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丨贺越明：“另册”里的三六九等

Original 2017-06-09 贺越明 新三届

作者简介

贺越明，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1978年2月入读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获学士、硕士，留校任助教、讲师；后赴美留学，获夏威夷大学传播学硕士，曾在美西两家华文报社主管采访和编译。现任澳门九鼎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九鼎月刊》主编；著有《读报的学问》《中国人的世纪》《书里书外》《海角片羽》和《中国十大出版家》（合撰），近年常在港澳台和内地媒体发表随笔和文史札记。

本文作者贺越明

偶然在书店看到《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一书，翻了一下目录，毫不迟疑地掏钱买下。理由再简单不过，作者贾植芳曾与我有“一面之缘”，而书中“我的三朋五友”一辑，写到两位我熟识的师长，一是王中教授，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时的系主任；另一是潘世兹教授，虽然也在复旦大学，但从未教过我，却又有数年的交往。即便是为了看看贾先生如何写那两位我还算了解的前辈学者，也足以激起我购书的冲动了。

与贾先生的“一面之缘”，实际上是一次偶然的路遇。记得大约是1986年夏季，我在该校新闻学院任教，有天中午去校门对面的教工食堂吃饭，看到迎面有位瘦小的老人缓步走来。同行的女同事轻轻地说了声“贾植芳”，就上前跟他打招呼。老人停下脚步，与她聊了几句。那女同事向他介绍我：“系里的青年教师。对了，他也是山西人，和你是同乡。”我恭敬地称呼一声“贾先生”，没再言语。不知是听口音还是看外表，他断定我没有在山西生活过，笑着以浓重的家乡口音说：“你是晋籍沪人，我是沪籍晋人。”我一听，老人不愧是江湖上闯荡过来的，真是机敏，一句话就点出了我与他在籍贯意义上的异同。因被老人如此幽了一默，时隔二十多年还记忆犹新。

贾植芳

贾植芳那年已七十岁，正是其一生中“夕阳无限好”的时光。他的大名，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从上世纪50年代中起陷于缧绁十数年，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院系尽人皆知，但他的全部经历却未必人所共知。他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1937年闻悉卢沟桥事变毅然回国，带笔从戎，投身民族救亡的洪流，为此坐过日伪警方的监狱；抗战胜利后，因参加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又被中统特务关进大牢。他一直追求进步，向往革命，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一生中三度蹲大狱，而又以解放后那次为时最久，这还不计出狱后被监督劳动的日子。所以，他在这部自传体回忆录里，形容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特殊岁月，是从“人”变成了“鬼”。换言之，是公民的权利被剥夺，打入了“另册”。

可是谁能想到，在也成为“鬼”的同校教授潘世兹看来，贾植芳与他是有区别的。贾植芳在该书的《我的后来者——潘世兹先生》一文中，记述了在校印刷厂被管制期间与潘世兹的一段对话：

有一次，他对我讲：“你的情况和我不同，你是共产党的宣传人员，我是洋奴买办，是帝国主义走狗。”我立即抗议道：“你别胡说，我只是个作家，不是共产党的宣传人员。”潘先生知道我的事情，也晓得我进步教授的身份。我进震旦中文系当教授，一去就做了系主任，颇带点占领“资本主义学术阵地”的意味。我也知道像潘先生这样的人对左翼作家怀有偏见，一概将他们视为“宣传人员”而非作家。他听了我的申辩，笑着说：“什么作家，共产党的宣传人员罢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一段文字，描摹出这两位学者在相同境遇中的不同定位，既有自我认识，也有彼此认知，可谓准确而传神！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拜识退休居家的潘世兹先生，并受托每月为他代领薪资，有机会多次登门，深感其晚年仍遗留极深的洋派人物印记。他出生于上海工部局高级华人帮办家庭，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圣约翰大学历史政治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解放前，无论从教育背景还是职业经历，都只是与英、美国家有关，而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无涉，因而他在建国初批判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就受波及，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再遭人诬告欲与王造时、孙大雨成立“中华社会党”，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判刑坐牢七年。不光是教育背景、职业经历，还有思想信仰、学术志趣，他与贾植芳都无相近相似之处。即使同为“难友”，他对早被贴上“洋奴买办”、“帝国主义走狗”标签的身份颇有自知之明，确认身处社会阶层的最低层，并以“自惭形秽”的口吻道出了与贾植芳的彼此差异所在。的确，如果不是因为都被列入“另册”，又同在“文革”中发配到一个地方监督劳动，他们二位很可能不会来往，更不用说是无话不谈了。

潘世兹

尽管贾植芳被潘世兹视为“共产党的宣传人员”，而他也自认是“左翼作家”、“进步教授”，但令人绝对想不到的是，在另一位“另册”成员的王中教授眼中，竟又是迥然不同的定位！在《回忆王中》一文里，贾植芳描述了其与王中接触的切身感受：

在干校里，他的身份跟我们还有所不同：他是革命干部，虽然划为右派，但是属于可以改正之列；我的身份却是“专政对象”，属于“敌我矛盾”的“反革命”之列……即使在“文革”当中，他已经也被打翻在地，却仍然以革命干部的观点看人，觉得他们当右派，乃是他们自己内部矛盾，和我们根本不同，我们是搞“反革命”的，觉得“我们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要说冤枉，只有邓拓这些人才是冤枉的。而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本来就形形色色，我们党怎么会弄错呢？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很正统的党员，而且有很强的优越感。

这些文字写的是贾植芳的内心感觉，而他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在人际关系上应会更敏感些。在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期的印象里，王中确实与常见的学者不太一样，言谈举止有一股明显的官气，不怒自威。这不奇怪，他虽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入读山东大学外文系，但主要精力用于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抗战爆发后加入了中共，以后长期从事兵运和新闻工作；1949年5月随解放大军进入上海，担任市军管会新闻室军代表，参与接管新闻机构；1950年调到复旦大学，先后出任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长、副教务长、新闻系主任等职，直至1957年中期因“宣扬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被打成“右派”。以他的革命资历、高干级别以及所担任的各种职务，尤其是统战部长一职，无疑更似派来占领“资本主义学术阵地”的，这就使他身上难免具有浓重的政治优越感。但当自己也沦落为“鬼”时，还对其他的“鬼”流露出这种优越感，则只能视为气质、习惯使然了。不过，贾植芳在文中还写道：“一直到平反以后，他和我们在精神上还是有距离，觉得我们在精神上还是‘反革命’。”这一句，当是贾先生个人独特的感受，没有任何王中的言行可资佐证，让我读来多少有些疑惑：王中应该不至于那么冥顽不化啊！在我的记忆中，他不光在新闻学术观点上很大胆、超前，就是平素谈吐所表露的观念也很开明、开放。也许因为彼此经历和身份颇不相类，他与贾先生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未必一致，但怎么可能继续“在精神上”视后者为“反革命”呢？对这一忆述的准确性，我以为似可存疑。

王中

上世纪中叶后开始流传一句名言：“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贾植芳、潘世兹和王中这三位和许多老学者一样，总体上都被归于“右”的一类，而且只有罪错大小之分，政治身份归属并无差异。可是，看到他们尽管身处“另册”的悲惨境地，各自的心里对彼此却有“不同”的定位，还能分出个三六九等，这就不能不使人惊怵和悲哀！

在阶级斗争的政治浓雾笼罩下，先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斗革命“同路人”，再斗党内“走资派”，如此这般，大网一撒再撒，网眼越来越小，没有谁能逃脱落网的命运，而因为毕竟有前后之异，加上原本的出身和经历也有分别，便给“另册”中人带来了不同的心理影响和定位依据。显然，并非他们自己对社会等级有了新的发明和创见，而是这个社会曾经不断、反复、升级的“折腾”导致的政治分层，在他们之间锲入了“精确”得可怕而又荒诞的政治定位关系。

设若不是恰好对王中、潘世兹这两位教授较为了解，我相信自己恐难解读贾植芳回忆录的上述有关文字；同时也可断言：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读者，将不可能领悟这些文字蕴含的意义及语境了。潘世兹、王中和贾植芳，都先后过世了，其中以贾先生受难最早，吃苦最多，倒是最长寿的，享受了较长一段苦尽甘来的晚晴岁月。我想：升入天堂后，那里没有政治运动的折腾，人人都是平等的，除了先来后到外，彼此该不会再有任何有形或无形的等级区分了吧！

（原载《书屋》月刊，收入随笔集《书里书外》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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