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李秋零：机会不来不去做梦，来了就要抓住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左右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李秋零，1957年出生于河南，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曾在康德故乡德国留学。师从苗力田教授研究西方哲学，并集十年之精力，首次将西方大哲人康德全集译出，为中国文化界一大盛举。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专职教授，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黑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辽宁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督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 著有《上帝·宇宙·人》《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等多部专著；译有《康德著作全集》《彼岸星空――康德书信选》《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等10余部西方学术名著。
李秋零在校园。
对中国大多数学哲学的人来说，“李秋零”这个名字称得上熟悉。
他曾花10年时间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几乎是每个进入哲学系学习的学生“人手一本”的书目。学术生涯中，他早早崭露头角，随后一心继承导师苗力田先生遗志，投身浩繁的翻译工作，多年如一日。
鲜有人知道，在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为当时人们所说的“天之骄子”之前，他曾经是河南南阳一个地道的农村小伙，过着田间劳作，一心挣工分的日子，没受过系统正规的教育，更自认不懂“哲学”为何物。
这一年的高考，也被他视作“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事。
人大哲学系78级全家福，后排右4李秋零。
希望
“我上了4年小学就辍学了，给刚出生的妹妹当专职保姆，那时候我还不到10岁。”1957年，李秋零出生在河南南阳石桥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分别受过大学和初中教育，都在中小学任教。
他出生的那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反右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波及甚至打击，命运急转而下。李秋零的父亲也成为右派分子之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在镇上读小学的他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已经注意到学校没有了正常教学活动，“乱得一团糟”。
因为父亲的关系，李秋零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黑五类”子女。“家庭出身不好”对他的影响随后整整持续了十几年。
“后来看文章说黑五类子女上大学受影响，实际上在我们农村，上初中都受影响。”从小学辍学后，他自觉读书无望，并在这段时间开始自学，补齐了剩下的小学知识。
因为年纪尚小身体单薄，不能很好地完成下田劳作，父母还是想办法把他送进了老家生产大队办的初中。碰巧赶上学制改革，入学和毕业时间由夏季改成了冬季，读了一年半初中后，他勉强拿到了毕业证。
“当时的初中教育，拿数学做例子，我进去的时候，教的是分数，相当于小学四年级的课程。从初中离开的时候，刚刚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回忆起那个时候的教育水平，李秋零形容“普遍较低”。
虽然自觉“数学挺有天分”，但再次离开学校的他正式成为了农村的一名劳动力。很快，他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田间挣工分”的日子。
“家庭出身不好”是身上抹不去的印记。李秋零虽然体格强健，18岁就成了生产队最棒的劳力，但是招工、参军、入团、入党等任何机会都与自己无关，“一切出路都被封死了”。
如果不是1977年的那则通知，他觉得，自己可能接下来一辈子都要在心里深埋着对继续上学的渴望，重复着连年耕种的生活。
“一通知恢复高考我就去报名了。仓促上阵，基本上没有真正地去准备，也没时间。”那年高考，李秋零报了文科，一共考4门，政治、史地、数学和语文。报考文科是不得已的选择，上了一年半的初中，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理化知识。
1977年12月，全国570万人同时走进考场。
考试要到离家10公里外的县城参加，但县城的旅馆最差也要3到5块钱，那已经相当于李秋零在农村劳动一个月的工分值。犹豫后，他还是选择早晨提前一个多小时走去县城，午饭吃自己带的凉窝头，渴了就到附近的居民家讨口水喝。
没有老师可以请教，考前纯靠自学啃教材，没什么准备和基础，但他仍幸运地进入了初选，村里当年有100多人参加考试，只有3个人进入初选，他是其中之一。
意外的是，他最终没有被录取。按照程序，初选之后会进行政审和体检，可李秋零一直没有等来进一步的消息。他曾怀疑过是不是政审出了问题，仍抱着希望等到1978年3月份，终于才彻底放弃。
重考
来不及失望，李秋零接着投入了1978年高考的准备中。此时，1978年高考的招生简章已经出台。
“1977年高考虽然没有最终成功，但是增强了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成功的。”有了第一年的考试经验，第二年复习的时候就顺手了很多。那时候已经有人针对考试大纲编写了复习材料，他花了一个月收入买了一套照着准备。
晚上不出工的时候，他就在七八点钟开始复习，并保证每天至少有三四个小时时间用来读书。他针对不同科目的特点，给自己制定了完整的复习计划。“数学不是短时间能够突击的，必须持之以恒。政治背得早没有用，主要靠临考前突击。”
与1977年高考不同，1978年的高考科目变成了6门。历史、地理拆分，同时增加了外语考试，外语分数用以参考。
大跃进时期，国家曾提出普及初中甚至高中教育的目标，随后出现了“村村办小学，队队办初中，社社办高中”的情况。
高考前，李秋零就到了当地公社高中办的补习班，利用自己凑出的假期脱产学习了一段时间。“之所以能够那段时间脱产，也是因为平时我的出勤率比较高。规定每月出勤26天，我前面出勤率能到28甚至30天。”
谈及1978年改变一生的那场考试，李秋零连说“印象太深了”。
“一间教室40至50个人，坐得密密麻麻的。别说空调，连头顶吊扇都没有。四五个监考老师不停在教室过道里走来走去，监考极严。考试过程中流了不少汗，幸亏农村劳动有在肩头搭毛巾的习惯，多亏了这个毛巾。”对近40年前的事情，他几乎记得清楚每个细节。
印象最清楚的其中一门是数学考试。“毕竟是靠自学学过来的，虽然知识点都理解了，但是运用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我最后被一道几何证明题卡住了。这种证明题就是找一个突破口，比如怎么画辅助线。我实在想不出来，后来觉得不该在这浪费时间，所以就提前交卷了。就在走出考场一刹，脑子灵光一现！但是已经晚了。”那道大题足足20分，满分100分的卷子，他拿了不到70分，在当时已经算是高分。
另一门是英语考试，分数只做参考，不算必考科目。没有实际学过一天英语，他抱着“报名费都交了，去看一看英语考试是怎么回事”的心态走进了考场。“进去了发现有选择题，虽然题干看不懂，但是可以随便选答案，2分钟就选完了。”凭着对选择题的“瞎选”，李秋零最后高考英语得了8分。
剩下好几门都考了90多分，尤其历史，都是他有着多年知识积累的擅长科目。满分500分，他最后得了397.5分。在当年“200分就能上中专、300分就能上大学”的情形下，这个分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
实际上，走出考场的一刻，李秋零已经预感自己的成绩相当不错。虽然没想过能上重点大学，但对于他而言，能上大学就已经意味着成功了。“身份发生变化，不再是农民了。大学包分配，不管是什么学校，一旦录取，毕业就有个工作了。 ”
可前一年落榜的情形还让他有着隐隐的担忧。尽管分数出来后，曾经有人对他说足够去北京上学了，他依然担心会在“家庭出身”上被限制。
到了填志愿的那天，尽管已知的圈子里根本没有人分数超过他，但李秋零在报名表上从高到低，连最低一级的中专，即县办的师范班都填了进去，还在下面郑重写上“服从分配”，生怕再次落榜。“实际上我就是摆明态度，让我上学就行。”
李秋零（中）传习康德哲学。
赴京
大学录取书如期而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专业。那时候通知书先发到公社的高招办，再由公社发出一封信给收件人，由其本人到公社去领取。
“一般我们那是邮递员把所有的信、报纸都送到会计的家里，由会计通知各家。但因为我这个信是叫我领高考录取通知书的，邮递员觉得是件大事，直接打听我家在哪。到我家才知道我正在田里干活，他又问清楚我在哪块地干活，直接找过来亲自拿给我。”
收到了这封信，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被哪所大学录取，李秋零心中的石头仍总算落了地。当生产队其他人投来好奇与诧异的目光时，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兴奋继续干农活，因为“父亲从小教导我们，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被人大哲学系录取，多多少少也是个巧合。在此之前，李秋零几乎没有哲学基础，只在高考前复习政治科目时背过几句。他的前两个志愿是新闻系和历史系。
“当时来河南招生的人大老师是哲学系的。据他后来跟我们说，他把两个年龄最小、分数比较高的，划到了哲学系。”就这样，他和后来担任人大哲学院院长、同为河南老乡的姚新中，被一同录取。
去北京上学前，李秋零没有过远游，南阳已经是他眼中的大城市了。“别说是第一次坐火车，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火车。”
《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
1978年秋天，没有家长亲戚送，李秋零自己把衣服被褥打了个背包，再加个挎包，就出发了。他先从家里走到县城，然后在县城坐上汽车到驻马店，并在驻马店搭上去北京的火车。火车用一天半时间把他带到北京，一张车票20块钱。
到了人大，对这个21岁，连普通话都基本不会说的河南农村小伙而言，生活的一切都是全新的。
“当时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断地接受新东西。满眼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我都想怎么去适应。一个没出过门的人一下子来到大都市，从过去的农村生产队的生活到了人大这样的生活，基本上全是都得学习怎么做。”
父母从小教诲他，到陌生的地方做事要慢半拍，“看别人怎么做”，但他难免有些时候还是闹出了笑话。
北京的老乡知道他到北京了，给他来信，让他回电话约时间见面。“当时学校有公用电话。但是我不知道电话怎么打，只好拉着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带着我去。毕竟第一次不会，总不能站在旁边直勾勾看着别人怎么打吧。”
还有一次，班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李秋零以前只看过老家的露天电影。“同学们照顾我，把最好的2号位置让给我。我进去之后找到了1号，就让1号边上给我让位置。人家看了我手中的票说我在另一边。我才知道是单双号分开排列的，1、3在这边，2、4在另一边。”
虽然都不算大事，适应起来还是需要过程。但李秋零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土包子”而受到自尊伤害。他觉得，这得益于同学间年龄差距比较大，年纪大的同学有不少人都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年纪小的同学们比较照顾。
李秋零（左3）在学术活动中。
治学
“我们家庭一直遗憾的事，就是当时只有我考了大学，3个哥哥觉得过了年纪也成家立业了，就没有参加高考。”到了人大，李秋零发现比自己大10多岁的同学也有不少。他后来感慨，如果当年几个哥哥也硬着头皮考试的话，命运就会像他一样改变了。
他的学术生涯也从人大哲学系开始。从河南到北京上学，从北京到德国读研，他笑称自己完成了“三级跳”。
进入哲学系学习初始，他还是感受到了压力。班里同学中有不少已经对马列原著已经有相当的学习积累。靠着一直比较强的自学能力，李秋零在大二的时候迎头赶了上来。
1978年，“文革”期间停办8年之久的人大正式复校。
比起很多高校，那时候的人大教学条件仍十分恶劣，校园里可供学习的空间非常有限。但好不容易继续回到课堂的学生们，不肯放过任何用来读书的机会和时间。
“周末只有一天假，教室都锁上不让大家进，学校鼓励同学少读书、多活动，结果大家翻窗户进去上自习。”李秋零回忆道。他自己则是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起来到外面去读外语。他记得，还有走读的同学骑着自行车到校，车把上都挂着外语单词卡片。
复校后的人大哲学系大家云集。其中，著名教育家、翻译家、西方哲学史家苗力田先生唯一一次给本科生开设的西方哲学史课，让不少学生至今记忆犹新。
李秋零同样对苗力田先生的授课印象深刻。“某种意义上对我后来选择西方哲学专业，有比较大的影响。”
《康德著作全集》出版座谈会。
他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特殊兴趣，基本到大四已经定型。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天赋，但自认勤奋的李秋零快毕业时已经名列前茅，并考上了研究生。同班53个人，最后有10多个人考上研究生。
报考研究生时，其中有赴德国读书的选项，李秋零在报名表上“打了个勾”，没想到又被录取了。
1982年，在上海培训了3个月德语后，李秋零飞赴德国法兰克福。
“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一下子从北京又到了德国法兰克福这样的大都市。”李秋零回忆，除了生活上要再次适应以外，语言也是问题。
“我在人大学的基本上是哑巴德语，自己觉得学得比较好，后来再经过上海和德国的口语培训，所以比较自信，觉得自己没问题。结果一进德国大学课堂马上傻了，大学课堂跟日常语言完全不一样。”第一堂课上，老师讲的内容涉及什么主题，李秋零听懂了，但是具体怎么讲的，老师的观点是什么，他却完全没听懂。
此后，他自己买了袖珍录音机，上课的时候就录音，下课后回去一遍遍地听。由于德国纯授课模式较少，课上大多都是讨论，李秋零直到第二个学期才渐渐克服语言障碍融入课堂，并在德国同学面前独自完成了课堂展示。“内容就是我后来喜欢上的康德，由于自己准备充分，那次展示自我感觉相当不错。”
在德国两年读书期间，李秋零后来回忆，他选修了学校开设的全部有关康德的课程，并用德文通读了康德的大部分著作。
对他而言，德国生活经验影响至今的就是批判性思维。“如果说后来在学界崭露头角有一些优势的话，除了德语、拉丁语的语言优势，学会从多种角度去切入问题也是重要的一点。”
2016年11月，人大哲学院李秋零教授（右2）、张志伟教授（左2）成为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
新一代
回国后，李秋零继续跟随导师苗力田先生学习。上世纪80年代，苗力田组织了《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工作，李秋零有拉丁文基础，也参与了一部分。
1997年，《亚里士多德全集》翻译完成，苗力田希望李秋零继续翻译《康德著作全集》。3年后，苗力田先生逝世，他独自扛下了《康德著作全集》的组织翻译工作。
从此后，为完成苗力田先生遗志，他花费10年潜心翻译。2010年，共九卷340万字的《康德著作全集》终于面世。
“翻译工作并不讨喜，不算学术成果，但老师坚持多年坐冷板凳，一直在做。他觉得自己的喜好和使命就在这里。”学生于竞游评价李秋零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坚守什么”的人。
“今天已经取得了学术成就的老师工作依旧特别刻苦。年轻时候，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但现在还能坚持每天继续做这样的事情，从不间断。”于竞游曾听李秋零谈起过自己“黑五类”子女的身份历史，更多时候，李对学生谈起这些，没有太多抱怨。
女儿出生后，李秋零这些年渐渐感觉到了时代变革下两代人的命运差异。
李秋零（右）出席座谈会。
“我们这代人是先天不足，没受过完整系统的教育，那时候可读的书很少。”李秋零说，女儿这代人从开始就接触正规的系统的完整的教育，所以基础打得好，可是少有人能经受诱惑，长期忍受艰苦甚至享受寂寞枯燥的治学生活。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哲学对女儿已经不是陌生的概念。高考的时候，似乎很自然地，女儿也报了哲学系。
回忆起自己的高考，李秋零的女儿说，中学时代一直学得非常轻松，从来没有参加任何补习班，虽然自认并不算刻苦，还是“自然而然地”考进了重点大学。
有时候酒喝得多了，李秋零还是会跟女儿讲起自己1978年以前一直看不到指望的生活。
他跟女儿说，“当年做农民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天要离开农村。直到高考来了之后，有了这个机会。机会不来，我就不会去做梦，机会来了，我就要抓住。”
澎湃新闻记者 官雪晖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陈曦
（原载《澎湃新闻》2017-06-05，本号获李秋零教授许可推送）
李秋零在给毕业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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