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庞松：我们共同经历的年代

Original 2017-05-22 庞松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庞松，1949年10月出生，祖籍广西北海。1969年从北京到湖南农村插队，后进工厂当工人。1982年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现为研究员，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毛泽东书系《立国兴邦》；共和国年轮《1949》；《新中国诞生实录》；《毛泽东时代的中国》；《30年：转型与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等。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左侧二排戴眼镜者为本文作者。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的新路线，其间有两年多的时间。“文革”结束后的这个过渡期，后来被称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这是一个因袭着“文革”及其以前时期的历史重负，又旨在唤醒党内和社会各界的理性思考，促使中国社会全面向价值理性回归，最终引领中国进向改革开放“大时代”的过渡阶段。

1969年到湖南插队的本文作者（左）。

这个过渡阶段有很多标志性事件，如邓小平复出，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恢复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调整，争取为1976年“四五运动”彻底平反等等。

然而，真正能够在整个社会层面产生广泛影响，使千万个普通家庭看到了希望的，是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果断地否定了“四人帮”炮制“教育黑线专政论”的所谓“两个估计”，并当机立断，下决心当年就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的《人民日报》报道。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天社论的标题就格外醒目——《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得知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时，北京一个名叫阎阳生的大龄青年，时称“老三届”，正在京郊租住的民房里用碎砖剩瓦盖小厨房，以迎接他第一个孩子的出生。从部队复员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环保所做收取废水样本的工人。

在湖南工厂当电工的本文作者。

12月9日，当阎阳生去往北京110中学考场时，女儿已在他30岁生日那天出生。他参加的是理工科考试，最后一门语文试卷的作文题目和文科一样：《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12月11日这一天，阎阳生写下了一篇先是在阅卷老师中引起很大争议，最终获得北京考生作文最高分，后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文章：《不称职的父亲》。

作文的开篇这样写道：“再也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这是个女孩儿，皱着眉头哭着。大概她也像门口的那个护士一样，不相信这个挎着书包、满脸胡茬的人就是她的父亲吧……”

1978年的准考证。

同阎阳生一样，这年年底，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参加了高考，主要是1966—1968年间初中、高中的“老三届”，还有一些是在“文革”期间并未正式上过多少课程的“新三届”。“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这是等待了十年有抱负的青年张扬个性的呐喊。

他们带着在基层劳动多年的知识积累，大多只经过短促匆忙的复习准备，怀着忐忑而激动的心情，从深山老林农村插队、机声隆隆工厂学徒、部队复员安置单位、信马由缰草原部落以及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不知所云的处所，潮水般涌向在各地仓促设立的考场，义无反顾地参加和见证了改变时代、改变一代青年命运的“文革”后第一次高考。

在湖南工厂当电工的本文作者。

这一年，全国共有570万人报名参加高考，考生的年龄跨度史无前例，最大者37岁，最小者13岁。而当年录取人数只有27.2万余人，录取比例达29∶1。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年。

正值岁末年关，有很多已届不惑之年的人，出于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种种原因，没能赶上第一次恢复高考的机会。好在1977年只是部分恢复高考，从1978年起，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由教育部组织命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评卷和在当地招生院校的录取工作。

77级的语文试卷。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生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

公布考生成绩，是提高招生考试过程的公开、透明程度的重要举措，对于转变社会风气，杜绝“走后门”和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湖南工厂当电工的本文作者。

由于高校正规招生中断了11年，全国具有报名资格的青年、学生达3000余万。而全国高校经历了“文革”十年的破坏刚刚在恢复，校舍师资条件非常有限，无法接纳众多的学生就读。1978年教育部相继决定恢复和增设60所重点高校，55所普通高校，并要求各高校千方百计扩大招生。

结果是，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其人才竞争的空前盛况，至今回忆起来还有很多人唏嘘不已。

77级的政治试卷。

翻阅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而第一题就跟经济有关：“(1)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副重担的”。

这反映了当时主流的价值观：解放思想，肃清“左”倾的僵化教条主义的余毒，是经济进步最首要的前提。

在湖南工厂当电工的本文作者。

龙门陡开，江鲫飞跃。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潮一朝喷涌。有67万余人幸运地步入了高等教育的殿堂，更有1100余万青年先后报名参加了高考，这又牵扯到无数个家庭、单位及社会各界的操虑和关注，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社会影响。

由于恢复高考废除了“文革”中以权力和出身为核心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模式，按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将招生面扩大到11年以来的中学毕业生和各行各业的青年，很多过去根本不敢想象有任何机会的人，“靠自己的奋斗站起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78级的政治试卷。

“文革”期间靠交“白卷”竟当上“英雄”的张铁生现象一去不复返。恢复高考激励了一代青年人学习的热情，开始形成一种公平竞争的机制。

由于1977年尚未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有不少考生因家庭问题影响未能被录取。但考生和家长们不再沉默放弃，而是奔波申诉，据理力争，使一部分问题得到解决。

在北京房修公司工会做放映员的本文作者。

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评论员文章，尖锐批评了对考生的政审不是主要看考生的政治表现，而是主要看家庭、看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的“左”的偏向，指出这种片面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极端有害的，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随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高考招生工作片面强调所谓“阶级路线”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因重大错案而蒙冤的胡风之子张晓山回忆说：“恢复高考实际上对我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人，给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等于恢复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因为在恢复高考之前，评判一个人，或者是不是给他一个机会，不是看他这个本人，而是看你很多外在的东西，看你的家庭，看你的社会关系，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张晓山近影，1979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研究生。

由此，全社会开始出现公平、公正的人文氛围，价值理性逐渐走向回归——这是一个带标志性的变化。

77、78级学生在高校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很不齐备的条件下，同一年进入大学校园。譬如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式的大学，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没有过的大学，但“文革”中被解散，教职员工被遣散各处，复校时还是第二炮兵的军事设施重地，老校长成仿吾最初也只能暂借岁月斑驳的澡堂办公。

本文作者（左）在南昌赣江边向船工作社会调查。

困难的环境，挡不住同学们渴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意念。“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当年最时兴的口号化作了学习的动力。其中尤以“老三届”历经生活磨炼，思想成熟，进取心强，文化基础好而表现突出。

“那时的学习氛围真是好，大家都抓住一切时间来拼命地读书，排队买饭时都能看到学生拿着书在看。”许多人这样回忆。

77级新生录取通知书。

适逢其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好在77、78级同学入校后不久召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一举扭转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同学们带着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的自觉和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遍寻通读天文地理，死记硬背外语单词，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课业内外紧张活泼，这是一代有志于天下的莘莘学子。

78级新生录取通知书。

他们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带头人和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