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陈平原：说出你我的故事
本文作者陈平原
这些年，在不同场合听到后辈们对于77、78级大学生的评价，有说了不起，有说很一般，也有说大失所望的。所处位置不同，衡量标尺各异，加上说话人往往有自家的关怀，故做不得准。
贡献大小其实很难说，但我们绝对是“有故事的一代”。比起此前此后的大学生，我们大都有独特的经历与感受，单是那个充满戏剧性的恢复高考，以及同学年龄相差一半，还有课程设置随风转向，就能把后生小子侃得晕头转向。更不要说躬逢时代变化、社会转型，四十年风雨兼程，我们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可气可恨、可悲可悯的故事。
当下的普通民众，以及后世的历史学家，肯定会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的。与其让那些不太知情的好事者胡乱编造，吹到天上或踩在脚下，还不如以口述或文章的形式，自己给自己勾几笔，留一幅几分神似的画像。
四十年前，因为特殊的机缘，你我陆续走进关闭了十一年的考场。我们都承认，那是国家政策调整的结果，单靠个人努力，绝难闯过对我们来说这辈子最为艰难的关卡。闯过去了，海阔天空。但若没有这个机会，那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命运。正因此，我多次提及，77、78级大学生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坚定拥护者。除了政治判断，还有切身感受，我们知道那时中国的状态，以及突围的可能性，不会被各种花里胡哨的论述所迷惑。
还记得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那天的头版头条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自此，你我的命运发生突变。12月，天很冷，我们走进了考场；第二年2月，花未开，我们步入了大学校园。一切似乎顺理成章，但又像在梦中神游。我曾为北大版《永远的1977》写序，提醒记得那些跟我们一起走进考场而不幸落第者，他们在日后的社会转型中，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与代价。77级录取27.3万人，考生是570万；78级录取40 .2万人，考生则有610万。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幸运儿。不难设想，高考制度再晚几年恢复，我们中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上大学得益于政策改变，找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赶上了干部年轻化大潮，很多同学“小荷才露尖尖角”，立马受到重用。看看今天无数学士、硕士、博士找工作的焦虑，以及入职后的拼搏，我们这代大学生是何等的幸运！
除了是“有故事”的“幸运儿”，我们曾经很努力、能合群、师生融洽、不太世故，而且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人。自己给自己戴那么多帽子，好玩吗？是的，好玩，且听我逐一分解。
你我同学中，大多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劳动不忘读书，这才能够在国家政策改变的瞬间，抓住这很可能是最后的机会，闯进那道刚刚重新开启的狭窄的大学之门。在这个意义上，你我即便不算很聪明，起码也不笨，而且好学。只是受大环境制约，我们当年的学识实在低得可怜——— 英文是从A BC学起，这让“见多识广”的儿孙辈笑破了肚皮。很多人没上过中学，直接从“文革”前的小学跳到了“文革”后的大学。不说学历不完整，即便混了张文凭的，也未必认真读书——— 那是我们这代人很难避开的遗憾与悲情。
但可以骄傲地说，77、78级大学生很有韧性，就像一棵树，被强力扭曲了好多次，居然还能弹回来，挺直腰杆，活得还有模有样，这实在不简单。在如此低的地方起步，凭借师长指导与自家努力，四年苦读，获得的不仅是具体的学识，更重要的是“学习”的能力，这才可能毕业后不断自我调整，紧赶慢赶，在到站下车前，多少做出点成绩。
走出插队的山村，洗净泥腿，步入窗明几净的大学教室，说实话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调整。但进入学校后，迎接的每一缕晨光，以及毕业后迈出的每一个脚步，却都是我们自己完成的。因自觉前途一片光明，心无旁骛读书，四年间稳坐教室、图书馆与实验室。当初只道是平常，日后阅历渐多，方才明白这种宁静安谧的心境，放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很奢侈的。
乍暖还寒时节，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可我们校园生活的丰富多彩，一点不比今天的学弟学妹们差。后人或许会嘲笑我们多少延续了“文革”时期的思维惯性，志气高而学问少，机遇好而能力小，有点辜负了当初入学时社会寄予的巨大希望。可我们确实努力过，不敢说始终引领风骚，但多年自我调整，大致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掉队的并不多———哪一代人都是良莠不齐，我们起码成才率高。
比起此前此后的大学生，我们最不像一代人———坐在同一个教室，小的十五六，大的三十几。可实际上，我们最合群，且有强烈的“代”的感觉。在大学里教书，深知学生们喜欢划代，几年便是一茬。都说是隔代，其实差别没那么大。哪像我们，因特殊的机缘走到一起，即便立场、学问及趣味差别很大，也都能互相容忍。一个宿舍六七人，当然会有隔阂与吵闹，但没听说拍砖打架的，更未闻“谢同学不杀之恩”那样的冷笑话。
在校时格外珍惜难得的读书机会，且紧紧抓住青春的尾巴，荡了好几回秋千；毕业后更是彼此挂念，方便时还互相照应。不能说没有矛盾，但那时的大学校园，比现在安静多了，基本上各自读书。最多评个三好生或选个班干部，没多少油水，并不是非争不可的。哪像今天，同学之间竞争几乎白热化，分毫不让，寸土必争，因牵涉那么多真金白银，以及留学或推免(推荐免试就读研究生)名额。“重奖之下”，确实“必有勇夫”；可众多勇夫之间，如何友好相处，是个难题。或许正因为我们当初竞争不激烈，没听说告黑状、布陷阱、打小报告之类的丑闻，才留下彼此都是谦谦君子的好印象。
同学相处友好，师生关系更是融洽。多年后回母校，常被老师们表扬：教了这么多年书，就数你们77、78级最好。这里的“好”，如果指学习态度，那我承认；如果说水平，则不见得。为了撰写《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2012)，我曾调阅当年的课程表，翻看当初的课堂笔记，结论是“很不理想”。关键是刚从噩梦中醒来，师生都心情舒畅，彼此互相体谅，也互相欣赏。这种其乐融融的校园生活，只有抗战中的西南联大等可比拟。
1948年，冯友兰撰写《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谈及西南联大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关键就在于“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我们也一样，毕业多年，谈及当年的师长，无不心怀感激。其实，怀念的何止是师长，更是自己的青春岁月。我相信师长们也一样，当他们表扬七77、78级大学生时，也是在重温改革开放初期那段“又严肃，又快活”的日子。
你我77、78级同学，能力有大小，运气有好坏，位置也有高低，但很奇怪，似乎都不太世故。这是我多年观察的结果，超越地区及院系的限制。只要是77、78级大学生，即便素不相识，聊上几句就能接得上，而且，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激情、乐观且带有几分幼稚天真的特殊气质还在。这当然只是直觉，说出来，请大家猜猜，到底是为什么。估计很多人会质疑，你们不是下过乡吗，应该很深沉、很复杂、很有机心才对，怎么会天真、肤浅、清纯呢？可我见到老同学，最大的感慨还是，历经多年官场、商圈、学界、文坛的磨砺，彼此都还保留几分“少年意气”，这其实很难得。言谈举止间，很容易让你我读出那段早就消逝的青春岁月。
或许应该这么解释，我们进大学时，大都已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性格也基本定型。此前缺乏正规教育的遗憾———也就是自由阅读、野蛮生长，反而使得我们虽也接受时代的洗礼，但不会被规训成一张熨帖的纸片，总是在一些凹凸或皱褶处，存留若干自己的风格。这个特点，处在上升管道时不太明显(因需要瞻前顾后)；一旦退出一线，可以相对放松(还说不上随心所欲)，那时才发现我们身体、学问及精神上的粗粝与自然(得失均在此)。
多年后看，77、78级大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有理想，守底线，能吃苦，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转型中，发挥过很大作用，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作为人类历史上这么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剧，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有幸成为亲历者或见证人。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我们认真表演过，也收获了不少掌声。但如今的舞台，明显属于年轻一辈。这个时候，除了鞠躬退场，若能为自己、也为历史留下一份证词，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不是每代人都有这种幸运，与大的历史潮流同行，以至个人的得失与荣辱，竟然与整个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你我1978年2月或9月入学，而同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激烈且持续的讨论；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无论朝野，谈论中国的改革开放，都从这个地方说起。
我们三生有幸，踩上了时代的鼓点，因此，同学四年的记忆，既属于你我的私人生活，也必定沾染上时代风云。人物并非都是高大上，故事也不一定结局美满，但九曲十八弯，我们都亲历过，至今还能说出每次起伏的时间、转弯的角度，以及关键时刻的水温与风向。
讲故事，太远太近，或太大太小，都有局限性。四十年的时间跨度，特别适合于追忆。记得中国学界第一次认真纪念抗战烽火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1986年出版的《笳吹弦诵在春城》(西南联大校友会编)，那正好是西南联大结束四十周年。为什么选这个节点？因当年的大学生基本上都退休了，有时间、有心情、也有兴致重温当年的“峥嵘岁月”。今天也一样，比起此前讲述我们故事的《八二届毕业生》(拉家渡编，广州出版社，2003年)、《我的1977》(陈建功等，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永远的1977》(未名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难忘1977》(教育部考试中心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那三届》(王辉耀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4年)等，我相信我们能讲出更多“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若论大学生活之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以及充满传奇色彩，除了五四运动、抗战烽火，就该轮到我们了。比起戏剧性的考试与入学，我更愿意关注四年同窗所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以及结下的深厚情谊，或解不开的疙瘩。在我看来，那才是追忆的重点———只讲恢复高考，很容易成为千篇一律的“发迹变泰”。用各种文体(散文、随笔、诗歌、札记、日记、书信、照片、图画，乃至课程表、成绩单等)，记录下我们的校园生活，那可是大时代的投影，其中有我们的得意与委屈，还有众多开花或不开花的故事。正因风声雨声连着国事家事，当初激动不已的，如今可能一笑置之；当初不以为然的，如今或许刻骨铭心。大到时代风气，小到个人恩怨，中间还有校园氛围以及班级故事，同样值得你我追忆。
讲故事，彼此关系太亲或太疏，都不是最佳状态。你我同学四年，并非全都和睦相处；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那些不愉快的痕迹早就抹去，留下来的只有“同学情谊”。因特殊的历史机缘，我们赶上了同一趟车船，不要说曾经同窗，即便互不相识且远隔千山万水，一听说是77、78大学生，彼此之间有了某种亲切感，三五句话就能明白彼此的经历、趣味与立场。此时追忆往事，并非只说好话，这代人的弱点，躲不过后辈敏锐的眼光，也躲不过你我深夜的扪心自问。
再过半年，你我就要穿越时空，走进四十年前的考场了。真心希望我那67.5万兄弟姐妹们，哪怕有千分之一愿意，一起重温我们的考场、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走出校园后的酸甜苦辣，也都将拥有丰厚的收获。
文章思路早就有了，苦于找不到好角度。这个话题，明显带有排他性，很容易引起误解。因此，姿态太高太低不好，口气太硬太软也不行，说是兼及感性与理性，但那分寸实在不好把握。最后终于想清楚了———不就是抛砖引玉吗，没必要那么字斟句酌的。事由本来就很简单，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很想约认识不认识、得意不得意的77、78级兄弟姐妹们，说出你我的故事，留给当下以及后世的读者。
（原载南方都市报， 本号获许可推送。）
南方都市报约稿函：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77、78级大学生作为天之骄子，经历了命运的巨大转换，迎接了时代的空前挑战。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成长为社会的栋梁，开创了瑰丽的事业，也创造了丰富的人生。40年后，回首往事，当年的77、78级大学生一定有许多求学、工作、改天换地的故事想要讲述。
今天刊出陈平原教授的文章，可视为一纸稿约。我们将联合花城出版社向77、78级大学生发出邀约，请这些有着特殊思想经历、人生经历的人，写出他们的故事。
征文从即日开始，至2017年8月30日结束。期待当年的77、78级大学生踊跃撰稿。稿件字数以2000字- 5000字为宜。来稿请通过电子邮件，发至nanculture@126 .com，手写、打印稿件亦可寄到：510600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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