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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陈海贤:17岁那个炎热的夏天

2017-05-29 陈海贤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1978年,那年我17岁。已记不得是7月的具体哪一天,只记得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说真的,我知道考中了能上大学,跳出农门,但作为一个偏僻山区中学的学生,自己都认为这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我是1976年的9月1日报到上的诸暨县同山公社中学。上学沒几天,广播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说不上有什么悲伤。接着又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游行喊口号,也真说不上有特別的喜悦。


        学校是瓦房的教室,木质的楼梯,木板的通铺,操场上高大的梧桐,背靠高高的龙门山,一条山溪长年不断婉转流过学校门口。吃的是自带的米粮和永不霉变的咸菜,最盼望的是周未步行十里回家,能吃上新鲜的蔬菜。


        作为排行老八的家中幺子,体力劳动是不用的,尽干些抓鱼摸虾、抲泥鳅、上山拔笋的事。高中第一年的学习生活过得无忧无虑。沒有理想,因为那时的政策,读完回农村,机会与身体都好,去参军是唯一的出路。


        现在回想起來,国家的变化那时也已感受到"星"点: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口号高过了阶级斗争的口号,郭沫若《科学的春天》和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掀起了一股攀登科学高峰的热潮。以我当时的心智水平,无论如何联系不到这些变化与自己的命运有何联系。




        变化发生在1977年的10月份。班主任告诉大家:国家決定恢复高考了!当我还迷茫于高考为何物时,学校开始将毕业班级分拆成二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并且把其中一个理科班当作尖子班,我分进了理科尖子班。其实,我喜欢文科,但听从了学校的安排,我被时代的洪流裏挟着前行。


        最先的变化是学校决定停用原先学工学农的那套教材,改用1974年版的数理化课本。骤然紧张的是课程安排,白天上课,晚上补课。最起劲的是老师,各任课老师争着上课,雪片一般不知从那里搞来的考卷反复测验。至今回忆起来,內心真的对母校和老师充滿感恩感激。


        要不说,人的潜力是无穷的。不到一年的时间,既补回了基础不牢的初中功课,也完成了1974版教材的高中教程,还余出了一个月的复习模拟考试时间。每每想起那段经历,我坚决认为现在的初高中学制完全可以缩短至各两年!


        沒有想过能不能考上大学,只是按照学校的要求,跟着老师的节拍,凭着和所有少年一样,对日常测验考试成绩的争強好胜,还有偶尔的沾沾自喜。也许是换了教材,也或许是换了任课老师,本身对数理化沒兴趣的我,究然喜欢起來,而且每次测验成绩突飞猛进,成了班里的一颗"新星"。


        最大的鼓励,来自回乡多年任小学民办教师的哥哥。他在1977年的高考中,竟然考上了!这似乎暗示自己也有可能。因为我哥哥与我上的是同一所中学,我哥哥当年的班主任也是我现在的班主任,她对我说:你哥能考上,你也一定能考上。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许是她对学生经常说的鼓励话,但当时对我来说无疑是打了一支兴奋剂。


        高考的时间终于到了,考场设在离家20里的安华中学。赴考前向父亲道别,他塞给我一张两元的绿色钞票,叫我考试期间吃好一点。三天的考试,住宿统一安排在安华中学用课桌拼起來的教室中,沒有蚊帐,自带米粮蒸饭就食。


        我們的校长担心,炎热的天气和蚊子叮咬,会影响考生的休息和考试的成绩,立即发动家在安华中学符近的教师和他们的亲友,腾房腾床安排平时成绩好有希望考上的优秀生住宿,我住在邵老师家中。现在回想起来,心总是暖暖的。


        三天的考试,每考一场,走出考场,老师们便迫切与我们对答案,预测考分,时而沮丧时而开心。数理化政治都考得不错,唯自己最自信的语文之作文,竟然是该死的作文题,而不是自己可以挥洒的文章,有丝丝的担心。


        考过了,听天由命,与同学結伴回家。沿着清沏的浦阳江,走在山道弯弯的小路上,来到安华湖畔的汤官岩下,一股涼风吹来,頓觉神清气爽。坐下休息,一位同学拿出了他母亲为他參考期间准备的肉棕,给大家分享。我敢说那是我吃到过的最美味的食品,以至我至今仍有喜欢吃肉棕的偏好。




        毕业了,考过了,回家了,考上沒考上不知道,生活要继续,我对未來沒有一点想法。生产队为长得瘦小又沒有农技的我定了每日5.5分的工分(壮劳力10分)。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每天出工,与婆娘们干起了耘田、劈草皮之类挣工分的杂活。看我的身板和干活的架势,常被那些婆娘们嘻笑不是干农活的料。


        父母已经在替我张罗,先去学一门手艺:或木工、或泥水匠、或拉棕绷、或跟父亲做篾匠,再等机会去参军。那时的社会,户囗制度就像铁链,把农村户口的人们锁在小小的村庄,根本沒有年轻人可以按自己的志想去奋斗的环境。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村里按上级要求,正推广一家一户一个沼气池的建设。临近傍晚了,我正在自家门口干着挖沼气池的活,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抬头望去,熟悉的公社邮递员推着绿色自行车,手里高高拿着一个信封。他望着满身泥巴,略显茫然的我,似乎要有意让正在坑內挖沼气池的邻居们都知道,高声说"你的录取通知书"!


        忽啦一下,邻居们全围了上来,看着我撕开寄自湖南大学的信封,簇涌着邮递员进屋上座献茶敬烟。我已记不淸具体的细节,但那一刻,我真切知道我考上了,考上了湖南大学化工系分析化学专业。




        十七岁,1978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注定成为我人生转折的夏天。而我所在的同山中学,当年竟然考上十位,录取率位列全绍兴地区第三,也一时名声大振。这个炎热的夏天,也成为一群山区孩子改变人生的夏天。

     

        2017年05月21日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获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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