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林曼华：人生第一桶金是一麻袋旧课本

原创 2017-07-26 林曼华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林曼华，复旦大学化学系77级，纽约州立石溪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美国EverNu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暨首席研究员，美国Villanova大学化学化工系客座教授，美国Temple大学化学系客座副教授，美国Rohm&Haas公司资深研究员，苏州纯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暨首席研究员。

原题：

刻骨铭心的1977年高考

谨以此文铭记1975到1977那两年半一言难尽的上山下乡经历，深切缅怀1977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到福建招生的张作生老师。是素不相识的张老师，让我成为从闽南一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山乡飞到位于大上海的复旦大学的“凤凰女”，此后又到美国读博士学位，从事科研，见识美国，了解世界，也拥有了美满的家。

我在福建泉州湾边上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干净美丽的海边小镇安海度过了童年与青少年。安海有我的许多同窗、玩伴和老师及温馨的记忆。安海养正中学是当时福建省屈指可数的重点中学之一。

我年幼时，在养正中学任教的父亲病故。此后，哥哥、我、妹妹和弟弟皆在母亲任教的安海中心小学的外地教师宿舍里长大。1966 年夏天“文革”开始时，哥哥刚上完初一，10岁的我从母亲任班主任的小学5年制试验班里毕了业。我之所以成为母亲的学生，是因为1961 年单亲的她无暇接送我到小镇另一头的幼儿园，故而在她班里为我加了一张小椅子。

哥哥虽然自“文革”开始后再没有上过一天学，却被当作68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到父亲闽南一个山村的老家。那里有在印尼经商的祖父百年前依山傍水建造的雕梁画栋的一栋闽南传统大宅，拥有20个房间和5个天井。1970 年哥哥便以到印尼继承祖父的遗产为由，获准到香港工作定居。

1970年，福建的中学开始复课。从1966年到1969年四届的小学毕业生同时上初一。养正中学一下子开了三十个初一班。我和妹妹同时上了初一。文革前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学制被闹革命精简成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于是我和妹妹在1974年又同时高中毕业。

按当时政策，因为哥哥已于1969年上山下乡了，所以我和妹妹两人可以留城一人。妹妹执意要留城，宣称打死她也不去上山下乡。我则因从小就有强烈的大学梦而选择上山下乡，当时上大学的先决条件是首先要上山下乡两年。

单纯的我天真地以为，只要自身努力，上大学是有希望的。这个幼稚的梦想在我下乡不久就彻底破灭了。

我从小身体瘦弱。下乡前，当医生的舅舅通过关系安排我先到福州仓山区医院花一年时间学牙医以及针灸、静脉注射等基本医护处理。1975 年下乡后，我因此得以大部分时间在大队部当赤脚医生，为任何信任我的村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我同时也被我所在的生产小队的社员们强行推选当了出纳。这是因为前任出纳把小队的钱当赌资输光了，而我是唯一得到全体社员信任的出纳人选。另外，我也成为大队妇女主任鞍前马后最得力的助手。

一天，我信心满满地问大队妇女主任能否在我满足两年要求后推荐我上大学。看着我的眼睛，她诚实地告诉我她不敢，也不会，因为一个大队通常每年最多只有一个大学名额，而大队党支书的宝贝女儿（后来她也参加了77 年高考，只是考分低于体检线）排名第一等待推荐，紧挨其后的还有副书记和其他干部们一长串的子侄辈们。

大梦初醒后，我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也开始了我在闽南山乡夜晚的无数不眠之夜。

1977年10月间，恢复高考的消息给绝望中的我带来了新的希望。我很快地把中学四年用过的数理化书全部看了一遍，意识到这些文革期间的教科书实在太浅。我开始寻找文革前的教科书。

四处打听后，一个表嫂带我到了她娘家。我无比兴奋地用一个大麻袋把她去了香港的哥哥在文革前用过的全套数理化初高中教科书全数搬走。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文革前的初高中教科书是我人生里挖到的第一桶金子。

当时离12 月的高考已经时日不多了，我夜以继日，把所有的数理化书循序渐进一本本地啃下来。整个山村家家户户为了节省灯油，都早早便吹灯上床了。我的煤油灯光是那闽南山村里连绵暗夜中罕有的亮点。

难忘每天深更半夜，屋外星空下鸟啼蛙鸣此起彼伏，我独自在煤油灯前一边啃那一本本的教科书，一边与无数被灯光引来的、并穿越了蚊香雾阵的精壮大蚊子展开浴血奋战。

闹了10年革命的大学当时还不能全额招生，而累积了10年的众多中学毕业生将竞争那少于常年一年的录取名额。如果大学寻常年的平均录取率是10%, 那1977年高考的录取率最多不过1%。我猜想，只有平均达到90分以上我才能考进任何一所大学。

那年的福建理科考生要考政治、语文、数学及合卷的物理和化学。为了能进入这1%，我自己考前定的目标是数学和理化各考 90 分以上，政治和语文各考80分以上，平均就能达到90 分。

啃完那一麻袋的文革前教科书后，我有了进入1%的信心。

终于，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刻到了。我们可以填三个志愿。在香港的哥哥让我第一志愿报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口腔系，说是成了牙医后可到香港赚钱多多。1977年，上海二医口腔系是全国唯一的口腔系。报纸公布的信息，上二口腔系在福建只有一个招生名额。按照哥哥的意思，我把宝贵的第一志愿押在那唯一的名额上了。

第二志愿，我只能退却到我的安全底线：在福建招生最多的福建师范大学，我选择了物理系。而我的第三志愿没填。我当时想，如果连福建师范大学都进不了，这第三志愿就免了吧。

当我把这一纸表格交到公社负责干部手上时，热心的他以长者的口气强调不应该浪费这第三志愿。于是，厦门大学数学系便成了我的第三志愿。我喜欢数学，也曾经憧憬着在厦大偶遇我崇拜的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时的惊喜。

考试地点在山乡的公社中学里，从我父亲老家祖屋出发，要走十几公里蜿蜒的山路。因为山乡公社没有客店或旅馆，为了不误考试，我就在考场附近租了一间民房。

早上进考场前，公社中学操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从附近山村赶来的考生们。我在这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中，看到了许多双沾满泥土的赤脚。与那些需提早起床赶路的考生们比，我深为自己庆幸。

第一天的政治和语文考试平静地过去了。但第二天数学考试的考场上却充满了此起彼伏的叹息。我只用了约一半的时间，就做完了所有的题目，考场巡视的老师们数次在我身边停下来，他们的微笑令我分外谨慎。虽然信心满满，我坚持到最后一分钟，重复核对了所有的题目答案。交卷后，我听到许多考生沮丧的交流：考题太难、时间不够、有一大半没做云云。

考完最后的理化合卷，回到租来的民房后，我突然意识到，我答错了一道20分的物理题。这下轮到我肠子悔青，泪湿枕头了。知道自己肯定达不到平均90分的目标了，我为即将与大学擦肩而过伤心不己。其后，自尊心太强的我也拒绝回安海小镇见母亲、老师和同学。

我第二天就回到了山乡，继续当我的赤脚医生和生产队出纳。当时，大队正好在修建一座新水库，规定每人必须为大坝搬运3000 斤石头。在大坝工地上，我开始为我那逃不掉的3000 斤石头的任务而努力。我汇入了那些把石头从采石地点用两个套了绳索的扁平的竹匾挑到坝基上方的高地、并把石头由高处倾入坝基的人群中。

看到瘦小的我，负责采石的壮汉们尽量在我的两个竹匾上放相对小块的石头。负责称重的小伙子依次将石头过秤，喊出来的却是大得吓人的数字，而记录的人则若无其事地往我的名下记。

我无言地接受了村民们默契的善意，把石头挑到高地上往坝底倾倒，如此往返重复。直到一次倾倒石头时，体力不足的我因竹匾上的绳索的牵引，居然头朝下随着石头一起掉了下去。

不可思议的是，我的头正好落在两块大石头的夹缝里，而两肩则直接顶在这两块石头上。我一个翻身坐在那一堆石头上，有好几分钟，脑袋里灵魂出窍般地一片空白。

周围的人们停住了往坝底倾倒石头。仍然坐在石头堆上的我开始意识到，我刚刚差一点就死在这水库的坝底。我摸摸头，没有一滴血，只在后脑勺上添了一个此后数年都没有消失的硬硬的小包。大家都叫我别再干了。

想起自己刚刚经历的高考，好不容易才有的高考机会，却因错了一道物理题而将与大学无缘，我再也无法抑制心头的怒火，头也不回地回家了。

还没走到家门，我看到母亲站在祖屋大门口，手上拿了一封信，脸上笑成一朵花。因为高考后我拒绝回安海，母亲放心不下来老家看我了。

那封信来自中科大来福建招生的张作生老师。

他在信中说，我的考分很高，数学考得尤其好，问我是否愿意到合肥的中科大去上学。他也告诉我，他已经征询过上二医招生人员的意见，被告知该校口腔系对考生的数学无所谓好还是差。我因此喜出望外：中科大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我此前是绝对没有胆量报考的。我马上回信给张老师，表示我千万分地愿意到科大上学。

几天后张老师又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他三思后决定把我推荐给复旦大学的招生老师了，以免我这个南方人不习惯合肥的天气，希望我不反对。复旦大学同样是我做梦都不敢报的全国重点大学，我高兴都来不及，哪会反对。就这样，我被复旦大学化学系录取了。

此后，张老师一直关心着我。需要到复旦报到时，张老师托人替我买了当时很难买到的从福州到上海的火车票。其后他也到复旦看望过我。1982年我大学毕业在复旦继续读硕士时，国家开始允许自费到国外留学。张老师也是告诉我这好消息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