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丨汪瀰：先生风范永存我心
作者简介
汪瀰，男，1955年生于重庆市，1972年-1974年上山下乡3年，1974年-1979年在工厂做工5年。1979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2年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并于1985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2015年在编审、副总编辑岗位上退休。现受聘于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任副总编辑。系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首批领军人才。
作者近影
肃立在卞立强先生的墓前，我的脑海里蓦地闪过一句西方哲人的话：“一个正直的人在其一生当中会偶然遇见一个‘贵人’或真正的人生导师。这些导师能够传播灵性，使其生命充满光彩。但这样的相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许，这类相遇依赖于业力、命运、天意或其他超越感官且无法算计的因素。”回想起来，卞立强先生，无疑是我人生当中，或至少是我整个编辑职业生涯当中，偶然遇见的这样一个“贵人”！
正是他，引领我走过了近30年的职业道路，使我一路收获了丰硕的知识之真，见识了仁慈的人性之善，领略了现世的人生之美，从而使我的整个生命流光溢彩！遗憾的是，在先生生前，在我们交往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为什么我就没有意识到此并向他表达出来？如今阴阳相隔，我只能诉诸文字，希望天国的先生能够感知。
一、初次“相遇”
我与卞立强先生的相遇，还真属于偶然。那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
1985年7月，我从南开大学获得西方哲学史专业硕士学位以后回到家乡，开始了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生涯。那个年代，真是中国出版业的一个火红的时代啊！其时，本社的前辈们正轰轰烈烈地出版着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影响和启发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他出版社和几乎所有出版人，或纷纷效法，或跃跃欲试，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特别是介绍当代西方新学科新思想的各类丛书套书，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在思想解放崇尚自由渴望知识激情四射的1980年代，编辑，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职业。做出一套好书，甚至一本好书，都有可能会在全国掀起一波思想浪潮！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编辑，好像不策划一套丛书，就不配享有编辑这个荣耀的称号。
在经过30年的闭关锁国特别是“文革”灾难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可说是遍地蛮荒，未开垦的处女地俯拾皆是。在学术领域，一个学者，只要认准一个思想家（如康德或尼采），或一种思潮（如存在主义或新托马斯主义），或一门学科（如价值学或阐释学），写几篇文章，就可以成为康德专家或尼采专家，或某思潮的权威，或某学科的掌门。
出版界也是如此，只要认准一个学科空白，有一点点想法，找几个志同道合者策划一下，就足以形成一套填补国内思想或学术空白的丛书，然后在报纸上推广宣传，好像就在这个领域占据了制高点，掌握控制权，其他出版社就不会与你争夺资源了。
在我进入出版界跟师学艺，兢兢业业地字斟句酌于各类图书的字里行间，学习和掌握了基本的编辑功夫和技能之后，1988年，我终究不甘于长年俯首于字纸之间的沉闷和寂寞，在编室主任邓星盈的支持鼓励下，身怀刚刚学成的三招两式三脚猫功夫便昂首走出了成都盐道街3号出版大院，试图到外面喧嚣沸腾的世界去一试拳脚，并企图弄出一点动静来。
一系列的机缘巧合，我终于与当时还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任继愈先生攻读宗教学博士学位的何光沪先生一起，策划了一套以译介宗教理论特别是西方宗教理论之“填补空白”的系列丛书——“宗教与世界”丛书。当时，年轻气盛壮志凌云指点江山壮怀激烈的我们，以初生牛犊不畏虎之舍我其谁的架势，一鼓作气地罗列了包括汤因比、雅斯贝斯、怀特海、艾略特、蒂里希、朋霍费尔、贝格尔、麦奎利、池田大作等一系列国外顶级思想家论述宗教的作品，一共达37本之多！且不管它最终能否完成，就胆大妄为地把此信息发布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
（附带一提，这套丛书从1988年出版第一本由T.S.艾略特所著《基督教与文化》起，到2013年出版最后一本由L. 斯威德勒等著的《全球对话时代的宗教学》止，在25年间最终一共出版了50种。）
刊载于1988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上的丛书广告
刊载于1988年8月25日《光明日报》第三版的书介文章
不久，我社便收到一封来自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来信。信的内容大致是，我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得知贵社拟翻译出版日本著名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先生《我的佛教观》和《社会与宗教》两部著作，但不知你们是否得到过著作权人的授权？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国外的图书不经著作权人的授权就可以翻译出版，但鉴于池田大作是当今活跃于国际政治和文化舞台上的著名宗教活动家，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又时常访问中国，为了尊重作者的著作权，即便仅仅是出于礼貌，也最好是征得作者的同意后再在中国翻译出版其著作，云云。来信者，即是卞立强先生。
社里对此非常重视，并将此信交给了当事人的我，责成我务必认真对待和处理。说实话，这套丛书的具体书目主要是由丛书主编何光沪在查阅大量资料并经过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不过提供了一个框架和几个主题，至多属敲边鼓的角色。
其时，恕我孤陋寡闻，除了知道池田大作是日本人，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合著过一本当时影响很大的《展望二十一世纪》外，其他情况则一无所知；而卞立强，我更不知何许人也，而且，他为何会注意到池田大作的著作？他写此信，又有何用意？我心中忐忑，惶恐不安，便通过各种方式多方打听卞先生的情况（那时可不像现在上网就知谁是谁）。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卞立强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日语教研室主任、亚非研究所副主任、日本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那时的“教授”还真是一个能使人肃然起敬的称谓，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不像现在举目皆是哦。）他还是把池田著作译介到国内的第一人，1984年就在国内翻译出版了池田先生的《我的履历书》，后来，他就得到池田先生的授权在国内翻译出版其著作，也是唯一得到池田先生授权的翻译家。
我意识到不能怠慢且事不宜迟，便立即复信卞立强先生。我首先真诚感谢他善意的提示，请他原谅我们的不慎之举，并诚恳表示愿意按照他提示的方式联系池田先生争取得到他的同意或授权，只是我们不知道池田先生的联系方式，如果卞先生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当不胜感激；此外，如果卞先生愿意承担此书的翻译，将是我们的极大荣幸，云云。然后，便心神不宁地等待着卞立强先生的回信。
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卞立强先生
很快，我就收到了卞先生的回信。拆开信封，展开信笺，“汪瀰先生”的抬头跃然纸上，我内心为之一热，因为在我一生当中，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以“先生”相称，而且出自北京大学的教授之口！我自是难免欣喜莫名。事实上，在此后我们长达25年的交往中，他一直对我以“先生”相称，可见卞先生为人之善。
在信中，他首先表示，在中国翻译出版池田先生的著作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好事；然后向我大致介绍了池田先生及其任名誉会长的日本创价学会的情况，还把创价学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副会长三津木俊幸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我，让我直接去信三津木先生请求在中国翻译出版池田先生著作的事宜；再后，他说他目前正在翻译《池田大作选集》和其他图书，不能承担我社的图书的翻译并感谢我们的好意；最后他还说，他会先去信三津木先生沟通一下，想来三津木先生会帮助和关照我们。
正如卞先生所料，在我去信三津木先生不久之后，就收到了三津木先生的亲笔回信。三津木先生告诉我，在他把我们希望在中国翻译出版池田著作一事向池田先生报告后，池田先生不仅慨允我们翻译出版他的著作，而且还愿意为先出的《我的佛教观》的中译本专门写一篇序言。这真是喜出望外、振奋人心的大喜事啊！
此后，《我的佛教观》一书从译文审查、装帧设计到出版发行，三津木先生都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还专门从东京飞赴成都，对我们进行具体指导。这部以行云流水般的优美文笔、简洁明快的对话方式写成的佛教著作，辅之以典雅精美的装帧，再加上池田先生专为中国读者写的那篇极具激情和感召力的“中译本序言”，使得它于1989年11月出版面世，就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读书》杂志、《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纷纷刊载该书的书评文章，一部宗教学术著作竟然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重印6次，印数达数万册之多。它不仅带动了“宗教与世界”丛书其他品种的销售，更引领这套丛书在全国声名鹊起，这的确是我始料不及的。
印制在1989年11月出版的《我的佛教观》环扉上的谢词
在享受成功和喜悦之余，我深知，这一切与卞立强先生对我等后辈的指点和提携有莫大关系。内心虽充满了对卞先生的感激之情，但除了在该书环扉上写上一句“又蒙北京大学卞立强教授的热忱帮助，谨此致谢”外，口笨舌拙的我真不知该用什么方式来感谢卞先生。
再后来，我还深刻地认识到，在职业生涯的初始便成功出版世界级作家池田先生的这本书对我整个编辑人生的重大意义：它不仅使初出茅庐的我做出的第一套丛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极大地拓展了我作为编辑的国际视野，更为重要的是，以出版这本书为契机，我有幸认识了创价学会的三津木副会长并最终成为好友，从而为我未来编辑出版池田先生的系列著作敲开了大门（并最终树立了国内出版社与国外研究机构长达20多年友好合作的范例），使我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前景充满了激情和幻想。
二、初次相见
自那以后，虽然我不时收到创价学会三津木副会长寄来的卞先生的译作，如池田大作与罗马俱乐部创建人贝恰博士的对话《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对话《和平、人生与哲学》、与莫斯科大学校长A.A.罗古诺夫博士的对话《第三条虹桥》等，同时我也陆续出版了池田先生的《社会与宗教》《佛法：西与东》《我的释尊观》等著作，并常年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但始终与卞先生缘悭一面。
我第一次见到卞立强先生，已经是与他第一次通信六年以后的事了，那时他已经移居日本，在京都外国语大学担当中国历史与文学教授。
1990年代在京都外国语大学任教时的卞立强先生
那是1994年的一个秋高气爽、碧空如洗的下午，我们四川人民出版社代表团一行三人应池田大作先生的邀请访问日本创价学会期间，经三津木先生的周到安排，在京都我们下榻的酒店通透明亮的大堂咖啡厅里，我终于见到了我仰慕已久且充满敬意的卞立强先生。
那时卞先生已有60岁了吧，但看起来确如照片上那样风度翩翩，温文儒雅。我们谈话的主题，当然离不开池田大作和创价学会。我首先再次感谢他在我们出版池田先生著作事宜上提供的诸多帮助和支持。他摆了摆手面带微笑和善地说，不足挂齿，翻译池田先生的著作是他的使命，但他个人的能力和精力都十分有限，所以有更多的人投身于这项事业，正是他的愿望和求之不得的事情。
然后，卞先生向我详细论说了池田先生以生命尊严为核心的“人间佛教”理念，认为这是使佛教现代化并服务于当今世界和平与人道事业的时代潮流和正道。他告诉我说，其组织之名为“创价学会”，其中“创价”一词，意指“创造人的价值”，这也就是该组织的宗旨。
他还介绍说，池田先生对中国人民特别友好，是日本国内第一位提出“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的政治家，并对日中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具有关键性作用，周恩来总理曾抱病接见过他，他与廖承志、巴金、苏步青、钱伟长、周培源、赵朴初等我国各界名流都是好朋友。正因为如此，他才把翻译池田先生的著作当作一项毕生的事业来对待，这也是中国国内许多出版社竞相出版他的著作的原因。
卞先生还鼓励我说，你们出版社专注于翻译出版池田先生的佛教著作，这很有特点，也很有见地，因为归根到底池田先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创价学会是一个佛教团体，池田先生所秉持的进行“人性革命”的“利他”佛教观，是他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和原点，他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和文化人进行的各种对话，也都是从其佛教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所以，人们只有了解了池田先生的佛教观，才算真正了解了池田先生及其创价学会。
从佛教流布，到“创价”实践，卞先生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俨然我的导师，在给我面授当代佛教的课程。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应是当时的我的真实感受吧。最后，他希望我们能与创价学会保持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把出版池田先生的著作当作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来做，除了在“宗教与世界丛书”中继续出版他的佛教著作外，还可以考虑把池田先生的著作单列出来出版。
我内心深知，这是一位中日友好的使者和尊长对我等后辈的谆谆教诲和殷殷嘱托！也给我未来的选题规划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我连连点头称是，并希望卞先生今后能为我们多多推荐适合中国读者阅读的池田先生的作品，并亲自担纲翻译。
是啊，实际上直到当时，我都还没有出版过卞先生亲自翻译的池田先生的著作。我知道，他是把我当作一个晚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当作一个对池田先生的创价理念具有认识上的共鸣的同道来对待的。此时，夕阳西下，透过酒店落地玻璃大窗射进的金色阳光，与卞先生的殷切目光交相辉映，我暖意融融，满心欢喜。
这一场景，恍如昨日，至今历历在目。最后，他侧过身去，提起一个纸口袋并递交给我，他说，初次见面，一点小礼物（一大盒当时在国内还十分稀罕的松下录像带），带回去可以自己用，也可以送人。然后站起身来与我道别，望着他真诚慈祥的笑脸，我除了感动、感激和感恩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三、初次合作
真正实现与卞先生合作的愿望，即第一次编辑先生的译著，实际上是在我们初次见面的四年以后，即1998年。而如果从与先生第一次通信算起，则时间已悄悄地过去了10年。
这部译著即池田大作先生的《续·我的佛教观》。该书主要讲述的是，在释尊灭度约500年后，即公元67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过程及其后在中国上千年的发展，或者简而言之，即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简史。先生的这部译稿经创价学会有关人士认真审读后寄给了我。整理得方方正正的四百多页的稿笺，其上誊写得公公正正的规范汉字，且干净得几乎没有任何涂改，令人赏心悦目。
其他不论，就书稿的外在形式而言，就是时至今日我编辑过的几百部书稿中从来没有的，由此可见先生治学的严谨，以及先生对出版社、对编辑甚至排版人员的尊重！大师风范，不言自明。
对于先生的译文，也许我的说法和评价不足为信，但该书作者池田先生本人的评价应该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吧。在此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池田先生最后写道：“这次的《续·我的佛教观》承蒙卞立强先生承担翻译，饰以美文……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深深的敬礼。”“饰以美文”这一评价，在我此前出版过的池田先生的译著中是从未有过的！
1997年池田大作授予卞立强“创价大学最高荣誉奖”
写到此，我还忆起在编辑本书过程中一个细节，它足以彰显卞先生对译文近乎苛刻的精益求精。在先生把书稿寄给我时，内附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叮嘱我，由于他目前身处日本中文资料有限，这部译稿中还有四处引文没有查到汉译佛经的原文，如南岳慧思的《法华经安乐行义》等，虽说他的译文意思不会有错，但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一定要找到汉译佛经的原文，因为日译佛经的原本是汉译佛经；他说这四段需要查证的引文他是用铅笔写的，其出处他用小字写在边上，请我务必找到汉译佛经的原文并取而代之；他还说这些资料在国内不难找到，比如四川大学图书馆或四川省图书馆等就一定能找到。
我哪敢懈怠，于是专门去了一次四川大学图书馆，并按图索骥顺利地找到了这四处汉译佛经的原文。然后写信向卞先生报告此事，还把这四段原文抄给了卞先生，请他再次核实。卞先生收到信后很是高兴，在最后寄给我的该书“译后小记”中他非常周到地写道：“在翻译和出版的过程中，幸而得到……责任编辑汪瀰先生的大力支持协助，并获得……四川大学图书馆等提供查阅资料的方便，在此向这些先生和单位表示深深的感谢。”大家胸襟，令人感怀。
此外，还有一点应予提及。卞先生虽然身为我国顶级日文翻译大师，但他对侪辈年轻编辑却总是和蔼可亲并信任有加。我对译稿提出的任何问题，他都会认真地一一作答和处理。例如，对他书稿中的某些叙述，有时我会从编辑的角度做一点文字上或技术上的修改和处理，但出于对卞先生的尊重，最后我都会将稿件寄给他征得他的同意。但后来他在把译稿寄给我时就会附言吩咐：如有不妥之处，请改正，不必征求我的意见。联想到当今某些作者，特别是某些衙门的作者，即使满纸八股，即使谬以千里，也“一字不能更改”，其为文为人的态度，可谓天渊之别。
2005年6月卞先生给我的信
四、终身之师
在此后的10多年中，卞先生与我就一直保持着一种合作者、忘年交以至师生般的良好关系，到后来，甚至演变成亲情，至少，我是这样感受的。
首先，我按照卞先生提供的思路，专门策划出版了一个池田大作的作品系列，包括但不限于其佛教著作。继出版《续·我的佛教观》之后，又先后出版了《我的天台观》《畅谈东方智慧》（与季羡林的对话）《对话的文明》（与杜维明的对话）《365日给女性的赠言》《四季箴言》和《我的中国观》共七部著作，这些著作都是由先生亲自翻译的。此外，还出版过先生翻译的日本著名哲学家梅原猛的《地狱的思想》《世界中的日本宗教》《佛教十二讲》三部著作。十多年间，一共出版过先生十部译著，是我近30年编辑生涯中合作最多也最愉快的译者，不言而喻，他也是我受益最多的良师。
在这些年中，卞先生几乎成为我编辑工作中日文术语和日本文化方面的专门顾问和“词典”。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网络尚属稀有资源的年代，我们在查找某些外文资料或查证某些专业术语时，总会不时地遇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困境。然而，在我编辑书稿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任何弄不懂的日本的人名、地名或专业术语，只要我把它们集中起来写在纸上给卞先生寄去，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等待他的“标准答案”了。在这方面，他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而且，他真可说是一部日本学的百科全书。
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在我编辑一部英文译著《人类的宗教》时，其中论述“日本的宗教”一章，有众多以罗马拼音形式出现的涉及日本神话、日本历史、日本佛教和神道教的专业术语，其中我拿捏不准又无从查证的这类术语有数十个之多，于是，我把它们抄录下来，写了满满三页纸给先生寄去，他全都给了满意的解答，还诲人不倦地告诉我其中的道理和玄机。他告诉我说，Izanagi应译为“伊奘诺尊”，izanami应译为“伊奘冉尊”，而Tsukuyomi应译为“月读命”，如此等等，因为记载日本神话的《日本书纪》是用汉字写成的，而在该书中，这些神的名字用的就是这几个汉字，因此绝对不能译为其他汉字；又如，Chie Nakane应译为“中根千枝”，Ichiro Hori应译为“一郎拙”，绝对不能按罗马拼音的读音来音译；而torii要译为“鸟居”，而不能译为“牌坊”，虽然一般英汉词典把它译作“牌坊”，而且它看起来也很像“牌坊”；当然，更不必提Shinbutsukonko、Ryobu Shinto、Suika Shinto、Tenrikyo、Omotokyo这些极为专业、极为生僻的日本宗教术语了。
由此，不仅给我的编辑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使我学到了很多有关日本宗教方面的知识，最为重要的是，由此使我觉察到在罗马拼音的日语—英语—汉语之间进行转换或互译时暗藏的玄机和奥秘，从而使我此后在对付英文译著中出现的日本人名、地名和专业术语时，避免了很多知识性陷阱。
在卞先生于2003年从日本回国定居并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后，我们曾作为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数次在上海相聚相叙。其中印象最深刻者，当属2007年3月三津木先生最后一次以创价学会副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时，我们三人非常难得地重聚于上海。我们一道忆及在近20年的时间里精诚合作翻译出版池田先生著作的那些难忘往事，共同回味我们之间的那种千里神交、淡水之谊……
2007年3月15日下午，与卞先生（中）和三津木先生（右）合影于上海三津木下榻的酒店咖啡厅里。
我还曾几次到他位于上海安波路的住所拜访他。但那时，我已不完全是作为一个编辑为了书稿或为了约稿而去看他了，而是作为他的忘年交、他的弟子甚至他的亲人去看望他老人家了。每次我去看他时，他都会准备各种稀奇的糖果和上等的香烟，而且看得出来，他很高兴。他会剥开糖果硬塞在我手上，也会一边递给我香烟，一边笑着对我说：“少抽一点，少抽一点，以此共勉。”我们谈论的话题，也不再限于书稿或学问，而是海阔天空，从天下大事到家长里短了。而每逢节假日或在其他时日，我们会不时通个电话，互报平安，互道珍重。我有时在想，如果我的父亲还健在，我们相处的情形可能也就如此吧。
五、最后一面
2013年6月，我出差北京，与卞先生约好，我到他家去看望他。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我如约来到卞先生位于北京天通苑的家中。敲门进屋，只见先生坐在沙发上，沙发前的茶几上摆着一大盘切好的西瓜，还有一盒糖果。先生家中的阿姨说，老人家一直念叨着你的到来。先生叫阿姨给我拿过一大块西瓜，对我说，这么热的天气，辛苦了，先吃西瓜，再说话。我想要谦让，但看着先生“绝对命令”般的目光，我不敢推辞。看着我吃完，先生给我讲起了他对翻译的池田先生著作的一些新想法。
卞先生说他一生翻译了池田先生30多部著作，这些著作都很有价值，也没有过时，但现在早已脱销；他让我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把这些著作结集成几个系列重新出版，例如，池田与世界名人的对话，池田与中国名人的对话等等。我想了想，说，这可以考虑，而从中国图书市场的角度来看，也许中国读者对后一个系列更感兴趣，但池田同哪些中国名人合著过对话图书呢？卞先生如数家珍般地一一列举，至少有季羡林、金庸、常书鸿、饶宗颐、高占祥等，当然，其中有些书不是他翻译的。我对他说，那好，我回社以后与创价学会磋商一下。
之后，先生无不伤感地说，他于10年前回国时，还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即有选择地翻译一批日本当代最优秀的学术著作，除池田先生的作品外，他还准备组织一些学生和同道，翻译日本其他学者如著名哲学家梅原猛、著名历史学家依田熹家等的系列作品，但遗憾的是，刚刚翻译出版依田熹家五本有关日本史的著作后，帕金森综合征就击倒了他，手抖得非常厉害，完全不能执笔了。
他让阿姨从书架上拿出那套丛书递给我，并说道，在当前中日关系如此紧张的态势下，这几本书对于了解和研究日本特别是现代日本很有价值，你拿去看看，是否可以再版；他还说，他现在已完全不能动手翻译了，所以他现在的愿望，就只是想让这些有价值的译著能够再版而服务于社会了。说到这里，先生双眼微闭……
我感觉，先生累了，他真的是累了，为了中日之间的文化了解和交流他忙碌了一辈子！当然，这也是先生第一次在我的面前流露出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心境，是啊，先生还有那么多想去完成的翻译事业，还有那么多想去成就的文化事业，但现在……那种壮志未酬的悲情，那种身老沧洲的怆然，令人心酸，更令人心痛！
在沉寂少时后，我站起身来向先生道别，竟一时语塞，不知何以言语，只好关照他好好休息，多多保重，并说以后我到北京会再来看他。先生睁开眼睛，欠起身来，用他那颤颤巍巍的手吃力地从茶盘里拿起一粒糖果，一定要我吃下去，看着他那如慈父又如孩童般浑浊而又纯净的双眼，我的心好像猛地掉进了深井。在依依不舍和黯然神伤中，我告别了先生，一向自认为理性坚强的我，也不禁泪盈双眼。
但无论如何，也所料未及，这次与先生的见面，竟成为永别。
今年春节前夕，我照例打电话问候卞先生，但家里的电话始终没有人接，我只好试着打先生的手机，他家的阿姨接了电话。阿姨对我说，老师已病重住院，现在正在输血，情况很是不好。不祥之兆，油然而生。但面对生老病死，我等终究束手无策，只能在内心深处，为先生祈祷……节后不久，3月15日晚间，噩耗传来，先生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的医院中。
一位著名的日本文化专家和日语翻译家逝去了，一个卓越崇高的灵魂远去了，但与先生交往的那些美好的记忆已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先生言传身教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和治学的操守已固化于我的生命中，而先生翻译的六十多部经典作品，则恰如一座座文化丰碑，将长久地矗立于我们的身后！
愿先生天国安好！
2014-9-19
（文图由作者授权推送，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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