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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丨郑忆石:我的教研室同仁

2017-09-06 郑忆石 新三届

        老编的话:教师节快到了,本号推出“教师节”专题,刊发新三届同年朋友的节日抒怀,欢迎投稿,敬请关注。

作者简介

      郑忆石,1972年在重庆东风面粉厂当工人。1978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北京铁道部通号公司宣传部任职。198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


本文作者

      

       从1990年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不觉间27年过去了。我曾经当过工人,呆过机关,高校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三个和最后一个落脚处,也是我平生职业满意度的最高点。无论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还是从自身条件等角度考量,它都让我自乐自足。


       工作性质上,教师主要面对学生,对象相对单纯。工作环境上,时间相对自由,无需受制于早九晚五的刻板节点,无需看人脸色说话行事。个人体验上,高校不用坐班,不上课时可以把身体摆平,痛快地睡个午觉,这在工厂或机关几乎不可能,而这对于我这种生命活力有限,又从小养成“不午睡勿宁死”烂习惯的人来说,多少关涉活命的质量。更爽的是,它一年有两个寒暑假,让人想着就补气提神。心目中,高校这些不大不小的福利,简直就像上帝施与的浩荡洪恩和人生采摘的巨大果实。仅仅是能睡午觉和有寒暑假这两条,就足以让我对其它职业的选择一票否决。


       不长不短的高校工作经历,周而复始的备课上课、出考题带学生、写文章做课题,高校工作给人的直觉:一个地道的个体户。至于教研室的各位同仁,经年累月地或慷慨陈词于讲堂课间,或穿行驻足于图书馆架廊,或端坐电脑查文码字,或跨海越疆访学取经,或赴外开会讲坛雄辩……忙碌中的我们,除了系里开大会或教研室的学生答辩,基本是在“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讨生活。相互间的交集少、联系乏,自然让人难以觉察每个人身上,有哪些让人擦鼻涕抹眼泪的闪光点。


         而今,我即将离开教师岗位。回望静想,我发现这个多年来人数基本维持在5字上下的“袖珍科室”,生命律动中的各位,身上拨人心弦的事还真不少。时值教师节临近,不妨晾几片鱼鳞。


一、坦对死神的蒋老师


        我刚进教研室时,蒋申华老师是室主任,高高个头的他,儒雅范十足。作为才进校的青年教师,我学的专业与他讲授的课程一致,于是,他自然成了我的指导老师,我则逢他上课,必端坐教室洗耳恭听。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始终微笑的表情,娓娓道来的话语,严肃认真的提问,于言传身教中让我领悟了当大学教师的不易。多么希望这样的情景能够长久下去!


  然而,天不假年,听他的课不到两个月,他就被查出罹患绝症。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十分着急,催他赶快去医院治病,他却谈笑风生若无其事。记得我当时问他何时住院,他淡然地说:等把下周的课讲完,这个内容告一段落就去,这样你也好接手。


        多少年以后,他上最后一堂课的情形,仍然难以从我的脑海中抹去:考虑到我马上接授该课可能有困难,他一进教室,就将一本写上注释的《马恩选集》送给了我;担心我出考题可能摸不着头绪,他将连夜出好的考题封好,郑重地交到我手里;因为体虚,他不得不搬把椅子坐下讲课,然而,一如既往的笑容依然挂在脸上,略带沙哑的声音依然清晰有力,有条有理的讲授依然沁人心脾……


  他住院及后续治疗期间,我每次去看望他,他谈得最多的,就是问我“上课中有什么困难?最近又在研究什么问题?”,而基本不提自己的病情。他去世后,我时常会想:按常情,人若在得知自己患上这种病后,第一感觉便是五雷轰顶。蒋老师为何显得如此镇静甚至淡定?高尚的师德、超强的意志力、对工作的挚爱,对人生的乐观豁达、对家人的强烈责任感……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

  

 

蒋申华老师


二、魂入学术的江老师


  江丹林老师在我们教研室呆的时间较短,从1996年下半年进校到2000年上半年因病去世,前后不过三年半,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他1.83米的个头,背有些微驼,嗓门响亮,表情严肃,不修边幅。他喜欢身着一条旧军裤,还打趣说自己就像马克思笔下的法兰西农民,所以要穿军服“壮胆”。他对饮食的要求很低,大汗淋漓地上完课,3.5元一碗的兰州拉面,吃得一脸陶醉。


  他上课非常投入,每次课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做准备,除了专业的内容,还要看不少文学书,以便讲课内容更加生动丰富精彩。在课堂上,他从不看讲稿,总是眼望远方若有所思,气宇轩昂声如洪钟,或踱步或速动,双脚几乎没有停下的时候,以致大家开玩笑要为他“向学校申请鞋贴”。作为调入的教授,他一进校就承担起了全校文科博士生的公共课,由于讲课效果好,每次课后总是被一大群学生围着问这问那,那热烈的气氛,毫不亚于课堂本身。


  他十分注重科研,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做学问好比登山健身,必须天天爬才有效果”。思考问题、写学术论文,似乎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骨髓,成为支撑他生命的强大动力。他给自己定下“每年发表10篇以上文章”的目标,并心甘情愿地“为伊消得人憔悴”。


        对学术研究的痴迷,使他得以每月都有佳作面世,三年中竟然发表了近50篇文章。其间,他那近60万字的巨著《东方复兴之路》甫一出版,立刻好评如潮,索书者无数。听他说,这部书成稿于他在安徽大学供职期间:“为写它,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凌晨不到2点起床,爬在书桌上划拉到早上7点多。然后抹把脸,早饭倒进肚子,骑车直接去教室。”


  他病重后,还念念不忘“文章要修改”,当得知有一篇文章终于将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时,他的病似乎好了一大半。印象中,这好像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文章。江老师,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人,真正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啊!

  

右为江丹林老师


三、大儒风范的张老师


  张天飞老师是我们教研室的资深教授,他做过校领导,还曾任哲学系的第一任主任。然而,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恢弘大度、平实质朴的谦谦君子,既坦荡无私又慈祥温厚,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都知道做学问离不开书,尤其是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没有书会十分不便,甚至寸步难行。所以,几乎每个老师家里都有几个大书橱。但正因此,老师们一般是不愿将自己的书外借的。张老师却不同,只要你需要,他便毫不犹豫,而且从不催要,随便你用多久。记得他的一本《意识形态论》,我就借了较长时间。后来,他干脆一句“你需要,就送给你”了事。


        我曾经参与他的一个课题,三个人合写一本书,各人三分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张老师除了要完成自己的那一部分,而且从拟定详细大纲,到前言、结语乃至全书统稿,所有环节都是他一个人在做。那时的课题经费很少,一本书也就一万元。他做了这么多工作,最后却坚持将这一万元平分,多一分钱都坚决不要。


  张老师退休后,有段时间教研室只有三位老师,研究生答辩凑不齐人数,我们不得不每次都劳烦他,他从来都是欣然应允,看论文、写《评阅意见》、全程参与答辩,样样一丝不苟。记得每次答辩时,他不仅认真指出学生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建议,让同学们从中掌握了更多的知识,理解了更细的东西。每当此时,我总会想起泰戈尔的那句话:“黑暗中的举灯者,不倦无悔地将智慧的光明投射到他们朦胧的心田”,感觉用它来形容张老师,再恰当不过。


张天飞老师


四、春风拂面的来老师


  来建础老师是我的教研室同仁中,与之共事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90年我到学校至2013年她退休,我们在一起相处了23年。她是专职教师,平日要完成教学科研培养学生等本职工作。此外,她还长期担任系工会主席,工作又多了一份辛苦和劳累。但她总是以一副热心肠、一颗善解人意的心,无怨无悔地为大家服务,从看望生病员工到关心下一代,从做好各种福利工作到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样样做得风生水起、有模有样。


  学校在建闵行新校区以前,集中在市区的中山北路校区上课。我当时的住家虽不在郊区,但与学校的方向“南辕北辙”。上海滩大,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轻而易举就相当于外地的跨县里程。那时,上海的第一条轻轨“明珠线”尚未开通,我每次去学校要换乘4条公交线路,单趟约需两个半小时,比坐火车去苏州还费时费力。每逢我和她利用寒暑假,到退休的或生病的老师家“送清凉、送温暖”,都是她先生开车一路接送。完成任务后,哪怕她家就在附近,她也坚持让先生继续开车近一个小时,将我送到家门口。


  大约是在1997年秋,开学后的一天清晨,我忙天荒地赶乘公交车去学校,却在跨入车门的刹那间一脚踏空。“嘭”的一声,人如石头砸地。咬牙爬起来,发现脚脖子青肿一片。学校没法去了,只好打电话向领导告假。那天碰巧先生出差在外,我一瘸一拐挪到 39 39076 39 15291 0 0 2691 0 0:00:14 0:00:05 0:00:09 2985院,拍片打石膏,一阵忙活后,翘着一只脚往医院大门蹦。刚到门口,一眼撇见脸沁微汗,手提慰问品,匆忙赶来的来老师和蔡田老师,心里一股暖流直往上涌,好容易才忍住那夺眶的泪水!另一次,我因病住院未告诉系里,她不知从哪儿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就与先生赶到医院看望,看着她手里捧着的大束鲜花,“春天般的温暖”再度直彻我心底。

   

来建础老师


五、淡定自若的徐老师


  徐汝庄老师的名字一如他的为人,言谈举止中尽显淡定从容、踏实沉稳。他的名字又不能涵盖他的全部性格特征,因为无论何时,无论对谁,他总是面带微笑,亲和自然中透出关切热心。1991-1992年,他到美国圣奥拉夫学院进修访学整一年,是改革开放后教研室乃至系里较早的英语通。为此,他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英文摘要”的资深编辑,还是教研室第一位筹建双语课的老师。


  因为老教师退休和编制设置等原因,教研室曾经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段里,只有徐老师、来老师和我。三个人共同承担起全系的相关课程,每人每学期至少三门课以上。后来,系里又开设了新的专业,每个人又额外增加了新课。那时,每当我为如此多的课程如何安排而发愁犯难,去征求徐老师的意见,他总是淡然一句“我试试看吧”,随后,又总是将该门课程,讲得余韵绵长、滋味十足。


  他本科读的外语系,对西方文学名著了然于胸。因此,他要求学生写论文尽可能打破教科书式的叙事体例,在抽象思辨与生动形象之间寻找契合点,力求使文章可信又可读。


  他退休后,我们难得见面,只听说他没闲着。我问他:在忙些什么?他回说:“翻译了冯契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古代部分,已纳入郁振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书今年将在美国出版”,一如既往地云淡风轻。要知道,能将冯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译成英文,除了英语娴熟、哲学功底厚实,还需要相应的古汉语与古文学知识,但这些在他口中笔下,好似一碟小菜。  

  

 

徐汝庄老师

  

六、曾经与如今的同仁们


  此外,已经退休的商孝才、李荣兴等老师,以及先后调离教研室的陈新汉、陈爱蓉、童世骏、汪海萍、钟锦、安维复等老师,他们身上也是各有光点闪耀。


  童世骏老师尽管早已升任校党委书记,但在教研室同仁们眼中,他仍然是当年那个低调好学又机敏睿智的谦虚之士。身为校一把手,他的工作日理千机。但是,只要系里或教研室有求,他总是竭尽所能挤出时间,该过问就过问,该“出手”就出手,不打一个马虎眼。

  

前排:张天飞老师夫妇;后排右起:童世骏、陈新汉、汪海萍;左起:徐汝庄、来建础、作者。后排中者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止静


  钟锦老师虽然“弃马奔西”(由马哲教研室到西方哲学教研室),但只要教研室一声喝令,他大碗喝酒的豪爽和口无遮拦的古道热肠,便立马有了用武之地。得知我的一位博士生罹患重病,他除了慷慨解囊,还鼓捣张罗四处募捐,为学生筹集到了一笔可观的医疗费用。


  安维复老师真乃课题申报专业户,屡战屡胜的业绩,让我们只有“啧啧”的份。但他不“独食”,喜欢将他的成功之道谦之为“一种技巧”并乐于传授。以前我申报课题,战绩不佳。每次参加社科处召开的动员大会,置身台下黑压压的一片青丝中,自己一撮花白的头发,恰如“汪洋中的一条船”。得益于他的良好建议,我的课题申报又有了新的斩获。  

右一蔡剑锋、右二安维复、左一潘斌、左二钟锦


  如今,我们教研室的五位,除了“尚可饭否?”的本人,以及60后的系主任,其余三位都算“小鬼当家”。


  陈立新老师是系里好不容易从武汉大学淘来的。永远自带弥勒佛笑容的他,尽管赴任前十个不愿百般勉强,却最后不得不接受校方的动员安排和同仁的支持拥戴,挑起了哲学学科跃台阶和服务全系师生的担子。


  蔡剑锋老师是复旦大学的硕博连读生。多年的书海扑腾和砥砺磨炼,让他具备了满血“讲课男神”的拼劲与能力。每学期的学生评教,他总是位居“前三”。可别小看了这“前三”!要知道,他开设的课程,不是学生最爱翘的“毛邓三”,就是课堂上最易看到打哈欠伸懒腰的“马哲原理”。他的教学“男神”美誉,不仅遍及上海滩高校,而且让他获得了全国“青年教师教学大赛”奖。


       蔡剑锋老师有个习惯,从来不在上课前吃饭。对此,我曾问及原因,他答曰“吃饱了,到时候血液都去养胃了,脑子会不清醒”。他讲课声名日渐扩大的后果是,一旦他上课,总有校外学生来蹭,有时教室竟至人满为患。一到他下课,总有学生缠着他一问一两个小时,赶不上饭点的他,便常常自掏腰包,顺便请学生搓一顿。精彩教学带来了后续效应,他身后晾挂出一排又一排的“菜粉”。眼下,这粉丝越挂越多,恐怕哪天要寻仓库码放了。


  潘斌老师属于大器早成型,30岁刚出头就当了副系主任。如今,他不仅连桩不蹉,而且工作的效率与经验与日子齐飞。繁重的教学管理担子和课堂教学任务,让他每天几乎鸡鸣即起,开车大半个小时到校敲钟打卯。然而,辛苦劳累留在他脸上的,永远是一咧嘴便阳光灿烂,一开口就幽默风趣,以及那句与学生交谈时,雷打不动“好不好?”的潘式民主和暖男风格。学生呢,则乐于向他倾诉所思所惑。如此一来二去,无形中又耗去他不少工作和休息的时间。


        每天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多头并进,但潘老师好像每天都是神采奕奕的。我曾经很是纳闷地问他:精神头咋这么好?瞌睡都哪儿去啦?他告诉我:“都是硬掐着的”。他最怕开时间长的会,特别是下午的会议,因为开着开着他就睡着了,有时还会打呼噜,轻缓悠扬的“小夜曲”,听着让人有些心疼,又忍俊不禁。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开会时他都尽量找角落坐。


  孙亮老师是我们眼中的新锐学术拳击手。不说别的,单是每年平均在CSSCI刊物上亮相近10篇文章,以及接长不短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便让人在脖颈伸长中,见识了他的学术实力。偶尔大伙相聚,话在他口里攒着,聊到学术,他便口吐莲花。在学生面前,他不轻易展露笑脸,这让学生多少有点怕他。但他表面的“严父”模样,却难掩内心深处的“爱子”情怀。这一点,从他不遗余力地给学生联系、提供出国访学深造的机会,从他严格要求学生每学期必读多少本书,从他告诫学生力争读研期间攻下第二外语,从学生论文选题时一头雾水甚至焦头烂额,他话一出口,他们便顿生云散天开的明亮感……可见一斑。

  

前排:右二陈立新、左一孙亮;右四与右一:中国哲学教研室陈卫平教授、李似珍教授


  对我而言,职业生涯中最黄金的时段,被铺放在了马哲教研室这个平台。眼下,尽管这个仍然只有五人的“小儿科”,名气不响,相貌平平,但它有着温润松软的工作沃土、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勤勉努力的工作姿态、忘我执著的工作精神。这些,始终为我喜爱,让我如鱼得水。


  我们这个“小儿科”,还被人誉为“性价比高”,因为不仅大家的教学科研都取得了不错的业绩,而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承担了系里的行政工作或其它事务性工作。27年,我与这个小集体中每个成员,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她)们中的每一位,都可以自豪地宣称:无愧于“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他(她)们,是我永远的良师益友。他们,将继续为莘莘学子,撑起知识的白云蓝天。


     2017.9.5     


本号获许可推送,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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