十七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从此，蒋成为大院里的头号敌人，被大会批、小会斗。在各司局和全部的批斗会上，先是弯腰低头接受批判，后来被喝令下跪，或被推来搡去，拳打脚踢。大院里批蒋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小红卫兵始终站在斗争最前沿。

一次，一个上初一的女红卫兵厉声质问蒋南翔，“说！你和蒋介石什么关系？”蒋答，“没有关系。”“胡说！你不老实！你们都姓蒋，你们都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没关系？你们是一丘之貉！你必须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红卫兵怒斥道，“一丘之貉”这个词是刚从大字报上学来的。

连一些三四年级的小学生，也积极投入。有几个小学生写了大字报贴在和乐堂后墙上。大字报全文是，“蒋南翔，大坏蛋，白吃人民大米饭”。那稚拙的字体得到了人们的啧啧称赞：“这孩子造反精神多强！”“文化大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呀！连小孩都发动起来了！”

的确，文革充分利用了青少年的无知和冲动。文革初的6、7、8月间，在大院里监督黑帮劳改，勒令他们唱牛鬼蛇神嚎歌，大破四旧，到处抄家、肆意打人，都是教育部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些小红卫兵显出了比他们的父辈更强的造反精神和革命信念。红卫兵成立之初，他们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前庄严肃穆地宣誓：“前辈为革命洒尽碧血，后代保江山掏尽红心”。他们来到国防部一本正经地递交请战书，要求去越南参战打美帝。

为了备战练就铁脚板，有的红卫兵从西单到厂桥一路赤脚步行。他们还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收租院”泥塑，以提高阶级觉悟，增强对敌人的仇恨。他们列队走在街头，歌声嘹亮：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

革命江山万代红！”

自从6月文革开始，大中小学的学生都停课搞运动。教育部红卫兵每天聚在一起，高声念毛语录，唱革命歌，写大字报，刷大标语。红卫兵最喜欢唱毛语录歌，唱起来激情澎湃：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有一首林彪语录歌，唱着浑身是胆：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完蛋就完蛋。嘿，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小红卫兵还去中x部、人民教育出版社，或是北大、清华看大字报，进行革命串联。有一次他们来到中x部，正逢那里揪斗一串黑帮，有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张磐石、张子意等大小“阎王”，就往中x部楼上贴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牛鬼蛇神窝”的对联。回到教育部后，小红卫兵在本部办公楼上也贴了同样的斗大字的对联。

教育部大院过去是清朝的郑王府，院里具文物价值的古迹比比皆是。大红门和二宫门之间有一对石狮，傍着垂柳座落在宫门两侧，景致宜人。这对石狮和天安门前、故宫里的一样大小，一般气派。在破四旧的狂潮中，这对石狮也成了革命对象。这天，小红卫兵们在石狮面前挖了大深坑，用粗大的绳子套住石狮，借用了两辆卡车，高喊着口号，用冲天的革命干劲硬是把狮子拉倒在坑里“彻底埋葬“了。

大院里竖起了高音喇叭，日夜广播，批判阶级敌人的三反言行。广播员由小红卫兵担任，愤怒和响亮的声讨响彻大院上空：“蒋南翔鼓吹资产阶级白专，他口口声声说，清华大学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实际上摇来摇去，摇出了修正主义苗子！”“蒋南翔丧心病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恶毒攻击说，‘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不再发展了。’”“ 蒋南翔还说什么，延安整风，甄别十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掌握好政策。蒋南翔妄图压制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打倒蒋南翔！”

一天，有人发现大操场上有大字报碎片。小红卫兵认定这是阶级敌人破坏。于是他们决定在大院里彻夜巡逻，保卫革命的大字报。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造反歌声在大院里处处回荡：

“老子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

撤他娘的职，就滚他妈的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1966年8月，随着社会上抄家风日盛，小红卫兵在教育部院里也开始抄家。这天他们来到大院里的西跨院宿舍，到对外司副司长钱其琛家抄家。钱曾任驻苏联使馆二秘，几年前离任回国。小红卫兵因此把钱视同苏修。钱家有些从苏联带回来的艺术品、用品等，都被视为修正主义“黑货”。他们一边喊着“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的狗头！”一边把那些“黑货”砸烂、烧毁。

当时钱夫人周寒琼和十岁的女儿京京在家。红卫兵发现他们有一套斑竹做的艺术品，是手巴掌大小的家具，精致小巧，也上前一脚踩了个稀巴烂。抄完家，有人出主意“放水淹黑帮家”。于是他们从附近的水房拉过来长长的橡皮管子，向钱家放水。然后又冲着嘤嘤哭泣的京京，喊了一通“打倒苏修！打倒黑帮分子钱其琛”，才离开。

红卫兵把各司局揪出的走资派组成劳改队，勒令他们每天早晨戴着自制高帽到小食堂旁边集合，然后在大院各处扫院子、扫厕所。这些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牛鬼蛇神”。这十几人当中除了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以外，还有高教部副部长兼清华大学副校长高沂，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对外司司长李滔、副司长钱其琛，高教部研究室主任张健，中学司司长周子明，《人民教育》总编辑章炼烽，中专司司长肖敬若，政教司副司长肖岩，鲍正鹄司长，司机张景玉等。

他们每天到小食堂旁边集合，先听小红卫兵训话，喊打倒黑帮分子XXX（自己的名字），交代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把自己写的“劳改日记”交小红卫兵审阅。小红卫兵指定肖岩（肖的丈夫是《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教其他黑帮唱牛鬼蛇神嚎歌。然后每人持一把扫帚，在红卫兵的监督和喝斥下，清扫大院。

文革开始，打人尚未成风。有一天，小红卫兵在监督蒋南翔劳改时，一名高中男红卫兵揪住蒋拳打脚踢。办公厅机要员王耀鲁路过正好看见，他喝住这个红卫兵说，“不能打！你们把蒋南翔打坏了谁负责？他好歹还是中央候补委员吧？”这句话不但没有制止暴力行为，反而立刻引起小红卫兵群起攻之，他们七嘴八舌地斥骂比他们年长二十岁的王，“你他妈的臭老保！蒋南翔是你亲爸爸怎么着？告诉你，他走资派打死活该！”王耀鲁从此灰溜溜地成了院里臭名昭著的保皇派。“把蒋南翔打坏了谁负责”这句话成了人们耻笑的话柄。

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对红卫兵说“要武嘛！” 从此社会上红卫兵打人、打人致死时时发生。教育部邻近的师大女附中校长被本校红卫兵活活打死。副校长胡志涛家住教育部大院，她的丈夫丁丁是教育部中学司副司长。胡在学校挨斗，被打成重伤，肋骨断裂，不能行走。仅一街之隔，胡的女儿每次都要用平板车把遍体鳞伤的母亲拉回家。第二天，女附中的红卫兵又来到胡志涛家，喊着革命口号把她再揪回学校批斗、殴打。

受到如此耳濡目染的教育部红卫兵把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当口头禅，更加信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打人也越来越凶。文革期间，粗鄙的语言和野蛮的暴行都是值得称道的革命造反精神。

这天，小红卫兵到李滔家抄家时对李拳相加，把李的衣服撕破。在揪斗黑帮时，凡挨斗者为女性，必定给她剃阴阳头。有一次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斗黑帮，小红卫兵给教育科研所的范祖珠连薅带拽剃了阴阳头，范的头上被剪刀弄伤多处，鲜血淋淋。她浑身还被吐满了吐沫。

几个男红卫兵围殴身材高大的高沂，对高没头没脑地痛打。高顿时头破血流，遍身青肿。事后高去邮电医院，诊断其“眼眶骨折”，几乎伤及眼球。小红卫兵中几个头面人物议论说，近来阶级敌人不老实，要教训他们。于是抓来几个正在院里扫地劳改的黑帮，皮带棍棒、拳脚并用一顿狠打。其中对张健打得最重，张直呼“救命”。因为红卫兵指控张最“嚣张”。

8月下旬的一天，小红卫兵来到蒋南翔家抄家。蒋住在教育部大门对面的一个独院。抄家，即先把红卫兵认定是四旧的东西能砸的砸，能烧的烧，再把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罪证的东西抄走。为防止“阶级敌人报复”，还要没收所有的刀、剪。在抄家过程中，红卫兵发现蒋家有很多中央文件，有的带有“机密”字样，还有很多照片，其中有一些蒋和毛泽东的合影。红卫兵们翻看着怒斥说，“蒋南翔你这个黑帮，你还配跟毛主席照像！”一些红卫兵看守这些文件，其余人继续革命行动。

抄蒋家的过程都由小红卫兵进行，没有本部干部或其他成人在场。蒋八十高龄的母亲和六十多岁的姐姐在家。在场的还有在蒋家工作的公务员姜树桂。抄得蒋家一片狼籍时，以红卫兵头目为首的几个高中男生开始轮流用铜头宽皮带毒打蒋。他们喝令蒋面向打人者下跪，再由施暴者用一只脚踩住蒋的头，使其紧挨地面，动弹不得，然后用皮带猛抽蒋的后背。

时逢夏天，蒋穿一件白衬衣。他们打了一阵，撩开衬衣一看，蒋的后背已经皮开肉绽，血痕累累。其中一红卫兵说，“不行，还没组成图案！”于是再往伤痕尚少的地方抽打。他们毒打蒋的时候，强迫蒋母和姐姐在旁观看。被称为“地主婆”、剃了阴阳头的蒋母和姐姐在一旁瑟瑟发抖地抽泣。几个十七、八岁的男性对这两位老年女性也施以皮带、拳脚。

蒋母和姐姐挨着打凄厉地哭叫着姜树桂，“老姜啊！”姜在一旁说，“你们叫我有什么用呢。”过了一会儿，红卫兵打累了，其中一打人者问蒋的姐姐，“他反党，该打不该打？”蒋姐颤栗着说，“该打。”“好，你说该打，你就得打他，跟他划清界限！” 这个红卫兵递过皮带，强迫蒋的姐姐抽打蒋。

被剃成阴阳头的蒋的姐姐一边哭喊着，“你反党，你反党”，一边抽打自己的兄弟。按照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命令，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许继续住在北京，必须遣返原籍。当天晚上，小红卫兵押送蒋母和姐姐到北京火车站。蒋母回到原籍后不久便去世了。

遭到小红卫兵毒打最重的是司机班的张景玉。蒋南翔成了黑帮，和蒋有工作关系者都被列入“蒋家王朝”而遭殃，为蒋开车的司机张景玉被指为特务、历史反革命。张往日言语不多，在往年部里的新年联欢会上，常表演几个小魔术节目。张家住在邻近的宏庙胡同。他家孩子多，妻子是家庭妇女。小红卫兵到张家抄家时，为了找“变天账”，把张家屋里挖地三尺。抄家后，张即被小红卫兵带走关押并劳改。张表演魔术用的道具都被说成是特务用具，抄走后砸毁。

这天抄家后，张被带到小食堂旁边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命令他交代特务罪行，残酷地殴打他。他们毒打张的工具是包着橡胶皮管子的直径约一寸的钢丝鞭。红卫兵对张劈头盖脸地狠抽，只消几下，张的脸部便青紫肿大，面目全非变了形。张不住地惨叫，一施暴者狠狠地说，“好哇，你还敢哎哟？”接着是更加凶猛地抽打。从此，在院里的劳改队伍中，多了一名脸部变形的蹒跚行动者。

从1966年秋开始，四旧破得差不多了，打人、抄家风有所减弱。教育部红卫兵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部机关两派的派仗。

1966年5月25日，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卢正义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批判副部长刘季平。此举使卢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但是很快有人揭发卢在1949年前曾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江苏省反省院，有自首变节嫌疑。于是“北京公社”一派便开始攻击卢。小红卫兵们立刻到卢家造反，“打倒大叛徒、政治大扒手卢正义”的标语和侮辱卢家人的大字报糊满了卢家门窗。

在此之前，小红卫兵抄家、打人等行为全都所向无敌，没有受到过阻止。但是，红卫兵到卢正义家造反招致了保卢一派的指责。红卫兵没有丝毫退缩，在斗争会上，攻击谩骂，激烈辩论。哪里有派仗的战场，哪里就有怒发冲冠唇枪舌剑的红卫兵。

有一女红卫兵和自己的父亲不是一派，她不仅在大会上“控诉父亲的迫害”，而且有一次在操场上还指着父亲的鼻子，当众辱骂：“你是小丑！”红卫兵里有一对姐妹，和父母分属不同派别。她们的母亲在1968年初被逮捕。当这对姐妹闻知妈妈被捕的消息时，坚定地表示：“活该！谁让她顽固不化来着！”

正当反卢、保卢之争日益激烈、难解难分时，中宣部副部长刘祖春来教育部作重要指示。刘作结论说，“卢正义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什么？！不可能！坐在下面听的小红卫兵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急得哭起来，他们登时大喊大叫，“他是大叛徒！” 红卫兵不能服输，他们喊着毛语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追到中宣部，在礼堂里围住刘祖春数小时，大喊大叫地和他争论。

但是，小红卫兵也不是逢人必反，他们保教育部长何伟。高教部长蒋南翔被“批倒批臭”以后，中央指示高教、教育两部合并为新的教育部，由原教育部长何伟任部长。没过多久，院里一派造反组织“延安公社”开始炮轰何伟。是保还是反？如何判定何伟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革命干部，还是刘少奇黑线上的走资派呢？

小红卫兵决定保何，其一因为和他们观点近似的一派组织“北京公社”也保何。其二是听说何伟调任教育部长前在河南省委工作，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上级。前不久毛接见红卫兵，还在天安门城楼上见了焦裕禄的女儿。焦的上级怎么能是走资派呢？再说，何伟长相慈眉善目，不像坏人。

为了寻求支持，小红卫兵去北大附中面见红旗战斗小组头目彭小蒙。前不久彭小蒙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中表现出色。正在北大讲话的江青等中央文革首长对彭高度赞赏，江青还和彭拥抱、亲吻。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里，指名道姓地说他对彭“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豪迈地讲演：“前面是刀山，是火海，我们跟着毛主席走定了！”彭是文革初知名度最高的政治新星。

1966年夏末的一天下午，小红卫兵们来到北大附中，先听说彭很忙，正在睡觉。等了片刻，听说彭起来了，有请。大家来到一间教室，见到大名鼎鼎的彭小蒙梳着两根粗辫，身穿旧军装，腰系宽皮带，睡眼惺忪地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我们是教育部红卫兵。最近部里有人炮轰何伟。” 红卫兵一头目说。

“什么？何伟？我对他印象不错嘛！比他妈的胡克实强多了。”女红卫兵张口闭口“他妈的“在文革中司空见惯。彭小蒙态度狂妄的这番断言使红卫兵感到振奋。

彭小蒙问，“你们知道王任重吗？”

“知道！他最近和毛主席一块畅游长江。” 红卫兵回答响亮。

“王任重有个孩子叫三宝，你们知道吗？他提出教育要革命。胡克实要压制他，但是何伟坚决支持他。所以，何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彭继续鼓励红卫兵们，“我告诉你们，要革命就不要怕嘛！你们怕什么嘛！砍掉脑袋不就碗大个疤嘛！”

面见彭小蒙如同获得了尚方宝剑，红卫兵更加坚定了保何的决心。他们在对立派围攻、揪斗何伟时，喊着“何伯伯”挺身围在何四周，和大人们一起声嘶力竭地和反何派辩论，勇敢地斥退反何派。

1967年6月4日，经过一年文革洗礼的红卫兵在院里的礼堂“逸仙堂”演出了一台自编歌舞节目，纪念红卫兵成立一周年。他们身穿军装，腰束皮带，戴着大红袖章，连唱带跳地把舞台跺得咚咚响。

1968年4月，红卫兵的对立派延安公社头目被公安局逮捕。1970年，公安部发出通缉令，通缉两年前神秘失踪的卢正义。红卫兵们确信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也证明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派别观点正确无疑。

1968年夏，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到教育部逸仙堂讲话。陈对文革作了一番指示，宣布了中央对教育部机构改革的决定，陈说，管理全国教育，有三十人就够了。现在部机关上千人，人太多了。因此要下放农村。从此教育部被撤消，由国务院科教组行使职能。

这时候，红卫兵的使命似乎随之完成。老三届响应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很多人相继离开了北京。红卫兵中有人去北大荒、内蒙古、云南，有人跟着家长去了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还有人越境到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临别前，其中几人抓了院里人家养的鸡，到香山公园吃了一顿“百鸡宴”。

三十年后，1996年年末。当年的教育部红卫兵相聚在和乐堂。人们久别重逢，兴奋叙旧。提起文革往事，有人唱起了造反歌，跳起了造反舞，还是那么自豪，那么亢奋，似无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