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魏达志：艰辛的求学之路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魏达志，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二级教授。1977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校长顾问蔡尚思教授学术助手； 1993年获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任深圳市政协三、四届常委，人大四、五届常委，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专家。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科技经济、艺术经济、城市与区域经济。
出版各类经济学著作26部；主编大型丛书《深圳高科技与中国未来之路》共20部计600万字。有7部学术著作获奖、3部入选重要丛书。
1977年的本文作者。
1977年的高考转眼已经过去了40年。但人生并非如梦、往事亦并非如烟，过去的时光岁月仍恍如昨天、历历在目。我于2007年在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深港国际大都会形成机理研究》的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
“值得回顾的是，我自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后，肾脏疾病已经伴随我走过了30年的求学历程。1989年初，我双肾功能衰竭，此后肾透析5年，至1994年6月28日我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成功地施行了肾脏移植手术。闻名全军、德高望重的李炎唐主任、王晓雄主任、肖序仁主任、张磊主任、董隽主任亲自安排并为我施行了手术，我始终铭记着解放军的救命之恩，始终铭记着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及社会各届给予我的关怀与支持，最好的知恩图报莫过于将有限的生命投放到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上来，这成为我数十年来孜孜不倦从事学术研究的强大动力。
正当这部《深港国际大都会形成机理研究》初稿完成之时，我的移植肾脏再一次衰竭，我又一次来到北京，又一次来到解放军总医院。2007年5月5日，总医院泌尿外科、脏器移植中心的主任及医护人员，又一次为我植入新的肾脏，植入生命的新动力。特别是在肾脏移植、组织配型和抗排斥治疗方面达到全国一流水平、名扬遐迩、深受广大病友爱戴的敖建华主任又一次为我安排了移植手术和全程护理；泌尿外科主任、全军著名的洪宝发主任亲自主刀至凌晨2点；泌尿外科护士长周玉虹、丛冰，泌外师干护士长冯巍和全体医护人员，他们崇高的思想品格、科学追求、高超医术、敬业精神、医德医风和人格魅力，将永远激励我、鼓舞我，我将对他们的深深敬意和感激，铭记于心，铭记于此，并引以为永远的纪念！”
两次肾脏移植，又一次新的生命，不仅意味着新的生命动力，更意味着新的时代责任。记得梁启超曾经说过：人最苦的事莫过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大抵天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是真乐，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还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了。
我想，我们77、78级考上大学的人，命运大多如此。
（一）
我的父亲魏大愚是江西著名书法家，曾经为南昌“八一大桥”题写桥名与碑文。直到2006年我才将经过文革浩劫之后仅存的父亲遗墨编辑成《魏大愚书法篆刻集》，一经出版，立即在北京与深圳等地获得一片赞扬。
作者父亲题写的南昌八一大桥。
按照常规，我出生于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理应受到良好的教育并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可是无辜的生命总是要受到来自命运的嘲弄，我刚满五岁，1959年1月18日父亲不幸辞世，从此一家的生计就像沉重的担子压在了母亲的肩上。我们不仅失去了慈父的教诲，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的冲击，全家的生计亦几乎濒临绝境。
1960年刚上小学就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日子过得尤其的艰难。贤良刻苦、勤俭持家与具有强烈自尊自强的母亲陈顺英咬紧牙关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每天起早摸黑，靠帮人带小孩、洗衣服、织棉纱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生计，她不仅包揽了全部儿女的衣食住行，还为我们的读书操碎了心，母亲常常因为力不从心而背着我们悄悄流泪。她省吃俭用，承受了最大的牺牲和辛劳，我们也就过着饥寒交迫、缺衣少食的生活，我们兄弟姊妹几乎都是饿着肚子上学，我就曾经因为饥饿引起的贫血而晕倒在地。
1963年6月1日，我加入了少先队，由于买不起新的白衬衣，当我穿着姐姐的圆领衬衫参加入队宣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总算靠着母亲的辛劳、刻苦、勤俭和街道的助学金度过了六年的小学生活，童年留给我的确是许多难以回首的艰辛和委屈，但这些艰辛同时也在磨练着我的意志。
1966年7月小学刚刚毕业，就遭遇了十年的文革浩劫，短暂的复课闹革命并没有让我们学习任何知识，而破四旧的一把烈火却烧毁了父亲留下的几乎所有文化遗存。到1968年4月4日，虽然按照街道分布让我们进入了重点的南昌二中，但是很快地就让我们响应号召去了农村。
1968年11月13日，南昌二中整体迁往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我们列队步行前往，不满15周岁的我，心情与整个的天一样，都是阴沉沉的。家里能够为我准备的就是一床小棉被、一件旧棉袄，牙膏与牙刷是邻居同年娘送的，仅仅两个月后，我们的班级也就以四连三排的连队建制全部去了鄱阳湖畔的南湖农场，我穿上旧棉袄再在腰上补扎了一根草绳，我们这些无知的青年也以知识青年的身份开始了4年的农村劳动和生活。
割茅草、做土砖、建草房、打井、开荒、种菜、插秧、枪收、枪种，几乎所有的农活、大大超越自己体能的农活我们都干过。艰难的农村生活，艰苦的伙食状况，使得我经常呕吐酸水；凛冽的寒风、薄薄的棉被、四面透风的草棚，又迫使我与同学搭被合睡……
不久，我在1969年患上了急性肝炎，1970年又患上了胃溃疡，常常胃病一发作我就痛得卷成一团。繁重的劳动和身体的疾苦一直陪伴着我，深深的皱纹早早地布满了我的少年头，就这样熬过了在农村的四年生活。
1972年的8月，我们一批下放知青调回了省城南昌，我被调往江西药科学校（江西中医学院前身），年底分配至该校的红旗制药厂，即现在著名的江中制药厂。我在中药炮制车间工作了两年多，由于家学的原因，我的书法在单位小有名气，至1974年11月30日我21岁生日那天，我被江西中医学院党委书记马堤亲自点名调往学院教务处教材科从事教学绘图工作，直至我考上复旦大学。
（二）
除了家学渊源我喜欢书法之外，我还酷爱小提琴。我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期间，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被借调到校史馆从事文字书法工作，这个阶段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1977年的本文作者。
当时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宣传队集中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青年，我几乎对乐队的所有乐手都十分熟悉，特别是几位小提琴手几乎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刻苦的练习和优美的琴声，总是能够打动我的心弦，令我寝食不安。我决定学习小提琴。
慈父的早逝与家庭生活的艰辛，使我们懂事很早。1971年的清明节，早春仍寒，路上行人欲断魂。哥哥魏来（原名魏逴志）与我一起为父亲扫墓。我们在南昌北郊回民公墓父亲的陵墓前抱头痛哭，痛定思痛，抹去眼泪暗自发誓：一定要不辜负九泉之下父亲的期望，立志成才。
哥哥立志要接好父亲的班，做个书法家（哥哥魏来与我同时考上大学，并担任江西大学书法学会会长。后来留学日本，现为东京中国书画院院长魏来五道，其作品已呈大家气象，事实证明他已经非常成功）；我则立志学习小提琴。兄弟抒发了自己的理想，默守着我们的誓言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发图强。
我们从小就熟悉父亲“立志须高、入门须正”的谆谆教诲。哥哥魏来学习书法，家中尽管还有父亲留下的藏书和碑帖，但没有钱买纸墨怎么办？哥哥则以木碳代墨磨，捡废报纸临习各代名家碑帖，为节省纸张，他一张报纸两回用，先写一遍浅色字，等纸干后再用深墨色写，先临小字后习大字，并学父亲手吊秤砣负重练功，在右手臂上缚一块铜尺悬腕习字。这种精诚也传染了我。
我要学习小提琴，可是没有家学渊源？我们懂得“取法乎上”的道理，哥哥与我商量，决定兄弟鼓劲互励，亲自闯去找江西最有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江西省歌舞团首席小提琴手王树槐。王老师是东北人，德艺双馨，在江西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和知名度，在我们的心目中更是崇高神圣！我们既从不认识，又没有人介绍，能行吗？当时23岁的哥哥和18岁的我硬是闯进了江西省歌舞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老师居然欣然允诺答应做我的老师。1971年10月25日，我正式跟随王老师学习小提琴，从此我就有了这位让我永远尊敬的老师！
在王老师的安排下，我几乎是按照学院派的方式学习小提琴。我踩着小提琴教材的节奏、每周一课，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学习《佛而法特》《开瑟》《马扎斯》一二册、《小顿特》《克莱最尔》《罗德》等教材。那个年代没有印刷的乐谱，旧版的如凤毛麟角般珍贵，我借来一笔一划地抄，用的全部都是自己的手抄本，如痴如醉、起早摸黑，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有了名师的亲自教导和指点，加上自己的刻苦和投入，我与几位师兄弟很快地达到了江西省业余小提琴界的最好水平，我与他们不仅考取了江西省评剧团（原中国人民志愿军评剧团，后撤消），而且还经常被借到其他专业文艺团体演出，如庐山文工团等。由于当时学习音乐成风，我还教了十几位学生，其中也包括王老师由于太繁忙而推荐给我的学生，我往往从歌舞团学习回来，家里就有学生在等着我。
我之所以要写这一段，是因为王老师对我的七年教育，他的道德修养、严谨学风、科学方法、敏捷思维和人格魅力，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我，我以为也填补了我初中与高中的学业空白，师恩永泽，终生不忘！
（三）
1977年，我和往常一样，除了在单位上班，要不就是借在江西展览馆搞书法，写展版说明文字；要不就是借在文工团拉小提琴。1977年的夏天，我被借到江西永修文工团在江西九江地区巡回演出，当我回到南昌，才知道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消息，这个时候我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这个时候距离考试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二是我这个实际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能够考上大学吗?
1977年高考准考证（网络图片）。
其实，在此之前我是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的，但是由于当时可供选择的学校太少，亦不甚理想，所以有点想法的我一直在等待更好的机会。这下好了，所有的推荐机会就此结束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没有任何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抓紧时间学习知识，准备考试。由于受到工作环境的影响，江西中医学院的不少著名教授是我的良师益友和忘年交，他们或是找我画教学挂图，或是他们的子女是我的小提琴学生，比如当时的著名中医教授张海峰、万有生、药理教授陈芷芳、药学研究所蔡教授夫妇，我受到他们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其实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加上我有不少机会参加当时的开门办学，如我曾经陪同75级药学系的老师同学前往井冈山开门办学，老师们的现场教学和渊博知识往往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我决定报考医学院。
报考医学院校属于理工医农类，需要考试的科目包括数理化等等。天哪！我从来没有学习过数理化，怎么办？学！我从哥哥、姐姐、邻居与图书馆、凡是能够借到书的地方借来了数理化的教材，从头学！
我硬着头皮硬是在两个月之内通读了从初中到高中的数理化课本，应该说，我基本明白了这些基本的原理，也记住了大部分的公式……但问题的本质在于，并非是你能否认识或是理解这些知识原理或是你仅仅机械地记住了这些公式，而是在于你能否灵活运用这些知识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即能够灵活运用这些知识与公式来对付高等教育的入学考试……坦率地讲，我没有这种能力。
当我哥哥魏来向我讲解或是推理若干数理题目时，还有我的领导、忘年交李可政科长向我讲解化学原理时，我是能够听懂的，但当我独立面对这些题目时，我确实显得晕头转向而束手无策。
怎么办？按照这样的方式再去努力一个月，要考上大学基本上是白日做梦，非得另辟蹊径。于是在高考前的一个月，我决定临阵磨枪并报考文科。当时的社会，一反文革时期“文化越多越反动”的氛围，已经大兴学习与高考之风，这时的图书馆甚至已经借不到教材之类的图书，好在我的工作单位是高等院校，我只有借阅图书馆的保留本，并按照考试的科目分门别类地做笔记，如政治、历史、地理等等；与此同时，我在一个月内连续作了八篇作文，并请复旦大学的高才生、当时中医学院的储东涛老师为我评点，我还听过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室老师关于“如何打标点符号”的一次内部课程，就再也没有机会上任何的补习班。
我的自尊心决定了我只有在坚持上班的前提下，以起早摸黑、勤奋刻苦的方式来弥补以往的知识空白和即将到来的高考，直至高考的前一天我仍然在坚持上班，因为惟恐别人笑话我请假不上班还是考不上大学！
我几乎每晚都拒绝外出活动、都要学习到凌晨一点以后才能休息。记得有一次，我几乎天天见面的最好朋友、现江西歌舞剧院小提琴演奏家胡小青由于有一个月没有看见我，甚是想念，一定要到家里来坐10分钟，并声明仅仅是抽一支烟的时间，这是我在高考冲刺期间唯一的一次特例。
（四）
1977年12月4日、5日，是我参加高考的日子。3日下午，有关单位安排我们提前参观了考场。考试的科目分别是政治、语文、数学、历史与地理。
1977年高考（网络图片）。
4日，我凌晨5点起床，披着棉衣在床头温习功课。母亲也早早地起床为我做了可口的蛋炒饭，可是我却感到一阵恶心，事后我才明白，这正是肾脏疾病最先向我发出的信号……
我特别记得考试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时刻》，由于我事前的充分准备，这个题目对我似乎得心应手，我没有打草稿，而是逐字逐句、有条不紊地完成了这篇文章，记下了文化革命结束而迎来了全新时代的心灵感受。
两天的高考终于结束，对于总体的考试情况，我的感觉并不十分好，而我却感到筋疲力尽、甚至已经虚脱了！我并没有停滞我学习的脚步，我还在准备资料，并准备迎接新一年的高考，似乎有一种不上大学誓不罢休的劲头。
事后我知道了我的考试成绩，四个考试科目总平均为70．3分，这个成绩对于我来说几乎就是惭愧和羞辱。与此同时，我更加深刻地领会到知识就是力量，没有知识的武装，我是显得多么的无能、渺小和脆弱。
不知道是苍天不负有心人，还是上帝安排不合理，江西的高考情况居然惊动了中央，原因就是江西的文科考生普遍没有考好，关键是数学题目出得太难。因此，上级决定对江西文科考生的分数重新计算，即除掉数学，只算文科科目的分数。这对于我而言，无疑是天赐良机，因为我的政治考分是89分、语文93分、史地90分，平均为90．7分。
1978年1月4日，江西省招生办公室公布了文科的录取线是86分，看来，我还是有机会上大学的。次日，我接到了体检通知。当时南昌市东湖区考生共千余人，但是参加体检的却只有14人，而且大部分是老三届的高才生，可见当时竞争之激烈，真可谓是百里挑一。我一方面庆幸自己能够入围，一方面仍然十分的不自信，我在深刻地反思：学问是最真实的存在，而绝不能靠临时抱佛脚。
之后，我被借到南昌陆军学院（时称福州军区军政干校）搞展览写书法。1978年2月3日，意外地得到学院教务处马世良老师通过叶伟元参谋转来的通知，说我被录取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这样的好消息，简直让我难以置信，马世良老师平时就亲切和蔼，这个时候我对她更是崇敬有加！2月7日，我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来自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份沉甸甸充满血与汗的录取书！
（五）
中医学院教务处长唐玉芳、教材科长徐诚余为此亲自批准赠送我一整套大学的医学教材，我带着老领导的期望和嘱咐，前往复旦大学去报到。
1978年2月26日，我离开南昌前往上海。上海，就是我心目中的天堂，而复旦，则是这天堂中的圣殿。28日是我来到学校的第一天，一早我就起来跑步，撩开清晨的薄雾，雾里看花，复旦的校园更是美丽，真大！真漂亮！真是高楼深院、绿树成荫！我简直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复旦大学校门（网络图片）。
在历史系的迎新会上，我表演了小提琴独奏《打虎上山》和我老师的领奏曲《公社春光好》。不久，我被推荐参加复旦文工团的考试，一曲帕克尼尼《无穷动》的快弓还没有拉完就被打断了，听到主考老师的自言自语“怎么江西也有这样的考生？”我想我正在开始全新的生活。
但是，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对于我这样一个仅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人，无疑是走进了云山雾海之中，排山倒海的知识冲击波，琳琅满目的图书资料库，令我目不暇接，我真的感觉很吃力，我需要扫盲。从此我的书包里总是放着《新华字典》，去面对《中国古代史》与《古代汉语》中的那些艰涩深奥的字眼。
进校不到三个月，5月21日晚饭后，我突然腹痛难忍，被同学送到校医院后即被吉普车转送长海医院，从此，我被迫停止了军训和体育课，除了每天两瓶中药就是频繁地跑医院，误了课就借同学的笔记，上课则用椅背顶着腰，我开始了一边学习一边与疾病斗争的日子，肾细胞的不断死亡伴随着我学业的不断进步……直至大学毕业，直至今天……
1982年1月，我毕业后有幸留校任教，担任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助教，同时也参加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后又担任复旦大学校长顾问、著名中国思想文化史学家蔡尚思教授学术助手。复旦的恩师不仅哺育了我的成长，而且给了我登堂入室的机会，复旦老师们的境界、学养、渊博、方法与精神，使我一辈子受益无穷，我的心灵深处永远铭记着我的复旦导师！在复旦的七年，是永志不忘的七年！
77级啊，永久的77级！
本文作者近影。
（本号获作者授权推送，图片部分由作者提供，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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