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雄丨 永远温暖的笑：怀念我的老师画家朱维民先生
2012年11月30日，朱维民老师（前中）八十大寿，我们几个学生给他祝寿（右1本文作者斯雄）。
这么多年来，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到节假日，就想着安排出时间，去西三旗育新花园看望朱老师；到了农历十月十七，就想到约几个人一起去给朱老师过生日；大年初一上午，一定会打电话给朱老师拜年……
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再可能，只能成为不可复制的过去和记忆了。
（一）
回想起来，冥冥之中，有些东西真的可能早就给人以某种暗示，可常常容易被人忽略和忽视。
2016年4月，我去北京看望朱老师。正在生病治疗的他，还在信誓旦旦、豪情万丈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出院后，我要做3件事：一是做一次美容，把脸上的老年斑清理一下，现在这个样子，太难看了；二是散步，晚上坚持锻炼身体；三是画画，再画个10年，从85岁画到95岁。”
朱维民老师病愈后画的白求恩像（2016年10月3日摄于朱老师画室）。
待到2016年国庆节，我和师妹万总约好一起去西三旗的家里看望时，首先吸引我的是新画的油画《白求恩》——这位被称作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坚毅的目光平视着远方，有执著、有忧伤，人性隐忍却又给人以信心和坚强的医生形象，立体而生动，跃然画布上。
我问怎么想到要画这么一张油画，老师说：这次在医院住院，介入科的大夫护士精心救治护理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当时就主动提出要画张画送去，作为谢意的真诚表达……
在画室里，同时还有两张画放在画架上。他说，这些以前的作品，得重新收拾一下。
显然，朱老师已经鼓足勇气，兑现自己的诺言，开始重拾画笔。
老师的身体已然完全恢复，那天的精神头特别好，谈锋甚健。
老师身上有一种能耐，始终是让我佩服的，就是通过和人打很普通的交道，却能很快与人交上深深的友谊，下到贩夫走卒，上至国家领导人。
这次去301住院治疗也不例外，从科室主任到医生护士，最后都很快打成一片，科室主任还主动提议要请老师喝酒吃饭。
看得出来，老师这次住院，身体和心理的治疗都很成功，心情很好。“今后你们要去301医院看病，就找我哈，我和他们都成哥们了……”
我们就笑，连说“别别别，还是尽量别因为这种事找您了。”老师立马意识到了，连说“哦，对对对。”大家相视而笑。
我把带来的烟呈上，老师眼睛一亮，调侃着说，“嗯，中华烟，久违了！看来这八项规定还真管用，好久没人给我送‘中华’了……”
我又拿出茶叶，老师说，“你上次带来的茶就很不错，颜色绿绿的，口感好极了。”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交往中，老师一向是很苛刻的，轻易不会夸赞什么东西。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来自他母亲老家苏州的，无论是评弹、丝绸，还是小吃。
我当时只是稍觉意外，并未往心里去。
因为怕老师累，我们没同意老师在家做饭吃，尽管他做的菜让我们垂涎欲滴，厨艺让我们望尘莫及；也不便请他到外面饭店去吃。
两个多小时很愉快地过去了，老师照例把我们送到家门口，并跟出一句，“你们能来看我，我很感动，谢谢啊。”
我当时一愣。
因为太熟，老师从来不会和我说这类客套话。一丝异样的感觉之后，想到我很快又会回京开会，到时再来看望，也就没再多想。
12月5日，星期一，我回京开会，晚上约好几个朋友到文贤居吃饭。傍晚时分，朱老师的外甥女卢珊从加拿大给我发来微信：
“学校老师从周六开始就联系不上舅舅，报警后在两小时前发现他已经在床上过世了，尸检结果是已经去世两天了，妈妈他们中午会从上海赶到。”
我一下子懵了。这几天我正盘算着哪天去看望朱老师的，怎么突然就……
老师的妹妹、妹夫和外甥女赶到北京后，因为不是直系亲属，一切都很忙乱和迷茫，好多后事无从下手。
我们几个和朱老师比较亲近的学生，也不便多插手，但大家都想对老师尽一份心。于是，师弟老猫负责起草挽联；我负责写生平；大家又一起合计，出一本纪念册，由师弟郭凯负责设计印制，在告别仪式上分发……
那些日子，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沉浸在一种无法言说的情绪中。怀念和沉痛自不必说，可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发微信，一说到老师的历历往事和音容笑貌，更多时候却是忍不住要笑，含着眼泪地笑。
（二）
老师永远是那么一脸年轻人的阳光，永远是一副老顽童的派头，始终给人以温暖和一种向上的力量。仿佛那些曾经的挫折和坎坷，丝毫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印记。
我和老师的结识，是在大二的时候，选了他开的大课《西方美术史》，面对全校学生的那种。到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被选为课代表的，其中除了收作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每次课前去学校借幻灯机，然后在老师讲课时，我负责播放幻灯，课后再把幻灯机还回去。
那些幻灯片是老师自己的还是借来的，我不得而知，但都很精美。特别是那些过去听说没听说过的世界著名美术作品和著名艺术家，让改革开放后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大学生们大开眼界。
达芬奇、梵高、塞尚、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罗丹、伦勃朗……确实像77、78级师兄师姐们在追忆朱老师时所说的那样：“他，牵着我们步入世界艺术圣殿。”
1980年代，是中国思想解放最激进的年代，很多都带有启蒙的意味。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廖静文写的《徐悲鸿一生》，当年同学们都争相传阅，人大还专门邀请廖静文到人大大教室演讲，引起轰动。已不记得当时朱老师对此事有过什么评论，但很多年以后，作为徐悲鸿学生的朱老师，曾跟我讲起，对此事此人颇有微词。
可能因为上了朱老师的西方美术史课程，那个时候，我开始着迷于李泽厚刚出的《美的历程》《美学（第一卷）》、丹纳的《艺术哲学》。还有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美术史话》，号称是西方美术史的入门书，但那些内容和知识，与朱老师的课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和档次。
记得有一次在讲到古希腊的壁画，幻灯中出现一头牛的形象时，朱老师说：“你们不觉得美吗？我觉得美极了。瞧这大腿，多富有说服力呀！”
这段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同学们的口头禅，尤其是在我们班，相当流行。
那时他习惯戴一副带金链子的眼镜，上课时的着装每次都非常讲究，休闲西装居多，即使是穿衬衣，也一定是很挺括的那种。
有一次是在夏天，他来上课时，突然戴着一顶帽子走进教室。同学们觉得好怪异，正当叽叽喳喳议论以为是啥行为艺术的时候，他说，“今天去学校理发室理发，理发的小姑娘是个新手，把我头发理坏了，好难看。可也没法怪她呀，新手都得有个成长的过程……但太难看了，怕对不住你们，所以戴了顶帽子。”
学生们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因为是课代表，和老师接触的机会相对多一些，可能觉得我比较辛苦，经常下课后邀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其实估计也是为我打牙祭。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且一直交往下去，无论是老师最初住在学校静园，还是后来搬到了西三旗。
慢慢地，也就听他断断续续讲了过去经历的一些事。
艺术家都有很强的模仿能力。早年在北京上学，老师就能很精准地把握老北京的特色语言，能用标准的北京胡同串子口音讲极损、极脏的话，而且说起来惟妙惟肖。
他曾经讲，刚进劳改队时，劳改队队长是北京通县人，第一次给他们训话，用的是一口地道的通县口音的北京话。老师用队长的口音和口吻给我们复述：
“你们到这里来，先学不生气，后学气死人，总之，就是要没心没肺！”
上海人对苏北人（包括江北人）一向是有偏见的，甚至是瞧不起的。有一次，他们几个老朋友聚会，朱老师一时兴起，用苏北话给大家唱了一首语录歌《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满桌笑翻，其中有几位沉下脸来的，那一定是苏北人。
朱老师还不依不饶，特别把其中几个字音的咬字挑出来解释，比如，用极重的后鼻音发“我们”、“八”念着“BYA”。即使是后来转述给我们听，仍然把我们笑喷。
他到新疆后，很快就学会了维语，能和最底层的维族百姓用维语交流。和我们闲聊时，他偶尔会用维族普通话说：“你的毛泽东思想的一点儿的都没有了吗？”
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我曾有个油漆桶》，讲他流浪到南疆，靠给维族百姓油漆家具、画图案为生。因为画得好，维族老乡都很喜欢他，愿意找他。
其中有个细节，他是流浪过去的，没有户口，而那时派出所经常会挨家挨户查户口。有一天晚上，公安敲门进维族老乡家查户口，情急之下，老乡把喜欢裸睡的他赤条条地塞进大衣柜里，躲过一劫。
过去悲苦生活的阴影，其实在他心理上是有反应的。他曾说，他后来很长时间，晚上经常被臆想的敲门声惊醒，以为公安又来查户口了。
朱维民老师油画作品《喀什葛尔的圣玛利亚》（作品中被称为“喀什葛尔的圣玛利亚”戴的红头巾深深地吸引了我）。
1993年，“朱维民油画素描展”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举行，我请负责摄影的同事去拍些照片。拍完回来，同事问我：“你这个老师以前是不是经历过很多磨难？”
“为何有这种感觉？”
“他的油画色彩普遍偏暗，让人感到一种压抑。”
同事的这个感觉，我过去也是有的，但是不是跟磨难有关，我拿不准。我把同事的这个说法告知了朱老师，但他未置可否。
2006年，我去俄罗斯圣彼得堡参观冬宫，看到里面一批带欧洲古典风格的油画，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与朱老师油画的色彩和风格太一致了。
回京后，我把这个感受告知朱老师。他笑着说：“前几天有香港某卫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要来采访我，一张口就称我‘大师’，夸我是中国的列宾……好家伙，看来他还懂一点油画。不过，对这种‘大忽悠’，我一向很讨厌，坚决谢绝了……”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是俄罗斯帝国时期的画家，也是苏联时期的著名画家，被公认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泰斗，巡回展览画派重要代表人物，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苏联时期备受推崇。他早年赴意大利及法国求学，研究欧洲古典及近代美术。
新中国成立后的美术教育，深受苏联的影响。从中央美院毕业的朱老师难免打上这个烙印，特别是在色彩的运用上。
不过，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朱老师的油画色彩悄悄变得比过去明亮起来。
1998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平等的目光》出版，我请朱老师给我画的素描，放在封面折页作者简介的上面。很久之后的一天，朱老师边说边用拇指和无名指捏成一个小圈，“我辛辛苦苦给斯雄画的素描，结果他用在书里的时候，居然那么小的尺寸！”我开玩笑说，等我出“选集”的时候，一定把它做成大大的封面。
（三）
有一天，朱老师不经意地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经常为自己白天说的一句话或做的一件事，半夜里恶心得醒了。”
这正是老师的善良。只有善良的人，才会时刻反思自己。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影响至今，以至于我后来也经常“半夜里恶心得醒了”，就因为“自己白天说的一句话或做的一件事”。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同学们经常感慨：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很可悲。比如，现在回过头来看，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们的老师不计其数，却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对自己的学习和人生有持久影响力、真正是那种“师徒如父子”的那种关系。
现在看来，我是幸运的。
刚毕业那会儿，朱老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及时工作。”
刚开始我还不太明白，也没怎么在意。因为惯常的说法都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而这常常是一个不怎么正面的说辞。
很多年后，才悟出一点老师的良苦用心：这是老师在用他的人生经验告诫我、劝导我。
1990年代有一阵儿，我负责办一杂志，时间和精力大都用在编务和办会展等活动上，文章写得少了。有一天，老师突然给我打来电话，用很严厉的口气说：“我告诉你：笔杆子就是你的命根子，别老想着在官场上瞎混。”
从那时起，我无论多忙，也绝不敢忘记提笔；即使不写像模像样的文章，也一定要记点什么练练笔，丝毫不敢放下自己的“命根子”。
有这么一个时刻关注、关心自己的老师，而且经常直言不讳地耳提面命，岂止是三生有幸——那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幸福。
（四）
我们几个和朱老师比较熟悉的学生经常约好一起去看他，其实主要是聊聊天，当然顺带也蹭顿饭。
每次知道我要去，他都会专门做条鱼，因为知道我喜欢吃鱼；可作为上海人，他平常并不怎么吃鱼。如果不做鱼，他肯定还会专门做一只烤猪肘子，提前一天用杜松子酒（geneva）腌制，之后现烤现吃。老师其实也不怎么吃猪肉，因为在新疆流浪过多年，爱吃羊肉，还能做地道的手抓饭——可我恰恰不吃牛羊肉。
老师对我无来由的偏爱，常常会引来其他同学的“嫉妒”。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刚进门，朱老师就给其中一同学分派任务，“去买酱油和啤酒。”同学故意问“那斯雄做什么呀？”老师头也不抬地回答，“坐在沙发看电视。”
上桌吃饭时，学生又故意问，“朱老师，这猪肘子我们能吃吗？”老师回答，“不行，除非斯雄同意。”
每次在朱老师家吃饭，我基本都被安排坐在老师右手边的第一个位置。学生们忍不住又开始调侃了：“朱老师，怎么每次吃饭，斯雄都是坐在离‘太阳’最近的位置？”朱老师低头嘿嘿两声：“我告诉你啊，一滴血写不出两个‘朱’字。”引来满桌一片“唉哟”声。
2000年8月，我陪朱老师到太原办画展，开幕式后聚餐，朱老师专门把我拉到他们老同学坐的那一桌坐下，并介绍说：“他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而且是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遗憾的朋友。”
即便是快60岁的老同学们聚会，在一起的时候仍然免不了相互揶揄，互揭老底。因为有朱老师的这个介绍，老同学们对我也就没了戒备，很快开始互相挖苦和调侃。
果然，其中一位老同学语出惊人：“你们知道朱维民当年大学毕业后就直奔‘太重’（太原重型机械厂简称），而且一待好几年，是为什么吗？”所有人都茫然而饶有兴趣地等着听下文，朱老师则一脸诚恳，笑而不语。
老同学斩金截铁地说：“他其实是追一个女人而去的……”然后，哇啦哇啦全倒出来了，其他同学一片“哦”声。朱老师则笑眯眯地站起来举杯，给大家敬酒堵嘴。
1980年代初，中国女排最鼎盛的时候，队员中有一周姓上海美女，大户人家出身。据说她妈也是个大美女，和朱老师从小青梅竹马，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从上海到了“太重”……
这个故事，之前没人说过，之后也没人再说过，朱老师则从未提起过。当然，我也从没问过，估计像他诸多的身世和经历一样，最后只能就此成谜了。
但那么多年来，他确实去山西最多，和山西方面的联系也最多，与山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特殊感情。
（五）
和朱老师交往这么多年，要想用什么来形容他的为人，确实很难。但人民大学老校长袁宝华说的一句话，很值得玩味，而朱老师似乎也很受用。
袁宝华到人民大学任校长及以后，一直和朱老师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有一次，张大爷为一件什么事到学校后勤处去办理，后勤处的人大约敷衍张大爷，不给办，而且可能也说了些不大中听的话，气得张大爷回家后吃不下饭。
朱老师很生气，去后勤处把那帮人狠狠地数落了一顿，然后直接给袁宝华打电话说：后勤处的人如果对我这样，也就罢了，但欺负这么一个老实巴交、又没多少文化的老头，就很不应该。他们必须给张大爷道歉。
袁宝华的回答很干脆：你让张大爷好好吃饭，我让后勤处的人给他道歉。
据说，袁宝华当即把后勤处的人叫过去，要求他们给张大爷道歉。后勤处的人觉得委屈，不想道歉，说朱老师把他们也骂得够呛。
袁宝华说：“嗨，朱维民嘛，他就那么个人！”
就这一句话，把后勤处的人说得低下了头。
后来，朱老师也经常用“朱维民嘛，他就那么个人”来自嘲，甚至用这句话去解脱一些不经意间惹的麻烦，居然经常能得到理解和原谅。
1993年，朱维民油画素描展上，朱维民老师在给袁宝华介绍蔡若虹老先生。
1995年夏天，我陪朱老师去贵州举办一个赠画仪式。仪式结束后，我陪他去贵阳黔灵公园遛弯，老师忽然一脸诚恳地冒出一句：
“对不起啊斯雄，我过去有些话可能对你说得有些过了，不太客气，会不会伤着你了？请你别介意啊！”
“我也有句话想跟您说，您别介意。”
“说吧。”
“其实您跟我说过的话，我从来都不当回事儿。”
老师愣了一下，继而哈哈大笑：“哦，哦，那就对了，那就对了。”
其实我当时想说的是，“嗨，朱维民嘛，他就那么个人！”但没敢说出口。
那天晚上，我和朱梅等几个学生、朋友带他去贵阳KTV唱歌，他还真唱了几首旧上海的流行歌曲，比如他最喜欢的李香兰的歌《夜来香》等。
和几个学生一起疯了一晚上，都很开心。第二天，他逢人便说，“斯雄昨晚唱歌的时候喝高了，把朱梅给我介绍了七八次。”说完便哈哈大笑。
这个故事，他随后讲了差不多有七八年，每次讲完，一定是一边拍着沙发扶手，一边仰头哈哈大笑。
（六）
早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曾建议朱老师可以适当地卖点画，但被他坚决地拒绝了。他说：“我感觉卖画跟卖淫似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作为学生自然不便再多说。
后来我曾想介绍一些画商给他，既做宣传，更主要是想让老师的作品走进市场。老师始终不同意。听他说，之后也有人介绍过台湾画商，还见面谈了。老师的感受是，“画商拿百分之多少，我拿百分之多少，好家伙，最后我成给画商打工的了。”就此作罢。
大约在2008年前后，我曾建议老师把作品全部整理一下，正式登记编上号，注明标题、尺寸、创作时间等。这个工作量比较大，人手又不够，老师似乎没当回事，最后也只能作罢。
2011年的时候，鄂尔多斯的孙总主动请缨，想在鄂尔多斯给老师建一座“朱维民美术馆”。老师对此似乎有些兴趣，我和同学老郭还专程陪朱老师去鄂尔多斯考察。
我们先到鄂尔多斯所在的东胜，看了在建的楼盘和规划中的美术馆地点。然后坐车去孙总在鄂托克前旗上海庙所做的一个旅游项目，其间有将近6个小时的车程。尽管孙总动用了刚从美国进口的原装小面包车，车的样式很特别，但很宽敞、很舒适，然而毕竟路途遥远。
可是，大约是怕我们太寂寞、太累，一路上，朱老师都在给我们讲段子、讲故事。
比如，讲到地方曲艺山西梆子，说文革的时候编过一个节目叫《攻克柏林》，然后原汁原味地演唱起来：
“斯大林一声令下，众将士齐喊‘乌拉’……”
还边唱边解释，特别强调斯大林的“林”字一定要用后鼻音“ING”，才正宗。
我给老师接话说，看过电影《老井》，那里面的瞎子拉着胡琴，然后摇头晃脑地唱“东边来了个人，他不是个东西，一把把我拉进那个高粱地……我的大娘哟！”我故意问：“这支山西的酸曲，听说后面还有唱词，而且特别黄、特别脏，是么？”
老师说是，但没正面回应，倒是唱了几句晋剧的唱段。他说，他见过很多草台班子唱晋剧的，很奇怪，甭管唱什么，最后的收尾无一例外的都是这句“你妈那个的……”（后面省略的几个字很脏），然后边做着拉胡琴的动作，边唱起来……
我和老郭笑得前仰后合，听得津津有味。
老师又说到，当年在劳改队要排练节目，队友中有个因小偷小摸进来的，特别有才。他把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经典唱段《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进行了改编，在每一个乐句后面都加一个吸气的声音“喔”，同时耸肩做抽泣状。正式演出时，一排人站着开唱，表演唱变成了这样：
“娘的眼泪（喔）似水淌（喔），
点点撒在（喔）儿的心上（喔），
满腹的话儿（喔），
不知从何讲（喔），
含着眼泪叫亲娘（喔），
啊娘（喔）啊……”
一路上，我们就这样不知疲倦的开心。肚子都笑疼了，眼泪直往下掉，但还是止不住地笑，也忘了提醒老师会不会讲得有些累了。
……
朱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一直把他当长辈；但他常常是一个老顽童，把我当作忘年交，我们在一起说笑，有时候真的是没大没小。
在老师的告别仪式上，师妹对我说：“我发现，你很多地方跟朱老师很像嘢！”
这应该是真的，是老师言传身教的一种必然和结果。
我在想，朱老师能如此深深地影响我，可能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教给我多少文化或专业知识，实在是因为：他走进了我的生活，影响了我的人生，延续至今；深深地镌刻在我心底挥之不去的，始终是他那永远向上且温暖的笑。
2017年2月4日于合肥
附记：
一、2017年1月15日，我在微信中说，“我一直惮于写有关朱老师的文字，一则于美术是门外汉，二则折服于老师超常的语言文字能力，因而胆怯。现在不得不提笔了，斗胆写出的这篇，依然不好，但我依然期待被您调侃被您笑”。这就是刊登在2017年1月15日人民日报美术副刊的纪念文章《一部色彩的诗卷——怀念油画家朱维民先生》。
但是很多友人看了不解渴，在微信中跟帖说：“你分明藏了很多东西没有道出啊；太理性了”；“似乎文章刚开了头，就停笔了”；“的确是日报画风的，期待私密版本的，轻松的搞笑的”。现在写的这篇，算是对怀念朱老师的友人们的一个回应。而轻松、搞笑，的确也是老师贯有的风格和特色。
二、朱老师在2001年写有自传体回忆录《方舟记事》，这个书名是老师比较满意的，可惜在香港出版时被改为《在“阳谋”的祭坛上》。我曾在给大公报的一篇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
“朱老師2005年在香港出版了描寫自己被打成右派勞改生活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在“陽謀”的祭壇上》。和人們想像中的灰色和黑暗不同，那些辛酸而悲慘的日子，在他筆下是另外一種景象：痛苦透出滑稽，折磨顯出幽默，憤恨變成捉弄。細膩、傳神還能超脫、充滿智慧的文字和文筆，即使在中國當代一流作家裡也是不多見的。
“2005年老師過生日時，我在席間催老師把有關這段生活的第二部、第三部接著寫下去，要不放棄這麼好的文字和文筆以及難得的經歷，有些可惜。我甚至調侃說：‘一旦成為作家，那你就成了“兩棲”：在畫家裡面，你的文字是最好的；在作家裡面，你的畫是最好的。’ 滿座捧腹，老師笑咪咪地說了一句：‘那我就什麼都不是了。’ ”
三、写朱老师，一定得写张大爷。我这里没多写，一是因为朱老师在张大爷去世后的2001年12月，曾在《南风窗》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回家——一个画家教授与一个上访农民的故事》；二是我在1990年代写过一篇《张大爷逸事》，发表前经朱老师改定的。那里写得比较详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文章获作者许可推送，图片部分由作者提供，部分来自朱维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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