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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小冈:50年前“联动”冲击公安部真相探源

2016-12-25 马小冈 新三届文苑

        作者简介:

        马小冈,1948年8月出生,文革时为67届老高二,北航附中红卫兵。1968年插队,1969年参军。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财经组,师从经济学家徐雪寒。1984年参加莫干山会议,随后成为中南海下海第一人。先后任职中国经济信息公司总经理、中国经济信息杂志社社长、中国经济音像出版社总编辑、拓日新能(上市公司)监事会主席。现已退休。


北航附中红卫兵。前排右2王青,后排右2李翼安、右6马小冈。



        在某些人撰写的文革稗史中,描述了北京“联动”曾六冲公安部,此被视为“联动”最无法无天的罪行。其中描述的首次,是说在1966年12月26日,两名北航附中的“联动”成员因为偷窃摩托车被“北航红旗”当场抓住,“联动”为解救“落难弟兄”,在北展剧场首次聚会的当晚即冲击公安部。其后,又连冲五次,最后公安部长谢富治一声号令,“联动”终酿灭顶之灾。

 

        历史就像“古董”,赝品太多。据我所知,坊间流传的“六冲”之说不足信。特别是首冲,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第一,时间有误。事实上“一冲”是在1966年12月16日,即在“联动”首次大规模聚会之前10天。第二,对象有误。“北航附中红卫兵”确实有人偷了摩托车,但事出有因,且“北航红旗”所抓的两人均不是偷车人。第三,原委有误。“一冲公安部”的真实起因源于一场大规模武斗;其后几冲则是“一冲”的延续。

 

        “六冲”的最初版本,源自1967年蒯大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麾下的《井冈山》战报。其后被转抄演绎,逐渐在坊间广泛流传和引用,至今难闻不同声音。四十余年过去了,作为当事人之一,我觉得有义务对事件的原委和经过作一些追述,以便后人对那段历史寻找佐证。


图中楼门即当年北航红旗围攻的地方。左1李冀安,右1刘会远,后排王青。

 

一,时代背景和武斗双方的结怨过程


        北航附中在海淀区学院路的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西南角。那时附中与大学园区仅隔一道铁丝网,没有围墙。附中的体育课和运动会基本都在大学的大操场进行;而附中同学流连忘返的地方常是大学校园的飞机停机坪。


        那是一个心存理想、放眼世界的时代,许多年轻人立志改变祖国落后的航空面貌,纷纷报考北航和北航附中,于是北航和附中的生源骤增,自然也就提高了入学标准。当时北航为了保护被打成右派的一批青年教师,把他们安排到附中教授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附中的师资力量,甚至超过了海淀区的101中学及城里的一批名牌老校。


        1964年我刚入学时,看见校园里到处是“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一类的标语,那时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氛围非常浓厚。由于涉及国防科技,北航以及北工(今北京理工大学)校门没有校牌,学生不戴校徽,附中也按此规矩行事。

 

        那也是一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除了学校安排的政治活动以外,一些干部子女比较多的学校往往自发形成一些小团体,大家时常凑在一起分析形势,纵论天下,例如议论流传的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等内部资料。这其实就是后来“红卫兵”的雏形,活动方式则采用“桃园经验”的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因在海淀辖区内的大学附中基本都是住校,与城里走读的四、六、八中类似的小团体相比,附中的学生朝夕相处,凝聚力更显强劲。

 

        1966年6月文革发动初始,因为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小团体活动增加了。6月8日当清华附中红卫兵受到围攻时,尚没有正式打出“北航附中红卫兵”旗号,但已初显组织能力的一大批同学,赶到清华附中声援。我们随时能够调动起来的强大能量,让进校的第一个工作组(由团中央派出)十分吃惊。


        这支以阶级斗争理论与桃园经验为指导的工作组,竟然把用同样理论武装起来的我们这个团体当成了整肃对象。6月14日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在工作组的安排和支持下,个别教职员工煽动说:“咱们学校有个裴多菲俱乐部,他们经常进行非法活动,他们眼睛是红的,要杀人……”


        此言一出,全场大哗。高三的岳小东挺身而出,愤然反驳。陈昆岗、丁林生、张志平、刘平东等众多同学纷纷站到了他的身边。从那一天起,形势迅速逆转,工作组在无可奈何中撤出了附中。

 

        “北航附中红卫兵”就此成立,且声名大噪。当时北航的赖锐锐找到我校刘会远,要求加入附中红卫兵。刘会远表示愿意帮助他们成立大学红卫兵组织,并向其提供了一些文件,于是附中与北航的文革运动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时值文革初起,无论是附中还是北航,校园秩序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一次参加全市大型活动需要成立一支纠察队,在北航拒绝派车的情况下,附中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撬开体育场的看台大门,抢了几辆存放在车库里的摩托车;其后北航红卫兵派了原校体工队的王向当教练,此事在附中几乎尽人皆知,但也为日后的“一冲公安部”埋下了伏笔。

 

        “北航附中红卫兵”最初与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北航红旗”尚无纠葛。运动发展到1966年11月,“北航附中红卫兵”因与北航红卫兵的“八一纵队”在反对中央文革方面观点一致;而以韩爱晶为首的“北航红旗”,在中央文革的鼎力支持下掌控北航大权,并残酷打压“八一纵队”,强迫赖锐锐(建材部部长赖际发之子)、孙茜玲(交通部部长孙大光之女)等人身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附中北侧的必经之地“劳动改造”,以此向附中红卫兵施压。


        “北航红旗”又以掌权者身份,强行收缴了由我们控制的摩托车,而且大力扶持我们的对立派“北航附中红旗”,插手附中内斗。这冤家自然就结下了,从此双方势不两立。尽管“北航红旗”位势居高,但“北航附中红卫兵”并不服气。


从左至右:成小舟、王青、陈昆岗。


二,还原四十六年前的场景


        1966年12月16日,“反革命分子伊林·涤西”(伊林·涤西为化名,此两人因对林彪提出质疑于12月20日被捕)被拉到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批斗,“北航红旗”开着校体工队的摩托车去站脚助威,被前去声援林院附中红卫兵的我校陈昆岗(老高三,红卫兵头头之一)和叶文毅(老高一,红卫兵鹰派)等人发现,出于对“伊林·涤西”的同情和对“北航红旗”的反感,叶文毅故意捣乱,从林院把“北航红旗”的捷式“佳瓦”摩托车偷走。陈昆岗觉得在人家地盘上惹事不妥,曾竭力劝阻,但未成功。

 

        1966年,本人在北航附中上高二。高中男生往往好勇尚武,杠铃和拳套是本人的最爱,当时练就得肌肉发达孔武有力,被人戏称为北航附中红卫兵“八大金刚”之一。


        就在12月16日当天下午,我和李冀安、叶文毅、黄建新等人正在楼前空地上练杠铃,忽见来了5位“北航红旗”的人(4男1女),言称来找摩托车,并欲直接进楼搜寻。因对“北航红旗”没有好感,并觉得对方擅闯宿舍楼,我们与对方先是发生口角,其后对方一高个男子出言不逊,被李冀安一拳击中腹部。此人当场倒地,5人遂迅速撤离。

 

        约20分钟后,北航广播站传出紧急集合的呼叫声。因估计不妙,我和叶文毅便急忙跑到教学楼,踹开体育器械室的房门,抢出一些体操棒和铅球,随后大伙把宿舍楼道用双人床堵塞。我方留校的约15位男女同学,则全部撤到3楼。


        当时1楼的电话突然断线,李冀安便在被围之前骑车到八一学校和石油附中告急;岳小东则到清华附中告急。我们刚刚准备完毕,就见从教学楼东侧校门闯进黑压压一大群人,迅即将我宿舍楼团团围住。人数将近三百人之众,为首者即“北航红旗”的二把手井岗山(人名)。

 

        围楼者中,似乎有外地赴“北航红旗”串联的人马,他们二话不说,上来就用砖石将1、2楼的玻璃全部打碎,其武斗手段老辣娴熟。尽管他们把宿舍楼围了个密不透风,然而因发现我们有所准备而无人敢直接进楼。


        我们将3楼窗户全部打开,以免玻璃飞溅伤人。下面的砖头石块则不断飞进来,我们一边躲闪,一边还击。我在3楼309房间冒着不断飞来的石块,探出身子用照相机拍照,楼下的人群迅速闪开(以为我手里有什么神秘武器),我感觉他们人虽多却无心硬攻,便与各位同伴商定,死守待援。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北航红旗”虽然二十倍于我方人员,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认定他们占不到什么便宜。没想到大约半个小时后,陈昆岗突然说:“我下去和他们谈谈……”我一把没拉住,这家伙竟从塞满床的楼梯空隙中钻下楼去了!(当时我就骂这厮,都什么时候了还那么绅士!)


        结果还用说吗?没人上前与他握手,众人一拥而上拳脚相加,顿时将陈昆岗胳膊扭脱臼,又像捆猪崽一般将他绑了个结实拖地就跑。我等明知寡不敌众,但为了救他只能冲下楼去。


        黄建新刚刚冲出门口,就被对方用大块炉渣拍在头上,鲜血顿时盖住了半边脸;王青抡着体操棒狂呼着冲进人群,可没几下就已力竭,登时被人家按倒在地并被四脚朝天强行拖走,叶文毅扑到王青身上奋力相救,但敌不过“北航红旗”人多势众,陈昆岗和王青两人最终被他们抓走了。

 

        这就是坊间传说的“当场抓住”的两个“偷车贼”。其实陈昆岗和王青与偷车毫不沾边,但因陈昆岗是我们的头头,“北航红旗”就是冲着他来的;而王青拼命过猛又身材瘦小,方便了人家拿住做了陪绑,实乃冤枉也!


        井岗山见我狂吼着直接奔他而去,指着我说:“我知道你能打架,我不理你……”他身边的人迅即将我围成半扇,但却无人靠近。女生钟锦屏也冲进人群与他们撕打,董偃琴等其他几位女生则手挽手站在宿舍楼门口,欲堵住他们进楼再去打砸抢……


        顺便提示一下:“北航红旗”抓走陈昆岗和王青并非因为他们“偷车”,要借机狠狠教训“北航附中红卫兵”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摩托车只不过是个由头。井岗山见任务已经完成,便指挥队伍迅速撤离。约半小时后,石油附中红卫兵“赤飙”战斗队的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等二三十人赶到,可武斗已经结束。

 

        这其中有一个阴差阳错的细节。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北航红旗”把陈昆岗和王青弄到什么地方去了,石油附中蔡东北等直接到北航要人,他们听说已将陈昆岗和王青送往公安部。于是乎,二三十辆自行车便风风火火直奔了长安街。


        其实,“北航红旗”当时先把陈昆岗和王青押到北航主楼过堂审讯,然后扭送到五道口派出所。但派出所认定这是群众打派仗,拒收。于是“北航红旗”才分乘两辆卡车把人扭送公安部,这也就是“老兵”(即老红卫兵,一般指毛主席1966年8月18日首次检阅红卫兵之前成立的组织)的自行车轮子能够追上他们汽车轮子的原因。

 

        正当“北航红旗”在接待室交涉时,石油附中蔡东北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也赶到公安部北门前,此时大约在下午四五点钟。他们发现了正押在卡车上的陈昆岗和王青,大伙随即一拥而上。


        “北航红旗”眼睁睁看着“老兵”把人抢走了,那一刻“北航红旗”的人虽占多数,但他们看见眼前的汹汹气势,竟然没敢争夺。师大女附中的郑中伟等“红卫兵16纵队”的人及时赶到,迅速将陈昆岗塞进一辆小车里接走,王青则暂时返回距公安部不远的红霞公寓家中。

 

        当时公安部尚未接受“北航红旗”的捕人要求,在公安部北门外“劫车”成功后,事情本该结束了,但却横生枝节。因为在争抢的同时,得到消息的各路“老兵”已逐渐汇集到公安部北门,一部分人与“北航红旗”的人发生争执。


        公安部的接待人员看见局面几乎失控,便向“老兵”提出,派代表向于桑副部长说明情况。于是石油附中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被“请”进接待室,“北航红旗”的人则悄然撤退了。在接待室内,大伙刚和于桑副部长谈了没几句,穿着军大衣的常务副部长李震突然出现在接待室并厉声说:“吵什么!把他们全抓起来!”


        于是,这群被“请”进去的“老兵”先被押到公安部大礼堂,紧接着就被一群警察抓捕并戴上手铐,由警车送到陶然亭半步桥监狱监禁。后来蔡东北调侃说:“如果那就叫一冲,我们是被他们请去冲的。”

 

        从学院路的北航附中到长安街的公安部,路程约有14公里,骑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我们后期赶来的同伴,并不知道前面的人已经把陈昆岗和王青抢走了,而后期的自行车队伍却在不断扩大,那个年头虽没手机,但处于青春躁动期的红卫兵一呼百应,中途相识的不相识的纷纷入列,甚至在马路对面骑车的人也调过头来凑热闹,于是乎上千人的自行车洪流直接涌向了公安部。

 

        到了晚上七八点钟,天色已黑,但聚集在公安部北门前的人群仍在不断增加。当人们得知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王洪等人也被抓了,“老兵”们更是群情激愤地狂呼:“放人!”公安部对此突发事件不知如何处理,于是干脆不予理睬,结果反而使矛盾升温,人群开始骚动,一部分人便顺势冲进公安部内。


        此后,公安部紧急调派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封锁北大门,把人群分割成了内外两部分。而门外的人群,又分成了“文”、“武”两拨。“文”的部分有我校岳小东、清华附中卜大华、张小宾、宋柏林以及人大附中杨小平等共计9人,到北门东侧的一座小灰楼的2楼,与在场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等11名干部据理力争。


        此时公安部已经知道“北航红旗”抓了人,但言称中央文革支持左派;卜大华则指称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此举毫无道理,而且会造成天下大乱。对方渐感理屈,于是只好“打太极拳”,“谈判”整整进行了一夜,始终没有结果。当岳小东、卜大华等人离开公安部已是黎明时分,当时天降小雪。


        而“武”的部分,则彻夜在北门抗议和喧闹……随着时间拖延,误解开始发酵,分割在里面的人饥渴难耐打算出去,但受解放军战士人墙阻挡根本出不去。外面的人则以为,里面的人也像蔡东北他们一样被扣押,于是口号声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


        为了支援里面的同伴,我们有人又骑车返回学校,掏出所有饭票    求食堂大师傅给了一笸箩馒头。然后,李森和谷永胜硬是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从北航附中骑行两个多小时送到公安部门口,由众人举着笸箩将馒头越过人墙传进里面。但是人多馒头少不够吃,在里面的钟锦屏等人冲进公安部食堂,发现那里居然有粉肠(那时的粉肠算是奢侈品),于是众人开了一次洋荤。

 

        有意思的是,人群中有“首都三司”的人马——侯×华(此人后来成为著名小品演员)等二三十人,在公安部南门外与我校女生任敏敏等红卫兵相遇,侯×华上前逼问任敏敏:“你们带刀了没有?带了就交出来!”任敏敏回敬说:“你敢搜身?我有把指甲刀,你要吗?”于是双方发生激烈口角,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华《井冈山》战报有了一个“六冲”的“原创”。

 

        事情一直闹了一通宵,公安部始终不作答复。无论是围堵的红卫兵,还是阻拦的解放军战士,都已人困马乏,力不能支。可能公安部的头头觉得差不多见好就收,于是撤走“人墙”,众人随即逐渐散去。

 

        陈昆岗和王青被营救之后,藏进北京八一学校。这里说明一下:因八一学校离我校不远,而我校的许多同学都毕业于该校,八一学校红卫兵组织也由我校刘会远的弟弟刘历远、李森的弟弟李旦生领导,因此两校关系非常密切。


        约一周后,王青耐不住寂寞,从“八一”溜回我校看望大伙,被我们的对立派“北航附中红旗”发现,王青在返回“八一”到海淀镇上去买烧餅时,被跟踪而来的“北航红旗”再次抓捕。12月24日夜里2时,“北航红旗”的大批人马在北京卫戍区的协助下,大肆查抄八一学校。


        因“八一”的中、小学生在坚守的楼房正门做了工事(用各种家具堵住了通道),大学生的造反派们乘李莎莎(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外孙子)年幼贪睡,从他的房间越窗而入,绕过了值班人员防守的工事,把陈昆岗逮了个正着;同时把正在睡梦中的李旦生等八一学校的其他中学生也一并抓走,然后将整个八一学校作为“联动据点”给“查封”了,其后即在该校举办了所谓的《联动罪行展览》。


        “北航红旗”如此兴师动众的抓捕行动,如果没有得到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指使,是不可想象的。


        陈昆岗和王青等人被关进北京陶然亭半步桥监狱共计22天,1967年1月被释放。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王洪等人被关押10天,由警察送回家中。当时陈昆岗和王青曾问过警方:“我们是什么罪名?”回答倒也干脆:“不知道。”


        自12月16日北航附中的陈昆岗、王青被抓与被救;石油附中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被捕入狱;以及陈昆岗和王青又于12月24日被“北航红旗”再次抓捕,北京城的“老兵”立即做出公安部公然偏袒“北航红旗”的判断,于是被中央文革打压的怨气终于按捺不住,12月26日“联动”首次大规模聚会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


        那时,由北京老红卫兵组成的“联动”,已经毫不掩饰地将矛头直指江青和中央文革,比11月“北航八一纵队”质问中央文革仅支持“三司”,打压其他群众组织的言论,更显出了露骨的“反革命”立场。公安机关随即与“三司”携手,有计划地抓捕“联动份子”,此举必然引发“老兵”更加激烈的反弹。


        至于具体有几冲,因为其它几次本人没有全部到场,故不宜随意评说。但除了“一冲”以外,一些坊间描述的第二、三、四、五次明显带有分拆拼凑之嫌;而描述第六次“有10万北京市民奋起保卫公安部”,此说太过离谱,故稗史坊间所谓的“六冲”之说没有可信版本。

 

        我和我校杨松林等人曾在1967年1月初再赴公安部,参加抗议活动,但那是第几次,如今已无法确认。另据我校丁林生回忆,“联动”12月26日首次聚会之后,确实有过几次“老兵”到天安门广场和公安部门前的示威行动,同时人群中也混杂大量的“三司”成员,他们与“老兵”呼喊同样的“反动”口号,以达到混淆视听之目的,但最终被“老兵”识破,双方爆发过肢体冲突。

 

        当时与陈昆岗和王青同时关押的,除了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王洪等人以外,还有董良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李明清(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等人。后来李明清被“北航红旗”吊在单杠上,以酷刑折磨致死,只因为李明清是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的成员。


        1973年,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两名凶手并报告李井泉。但因“北航红旗”是轮番上阵毒打,分不清楚李明清最后死于谁手,李井泉表示不追究他们的责任。打死李明清后不久,“北航红旗”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又以“刺刀见红”的恶劣手段,将彭德怀的两根肋骨打断,将陪斗的张闻天头部打伤,可见他们的肆无忌惮具有多么足的底气。

 

        如果那年头我们也寻一个理由,把“北航红旗”的头头抓起来扭送公安部,一定被认为是异想天开的事情。但是反过来却可以——“北航红旗”作为一个造反派的群众组织行使专政手段,把两个根本没有偷车的“贼”扭送到公安局关押了22天;又混淆视听把这件事情的真相隐瞒了四十余年,这就不厚道了。

 

        纵观“一冲”可分为五步:结怨—武斗—抢人—冲击—逮捕。此应为文革当中老红卫兵“一冲公安部”的完整版本。倘若有人能有根有据地拿出与此有别的不同版本,我无话可说;倘若没有,我则更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历史有戏说和信史,若只有当年掌权者的一种声音,显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客观的。上述回忆是我与一些亲历者核对后做的整理,也许会有错漏,但大体不差。


        “闹剧”中的两位“偷车贼”今都安在。陈昆岗现任中国××工业协会秘书长;王青现任北京××医院主任医师。前些年我还问过陈昆岗,当时哪根筋搭错钻下楼去了?他说真的是想去谈判,没想到对方那么不讲礼数。 


后面大楼即当年北航红旗围攻的北航附中宿舍楼,今已拆除。


三,对历史的评说

 

        在那样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想和命运。“老兵”一代经过文革初期的狂热和迷茫后,他们发觉“四人帮”以倒行逆施的方式在彻底颠覆人们往日的希望和追求时,他们如同父辈那样以不惧生死的气概,义无反顾地站到了“四人帮”的对立面,这就是老红卫兵们在那个时代关口的一种觉醒状态,他们甚至在狱中高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那种不屈精神俨然带有浓厚的先驱者的理想主义色彩。


        从表面看,“一冲公安部”带有偶然性,但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北航红旗”倚仗中央文革的支持,在当时的强势地位几乎无人敢于挑战,但他们没想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们的捕人举动点燃了“老兵”心中积郁已久的怒火,全城相识和不相识的那么一大批青少年,能在数小时内就聚到长安街的公安部门前,并借势在其后的一段日子里又数度冲击公安部,其根本原因是大家对中央文革那一套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六冲”是文革当中“老兵”或曰“联动”,对中央文革的最早和规模最大的群体抗争。对这个“偶发”事件的是非功过不管时人如何评说,我认为其实质就在于,那是一代心怀革命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对文革发动者的反叛。

 

        我以为,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指望群体参与者十分理性地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径,是不现实的。判断历史事件的合理与否,应该看其核心价值取向和是否代表时代潮流的先锋性。在那个时代,“老兵”或曰“联动”率先挑战中央文革倒行逆施的行为,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北航红旗”以及以清华井冈山为首的“三司”为虎作伥,是需要反省的。


        时人应该看到,否定文革也就否定了受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的所作所为,有相当一部分文革的掌权者、受益者心里很不舒服。并且最高层里有人在文革当中不那么清白,他们以种种理由阻断对文革的批判。有了这样的呼应,我们即可从一些人对文革描述的字里行间,读出他们不想忏悔的心思。


        如今一些人重拾陈腐偏狭的派性思维,毫不掩饰地转发和引用当年“三司”对“老兵”或曰“联动”妖魔化的文章,津津乐道于文革式的攻击语言,甚至不惜沿用阶级斗争的“后血统”观念,挑唆世人敌视当年的干部子女,使这幕悲剧持续上演着四十余年。


        尽管“老兵”们保持理性沉默,且没人拿“黑五类”作为回敬,但这毕竟不公平。更有甚者,则别有用心地把当今贪腐的利益集团,与当年打江山的革命先辈混为一谈,以达到彻底推翻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种舆论造势必须警惕。

 

        在许多人眼中,“联动”过去和今天都是一种恶名。记得当兵时,有一天中队教导员突然问我:“听说你参加过联动?”我不清楚他的询问缘自何方,可我矢口否认,最后不了了之。


        但我校丁林生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先是被“附中红旗”的孙×ד陪同”前往公安部“自首”(其时“附中红旗”已有军宣队支持并在北航附中掌权),其后又有“附中红旗”的侯××、左××、秦××等3人联名告发丁林生“参加过反动组织联动,是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结果丁林生被所在部队审查整治了5年,此事影响了他的一生。


        石油附中的蔡东北,也因身背“联动”恶名被所在部队关押两年……这样的事情不是个案,因为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两年前,我们借春节之机与同班的“附中红旗”同学聚会,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的弱冠少年如今已是鬓发飞霜,我们刻意营造“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的气氛,其实内心都存有几分沉重。


        要说青春无悔,那肯定是假话。文革10年我们风华正茂,却在动荡惶恐中茫然度过。原来好端端的中学同窗只因观点分歧,对立成派竟闹到心存嫌隙几乎终生难以弥合的地步,足见文革对人的伤害有多么深重。

 

        经过文革血与火的“洗礼”,我们对群众斗群众深恶痛绝,但愿能以我们的牺牲换来后人的觉醒。而今青年人多有不断翻新的时尚个性,却少了些红卫兵一代的血性激情;如果当年“老三届”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能够传承下来,那么今天的社会风貌将会含有更多的高尚因素。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老三届”这一代人在思想上的成熟反而造成其边缘化的存在,这种现象将留给后人去细细思量。

 

        2012年3月18日

 图左1马小冈,右2王青。


        马小冈附:

        转贴同学王青给我的邮件(他即是北航红旗当场拿住”的两个“偷车贼之一)。


我经历的所谓

“联动”第一次冲击公安部


        1966年12月16日那天,我和红卫兵同学正在宿舍楼里聊天,楼外突然一片混乱,有人在外面叫嚷,语焉不详,急至楼门口,见有北航男女数人,似乎在讨要什么东西,又欲冲入楼中。我校红卫兵外出交涉,一言不合,双方动起手来,数分钟后,对方遁去。


        我们知道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忙做了一些准备,用桌椅等将楼梯堵住,过了一会,楼前人声鼎沸,一眼望去足有四五百人,而我们只有十余人,忙互嘱曰:不可擅出。


        北航红旗一片鼓噪,石块、砖头如雨点般飞来,一二楼窗户玻璃被砸碎,此时我校红卫兵陈昆岗出楼门,向他们走去,做讲理状,而北航红旗一拥而上,狂殴陈,我见状不好,忙手提一条体操棒,欲冲入人群救他回来,无奈陈已陷入重围,急切不得杀入,寡不敌众,反力竭被擒。


        后我和陈昆岗被人扭至北航主楼,我见陈浑身是伤,胳膊也被打折。至傍晚,我和陈被押上一辆卡车,送至公安部门口。但久久没了下文,一直在车上等待,忽然围观人群中有人大呼我们的名字,忙望去,乃石油附中蔡东北诸人来了,急应之。


        押送我们的人立刻噤若寒蝉,未敢做抵抗状,任由蔡东北等人打开卡车槽帮,把我们扶下车来。我扶着受伤的陈昆岗,越过长安街,回到王府井红霞公寓我的家中。


        后听说蔡东北到公安部与北航红旗理论,盛怒之下,给了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一巴掌,被公安部扣起来了。


        以上是我在“一冲公安部”中的经历,虽年代已久,但印象深刻,就像发生在昨日,如有个别细节有出入的话,欢迎商榷。

        原北航附中红卫兵   王青

  

退休后的马小冈(左1)与大学同学休闲出游。


       (小号获作者许可推送,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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