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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岳庚：我两次从南极归来

Original 2017-01-02 张岳庚 新三届

【作者简介】

张岳庚，高级编辑。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在《中国电力报》供职，后调入《中国青年报》，担任过几个报道部门的负责人，并作为该报特派记者，两赴南极、一赴北极。2001年加盟《中国知识产权报》，担任副总编辑至今。

本文作者张岳庚在南极。

原题：南极情缘

地球是美丽的。她不仅有海水的湛蓝，沙漠的金黄，植被的葱绿，更有一对分立在两极的白衣仙子。南端的这位，便是令人魂牵梦萦的南极大陆。上世纪90年代，我有幸作为中国青年报特派记者，两度随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远赴南极。其间所经历的一切，至今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两赴南极，既是人生机遇，更是职业生涯的重大挑战。我前后发稿约130篇，所发稿件得到了读者的好评。回首这段历程，我以为成功的秘诀，不外乎大胆创新与追求深度这两点。

先说创新。

1990年“十一”刚过，报社就接到了国家海洋局极地办（原南极办）的通知，同意在我国1990/1991年度第七次南极考察时，我以中国青年报特派记者身份，随队采访。当时真是大喜过望。

可一开始设计报道方案，竟有些茫然：“没得写！”当时所以会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国的南极考察，前六次的任务，都是以工程考察为主，也就是建站为主。当时在读者的印象中，南极报道就是报道建站，伟大的“南极精神”，就是在建站中孕育的。而我跟随的七次队的任务定位，却是“实现从工程考察向科研考察的转变”，也就是说，没什么大的工程了，建站中的凶险、刺激、奋斗、拼搏，也就跟着蒸发了。至于剩下的科学考察，由于其曲高和寡，报道也难有大的作为。怎么办？

当时对我来说，选择创新，已是别无选择。显然，不打破常规，就无法超越前人。那么，怎么超越呢？在此，我要感谢当时的报社分管副总编辑张飙。他首先锁定了“天天发稿”的目标。他说：“岳庚，你就是某天只发‘风平浪静’四个字，我也给你见报！”老飙所言，其实也正是我的心中所盼。每天发稿，这对平面媒体而言，已是发稿频率的极限。但这只解决了形式上的创新，接下来必须有报道内容的创新加以支撑。而这，又分成两个部分。

一是航渡期间的发稿。第七次南考全程130天，80天都在海上。对于航渡，我的“前辈”们面对喧嚣的大海，大都选择了沉默。所以，这里必须创新的观念是，因为这条船是南极考察船，是当时舆论的热点，甚至焦点，因此在船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就都具有了新闻的一般价值，都会得到读者的关注。

比如说，我们所乘坐的“极地号”船，在经过舟山群岛时，我写到舟山渔场过度捕捞的问题；在船过东沙群岛时，我向读者披露了这里驻有台湾海军陆战队一个加强营的具体情况；在经过南沙群岛时，我借助一位参加过西沙海战的队员的叙述，发出了中国应早建航母的呼吁；船过爪哇海，我讲述了二战时，一支盟军舰队为了抵挡疯狂的日军，而全军覆没的故事……总之，凡是读者可能感兴趣的话题，都被我信手拈来。

二是到了南极，必须创新的观念是，过去的报道都是以事带人，突出事件的新闻性、重要性，而人只是辅助。这不错，但不够。在我看来，在南极的人，本身就是新闻人物，其足以拉动背景资料。于是在我的笔下，有事件的时候写事件，没有的时候就写人，是以人带事。而且我写的人不仅有在南极的表现，还有他在国内的家庭，甚至他的婚恋，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总之是创新，使我第一次的南极之行，不仅做到了可见报日的逐日发稿，而且稿件内容鲜活、充实，整个报道色彩斑斓，为此后的极地报道，树立了新的样板。

再说深度。

我所以能在1997/1998年度第14次队时，二赴南极，是源于极地办的一项考虑：如何进一步拓展南极报道？为此，他们决定启用“经过考验”的“资深记者”，并寄予厚望。球踢到了我这里。我又开始犯难。我清楚，要拓展必超越，而且首先要超越自己。但是，具体如何实现这种超越呢？好在，深度报道一直是中青报所追求的，我决定在这个方向一试。

女性是人类之花。当时写过南极报道的记者，大都写过女性队员，都是表现她们度夏时怎么能干，如何顶起半边天的，包括我在内。但这次不同。我写了一篇“阴阳南极”，是呼唤我国应尽早安排女性在南极越冬的。当时的情况是，在南极建有越冬站的20几个国家中，没有实现女性越冬的，已屈指可数。于是开篇我写道：“在南极，说得最多的，是女人，来得的最少的，也是女人。相当长的时间内，男人在南极流汗（甚至流血），女人在家中流泪，南极成了男人的一统天下。”

坦率地讲，女性难以参与以男性为主的越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性骚扰。国内记者所以无人涉及这一题材，一是想不到，二是有顾忌。我决定拿掉这块遮羞布。我用到了七次队时采访得到的一则奇闻。

1989/1990年度，德国考察站的越冬队员，竟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原因呢？就是想根除性骚扰。问题是，不能因为有人“一朝被蛇咬”，我们就“十年怕井绳”。女性越冬，是大势所趋。于是，为了写好这篇报道，我在14次队刚一到长城站，就抓紧采访了三个国外越冬站的站长和女性队员。

巧合的是，韩国首位女性越冬队员，也在长城站和我不期而遇。于是我借他们的口，道出了越冬有女性参与的种种好处，以及避免性骚扰的各种做法。我还用我的所见，告诉国内读者，在南极，“就是最不漂亮的女性，也会受到最隆重的礼遇”，因为，“只要她们在，没有歌声的地方，会生出歌声，没有笑语的时候，会飘出笑语”。

最后，我请出了当时与我一同度夏的五位女性姐妹。她们纷纷表示，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该文见报后，被国内多家相关媒体转载，也引起了极地办的高度重视，因为他们正在积极促成此事。令我欣慰的是，不久后，便有两位勇敢的女性，终结了中国在南极无女性越冬的历史。

再以另一篇为例。报道的标题是“没有英雄”，讲述的是极地办副主任高钦泉的故事。他是为中国的南极考察事业累倒的。他曾说过，他死后就葬在南极。他去世后，国家满足了他的遗愿。他的墓地，就在中山站区不远处的岩体上，占地一平方米。他的老伴闻知后说，“这样好。以后每年清明，我都让女儿向南磕头！”

在我国南考事业的进程中，“老高”是一个群体。他们是和平时期真正的战士，是民族的功臣。过去，跑南极的记者，在描写“老高”们的时候，基本都是在讲，他们在国内时如何殚精竭虑，到了南极，又如何战天斗地。我也是这么干的。但写多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与南极事务接触多了，我就发现，我们所缺少的，是对命运的关注。于是，我把老高与一两百年前的国外南考先驱们，做了简单对比。

两百年来，人类在南极已历帆船探险、越冬创新、航空考察三个阶段。其间英雄辈出。各国为了酬谢先驱，激励来者，大量以他们的名字为站命名。像俄罗斯的“别林斯高晋”站、法国的“迪尔维尔”站、澳大利亚的“莫森”站，等等。我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中国人来南极的时候，南考已进入固定基地考察阶段。这是一个个人能力有限，必须集体作战的阶段，是一个没有英雄，但却要求必须像英雄一样献身的阶段。”

时代不同，国情迥异。老高所能得到的，就是“死后魂归南极”。但不倒的“长城”，耸立的“中山”，将是老高和所有中国南考先驱们，不倒的丰碑。而这，正是“老高”们的命运所在。能在不辱没“老高”一世英名的前提下，道出这一缕悲情，是深度报道使然。文章见报后，同样引起了读者的普遍共鸣。

显然，在极地考察活动中，通过大量采访写出高质量的稿件，无疑是新闻记者的本职与追求，但远不是他们工作的全部。他们虽被编入了“新闻班”，但常常会受到这样的告诫：“你首先是一名队员！”这意味着，你只能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不能享有任何特权。

七次队航渡期间，我晕船厉害。队上有“极地之声”小报，曾编排了此次航渡的“最晕阵容”，我位列“前十”。常言道“小船怕浪，大船怕涌”。到了远海，让你晕船的都是涌。“忽——”地一下，船向左一摇，你就觉得胃里的东西在往上走，快到喉咙了，你刚要吐，“忽——”地一下，船又往右一摆，那些东西顺势又回流胃里。

就是这不停的一上一下，把人折腾得终日昏昏沉沉，恶心难耐，筋疲力尽。这样的时候，一般的考察队员或者打牌放松，或者卧床休息。但我不行。再晕，我每天早起，要先到驾驶台，了解航渡情况，然后会四下转悠，看看有什么新闻，需要采访的就采访。最后，我要翻阅材料写稿。

写好稿后，是我最头疼的事情，就是要爬到船的最高层，因为发报室设在这一层，这是为沉船准备的，然后我要一字一句地念稿。当时已经有了卫星传真，但碍于费用昂贵，我只能使用短波通讯。

我当时的发稿方式，是先用船上电话接通国内海洋局通讯总站，总站再接通中青报总机，再转到夜班由专人录音整理。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端着饭碗去发稿，怕的是吐到机器上。有一次，实在晕得不成了，是由我口授，新闻班的老班长帮我成稿，又帮我发出的。

后来上站了，船是不晕了，但活儿来了。七次队还有几项大一点的工程，其中土建占了相当部分。在国内的时候，我扛过袋装水泥，就感觉挺沉了。但在当时，我被分配扛袋装石子。

在南极干活，不可能有八小时的限制。加上又是极昼时段，太阳总也落不下去，有些时候，都是干到干不动了，再收工。队员可以倒下就睡，但我不成。我还要做必要的采访，整理采访笔记，并准备好第二天的工作。

很多时候，我的实际睡眠，不超过四个小时。在极地采写，稿子长的两千字，短的一百字，但你难在越短，越要捧出精品。由此，不管你身在何处，多乏多累，也不能忽略全队上下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要随时处在采访状态。

即使这样，作为一名在极地采访的记者，还远远不够。因为你的采写成果，在南极是看不到的。大家能看到的，就是你的相关表现。你要取得更多的理解与支持，那就要发挥出更积极、更富有建设性的作用。

比如七次队时，船一出澳大利亚西海岸，就遇上了大的涌浪，队员基本晕倒，很多人在忙着“交公粮”（呕吐），没人吃饭，船上的气氛一片死寂。船队领导也很着急，不知道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

这时，我就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尽管我也很晕。于是我拿出了口琴，优雅的琴声，开始飘向一个个船室。不一会儿，队友们一个个来到了我所在的房间，还有晕得厉害的，也爬了过来。最后人多，房间装不下了，大家就一致决定，下到最底层的活动室。

后来，有队友还拿出了他的小号，五六十人挤在一起，在我们的伴奏下，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志愿军战歌”“再见吧，妈妈”“满江红”等等，气氛一次次达到高潮，全船上下的精神，为之一振，消极气氛，一扫而空。考察队的这种表现，给加盟七次队的，来自香港、台湾和澳大利亚的新闻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

再比如过春节。当时的情况是海冰不化，船不能靠岸卸货，大量工作停滞，上下都很着急。为了搞好春节联欢，同时舒缓大家情绪，队上号召人人献艺。

于是，我也组织了一个男生小合唱“唱我中山站”，并在歌曲“浏阳河”曲调的基础上，重新填了词：“中山站，美名远，中华儿女齐努力，同坐一条船。无奈坚冰来呀么来捣乱，不能卸货誓不还，就缺一个大气旋。”“中山站，就在普里兹湾。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没有气管炎（妻管严）……”

记得我还编了几个谜语。其中有“宝玉大婚”（谜底是越冬队队长“贾根整”的名字）、“弗里曼特尔”（谜底是考察队副队长“国晓港”的名字，因该地是我船停靠过的西澳的一个小港）等。我的这些表现，在当时无疑都是真情流露。但在客观上，它们都成了我采写工作的清道夫。

每次出征前后，朋友们问得最多的，都是有关“有无危险”的话题。在南极，可以说危险无处不在。七次队时，为了给日后的冰盖考察探路，队里安排一辆履带车，载着我们几个人，向冰盖深处前行了八公里。

不料，刚才还是晴空一片，转眼间冰雪飞舞，遮天蔽日，气温骤降，能见度几乎为零。这是典型的雪暴天气。这种天气，历史上不知夺走了多少考察队员的生命。这时候，如果有人说“伸手不见五指”，那是瞎话，但真的也不过是“伸手只见五指”。

在南极，无常的天气，是考察的大敌。所以我们严格按照队里的有关规定，放弃任何努力，静待这个天气系统的消亡。果然，两小时后，天逐渐放晴，我们也顺利返还。

在南极，还有一种“危险”，就是你可以得病，也可以出工伤，但不能超出全队唯一队医，以及所有医疗设施所具有的医疗能力。否则，等待你的只有灾难。14次队时，我干活不慎腕部受伤，当时得到的最好治疗，就是每天涂抹“扶他林”。

回国后经反复检查，才发现原来是“三角骨破裂”。后来打了一年活动石膏，用一种特殊的中药洗了一年，方才基本治愈。所以队员在出发前，必须接受全面而严格的体检。同时，为了避免意外，队里还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各种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

两次南极之行，真正让我刻骨铭心的危险，发生在七次队的返航途中。

那时，“极地号”刚刚离开南极大陆，驶入了号称“咆哮的45度”的西风带，时间是1991年3月5日下午。此时，在南纬61度、东经63度形成的较大气旋，逐渐开始给正沿东北方向斜穿西风带的“极地号”，带来重大影响。为了减轻船体摇摆，船只向偏东方向三次修正航向，并开启了减摇装置。

虽此，在6日凌晨的一次横摇，仍达30度。不少队员被海浪呼啸声，以及船体结构被扭曲时发出的各种声响惊醒。船上关闭了所有通向甲板的水密门，实行封闭航行。三餐从简。每隔一小时，“极地号”要向国内报一次平安。

进入6日白天，风力保持在10级左右，风速达27米/秒。站在驾驶台望去，天空乌云低垂，海雾弥漫，船只有如行驶在一锅沸水之上。万吨级的“极地号”，一次次被海浪高高托起，又一次次重重下跌，船首的上下起伏，在20到30米之间。南半球的气旋，等同北半球的台风。这个在极短时间内形成的气旋，在与船只的相对运动中，围着“极地号”绕了270度。

这场遭遇战，在6日晚间进入高潮。记录到的最高风速达35米/秒，风力超过12级。一排排高达几十米的涌浪，在船首前竖起一道道高墙。“极地号”一次次扎向墙角，又一次次破墙而过。由于气旋的移动速度是船只的两倍，同样高度的涌浪，也不时从后面向船体袭来，景象惊心动魄。

此时的魏文良船长，站在驾驶台的风挡玻璃前，双眉紧锁。他已24小时没有合眼。他告诉我，这是“极地号”跑南极以来，遇到的最恶劣海况。我清楚，对于船长而言，此时的压力，有如山重。

船上的一百多位科学家，都是国内科研领域的精英。但限于国力，“极地号”是我国从芬兰买的一条旧船改装的，买来时的船龄就有19年。最致命的，它是单主机，一旦有失，大船就将不保。

西风带，风大，浪急，气旋多，但又是通往南极的必经之路。所以各国跑南极的船，都是双机。此时，由于船只在左右摇摆的同时，前后倾斜也在不断加大，螺旋桨全部露出水面的空转次数，越来越多。据事后统计，多达50次以上。所谓空转，船员管它叫“打飞轮”，就是主机一旦甩掉所有负荷，会猛然加速，这个时候，非常容易烧毁。

主机坏掉的后果是，一个浪把船打横，再一个浪，就把船打翻。更糟糕的是，由于风浪太大，“极地号”即使遭遇不测，第一，救生艇无法施放，第二，没有人会施以援手。

最大的一次危机，终于在当晚22时出现。一个大浪，追打了“极地号”的船尾，后甲板被洗劫一空，两个由八颗一厘米直径螺母固定的柜式蒸锅，被打到了右甲板走廊，四根盘整坚固的七厘米直径缆绳全被打散，其中一根有百余米冲入海中。

这个情况最为危险。一旦缆绳缠住螺旋桨，那与主机停运的后果相当。“抢缆！”“我去！”“我去！”正当队员们在后餐厅争个不停的时候，有六名船员悄然现身。他们谁也不说话，目光硬硬的，径直走向通往后甲板的窗户，依次跳了出去。

在场人的心，都揪了起来。大家明白，这时候只要再有巨浪打来，他们将不翼而飞。我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眼睛，湿润了。但这个时候，除了祈祷，还能做什么呢？接下来的事，是把船员们打捞上来的缆绳，快速收进餐厅。

幸运的是，这一时刻，老天爷真的睁眼了。就在抢缆的这30分钟里，风，竟然弱了，浪也小了，直到船员们回到餐厅，风浪才又开始加大。

参加完抢缆，我的心平静了许多。我知道，“极地号”正处在生死边缘，意外随时可能发生。于是，我开始为可能的最后一篇稿件，准备腹稿。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它的内容。

我先是简要回顾了24小时以来的海况，讲述了“极地号”面对命运所做的抗争。然后我代表所有队员和船员，向他们的亲人和祖国致意。稿件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青年报万岁！”

一个月后的4月7日，疲惫的“极地号”终于驶入青岛港锚地。当晚，所有人一起，吃了散伙饭。我挨桌敬酒。当我来到坐着一桌船员的餐桌时，愣住了：没人动筷子。再一细看，那晚去抢缆的六个船员，悉数都在。

我问：为什么不喝？其中的一位答道：“不是不喝，是提不起兴致。张记者，你给咱说个词儿，我们就喝！”我知道，这些在地狱门口走了一遭儿的汉子，是想有人给他们找到一个情感宣泄的机会。

我思索了片刻，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是搞文字工作的。来，为我今生今世，绝不再轻用‘同舟共济’这个词，干杯！”他们停顿了一下，懂了，哭了，然后与我一道，高举酒杯，和着泪水，一饮而尽……

至今，我严守着这一承诺。

（原载《新闻78是一篇散文》北京日报出版社2014年出版，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