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魏景东：一张准考证带来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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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景东，安徽人，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现居美国。
看到《侨报周刊》上关于恢复高考30周年纪念征文的消息，父亲拿出来两张微微泛黄的小纸片，我们一看，原来是1978年7月我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和成绩通知单。太太看著准考证照片上我那稚气的样子，念叨著“你那时看上去好小啊”，我说“不是看上去显得小，而是15岁本来就不大嘛。我上中学时连跳三级，76届高中毕业时我14岁，又在家待业一年半。”
说著大家又看成绩通知单，成绩单上列著五门课总分是416.5分，英语得分72.5分。
太太又问“满分是多少？”
“500分，是百分制。”我说。
“连跳三级还能考上复旦真不容易。”太太又念叨了一句。
“1977年12月我参加过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那一次名落孙山。1978年再考，考了个全县第一，这才被复旦大学数学系录取。”我回答说。
我们惊奇父亲一直保存著这些材料，更想不到他还把这些材料万里迢迢地带到美国来。父亲说这次高考是我和全家生活的转捩点，太重要了。那段日子令人难以忘怀，所以一直珍藏著这张准考证和成绩通知单。我看著准考证，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想起许多往事。
魏景东当年的准考证。
我的小学和中学
我上学并不早。那时的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每年春季招生。父母原在安徽合肥工作，后被下放到淮北固镇县农村。1970年春，我7岁开始在农村上小学，中间因病休学一年，复学后跟原班上课。后来迁居宿县，我在那里读完小学。1975年春，我13岁，升入初中。当时是文革时期，教学秩序很乱，父亲就想，与其混时间，不如早点毕业去上地区卫校，学得一技之长，将来也能当个赤脚医生。
1975年5月，父母调动到安徽农学院风阳分院工作。乘转学之便，只读了三个月初一的我，插班进入高一。跟班听课时，语文、英语我还能跟著听，那是因为我一直想学医，以前曾学了一点古汉语，而英语是我在宿县实验小学就开始学了。理科方面，对数学课我很有兴趣，那位数学老师讲得也非常好，上课如听大鼓书。至于物理、化学，我就完全听不懂了。父亲问我考试怕不怕，我说不怕。那时的考试比较好混，老师出完考题就走了，算是给个方便吧，同学们自由讨论、翻书，快结束时老师才动静很大地回来。父亲说这也符合毛主席的考试观：能考懂也是提高。
到高二，停课一年搞开门办学。我们班被安排到县医院学医，正巧赶上参加护理唐山震区伤员，于是参与到给伤员们送药、喂水、擦洗身子等工作中，几个月下来，我还得到县里颁发的奖状。开门办学完了，我也就高中毕业了。中、小学加起来是10年，我共上7年学，中间有两年没有上课。
第一次高考落榜
国家当时政策规定，独生子女不下放农村，因为是独子，我高中毕业便在家待业。1977年上半年我在家跟父亲学英语，课本是用当时北京外交学院编的《英语》（第一册），该课本从字母开始，但难度加深比较快。学了一大半，就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一方面我们为教育制度回复正规而高兴，一方面又担心。原本想混个高中文凭，现在要凭真本事去考大学了，我能考得上吗？
当时单位里办了个免费高考补习班，于是我去参加补习班听课。来补习班听课的人很多，连教室后边、窗外都站满了人。我的视力不好，个子又小，站在后边看不清黑板上写的字，复习讲课进度快，我没有学过，因此一直都是在“坐晕车”。
复习了半年去参加高考，四门课总分够不上初选分数线180分的标准。我高考落选，父母安慰我说，“一次考不上没关系，不是准许考到25岁嘛，你还有10次机会。”可他们是有压力的，担心跳级把我给耽误了，对此我心里明白。
我有个同班好友士华，以前在班上一直很关照我，我们班参加挖河劳动时，我的年龄小，体力有限，大家就说让我给他们看衣服算了。士华却要我和他一起搭对抬土，他总尽量把土筐往他那边拉，情愿自己辛苦也要让我接受锻炼。士华要参军去了，话别时我们感叹人生，士华说参军是他的唯一出路，而高考是我的独木桥。后来复习过程中，我时常想起“独木桥”这话。
魏景东当年的考试成绩单。
成为理工科状元
1978年上半年我没有再上补习班，在家自学，课本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先学代数，依次是几何、三角、物理、化学，解析几何安排在最后学。父亲估计，10道数学题中，解析几何只会占一题10分，考试时如还没学就放弃这一题。时间实在太紧了。第一本代数我花了一个月学完，第二本我花了半个月。我逐渐适应并学会了自学的方法，学得越来越快，后来常能一个礼拜学完一本书。16本书最后只学了15本，解析几何没有时间学，只另外找材料学了一点皮毛。
为了节省学习时间，习题中带星号的难题先予放过，有的回头做了，很多到最后也未做，书后的总复习题都未做。但是基本题都做了，并要求一定做对，错了就说明这一课没有搞懂吃透。
除了读书，我的活动主要是每天晚饭后陪父亲到学校农场田间散步。我们一边走，一边闲谈，父亲总爱讲一些励志的故事，例如我学数学时他讲华罗庚、高斯，学物理时讲牛顿、詹天佑，学化学时讲侯德榜、李比希。
后来我意识到，我学什么时父亲就说什么好。我问父亲，父亲会心地笑了：“这是想给你鼓气，提高你的学习兴趣。”
父亲管学习，母亲管生活，这是他们俩的分工。母亲包揽了全部家务活，照顾安排非常周到。我在这自学迎考的半年里，活动少，吃得好，结果把身体养胖了，进大学后成了班上的胖子，这是后话。母亲看我整天埋头苦学，而父亲并不大管我的事，对我自学的效果放心不下。父亲说：“我把儿子该学的课都安排好了，现在是他自己在学，他也没说有不会的。如果他说有看不懂的地方，我会帮他找人求教的。”
父亲找来一张当时正在流传的数学测验试卷，院里的高中毕业生最多做出10道题中的6道。我也计时做做看，结果除了一题解析几何没有学过未做，其余9道全部做出。父母对我的自学有了信心。
1978年7月上旬，检验半年辛苦的时候到了。这第二次参加高考，我获得了出乎意外的成功。有人先报信给母亲，说全县理工科第一名是农学院姓魏的小孩，母亲还半信半疑，等成绩通知单到了，才知道梦想成真。我的总分和英语（后者不计入总分）均是全县第一。填报志愿时，受当时报纸舆论诱导，尤其是一篇关于陈景润的报道和一篇关于复旦大学数学系三代接力的报道，把复旦大学数学专业填报为第一志愿并被录取。
魏景东一家在新泽西的幸福生活。
高考教会我自学
通过迎考，我学会了怎样自学。在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非常受益。大学毕业，接著读数学硕士、博士，又出国读了个美国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硕士。后来我对金融发生了兴趣，于是拿出当年过“独木桥”的劲头，看了上百本金融投资方面的书籍，成功转行进了华尔街，现在从事金融市场策略分析工作。
我从自己的学习经历，体会到几点：一，在学习中，真正学懂学会基本的东西最重要，举一反三，由懂会到熟巧。二，单从学习必要的基础知识来看，无需太长学习时间，宜将富余时间用来全面发展，加强对必要技能的培养训练。三，培养学会自学能力最要紧，掌握了自学方法能让人受用一辈子。钱伟长教授曾说过，大学四年能学会掌握自学方法，即可算是合格。
高考决不仅是个大学的门槛，而是一个能给予每个学生培养成材的机会。我受惠于高考，感谢高考给我提供的机会。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高考的恢复，就没有我的今天，也许不知在哪个山沟里又多了一个赤脚医生。
原载复旦校友网“校友来稿”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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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