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泰：遥记校园当年，考场悲欢时
作者简介：
王宝泰，1982年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经系，留校任教。现居加拿大，任职某大学系主任。
人民大学77级英语慢班结业合影。二排中间高思咏老师，二排左2就是对我帮助极大的那位女同学，本文作者在前排左2。
上篇：外语摸底考试的尴尬事
终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当然非常兴奋，但在兴奋之余，也不免很有些忐忑。毕竟自己是69届初中生，实际文化水平充其量也就是小学水平。在经历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年以及小工厂一年之后，如果凭这点儿可怜的本钱还能让我信心满满地去迎接大学挑战，那绝对是超级自信狂了。
在种种不安之中，最令我惶恐的，恐怕就属外语了（1977年大学招生不考外语，这真令我侥幸）。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全部的外语知识，就是在兵团文艺宣传队时学到的A、B、C……G这代表7个音阶的英文字母。现在听说上学要学外语，我岂能不慌了手脚？
大家可能还记得，1977年中央电台（还是北京电台？）开始一个教英文的节目。借这个机会，入学报到前我赶紧临阵磨枪，先买本英文教材，再整天抱着我家那个破半导体收音机，跟着电台学鸟语。可因为我不是从头学起的，根本就跟不上，也听不懂，学了两天，就实在学不下去了。
就这样，我基本上是一点儿外语也不会就去学校报到了。那时虽然不相信大学可以再交白卷，但多少还是心存一点儿侥幸，希望学校会对我们这样上山下乡的知青开恩，把外语给免了。
可惜，这只是痴人说梦了。入学后的第三天，学校就通知大家准备英语考试。我们77级就三个专业，学生大概150人。考试后，学校要根据考生的英文的程度分成快、慢两班。那些原来学俄语的老三届学生，编为一个班继续学俄语。剩下那些既不会俄语，英语也不行的人，合到一起去学德语。
到了考试那一天，我就像上刑场似地进了考场。拿过考卷后一看，考试分好几大题。第一题是将10个给出的名词由单数形式变成复数形式。以后的题目包括语法、动词时态、造句、中译英、英译中等等。看了考题，我整个一个蒙！
后面的题目也别费劲儿了，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只有第一题要求的名词单数变复数，还可以好好想想。我仔细地回忆了一下那个教英语的电台节目，记得老师在教学时说过，大多数情况下，把英文名词的单数变成复数，只要在名词后面加上一个s就行了。想起这一点，多少感到一些安慰，心想至少我能答这道题吧，这总比交白卷强。
在这道题里，一共有10个单词。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是太老实，一看这些单词都不认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是现在，管它认识不认识，每个单词后面都先给它加个s再说。我现在的学生考多项选择题时全是这样，什么懂不懂的，四个选择勾一个就完了，按照概率蒙也能蒙对几个。可那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进学校的门，人就傻了，不认识的词根本就不敢乱填。
这10个词我是颠来倒去地看，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词sheep！这个词我认识呀，记得英语节目里讲过，这个词就是“羊”。于是，我很慎重地在这个词后面加了一个s。在我印象里，当时还有一个词看着也面熟，我也给那个词加了个s, 但我现在记不得那个词是什么了。因为其余的词我实在不认识，再耗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就交了卷子。
结果可想而知！英文那么多名词单数变复数都是加s，偏偏这个该死的sheep是TM不能加s的！最后成绩发下来时，我得了100分中的0.5分，因为两个词填对了一个，还错了一个！俺老人家从小没受过这么大打击，这令我一连好多天在班里抬不起头来，我这个答卷都成大伙儿的笑料了。
根据我的考试成绩，我自然被分到德语班。上德语课的第一天，老师一进来，就用德语对大家说了一句早上好！我的妈呀，我一听德语，那发音就像跟人打架似的，说什么也不学了。
中为周耀老师，傍边是政经系77级的两位老大哥同学。照片由禹杰同学提供。
下了课，我就去找我们系的教学秘书周耀老师，软磨硬泡说什么都要进英语班，不学德语。不喜欢德语发音固然是真，但我心里考虑最多的其实是不想丢这个人，非要较这个劲儿。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我心里特别喜欢在英语慢班教书的高老师。我第一眼看到高老师，就觉得她特别有风度，气质绝佳。和她说话，觉得她的音质特别好听，人也和蔼可亲。在我一再保证如果跟不上我一定转回德语班之后，我终于被允许进英语慢班了。
大学的第一学期，我就像疯了一样学英语，每天大早上起来背单词，背语法。尽管这样，我其实也未必能跟上。但幸运的是，在英语慢班，有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同学和我坐同桌。她不仅平时给我很大的帮助，最要紧的是考试时还经常给我“通风报信”。
这位女同学，就是英语慢班结业照片中第二排左边第二的那位。由于她的热心帮助，加上我自己也挺玩儿命，在期末考试时，俺老人家终于考了个“优”，由此开始了我英语两年保持全优成绩的过程。
由于我开始学习外语时已经20多岁了，年龄过大，所以外语一直是我的一块短板，这一点在出国学习后变得更加明显。但好在我也算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有了英语摸底考试这0.5分垫底，别的困难再大我也无所惧了。
人民大学政经系77级第一张全家福，本文作者二排右3。照片由于志华同学提供。
下篇：党史考试抄来的优+
开学后，第一学期的教学计划发到我们手里。课程除了外语、现代汉语、社会发展史、数学等之外，还有一门理论课，中共党史。当时人民大学党史系的系主任，是全国著名的党史专家胡华。
不过，对政经系学生来讲，党史只是一门公共理论课。胡华是不会来给我们授课的，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中年男教师。这位先生讲得不错，特别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一阶段的党史，讲得是妙语连珠，我很喜欢。
党史课没有期中考试，就一个期末考试，还是开卷，所以这门课对我的压力不大。第一学期，我的精力几乎都用在外语课上面了。
快到期末了，授课老师特地说明，考试虽然是开卷，但只允许带毛选四卷，别的参考资料一律不准带入考场。期末考试4个小时，4道大论述题，涵盖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这一时期的全部内容。
情况明了了，在考试的前几天，大家一方面变着法儿地从老师那里套题，一方面根据笔记把可能出题的重点用小字抄写在毛选上，以备考试时用。到临考的前一天，大家基本上都是万事俱备了。
考卷发下来了，我一看考题，长舒一口气。题目和我们猜测的差不太多，其中也包括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道题。拿到试卷后，我很放松，开始准备答题。
就在这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早上离家时，居然马马虎虎地少带了一卷毛选，而我准备的关于这道题的要点，都抄在这一卷里。不仅如此，另外一道题的主要参考文献也在这一卷里。
发现这个失误后，我的冷汗一下子就流下来了。77级入学后是走读，没有宿舍，我不可回家取书再赶回来考试。又因为党史课是开卷考试，可以抄书，所以事先根本就没有再去背答题要点，没带这卷毛选，我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答这两道题了。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我的同桌。
说来也巧，我的中学同桌和大学同桌都是女生，而且都是能力很强的女生。我的大学同桌虽然比我还小一岁，可上大学时已有几年的党龄，还是原单位的一个领导！这位女同学一毕业就进了国家重要部门；到1990年代，七转八转又当了国企老总；嫁的老公也是直接参与国家经济改革，并担任过省级领导的一位高干。这位女同学虽然很牛，但她对我到还是很不错，这些年我们老同学也一直保持联系。
当时我看她正在奋笔疾书，就悄悄对她说，请她先答这两道题，答完后把这卷毛选借给我，我需要抄她准备的要点，女同学点点头答应了。于是我静下心来，先去答另外两道题。
我在大学期间为数不多的个人照之一，摄于1980年。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她把这卷毛选推到我桌边。我知道她答完这两题了，就把书拿过来，满书乱翻，找她准备的要点。
到这时我才发现，这位同学准备得实在太充分。一卷毛选，几乎每页的边上都让她写满了字，密密麻麻的，再加上她自己的一些特殊符号，弄得我很多地方看不懂，而且也找不到要点。
时间紧迫，当时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干脆把她准备好的这些答案，按照我的理解重新归纳整理一下，就开始抄写。一边抄一边瞎发挥，我当时也是豁出去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到考试结束时，我也总算是答完了四道题。
考完试后就放暑假了，这是1978年的夏天。一个星期后我们又回到学校，由学校安排到北戴河度假3天。就在我们集合好了，准备上车的时候，我们班的支部书记跑过来，拿着成绩单告诉大家党史考试的成绩下来了。大家纷纷询问，结果我得知我的同桌得了个“良+”。
我一听说她得了“良+”，心想那我肯定完了，因为我是抄她准备的答案。没想到，这时支部书记走过来问我，“家里有没有搞党史研究的？”
我听完楞了，心想这位老兄怎么问起我这个问题？我赶紧回答说“没有啊，我家不仅没有研究党史的，连个党员都没有。”
听了我的话，支部书记告诉我，是党史老师让他问的。党史老师说，我的答卷是他教了这么多年党史公共课所看到过的最好的一份答卷！特别是我对中国革命一定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论述极有新意，而且还有一定深度，所以他想知道我家里是不是有人研究党史，他还很希望我能考虑转专业呢。
听了党支部书记的话，几个平时关系非常好的同学都哄了起来。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抄我同桌准备的答案，结果准备半天的人得了个“良+”，抄的人反而得了个“优+”！
就是从这件事情上，我突然察觉了自己的一大本事。我没能力像别人那样全面了解事物，深入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我却比较善于总结别人的思想，在别人思想的基础上再瞎发挥！
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本事，尽管由于知识结构和语言障碍，出国学习遭遇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我最终居然还是混下来了。
（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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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逆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